1935年5月24日清晨，南京城还在初夏的微风中沉睡，在宁静的鼓楼广场环形大道上，一个年轻人迎着朝霞一路狂奔一路大喊：“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他太兴奋、太高兴了，似乎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一个警察走过来，但看到他是因为有了儿子而特别兴奋，笑了笑向他祝贺，并且告诉他不要摔倒了，因为路途还很远呢。
这个年轻人名叫刘旋天，当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设计院的建筑工程师。他一生有一段很不平凡的、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祖籍是湖南省醴陵县(现在是醴陵市)，出生在醴陵县南乡美田桥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离醴陵县城有五十多里路。
醴陵县是湖南省紧靠江西省萍乡县(现在是萍乡市)的一个小城，历来是湘东的重要门户，向东出老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伍子胥难以通过的古昭关)就到了萍乡。自古以来以盛产瓷器闻名，是与江西景德镇并驾齐名的中国瓷都。境内良田连亘，青山翠绿；渌水蜿蜒流过，直达湘江，极尽运输与灌溉之利。所以是鱼米之乡，经济富裕；而且交通方便，文化发达；因此历来人们都一致称赞它是一个具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象的地方。
醴陵籍显赫的良臣名将在历代辈出不穷。在20世纪充满惊涛骇浪、险象丛生、危机跌宕、政局起伏的中国历史画卷中，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共产党中的李立三、左权、耿飚、宋时轮、刘文学；国民党中的程潜、何键、刘建绪、陈明仁、刘斐、邓文仪，李明灏等数十位将军级的人物，均出自醴陵。
刘旋天本是一个农村的孩子，生于1908年(即清光绪末年)阴历八月初五，家中若干代人都是贫苦农民，主要靠到深山中伐木并卖炭为生，在兄弟姐妹8人中他最小。他的母亲李氏夫人尽管一字不识，却十分明白家中若不出一个读书人，则子子孙孙都将一辈子在家伐木卖炭。因此，无论家中多么贫苦，她也要节衣缩食让宿已的丈夫刘若莱和大儿子刘彦读书通过科举求取功名。
刘若莱与刘彦这两个男人果然不凡。在清末期间醴陵县的一次童试中，父子俩人同时通过醴陵县的秀才初试，而大儿子刘彦(刘式南)更是出色，不但成为“廪生”，而且几篇锦绣文章竟然使得他在省城的童试第三试中获得第一名，因此他又被人传称为“醴陵县的院案首”。
但科举制度在清朝末年其实用性已普遍被质疑，并于1905年被废止了，因此刘彦就决定读新学，于是进入湖北文科普通学校。
在20世纪初，清王朝虽已处在风雨飘摇当中，但清朝并不乏有眼光要实行改革的人物，于是在李鸿章、张之洞等有识之士的坚持努力下，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国家派遣留学生。1907年，刘彦有幸取得了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研究外交学，那时他已经30岁了。在那里他接触到并接受了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并在宋教仁的劝说与引领下，加入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而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那时候醴陵县只有两个公费留学日本的人，一文一武，学文的是刘彦，而习武的则是后来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程潜。1911年，武昌起义前不久，遵循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对留日学生的教导：“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到日本才三年多的刘彦在东京就写成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这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共25万字。以鸦片战争为开篇，以我国外交失败为主线，旨在唤醒国魂，拯救中华。
直接导致清王朝覆灭的导火线是武昌起义所引发的辛亥革命。
可是武昌起义又是如何引发的呢？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1911年的保路运动。
晚清时，大兴铁路建设已成热潮，朝廷将其当成国策；民间看到了铁路建设的巨大利益，也热心投资铁路建设；国际资本更为之眼红，要插手中国铁路。于是，它就成为各方争夺的热点。当时，在清廷内部，以邮传部尚书、著名官商盛宣怀为首的一派，坚决主张铁路建设要国有化，即令借外债也不同意引进民间资本；而以南方各省的地方总督以及民间绅商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铁路建设应当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两派争论很激烈。
早在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就倡议不借外债，靠民间资本建设川汉铁路，一时应者如云。11月，朝廷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设立铁路公司，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1905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召集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的绅商会议，以675万美圆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此后，全国便掀起了铁路商营的热潮，从1904年到、1907年间，各省先后成立了18家铁路公司，各地大小绅商纷纷投资于铁路建设。1909年，张之洞要修筑湖广铁路，在盛宣怀的游说下，他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与德、英、法三国银行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450万英镑。消息一传出立即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英名一世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竟在此次风潮中“心焦难堪，呕血而死”，所以铁路国有化的纷争大大激发了民间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更加火上浇油的是，1911年5月盛宣怀上奏朝廷，要求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建设权收归国有，朝廷准奏，而且对民营资本拒绝给予合理的补偿，尤其对四川的民营资本最为苛刻。《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群起反抗。1911年5月14日，长沙万人群众集会，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也上街示威。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后来发展到成都罢市两个多月，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蒲殿俊和罗纶等人，枪杀数百名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了的四川民众于是就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清廷被迫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于是，武汉守备力量就被削弱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新军组成的革命军猛攻总督府，清廷湖广总督瑞潋吓得从地洞里逃到停泊在长江的“楚豫”号军舰上，并向朝廷发出密电称：“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当天晚上，革命军占领武昌，公推当时在武汉的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为都督。几天之内，武汉三镇全部光复。著名革命家黄兴随即从香港赶到武昌，就任起义军总司令，准备应付清军反攻，保卫革命成果。为欢迎黄兴的到来，黎元洪特意在武昌阅马场筑坛拜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序幕。
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清廷一方面于10月26日罢免了盛宣怀并释放被监禁的四川士绅，以平民愤，另一方面就准备对起义进行武装镇压。惹起祸端的盛宣怀被朝廷革去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他惶惶然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给他的最后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由于南方的新军大都倾向革命，于是清廷只得把镇压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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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欣赏和满足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本书，得到了一种难得的享受。
读后就是一个感觉：这确实是一本很值得一读和很有特色的书，很长时间没有读过这样好读和吸引人的、以抗日战争为主题、以南方正面战场为主线、并出色地将民国历史与人生经历互相交织进行写作、起点高气魄大的文学作品了，读后让人充满感慨、回忆与联想。
可以用几句话来形容此书：
历史画卷雄伟，史实交代清楚；
过程描绘可信，人物平易近情。
情节真实生动，结构一气呵成；
用词优美对仗，叙述流水行云。
长沙岳麓书院大门口那副脍炙人口的对联：“惟楚有才，於斯为盛”，是一句赞誉湖南才子的千古名言。在社会上，佼佼者常被誉为“人中翘楚”，可见这副对联确实反映了自古湖南多才俊这个不争的事实。
什么是才？或者说什么是才子？
应当指出，才子与名人并不是一个概念。才子可以是名人，但也可能不是名人；同样名人可以是才子，但也可能不是才子。
才子当然可以是指，但是也不完全是指那些在某一领域中具有特殊才能的天才人物，如出色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或技术专家；
才子当然可以是指，但是也不完全是指那些身怀经天纬地之才或能受命统帅千军万马的、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名臣与良将；
才子应当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乱以尚武平天下，盛则修文领人心。所以，无论是乱世或盛世，每一个时代有才能的人都有发挥其才干的机遇。
概括地说，才子更应当是指那些能够适应时代要求，将自己融入社会，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可观成绩，而且干什么成什么的能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她)们中的少数可能流光溢彩，但更多的是朴实无华。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专门培育人才，所以它所赞扬的、并致力于培养的才子应当具有五个基本特征：文化人(但可能从武)、时代性、融入社会、做出可观的成绩、干什么成什么。
此文通过讲述一个真实人物的亲身经历，如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历程。尤其可贵的是，他讲的不是大人物，不是赫赫有名的大英雄、或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或统帅千军的沙场将帅，而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位湖南才子的历史遭遇与人生历程。
文中的主人翁刘旋天先生在所叙述的年代里，是一位参加了国民党但一心投身于抗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这很常见(而且有很大一批这样的人)，因此不可能也不需要按照别的什么标准去要求他和描述他。通过阅读此文，读者最需要知道的就是他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真实思想、真实经历，以及他的命运、他的才干、他的工作业绩如何与那个真实时代相应，以及如何适应了那个时代发展的需要。其实他即令作为一名国民党员，其做人原则也很清楚：对于抗日，以国为先；对于内战，绝不沾边。由此表现出的政治立场当然也很明确。
刘旋天出身贫寒，又成长在强敌人侵和民族存亡之时，但家贫有孝子，国难出英才。少小潇湘客，男儿善长征。在那个时代，他秉承家训，为国家的兴亡，挺身而出、毫不畏缩，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全民抗日战争：
于学，他是一个品学兼优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
于军，他是一个不惧艰难敢挑重担的勇敢军人；
于教，他是一位言传身教治学有方的优秀教授；
于职，他是一名恪尽职守坚守岗位的忠实部属。
他不但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可观的成绩，而且是干什么成什么，从而就是一位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的湖南才子；说书中主人翁刘旋天先生是一位湖南才子，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是唯一一位蒙特许，逝世后能将自己部分骨灰安葬在岳麓书院内参天古树下的湖南学者，这正体现了我们湖南人民对一位才子的尊敬。
成功的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她)们都不可复制。
时代、环境、事件、人物、经历、感情、价值观都不可能重演，所以成功的人物不可复制。历史是重温，人物是回忆，经验是共享，教训是吸取。
本文毫无疑问是一部极好的长篇写实文学作品(它是写实而不是纪实，纪实文学通常是写群体或某一特定事件，但本文不是，然而本文中所提及的所有历史事件与人物都是真实的，不过具体场景当然不可能完全复原)，我们确实很少见到描述抗日战争中一位普通国民党知识分子真实经历的作品。本文这样做了，这就是文学深刻反映人生，文学真实反映时代，所以本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通过对主人翁刘旋天先生一段传奇历史的叙述，作者将一个人成功的四个因素：智商、情商、毅商和机遇，及其在一个人成功道路上的体现，人谋天意，描述得可谓淋漓尽致，让人读后无比信服。正如作者所说，在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一家人：
多少次危机四伏涉险鬼门关上过；
多少次山穷水尽身陷绝处庆逢生。
多少次朋友慷慨相助峰回路又转；
多少次审时度势再见柳暗与花明。
在阅读过程中，随着故事和进程的发展，读者的感情也因之起伏与共鸣。
作者的中国文学功底相当深厚，白描素写，娓娓而谈，引人人胜，文采飘逸；而且历史知识也极其丰富，烽火岁月，风云变化，信手拈来，全是故事，读后不愿释手。写史，架构宏伟；写人，栩栩如生；写情，亲切感人；写景，如诗如画。全文组织结构极为严密，一环扣一环，前后呼应，都有交代。现在已经很难读到如此讲究修辞与结构的严谨文学作品了。
阅读本书如入画廊，各种珍贵的、显示有关历史人物、事件及情景的故事与800多幅照片如行云流水展现在眼前，并且一一逝去，让人浮想联翩。那些记录历史的照片，让读者面对逝去岁月的斯人斯事，无限感慨；而那些描绘情景的照片，与文中所述的内容，寓意互为衬托，抒情交相辉映，配合得水乳交融，恰到好处，使本文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学底蕴。
题材新颖、内容充实、图片丰富，文采照人，这是文坛目前最喜爱的和最时尚的出版物。
所以阅读此文是对人物的欣赏、历史的重温、文学的品味、知识的学习，令了解那个时代的人感叹不已，仿佛又回到了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充满着硝烟和激情的时代。
作者在本文结尾说，就是要写出刘旋天夫妇的一段“融人历史的人生”，说得真是恰如其分。的确，书中的主人翁刘旋天先生不能算是一位融入历史的人物，但确有一段融人历史的精彩人生。本文涉及从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历史，这其中尤其是从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难忘和最凸显波涛汹涌的年代，这个时代中不但英雄与知名人士辈出，更不能忘记的是，在这段风云震荡的历史进程中，还有无数的中国人民为民族的兴亡谱写了自己的慷慨人生。现在，写“融入历史的人物”的各种传记作品已经很多了，其实那种作品好写，只要收集和归并一些资料，按编年史那样去写，然后作者就所讨论的主人翁的所作所为发表自己的一番议论就可以了，且无须考虑读者是否赞同；但成功地描写“融人历史的人生”的作品却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因为它不是议论作品，而是描写人物与历史的文学作品，本文就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一部。 能将中国现代史中一些宏伟的历史进程，与一个普通人一家的经历、行动和感情，紧密而精彩地糅合在一起，用一个家庭的几十年亲身经历见证了38年烽火中的民国历史；
能将众多的著名历史事件和一些显赫有名的军政人物，与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历史令人信服和恰到好处地联系在一起(文中提到并描述直接与刘旋天本人人生经历与活动有关的人物就有：蒋介石、陈立夫、周至柔、沈昌焕、何键、程潜、刘建绪、张治中、陈果夫、张道藩、何应钦、张发奎、李明灏、李觉、张群、陈纳德、阚唯雍、毛邦初、施中诚、张廷孟、程星龄、胡蝶、黎照寰、皮宗石、胡庶华、翦伯赞、张天翼等人，这都是那个时代名噪一时的人物；此外还有众多的与相应历史事件有关的其他重要人物)，而且能将主人翁与陈立夫、周至柔、沈昌焕等显赫的历史人物的个人交往写得十分生动。
这就真正写出了“融入历史的人生”，从而就是此文最闪光之处，也是我们从别的文学作品或历史作品中所看不到的，也许只有书中主人翁，即人称“潇湘刘氏家族”中的刘旋天先生有如此传奇的经历。正如作者所总结的，主人翁的这段人生确是：
仰不愧于天，俯不羞于人；坦荡如流水，平凡若芳草。
本书虽然已经具备很强的文学性，但它毕竟不是小说，它是一部事关人物与历史两方面的写实文学作品，全文时间跨越民国历史38年，文中涉及了大量的真实历史事件与真实人物及时代与文化背景，因此要读懂本书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与修养。
本书尤其适宜于那些对民国历史和抗日战争南方正面战场知之不多但又想了解的读者。结合主人翁刘旋天先生的经历，本书从1911年开篇，首先讲述了国民党创建民国的艰难过程，然后主要是从九一八事变讲起，对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大火、湘西逃难、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桂黔撤退、湘西会战、反攻缅甸、空军建设、日本投降、芷江受降、南京受降等著名的抗战中的军事活动或过程，都有十分精彩的阐述与分析；而且对民国历史中的八位总统(包括临时大总统与代总统)、五名军阀、两任主席和一个最大的汉奸都有交代，读者能从本书中了解很多知识。
本书对抗战胜利后主人翁对时局认识的变化，和国民党对他的积极争取以及他毅然摆脱国民党的前前后后，同时对蒋介石兵败和白崇禧全师覆没的过程，也都有非常细致的和实事求是的从而也是令人信服的表述，这样也就完成了自1912年到1949年民国历史的叙述以及主人翁在1931—1949年这18年烽火岁月中的民国生涯的精彩描述。
说它是写实文学作品，一方面是指：描述的是20世纪的并非很遥远的人和事，文中出现的历史背景与人物都是真实的，而且是真名，没有任何陪衬的虚拟人物，但具体情节描写带有精彩的文学性；另一方面则是指，它在写作上也不同于传记，传记(即令某些被称为传记文学的作品)通常只有一条人物主线，历史只作为背景衬托主人翁的行为。但本文却有历史与人物两条主线，作者十分精彩地将两条主线结合在一起，根据历史主线的进程与发展，人物主线活动的展开完全与它相匹配，而且前后呼应都有交代，令人信服地以一个家庭的经历来见证和表述了民国的历史，充分展现了一位文学写作高手高超的创作驾御能力。人们常说，历史总是记住了真实，却遗忘了曾经在人们心灵中有过的感情与生活中的浪漫，而文学则专注于感情与浪漫而忘记了真实，本文十分融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它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历史和故事，看见了很多看不见的人物与感情。正是：历史繁荣文学，文学弘扬历史。
总之，全书内涵丰富，气魄宏伟；词章华丽，结构严密；情节感人，充满传奇；脉络清晰，表述精彩，读后令人喟然叹止，是一本品位很高的书，但我相信它必然也会成为一本受读者普遍赞誉并广泛议论的畅销书。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本文作者就是书中主人翁刘旋天夫妇的几位儿女。他(她)们都已到古稀之年，而且都不是从事文学的，也没有人研究过中国近代史，但为了写这部与父母有关的历史文学著作，自己动笔，用将近三年的时间，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历史件件落实，文章字字推敲，数次会面合议，前后数十次易其稿，最后终于写出如此高品位和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文学作品，我甚为惊叹。在今天很多人甚为轻视或不理解前人的社会氛围中，能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计划、这样的合作、这样的行动，为已经去世的父母亲写出如此优美的文学传记，真是难能可贵，令人可敬可羡。这无疑是孝心和责任心的推动，但同时也体现了刘家这一代事业成功者的修养、道德、心胸与气魄。所以本书是家训、是孝心、是责任、是胆略、是感情、是知识、是文采、是严肃、是认真、是合作的共同产物，因此也是一般专业作家所难以写出来的。潇湘刘氏家族，确是礼学传家，都受过相当的国学教育与熏陶。当然，也只有在今天这样宽松、和谐、实事求是的社会气氛中，我们才可能读到这样的好书。
著名的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是说，即令历史是客观的，但只有当代人能公平、公允地对待历史，才能对历史(例如民国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各类参与者给予公正和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
我不想多说，读者读完本书以后必然就会有同样的感受了。
许倪
2009年8月20日
本书讲述了一个真实人物刘旋天(1931年9月在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抗日的学生领袖，抗战中先后在陆军、空军任校将级军官)及其家庭几十年的烽火生涯，文中描述直接与刘旋天经历有关的人物就有：蒋介石、陈立夫、周至柔、沈昌焕、何键、程潜、刘建绪、何应钦、胡蝶等近三十人，而且将他与数位显赫的民国人物的个人交往写得十分生动。本书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篇，重点结合刘旋天的亲身经历，对九一八事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大火、湘西逃难、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桂黔撤退、湘西会战、反攻缅甸、空军建设、日本投降、芷江受降、南京受降等抗战中的重大军事战役和历史事件以及国民党从大陆的败退，前后38年都有十分精彩的阐述与分析：对民国历史中的八位总统、五大北洋军阀、两任主席和一个最大的汉奸，都有交代。文中提及的所有历史事件与人物都是真实的，是一部十分罕见的以图(600多幅)佐文和以文释图的写实文学作品。
这是一部极好的长篇写实文学作品。它描述了抗日战争中一位普通国民党知识分子的真实经历，如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历程。全书内涵丰富，气魄宏伟；词章华丽，结构严密；情节感人，充满传奇；脉络清晰，表述精彩，读后令人喟然叹止，是一本品位很高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