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神话思维、原型意象、神秘数字和宗教礼仪等方面探讨了《庄子》及道家思想的深广文化渊源，对卮言、天钧、鲲鹏、浑沌、轮回、齐物等疑难问题提供了跨文化阐释的思路及相关背景资料，使道家典籍中蕴藏着的智慧与洞见在更开阔的古今对话与中外参照中获得新的开掘和理解。

序(1)

自序 “我读庄子”与“庄子读我”(1)

导论 庄子与神话：20世纪庄学研究新视点(1)

一、“神话”概念的引入(2)

二、寓言：神话哲理化(3)

三、神秘思想与“古道教”(8)

四、发掘隐藏的神话(13)

五、《庄子》与神话思维(22)

第一章 道之回归(34)

一、庄子的诗性智慧(35)

二、“道术”之裂与回归(37)

三、《庄子》“归真”情结(39)

四、解庄法门：大、远、返(45)

第二章 卮言与天钧——《庄子》的回旋结构(53)

一、卮言的“诗性智慧”(54)

二、天钧与天倪的取象原型(62)

三、《庄子》的回旋结构(75)

四、庄周释名(83)

第三章 鲲鹏与浑沌(94)

一、“神话结构”与内篇的整体性(95)

二、鲲鹏辩证法(103)

三、千面浑沌(118)

四、中央的生物学意义和宇宙论意义(158)

第四章 壹与葫芦(167)

一、原型研究：从神话到概念(168)

二、儒、道话语中的“一”与“壹”(171)

三、《庄子》中的“一” (176)

四、“一”与创世葫芦(184)

五、瓜瓠与祭仪(192)

六、“壹其性”与壶中世界(202)

七、“一分为二”的原型(214)

第五章 返胎与复朴(227)

一、壶子示相的逆行特性(228)

二、返胎的四步程序(235)

三、道家的胎恋及胎息(245)

四、“婴儿未孩”与“机发于踵” (253)

五、列子复朴(266)

六、朴的原型：大瓠、大树(269)

第六章 道之数(277)

一、《庄子》与神秘数字(278)

二、内篇“七”与“七窍”、“七圣” (282)

三、“十九年” (293)

四、寓言十九重言十七(302)

五、“三十六”与“七十二”的由来(311)

第七章 四段循环式(324)

一、四段循环论：斯宾格勒、弗莱、邵雍(325)

二、《庄子》中的四段式(341)

三、《周易》的四段式：元亨利贞(406)

第八章 庄子轮回观(416)

一、印度轮回观(417)

二、庄子与中国本土的轮回思想(上) (422)

三、庄子与中国本土的轮回思想(下)(430)

四、文化涵化与中印轮回观的互阐(441)

第九章 解之双解——《养生主》的生命礼仪(448)

一、“殆”的物化观(449)

二、“知无涯”与“不知死” (453)

三、“解牛”的仪式观(460)

四、“出生入死”的隐喻之根(470)

五、从“悬解”到“尸解”(475)

第十章 道的创世记(487)

一、“道”的创世记(490)

二、稀韦氏契天地(495)

三、伏戏氏袭气母(501)

四、伏戏氏与日月星(513)

五、七神：宇宙七方的象征(519)

第十一章 人神之间——神话置换为仙话的轨迹(528)

一、《庄子》与神仙思想(529)

二、入神分际：“绝地天通”与失乐园(536)

三、蚕与龙：变化哲学的形而下视角(544)

四、嫦娥奔月：变化哲学的形而下视角(续)(553)

五、“守精”与“同帝” (559)

第十二章 庄子生态观(571)

一、“天之苍苍”与太空视点(572)

二、“至德之世”的人类学参照(579)

三、“小国寡民”的生态蕴含(589)

四、“德”与“无为”的环境伦理观(595)

五、齐物：消解人类中心观(602)

六、生态智慧的原始寻根(610)

附录 海内外学者有关叶舒宪学术研究的(续编)评论文摘(618)

后记(631)

这样，我们在老子与庄子的著作中既看到思想上的一脉相承之关系，又可看到二者在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明显差异。简单地说，老子只尝试用对立统一的概念范畴去表达永恒回归主题，从内容上看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形式上看就未必周全、圆足。这种以非循环往复的语言形式传达循环往复的“道”之思想的重大欠缺，正为庄子施展他的创造性语言能力与叙述技巧，在寓言、重言和卮言的复杂变幻中兑现循环回归式的表达形式，留下了充分的用武之地。从而将在老子那里初露端倪的诗哲合一的思维风范一下子拓展到更高级的全新境界，使《庄子》这部书成为文化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章极品，对历代思想家和诗人墨客都同样具有未可替代的启示作用。

具体而言，当《庄子》一书中用正面议论的方式表达“反”(返)、“复”、“归”的中心命题时，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是《道德经》中同类思想和语言的再现与发挥；或者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是老子和庄子分别对神话时代的回归主题之重新阐发。

《庄子》中“反”字共出现88次，其中用于归返之义的占了大多数。在用作“返”的50多例中，作为术语表达回归命题的又占半数以上，或可视为《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一说的发扬光大。如《大宗师》中的“反复终始，不知端倪”和“反其真”；《在宥》中的“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天地》中的“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是谓玄德，同乎大顺”；《缮性》中的“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秋水》中的“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同篇中的“始于玄冥，反于大通”；《至乐》中的“人又反入于机”；《田子方》中的“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知北游》中的“直且为人，将反于宗”；《庚桑楚》中的“以死为反也”；《徐无鬼》中的“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则阳》中的“穷则反，终则始”；《盗跖》中的“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天下》中的“百家往而不反”，“逐万物而不反”等等。这些话都明确提到返即回归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对“不反(返)”的忧虑。在老子那里只有“与物反矣”之说，庄子则发展出“反真”、“反德”、“反宗”、“反于大通”、“反其性情”等一系列说法，并显示出终始相续的循环意蕴，即通过“返”而达到“往”与“返”的统一，实现“周”的理想，以“游于无穷”。《秋水》篇“反要而语极”句成玄英疏云：“虽复混迹人间而心恒凝静，常居枢要而反本还源。”同篇“反于大通”句又疏云：“夫庄子之言，穷理性妙，能仰登曼苍之上，俯极黄泉之下，四方八极，夷然无碍。此智隐没，不可测量，始于玄极而其道杳冥，反于域中而大通于物也。”万物既然都遵循着变化回返、推衍不已的自然大法，人类个体的处世态度也就以能否“返本”或“返其真”为根本的判断尺度，期望由此实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对应。P40-41

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改革的大潮把一个崭新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文化事业也在迅猛发展。不少有识之士在思考、在探索、在总结、在提高。在学术研究上，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学派异彩纷呈，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还是因为人有思想。如果人们不善于总结经验，不善于完美自我，不善于改变环境，那么今天，可能人类仍在黑暗里爬行，仍然生活在刀耕火种之中。回顾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历代的先贤先哲都在用如椽之笔通过理论的探讨、学术的争鸣书写着中国的学术思想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诸子百家。他们著书立说、四处游说，开我国学术风气之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学术的发展。隋唐以降，科举制度的兴起，不但使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最后更走上了“八股”的歧途。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乾嘉学派，当时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他们崇尚考据，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在经学的研究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多数人却讥笑他们不识时务、钻故纸堆，其实这一考据学派的出现是在清统治者文化大棒的高压下形成的，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在中国近代史上，还出现了不少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颇有贡献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他们或立说以变法，或讲学求维新。这里要着重提到严复先生，他以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和《名学》而蜚声学林。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便将他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说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对四部书的翻译出版，严复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融会系统地介绍进来，拓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特别是《天演论》，它不仅论证了物竞天择、进化无已的客观规律，而且使人们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换言之，即一种世界观的改变，而世界观的改变是根本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演论》的出版，奏响了埋葬末代封建王朝的挽歌。

我社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了一套“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这套丛书的出版，实际上，也是受了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的启发。这套丛书收录了从1523年的《君主论》到1917年的《精神分析引论》，还包括《天体运行论》和《战争论》等，时间跨度近400年，内容涉及天文、物理、生物、生理、心理、政治、经济、法律与军事诸领域。这些书，既有过去被视为“异端邪说”的禁书，也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著作。文字既艰深，道理更玄奥，但出版以来，读者踊跃，好评如潮，可见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自有其“阳春白雪”式的需求。目前这套丛书已多次再版，台湾方面已购买了海外的繁体字本版权，而该丛书的第二套也在进行中。

我社还出版过一套《周国平文集》，作者周国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专业是研究尼采，但他用其哲学的思路、哲人的笔触，去进行文学的解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他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其观察之细微，失女之痛切，打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的心灵，真是爱女未必不丈夫。社会上所谓的“余秋雨现象”，其核心，也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涉猎了文学领域，而且出手不凡，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实际上，天底下本没有规定学者就不能成为文学家，只是长时期以来，多数学者或因时间紧而不为，或本人对文学不太感兴趣罢了。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始为学者，诚然；但学者不仅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纵横驰骋，也能在其他方面信马由缰。这一现象再次验证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再次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不少人向西方学管理、学科学、学技术。我们知道，当今社会是一个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不善于学习的人是不能成为人才的，一个不善于学习的民族更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党中央要求我们创建学习社会，其根本目的也就在于坚持科学发展观，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以便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我们在这时，出版这套“新世纪学人文萃”，其首要目的，就是为创建学习社会做点贡献，让学习空气更浓厚，让“活到老、学到老”的格言成为人们行动的规范，让学习成为每个人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今天，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国加入WTO之后的今天，我国的国力更加强大，国家也更加开放，各种学术研究也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我相信，学术成果的繁荣也是指日可待的。这些年，我们出版社在推广学术研究成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还不够。我们这次推出这套“新世纪学人文萃”的第二个目的，便是将部分学者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发表出来，贡献给社会，以期更多的学者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以人为本、乐于奉献，推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将学术之花从学者的书房中解放出来，使其在社会的大花园中结出硕果，从而造福于人类。

叶舒宪也算是我的同乡，他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职。他博闻强记，博学多才，思维敏锐，文笔犀利，特别是他的学术研究突破了学科界限，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崭新领域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重视，其涉及的新学科和新方法，对其他学者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感谢叶舒宪先生相信家乡的出版社，把其数百万字的研究成果，交到了我们手里，作为“新世纪学人文萃”的第一种书。我们钦佩叶先生的勇敢，而作为这套书的出版者，我们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我们决心以大无畏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来出好这一套丛书，为我国的学术发展略尽绵薄之力。不妥之处，还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周鹏飞

2005年4月5日

于西安逍遥斋

2004年春，陕西人民出版社拟推出一套“新世纪学人文萃”，收录本人的六部著作为首批人选之书。200多万言的修订、校对和配图工作，就这样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其间受到周鹏飞社长和朱玉、吴秉辉总编的高度重视和对学术研究的鼎力支持，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还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李玉皓、关宁女士和董全平先生的耐心细致的筹划与编审工作，美编徐秦生和易玉秦先生的精心设计，以及远在湘潭的湖南科技大学的吴广平教授百忙之中帮我校对，陕西师范大学的田大宪教授给予及时协助。是他们的辛勤努力使这套书能够以今天这样的面貌问世。还需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诸位领导对本人研究的重视与支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尝试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比较方法引入文学研究，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学术的单一视野的考据学方法，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1982)，海南大学(1993)和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从事过相关的学科建设，培育了一些学术创新的生长点以及后备的专业人才。也趁到四川大学(2000一)、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研究中心(2002一)、吉林师范大学(2003一)、西安外国语学院(2004一)、兰州大学(2005)等高校做兼职研究或特聘期间，对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方向如何结合“地方性知识”的特点加以拓展，做过多方面的合作探讨与努力。如今，将文化人类学视野融入本土“国学”的“三重证据法”，已经引起众多青年学者的关注，发表的相关讨论和评论文章也有了相当的积累。四川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比较文学博士点率先在国内辟出“文学人类学”的招生方向，而复旦大学等校也有“艺术人类学”的博士招生方向。当年凭个人兴趣而斗胆尝试的打破学科界限壁垒的研究尝试，经历了摸索和调试，如今在知识全球化语境下的人文学术拓展中可派上一些用场，这对于探索者来说，应该是值得欣慰的。

今年，教育部“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在一批重点院校新开辟了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历史人类学、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等综合性的学科方向，这是高等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顺应文化产业兴国的新世纪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即依靠发掘本土文化资源来转换成文化生产力，逐步替代耗费能源与自然资源的传统产业的方向性变革。这足以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我在2005年3月17日被聘为中山大学中国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使多年探索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方向，有了更加适合国情即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现实需求的发扬契机。可以预期的是，以古今对话、中西学术对话、文本与田野之间的互动为特色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将在未来的学科重组与知识创新的变革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这里新版收录的六种拙著，似可作为文学人类学研究探索过程中的系列案例，或三重证据法应用实践的具体体现。其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如果能给后来人提供一定的借鉴，给中国上古文化经典的现代理解提供一些思路，则作者之幸，亦读者之幸也。如果说这六种书在内容上还有失误或未尽人意之处，则请同行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我希望日后还有进一步逐一修订与补充的机会。是为后记。

作者

2005年3月26日

干北京太阳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