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正直、诚恳、热情的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并且，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数几位由评论家兼翻译家转入创作、并获得成功的人之一……而我们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解读作为优秀作家的茅盾的部分经典作品！

这是一套名家视角丛书。由2l世纪中国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名著。丛书以教育部最新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将经常入选中学课本，又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10位大师级作家作为介绍对象，其作品篇目的选择、书前导言及篇末的解读文章，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最新研究水平，并且贴近青少年读者的砍赏口味，好读、耐看、有吸引力，充分体现了权威性、当代性、青年性、知识性和新鲜活泼的编选风格。丛书既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也是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最佳选择。

在大地山河之间程光炜1

散文

南行通信(一) 2

云少爷与草帽9

樱花14

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19

秋的公园26

风景谈31

白杨礼赞39

兰州杂碎44

旧书铺52

大地山河58

忆冼星海63

小说

创造一70

林家铺子93

春蚕125

幻灭144

虹(节选)171

子夜(节选)188

秋的公园

上海的秋的公园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是都市式高速度恋爱的旧战场!

淡青色的天空。几抹白云，瓷砖似的发亮。洋梧桐雕叶了，草茵泛黄。夏季里恋爱速成科的都市摩登男女双双来此凭吊他们那恋爱的旧战场。秋光快老了，情人们的心田也染着这苍凉的秋光!他们仍然携手双双，然而已不过是凭吊旧战场罢了!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结实；然而也就是衰落!感情意识上颓废没落的都市摩登男女跳不出这甜酸苦辣的天罗地网。

常试欲找出上海的公园在恋爱课堂以外的意义或价值来。不幸是屡次失败。公园是卖门票的，而衣衫不整齐的人们且被拒绝“买”票。短衫朋友即使持有长期游园券，也被拒绝进去，因为照章不能冒用。所以除了外国妇孺(他们是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的)，中国人的游园长客便是摩登男女，公园是他们恋爱课堂之一(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户外恋爱课堂，他们还有许多户内恋爱课堂，例如电影院)，正像“大世界”之类的游戏场是上海另一班男女的恋爱课堂。

一般的上海小市民似乎并不感到新鲜空气，绿草，树荫，鸟啼……等等的自然界景物的需要。他们也有偶然去游公园的，这才是真正的“游园”；匆匆地到处兜一个圈子，动物园去看一下，呀。连老虎狮子都没有，扫兴!他们就匆匆地走了。每天午后可以看到的在草茵上款款散步，在树荫椅上绵绵絮语的长客，我敢说什九是恋爱中的俊侣，几乎没有例外。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结实，也就是衰落的前奏曲；过了秋，公园中将少见那些俊侣的游踪了，渐渐地渐渐地没有了。

然则明年春草再发的时候，夏绿再浓的时候呢?

自然摩登男女双双的倩影又将平添公园的热闹，可已经不是(而且在某一意义上几乎完全不是)去年的人儿了。去年的人儿或者已经情变，或者已经生了孩子，公园对于他们失了意义了。经过了情变的男或女自然仍得来，可已不是“旧”的继续而是“新”的开始；他们的心情又已不同。很美满而生了孩子的，也许仍得来来，可已不是去年那个味儿了。

只有一年之秋的公园是上海摩登男女值得徘徊依恋的地方。他们中间的恋情也许有的已在低落，也许有的已到浓极而将老，可是他们携手双双这时间，确是他们生活之波的惟一的激荡。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凭吊恋爱的旧战场!

这是都市式高速度恋爱必然的过程，为恋爱而恋爱者必然的过程；感伤主义诗人们的绝妙诗材!上海的摩登男女呀，祝福你们，珍重，珍重，珍重这刹那千金的秋光!感伤主义的诗人们呀!努力，努力，努力歌咏这感情之波动罢!

因为这样的诗材，将来就要没有；这样的风光不会久长!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P26-27

在山河大地之间

程光炜

茅盾(1896—1981)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因家境困难辍学，1916年进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茅盾最初是在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翻译上展露自己的才华的，1920年接编《小说月报》后，他发表了《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大量批评文字和翻译作品。1921年，他与郑振铎、周作人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提出了“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鲜明主张。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时代的动荡中，茅盾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曾在武汉、香港、桂林、新疆、延安和重庆等地留居，写下了诸多名噪一时的文学作品。茅盾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数几位由评论家兼翻译家转入创作、并获得成功的人之一。

茅盾是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的，他一出手，就显示了卓越的艺术才能和大家风范。五四时期，鲁迅创造了新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长篇小说领域一直没有成熟的作家出现，直到《蚀》三部曲和《虹》的问世，这种贫乏的局面才告结束。文学史家夏志清认为，茅盾的创作显示了“小说巨匠”的气象，标志着新文学长篇小说创作时代的到来(《中国现代小说史》)著名学者钱理群等人也指出，他的小说注重题材和主题的时代性和重大性，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反映出时代的全貌和作品史诗性的艺术品格(《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些评论，反映了人们对茅盾文学地位和艺术贡献的真实看法。从193l到1948的十七年问，他先后创作的长篇小说还有：《子夜》(1931)、《第一阶段的故事》(1939)、《腐蚀》(1941)、《霜叶红似二月花》(1942)和《锻炼》(1948)。其中，有的作品因为战争关系仅写了一部分，有的作品则全部写完。在长篇小说之外，作者还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例如，为人称道的《春蚕》、《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同时，写于不同时期的散文名篇《白杨礼赞》、《风景谈》、《兰州杂碎》等，也进入了几代读者的视野。一般认为，在茅盾的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早期的《蚀》、《虹》和后来的《子夜》。这些小说，以观察深刻、画面广阔、叙事结构宏大见长，它们以准确、生动和丰富的艺术手段，展现了中国社会二十至四十年代曲折而复杂的历史长卷。有人甚至认为，茅盾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二十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茅盾的小说，主要是围绕着上海、武汉和四川几个“中心”而展开的。他最成功的一批小说，可以说都与这几座城市和省份关系密切。例如，《蚀》三部曲里的《幻灭》、《动摇》和《追求》描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周边地区的各色生活，从各地聚集这里的革命青年是如何在时代风暴之中和之外选择人生的道路的，由于各自的“背景”不同，九江、上海便成为作品“侧写”的内容。《子夜》写的是，在三十年代上海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新兴民族资本家与西方势力、官僚资本家以及城乡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全方位地展现了“大上海”这一时期的社会景观，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情绪和生存状况。在我看来，如果要了解三十年代的上海，进而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某一重要方面的变化，《子夜》应该列入“必读书”之中。当然，怎样把握这部小说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义，还须更多接触本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情感、展开方式和文人生态等等，不能避开这些综合因素来简单臧否它的实际成就。比较起来，写于日本的长篇小说的《虹》更带一点“想象”的色彩，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其中还夹杂些法国自然主义小说的某些技巧和理体验。不过，“四川”和“上海”两地的特征仍然成为吸引读者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主人公梅行素(取五四时流行的“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之意)，原为成都一小康人家的女儿，父亲是一家店铺的老板，而她正在一所学校读书。虽然当时成都风气闭塞，但在五四思潮的冲击下，梅小姐依然呼吸到了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传来的自由空气，不再满足于那里死水一潭的生活。恰在这时，父亲因为贪婪柳姓表哥的钱财，强迫她与心仪的男友分手，虽然几经反抗，梅行素最后被迫屈从。然而，更令她不堪忍受的不仅仅是包办婚姻，而是丈夫玩世不恭与及时行乐的荒诞态度。梅行素离家出走后，一度在貌似“开明”的军阀牛师长家做家庭教师，为他的妻妾们授课，但日子一久，她终于发现，自己不过是这位“开明之士”的下一个目标而已。最后，像千万个新青年一样，梅小姐终于决定离开沉闷的四川，到远方的上海去寻找新的光明。在小说中，她穿过激浪汹涌的三峡奔赴上海的身姿和果敢的行动，成为当时无数个有为的四川青年在大时代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一个形象的缩影。如同茅盾其它几部重要小说一样，《虹》令人难忘的还有它对四川山川地貌、风俗人情和人生百态绘声绘色的描写。作家运用他线条清晰和生动的彩笔，描绘了成都铺满青石板的街肆、市民社会纷繁的生活，泸州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百姓的生动心态，这些，实际为有心的读者留下了一幅二十年代四川城乡的“清明上河图”。它的意义，似乎已不止是文学的审美性，也包括了特殊的文化价值。

在“都市性”、“革命性”和“文化性”之外，茅盾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对大革命时代青年女性的成功塑造。不妨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这么集中地描绘过时代女性的群像，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如茅盾这样挖掘出如此丰富的心理内容和状绘出千姿百态来。前面说过，茅盾的主要作品跨越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整个时期，但是它的“支点”，却是由“五四”、“大革命”、“抗战”等一系列重要事件组成的。他曾表示，他的文学创作感兴趣的是“时代”的“重大题材”，他的目的是为了替自己的历史留下“忠实的记录”。而在这些“大事件”中，青年女性又是最能反映时代变化、情感方式和精神矛盾的一个敏感的载体，所以，她们能够进入茅盾文学创作的中心视域，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例如，《幻灭》中的慧小姐和静小姐，即集中了大革命时期很多向往革命的青年女性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特征，热情、幻想、虚荣、脆弱、喜欢冒险、追求有刺激的行动，等等。“恋爱”是构成她们生活和事业的一个“主轴”，而“革命”在一定意义上则成了渲染其浪漫主义色彩的四周的氛围，姑且可称之为“时代气氛”罢。在作品中，静小姐原是来自湖南乡下一个旧式家庭的女学生，她在上海读书，是抱着朴素的动机的。但是，在感情上相当“成熟”的慧小姐的出现，却倾斜了她生活的天平，把她抛人“爱情游戏”的活剧当中。她先轻信抱素，失去了少女的贞洁，经受这一打击后，她放弃学业投身革命，到九江做了一名战地医院的护士，并结识了热情如火的新式军官强猛。到庐山上时，静已由一个天真的爱情幻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颓废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静走的正是慧曾经走过的那条路：从爱情的渴求到幻灭。而慧的“昨天”，变成了静的“今天”，一代青年女性按照历史的逻辑完成了她们人生的寻找和追求。这一“结果”，对我们了解大革命时代的生活，有特殊的参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茅盾对这些时代女性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甚至超出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如《幻灭》中的慧、静，《动摇》中的孙舞阳等，不少经典片断，不仅为五四前后的小说所少有，在此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也是难以做到如此的丰富、细腻和微妙的。可以说，茅盾大大提升了青年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价值，使她们成为最为难忘的艺术形象之一。

如前所述，文学批评和翻译在茅盾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篇幅所限，本书没有选人。但是，选了一定篇幅的散文。过去，凡提到茅盾为数不少的散文，一般人很容易想到《白杨礼赞》，然而，通过这些篇目我们发现，作家一些并不亚于前者，某种程度上甚至“质地’’更好的散文，一直被时间所“掩埋”，没有发出它们必要的光芒。例如《大地山河》、《兰州杂碎》，以及早期写于上海的诸多颇有灵性的作品等等。这些散文，让我们感到了另一个茅盾的存在：他在现实的、重大的题材以外，原来对大自然的细微景象也如此敏感；他的情怀原来竟这样奔放、开阔，甚至有一点“放纵”的意味了；他原来，也如此关注某些弱小的生命形态，并给予它们深入的关切和重视，即使是一些被视为“野蛮”、“落后”的东西也不例外；他还有一点“抽象”的感受，这在他的小说中是很少见到和难得的。总之，茅盾的散文变成了作家整个作品世界中的“另类”的文本。在筛选、掂量和淘汰的过程中，这些散文几次都令我“筛”不释手，数次舍弃又数次收回，坦率地说，它们甚至比我选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他的“名作”的作品，更能引起心灵上的激动和感应。确实，一个作家的“作品”是要经过几代编选者的筛选、辨别和认知，才逐渐露出真正的价值的——而有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转变，则无形中在降低地位，逐步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淡出”。其实，这不奇怪，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从源头算起，距我们毕竟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而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离现在至少也有两百年以上的时间了。今天的古典文学选本，之所以比较被文学大众认可，具有一定的“经典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因此，在我看来，“时间’’这把历史的尺子，不仅适用于茅盾的小说、批评和翻译作品，也适用于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因为，“发现”从来都是文学作品编选者不容推卸的使命，也是他们从事这一工作的根据之一。

茅盾的作品在分析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不是因为他思想复杂，而是需要在如何掌握评价“分寸”上下一番功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文学史一直是把他置于“鲁、郭、茅、巴、老、曹”这样一个很高的序列中的，把他作为一位“大家”看待。但是之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有所下降、甚至有所苛求。我想这不外是这么一些原因：一是茅盾的文学创作一向是与“政治”(换句话说，就是“重大题材”)关系密切的，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们的历史视野发生了变化，这就对作家作品肯定的某些现象产生了质疑。二是因为，他的一些小说中确实有“主题先行”的因素，有些概念化的成分，因此很容易被“放大”为茅盾整个创作存在的问题。虽然有些见解是不全面的，但它作为一个时期的“潮流”，必然会对茅盾研究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事实上凡是“重要”的作家都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有可能是来自他的思想，有可能来自他作品的文本，也有可能来自他与时代的某种特殊的关系。但是，正因为复杂，才具有“解读”的意义，他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史的高度，拓展了我们文学阅读的视野，给人“一览众山小”的赏心悦目的艺术感受。

2002．9．30北京望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