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普通人无法想像的绝望，一份平常人无法企及的乐观,无论怎样的绝境，都无法湮灭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全世界最乐观的盲人+著名残疾译者张乐平联手告诉你，谁才是最坚强的人！

赖安，温哥华凯璞谰诺学院的老师，他在二十几岁时不幸逐渐失明。在这本滑稽有趣、毫不煽情却感动人心的回忆录中，他告诉我们失明是怎样的一种经历。赖安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成长，早在1987年就显示出视力衰弱的倾向。他失明的小小年纪正与他的成长重合。比如第一次驾驶经历、第一次与女孩约会等重要事件在同龄人身上发生再正常不过，但对于赖安却是不可能的事。随着他步入成年，失明的程度更进一步加深了，然而他的故事却转向另人振奋的一面，读起来好似一部旅行记录片——你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的下一个旅程，不管是上温哥华的大学、在韩国教书还是步入婚姻的殿堂。智慧可以是武器，但也可作为拐杖；早在失明之前天赋的智慧就一直引导着赖安。令读者感到幸运的是，赖安还被赋予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关照心和清晰的视角，从不顾影自怜。他的书是一份让读者迈开脚步去旅行而没有读者会拒绝的邀请，邀请读者从另一种角度审视生活。

这是一部回忆录，书中陈述的人物、地点、事件以及病症都是真实的。

赖安·克奈通在18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色素性视网膜炎，这种疾病会使患者的视网膜上出现小孔，随着孔不断变大，患者的视域不断缩减，最终成为盲人。

赖安此后的人生一直受到这种疾病的折磨，同时也闹出不少笑话，比如把车开到石头堆里；对着空凳子高谈阔论，跟电线搭讪；盲棍因被误认为凶器而被警察没收……他用自己独特的黑色幽默，把曾经经历的事情娓娓道来，许多在别人眼中难以置信的事情，在他的眼中却是理所当然，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不见！

看不见的世界，也能很精彩。

Prelude 序言

Chapter 1 沉重的诊断

Chapter 2 石头王

Chapter 3 走进朋克

Chapter 4 盲杖的重量

Chapter 5 旅行乐无穷

Chapter 6 这是这里，那是那里

Chapter 7 突如其来的艳遇

Chapter 8 假如我是老师

Chapter 9 缺失

Chapter 10 野性戏谑

Chapter 11 从听开始

Chapter 12 宜家主义

Chapter 13 消失的脸庞

Afterword 每个人都要幸福

Chapter 1 沉重的诊断

1987年，我14岁，找到了第一份全日制的暑期工作，那是一份很棒的工作。我的朋友们不是在郊区忍受粗重累人的工作，就是在连锁超市里挨骂。比如杰森，他每星期在加油站上5个夜班，主要的工作是帮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巨型卡车司机加油，其次是被一些患有妄想症的顾客们抱怨眼神太猥琐，或是被投诉在擦挡风玻璃时很不情愿。我的另一些朋友在军事化的快餐店的柜台前线作战。这些品牌连锁店的进驻，让兰利地皮上的植物可以媲美上了年纪的男人的头皮了。大型停车场以及沿着公路的商业区的建造，使土地变得坑坑洼洼的，它们逐渐取代了破败的老旧牧场及翠绿的小红梅沼泽，成为兰利最常见的景象。

那年我14岁，突然走出学校，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每家连锁店都代表了一份工作，一个可以在周末夜里找朋友吃吃喝喝、打发时间的好地方。

那年的暑期，我找到一份新工作，职位很适当，工作很奇特、很实在，是一种神秘的、有前途的、责任重大的职业——一名少年货物收发员。

那时我一小时的报酬是6.5元，比朋友们都高出2元，但我似乎还嫌赚得不够。后来在《兰利时报》的求职广告中，我看到了一份仓库里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操作叉车，在仓库里搬运货物。这是份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结果幸运女神却向我绽开了笑容，而且是露齿大笑。

我父亲大部分的工作时间也在开车，他在温哥华的市区和郊区，到处替要装庭院护围的人家估价。那个夏天，我和父亲在工作上发现了彼此之间新的联系。我们从此不仅仅是父子，更是两个竭尽全力去谋生的哥们儿。谁都知道他是那种开车时会把一条胳膊挂在车窗外的驾驶员，我决定也要模仿他的做法。

那个夏天的所有周末，我通过开义车挣大把火把的钱，然后转身义把它们全都砸进了公共露天游乐场。

我的雇主是大西部水池及热水澡桶制造公司，那是制造和安装在户外使用的水池及室内浴缸的企业。从缝制聚乙烯基的水池内衬，到设计超强劲按摩效果的浴缸等，样样都做。在运输部门的墙上，你能看到一句用蓝色墨水写着的话：我们为您的舒适生活而工作。除了我，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这句话，如果水和泡泡能当做配件来卖的话，大西部公司一定会照做。

大西部公司的老板用的是一辆廉价小货车，车上挂了一张金属的执照，执照上写着“sRvIvR”这6个字母，意思是说他是个“适者生存”主义者，有搞自助企业的精神。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情景却是：他一个人驾着这辆车，成功地穿越核爆炸现场。

直到去了那里上班，我才知道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是新来的，所以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并没有开叉车，而是骑在叉车上。准确地讲，是派特开着叉车，我“挂”在车上。派特常常把我推高到接近仓库的天花板，我在高处扫描过数百箱整齐排放的货物箱子，意欲寻找标有正确发货号码的箱子。当我找到时，就会连拖带推地把90公斤重的薄纸板箱弄上叉车。我边干嘴里会边嘟囔咒骂，有时甚至是哀求，就好像那些内衬会自己生脚跑来跑去似的。这一切都发生在离地面5.5米的高空中，工作时，我就像是马戏团里的演员，表演的是“一个男人被迫一边走钢丝一边跟一个胖女人摔跤”的节目。可是比起这些工作，派特更让我觉得心烦，尤其是看到他急刹住车，并在我匆忙拉住又车保命的时候，大声嘲笑我的样子。

严厉地责骂他是没有用的。即使我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各类话语，但这些话语从我那进入青春期的公鸭嗓传出后，用来骂人实在收效甚微。

“派——特！”我哀叫道，“派——特！该死的，别再闹了！我要掉下去了！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我要——我又要告诉格雷格了。”

“派——特！”他学着我的腔调说，“别再闹了，派——特，我要掉下去了。”  我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在工作场所，你必须和大伙儿打成一片，否则就会被排挤，并会被捉弄得很惨。

这又让我记起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吃了一匙蚕豆和一根法兰克福香肠后，详细地叙述了他和同事是怎样利用夜班时间，在院子里玩打仗的。为了寻找刺激，他们撬掉了气钉枪上的安全开关，然后，每个人都躲在油桶或大容量电缆的后面，射来射去。后来，他们玩得有点腻了，就又拿出自己的午餐互相射击。第二天，早班的人来时，发现餐厅地上沾满了香肠和花生三明治。那时我就知道，仓库工作充满了很要命的恶作剧。现在我在叉车上工作，我的人生无疑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这是一个建立起成熟男人的尊严的机会。

“嘿，我有个好主意。”派特继续说，但我直觉那一定是个坏主意，“我现在就放你下来，这样你就可以把你那感人的故事告诉格雷格了。”他挂上倒挡，踩下踏板，车子突然动起来，然后他拉起刹车，接着又朝后猛倒了一阵才刹住。整个过程中，叉车就像是一匹因受惊而用后腿直立起来的马，不停地剧烈晃动。这股晃动的力量把我甩了出去，我的整个身体像苔藓似的黏在了沾着油污的车钢板上。

叉车最终停了下来，派特坐在车内嘲笑我，他的上身穿了一件无袖的史莱克·艾丽斯T恤，下身则是一条深紫色的尼龙宽松运动短裤，理着一头杂乱的长发。每当他想躲在各种各样的跳水板后面抽烟时，就叫我去打扫零件通道。

现在我回头想想，觉得派特当时的这种恶作剧很有帮助，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教会了我去适应这种新的公司文化。后来，有两次我想把他嘲弄我的事说出去，可我最后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耶种场合下没有什么规范，也没有人能一直占上风，更没有人愿意服从他人。你要么是坐在叉车顶上，要么就是坐在驾驶座上，这就构成了“受人欺负、欺负别人”的生活节奏。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咬牙忍耐，我的下巴常在派特惹人厌的笑声中，贴在5.5米高冰冷又油腻的钢铁上。我得忍，如果我的脑袋真的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就不能向格雷格打小报告了。

那次事件发生的一星期后，派特开的叉车，撞上了写有“SRVIVR”的汽车。他被停止了所有的开叉车工作，改为坐在叉车顶上了。这对我有利，车总得有人去开，我就是下一个候选者，我想公司必然会选我去开车。

我喜欢我的上司格雷格，他是个快奔30的人了，在“大西部”工作了五六年。这名农家小伙子，有一种近乎严苛的职业道德。也不知为什么，他使我们确信，有了职业道德才有可能会有公平与合理。他的观点是：工作就是你干的时候不抱怨、不叹气、不在小便时浪费时间。如果我抱怨仓库里热，他会说：“很抱歉，你愿意在明天天气更加适宜的时候来工作吗？”

格雷格对任何人似乎都不拐弯抹角，他在仓库里的每个言行举止都会使你想起你该干什么了。货物还没到的时候你可以扫扫地，整理一下东西，这是你另一项应尽的义务。要是你想着法子要逃避应尽的义务，那么你就难以得到尊重。格雷格白天在“大西部”干着繁重的工作，晚上和周末要照顾他父亲，还要训练自己家的两匹赛马。工作体现了他的本质——勤劳。是的，为此，我不得不敬重他。

格雷格的幽默感就像派特一样，都是很肉体的，但不像派特那么惹人厌。他喜欢看蒙特·彼松表演的戏剧，装货时，经常会突然间从嘴里发出奇怪的马叫声，接着在仓库和卡车之间快速地搬运箱子。这种“演出”虽说会让人觉得尴尬，让人觉得他傻乎乎的，但同时也会使人的心境处于轻松的状态。也许他的幽默是农家小伙子特有的，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因此，他心目中的娱乐，也一定是身体的玩耍，让大家都到户外去，消耗一定量的体力，还必须与干活统一起来考虑。他在一声奇怪的马叫和一次快速的搬运中，已经把箱子装进了拖车，那一叫一搬似乎给他和我们同时带来了快乐。  格雷格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我知道他开始仔细地观察我了。有一天，他不再叫我克奈通了，而是改成了“布勃莱通”，也就是在那一天，派特的叉车钥匙放到了我的手里。格雷格是勉强让我开的。

“哦，牛仔，我不知道让你开车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格雷格轻轻地摸着胡子说道。

我和派特、格雷格坐在午餐室肮脏的桌子旁，在我的身后有一本日历，日历上有胸部丰满的“6月小姐”的几张照片。气候已经愉快地进入了7月，派特懒散地靠在椅子上，把邋遢的脚搁在了餐桌上，他两腿交叉，眼睛直盯着那本日历，嘴角边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他的表情明摆着是说：你好像不一定能得到那开叉车的美差了，也许我能继续开，然后像以前一样嘲弄你一番。显然任何一个选择都令他满意。

“唉，格雷格，你说我很快就能开叉车的，而你现在正需要一个驾驶员。”我说。

“我——我不知道你是否是个喜欢投机取巧的人。布勃莱通，你必须承认你把许多材料都搞错了。”

派特的嘴角绽开了，他发出了一阵狂笑：“布——勃莱通。”

格雷格敲敲派特的腿，叫他别搁在桌子上。

“你是头猪，你知道吧，一头猪。”我冲着派特吼道。

“比布勃莱通要好。”派特嘲笑道，“我要在布——勃莱通面前变成一头猪。”

据估计，派特20岁，但是他的部分表现还停留在生长发育的年代，在发“布”这个音的时候，嘴还震颤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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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兰利。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全家人每星期天都会驾车去兰利的乡下，那里是与美国接壤的地方。我的祖父母在那里办了一座休闲农庄，叔叔和他的女朋友常会去那里帮忙，连我的曾祖父母也会坐在他们完美的“巴黎女人号”手推车上，兴致勃勃地赶到那里过星期天。

在那里，正餐通常是清一色的英国菜：约克郡布丁、土豆泥、卤牛肉……每一口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农场里还有小孩子梦寐以求的铅弹枪、奶牛屎、电栅栏、马和一辆接近报废的丰田小货车。每当大人们驾驶机械装备在高高的草丛中开垦的时候，我们都会爬上车顶，或者站在后挡板的后面……所有的一切都能变成我们的玩具。我们尽情地在那块偏僻的土地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疯狂地玩耍，常常玩到忘了回家。

那时候，叔叔布雷德在我的心目中多少还算个英雄，他身高接近2米，留着长发，蓄着20世纪80年代摇滚歌手的胡子，开着一辆加大马力的橙色新款雪佛兰。在他的床底下还贮存着几捆绑得像木柴一样的色情杂志。这些都让当时的我羡慕不已。我没注意到他直到30多岁还无所事事，只知道他给了只有1 2岁的我一把不插电的吉他。叔叔还在一个乐队里当贝司手，那个乐队叫什么来着，让我想想，对了，叫“饮酒作乐”。叔叔是一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的叛逆表现也是我当时最为羡慕的，他并没有屈服于金钱和利益的诱惑，像其他人一样循规蹈矩地生活。

我是如此羡慕叔叔，所以当他那天晚上取笑我怪异的面部表情时，让我格外难受。我那时正处在青春期这一严峻的门槛上，作为一个小男孩，我渴望能更引人注目，渴望在布雷德的眼里成为一个酷男孩。我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的是什么，也许是“饮酒作乐”那样的名气吧。

那一天，全家人围着桌子开始吃饭，当叔叔回过头来，朝我扮着鬼脸，一边用大力水手般的怪腔怪调嘲笑我时，我正在吃一种苦味十足的菜。当你心目中的英雄仍把你当成一个5岁的孩子来取笑，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啊！”他的声音中带着十足的海盗腔，而且很可能已经醉了，“你那是什么表情？讽刺我吗？别摆出那种表情，不然我就用这只手上的弯钩帮你纠正。”

他的左手从长长的袖子里伸出来，露出了一根叉子，尖端还插着一片薄薄的火腿正随着他的手势飞舞。我不由觉得：那片火腿就是他威胁要从我脸上叉下来的肉。这个想法让我恶心至极。我不明白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只好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搞什么鬼。

“看看他的脸，”布雷德继续说，“赖安是不是患了斜视？看看他的左眼，看到了吗，他是斗鸡眼。”

突然，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朝我看了过来，紧盯着我的双眼，对我进行仔细观察。母亲是第一个同意布雷德说法的人，同时嘴里发出了一声声的叹息。其他人则认为可能是菜太苦，以至于让我的神态走了样；还有些人说我只是左眼稍微靠右了一点。

我找个理由离开了餐桌，跑进了卫生间。布雷德叔叔说得没错，我的左眼从镜子里看是有点斜视，左边的上眼皮比右边的低，看上去松弛、呆滞、有点歪，还有点唾眼惺忪。我试着伸手硬把它扒开，使脸回到对称的状态，但是，一松开手后，左眼皮仍旧垂了下来。

母亲追了过来，劝说我去看医生，我解释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看东西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斜视，可母亲还是觉得看一下比较放心。我母亲的娘家人中有弱视的遗传，我当时已经戴上了可乐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片，大不了将来升级成双筒望远镜，仅此而已。

我们又回到了餐桌边，继续过我们的周日。吃饭时还像往常一样不断地发出喧闹声，但是我的内心始终有点躁动不安。叔叔朝我眨了眨眼睛，表示为刚才的玩笑道歉。接着我的小弟弟罗里也向我眨了眨眼睛，意思是说：赖安，没事儿，如果你真的患了斜视，我也能接受。我们家的玩笑话和挖苦话只有两层含义：要么表示喜爱，要么表示担心。

过完了那个周日，母亲就带我去看了医生。尽管接受了治疗，但斜视并没有好转，不过医生也没有发觉任何进一步变坏的迹象。他说，别担心，也许只是肌肉痉挛的现象，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以后为了使两边脸对称，我就经常半张着双眼。采用了这样的伪装后，似乎没有人再提起斜视的事，最多只是觉得我老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可是，斜视的事实依然没有改变。

每个人都要幸福

17岁时，我在一堂游泳课上不幸颈骨骨折，中枢神经损伤，造成了四肢瘫痪的严重残疾，经鉴定为一级伤残，被归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打那以后我就渐渐产生了一个坚信至今的观点，那就是：我一定要幸福。

于是，我把笔绑在手上重新学起了写字。

于是，我学起了外语。

于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得到了翻译本书的机会。

直到翻译的时候，我才得知，作者从小患有眼疾，他也是曾经被命运判定了要一辈子悲观地混日子的人。

他曾拒绝承认自己的眼疾，想要逃离现实，想要自欺欺人。

他也曾把一切都归咎于命运。

记得他在书中曾提到，如果一切都是命运注定的，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一样，注定了要弑父娶母，注定了要自残双眼；而他自己也注定了要失明，注定了要因此犯下许多过失，那就能比较轻松地看待任何事情，不会为某些事情感到懊悔，这能使原有的悲痛大为减轻。

可是，他最终还是坚强的。他承认了眼疾的事实，在生活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且，还在亲弟弟死后，重新认识到了生命与幸福的可贵。

从绝望中站起来的痛，与被厄运笼罩的沉重，我可能比任何人的感觉都深些，都真切些。所以，翻译着本书的时候，常常会有书中的故事“与自己的人生重叠了”的错觉；而看着本书的出版，又好像是看着自己的自传要出版般感慨万千。

很巧，就像作者有一位漂亮的妻子一样，我也有位与我生命同等重要的贤内助。

我的爱人吴恩娇是位双下肢都有残疾的儿麻患者，虽然她也是二级重残，但是平日里我的生活起居全由她来照料，也就是说，我们家是由一个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人，在护理着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我知道她最需要的是睡觉，最喜欢的是微笑，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身体支撑不了，最希望的是我能够在不屈不挠的抗争中与她一起慢慢变老。记得那是在2007年1月的一天夜里，她像往常一样给我洗脚。当她端着脚盆向我走来的时候，两根拐杖一打滑，人摔倒了，额头重重地磕在了轮椅车那金属踏脚板的角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流到了脸上，流到了身上。她想用微笑来消除我的不安，而止不住的泪水还是暴露了我心中的痛。10年来，类似的事是经常发生的，10年来，正是由于她无怨无悔的付出，才使得我不仅活了下来，还能为社会做点事。为您翻译本书。

最后，我想说，不论您是谁，您的年龄多大，您正处于怎样的生活状况，当您心情低落，或感觉到挫折的时候，请看看本书，然后深吸一口气，再勇敢地前进吧。不论是怎样的绝境，下一站，一定是幸福！

我想，作者也一定会同意这个观点。

张可平

2008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