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诗经》这部古老的诗歌总集看作诗歌发生初期瞬间凝固的一个标本和活化石，并且站在当今人类跨文化视野重新审视《风》、《雅》、《颂》之由来；从双性同体神的信仰考察祭司制度，探究“诗言志”背后的“诗言寺”本相，以及中人伦理观与儒的起源、温柔敦厚诗教之间的潜在联系等等。

序(1)

自 序：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1)

第一章 导论：从法术到诗歌

—、思维、宗教、艺术的发生学通观(1)

一、思维的起源与宗教的起源(2)

二、法术思维：人作为符号动物的起点(5)

三、法术思维的发生：模仿、游戏与舞蹈(10)

四、法术思维的发展与人类文化(17)

五、几点启示(30)

六、圣与俗：诗歌的二重起源(33)

第二章 诗言祝——咒祝、祈祷与诗的发生(39)

一、祝与咒(40)

二、《诗经》中的祝祷对象(46)

三、《诗经》中的祝词式修辞(57)

四、狩猎咒与《驺虞》 (67)

五、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雎》《卷耳》《芣苢》通观(73)

六、从情咒到情誓——《柏舟》《大车》《葛生》《素冠》(86)

七、治病咒与“鸟兽草木之名” (92)

八、反咒与反谗——从《阿达婆吠陀》看《巧言》《何人斯》与《巷伯》(102)

九、咒祝与祈祷之间的发生学联系(116)

十、咒、祝分途与“美刺”说由来——《民劳》《葛屦》《墓门》所表达的诗歌观(124)

第三章 诗言寺——尹寺文化与中国诗的起源(134)

一、“诗”的破解：从形声到会意——兼及“诗言志”说的误导(135)

二、“寺”的语源破解：祭礼主持(141)

三、“寺”的文化破解：净身祭司(147)

四、阉寺制的跨文化通观(151)

五、寺人之衰：“王者熄”与“诗亡”的中介——兼及颂、雅、风的展开(157)

六、寺人与伶人——《车邻》“寺人之令”与《驷骈》“媚子”(163)

七、寺与尹：作诗作册者为知识分子原型(172)

八、巫、尹、史的分化与王官、贵族的由来(187)

九、中人伦理观(上)——“温温恭人”与《诗》的驯化作用(197)

十、中人伦理观(下)——“温柔敦厚”诗教的儒家话语背景(207)

十一、“儒，柔也”——从中人人格看儒的起源(214)

十二、由圣到俗：师、儒、尹、寺与诗的同步沦落(220)

十三、从尹寺到“君子”——《诗经》及先秦典籍中的“君子”(228)

十四、“圣人”“尹”“君”同源于祭司王的世俗化(236)

十五、化解阳刚：君子理想的文化价值(242)

第四章 瞽诵诗

—、瞽矇文化与中国诗的发生(245)

一、瞽嚎文化：从《有瞽》到《周礼》 (246)

二、诗、史同源与盲官记诵制(254)

三、记诵、史诗、诗世——中国“史诗”的特殊性问题(260) 

四、鼓乐与诗舞——从《那》看商代声教之盛(273)

五、声教的跨文化通观(288)

六、听觉记忆广度与“古诗三千”说(299)

七、“声教”与中国文学传统(305)

八、“内视”通神之谜——乐、卜、医的原始关联(314)

九、“盲视”与“洞见”——庄子“甘瞑”哲学发微(324)

十、盲、暝、梦——迷狂与妙悟的心理学汇通(334)

十一、萨满变性——瞽矇与寺人的同一性(347)

第五章 摹声·重言·婴儿语

—、汉语的诗歌功能与中国诗的发生(351)

一、《关雎》首句的训诂问题(352)

二、咒语与摹声的效力(359)

三、重言之始：婴儿语的启迪(366)

四、“诗是人类的母语”与“语言的诗歌功能”(369)

五、从重言到双声、叠韵——语言史与诗史的同步跃进(375)

六、重言的永久回声——内化到“成人语”中的“婴儿语”(385)

第六章 诗可以兴

—、神话思维与诗国文化(391)

一、兴的研究：从孔子到当代(393)

二、引譬连类与神话思维传统(403)

三、诗证、谣占与谚判的稽古取向(417)

四、诗性智慧之根与诗国文化(424)

五、作为问题的结语和展望(436)

第七章 颂的本相

—、人头祭俗、谷灵信仰与农功典礼(439)

一、释《颂》十说概观(440)

二、“公”概念的祭典起源(448)

三、《肆夏》：从人牺到公尸——《颂》之源流与悲剧主题的消解(463)

四、稷的原型(上)——从谷神神话看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478)

五、稷的原型(下)——从谷神神话看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485)

六、“唆”的破解：身首分离神话观(504)

七、颂仪原始：猎头与祭首(515)

八、由“颂”而“道”——中国宗教与哲学的同源分化(529)

第八章 风的世界(539)

一、引言：《风》诗的圣化与还原(540)

二、“风教”源于“牝牡相诱”——“分训”与“合训”的历史展开(549)

三、“风”的神话学还原(上)——神凤沦为益虫?(559)

四、“风”的神话学还原(下)——神之呼息·风化·玄鸟生商(570)

五、男性化的风、雷、日、月、雨——《风诗》中天象象征及其神话根源(586)

六、《风雨》的误读与“淫诗”说的逻辑生成(597)

第九章 斧与媒(609)

一、斧的精神分析(610)

二、斧与初开权的人类学旁证(616)

三、斧与王：性特权的承袭(620)

四、媒的本义：从《伐柯》到《氓》(632)

五、卜辞媒神“析”与《诗经》“析薪”母题(637)

六、阉人之歌：《破斧》的秘密(648)

附录 海内外学者有关叶舒宪学术研究评论文摘(663)

后记(685)

白氏在此提出的诗歌源自咒祝性吼叫的观点至少在日本上代文学史中可以得到广泛验证。研究日本文学的人都会看到，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与文学相区别的祝咒之词，在日本上古文学中却是一种主要的文学体裁。任何一部多少具有权威性的日本文学史都不得不为祝词留下专门的章节和位置。像传世典籍中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出云风土记》、《延喜式》等都保存着祝祷礼仪上专用的歌词，成为日本文学发生期的活标本。著名文学史家西乡信纲从远古言灵信仰出发解说祝词特别发达的现象，把日本国家神道祭式的形式追溯到这种以祈愿和赞美为主要内容的咒祝传统。另一位专攻祝词文学的研究者次田润把这种脱胎于史前宗教的特殊文体放在日本语言文化发展史的大视野上加以观照，著有篇幅巨大的《祝词新讲》一书。上田万年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祝词始自《记》、《纪》歌谣和《万叶集》，直到平安朝以前的日本文学中屡见不鲜，其中蕴藏着古代民族的思想遗影，可以借此窥测上古文学的遗光和有关上古语言的大量素材，是日本国语发达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该书中尤其引起我们兴趣的部分也许是作者对祝词语言表现形式的分析和归纳研究。次田润在综合考察了《延喜式》中保存的各种祝祷仪式歌词——祈年祭、春日祭、广濑大忌祭、龙田风神祭、平野祭、久度古开、六月月次、大殿祭、御门祭、六月晦大祓、东文忌寸部献横刀时咒、镇火祭、道飨祭、大尝祭、镇御魂斋户祭、伊势大神宫——的基础上，归纳出祝词常用的修辞模式，它对于理解诗歌的早期修辞特征之由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作者所列出的三种修辞模式是：

1．列举法。如在祝祷中列举神名：“神魂、高御魂、生魂、足魂、玉留魂、大宫乃卖、大御膳都神、辞代主等御名”(《祈年祭》)。又如列举神宝或作为神物的币帛之例：“贡献神宝：御镜、御横刀、御弓、御榫、御马皆备焉”(《春日祭》)。“女神之御服、金麻笥、金揣、金抹、明妙、照妙、和妙、荒妙、五色物、御马御鞍及杂用币帛皆备焉”(《龙田风神祭》)。此外还有列举御膳或祭品，列举动作、地名、空间方位等的例子。作者特别指出，列举法用于各种场所名称时，能够激发出一种宏大无边的快感感受。这种情形自然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学中自殷墟卜辞中“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的奇特问句式，直到《诗经》中的依次列举法和《楚辞》的全方位求索列举法，乃至汉代张衡《四愁诗》、曹子建《杂诗》、阮籍《咏怀》和李太白的《古有所思》和《蜀道难》等，进而为作为中国诗法大端的“赋”法找到一个可能的源头。P58-60

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改革的大潮把一个崭新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文化事业也在迅猛发展。不少有识之士在思考、在探索、在总结、在提高。在学术研究上，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学派异彩纷呈，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还是因为人有思想。如果人们不善于总结经验，不善于完美自我，不善于改变环境，那么今天，可能人类仍在黑暗里爬行，仍然生活在刀耕火种之中。回顾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历代的先贤先哲都在用如椽之笔通过理论的探讨、学术的争鸣书写着中国的学术思想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诸子百家。他们著书立说、四处游说，开我国学术风气之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学术的发展。隋唐以降，科举制度的兴起，不但使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最后更走上了“八股”的歧途。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乾嘉学派，当时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他们崇尚考据，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在经学的研究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多数人却讥笑他们不识时务、钻故纸堆，其实这一考据学派的出现是在清统治者文化大棒的高压下形成的，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在中国近代史上，还出现了不少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颇有贡献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他们或立说以变法，或讲学求维新。这里要着重提到严复先生，他以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和《名学》而蜚声学林。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便将他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说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对四部书的翻译出版，严复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融会系统地介绍进来，拓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特别是《天演论》，它不仅论证了物竞天择、进化无已的客观规律，而且使人们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换言之，即一种世界观的改变，而世界观的改变是根本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演论》的出版，奏响了埋葬末代封建王朝的挽歌。

我社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了一套“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这套丛书的出版，实际上，也是受了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的启发。这套丛书收录了从1523年的《君主论》到1917年的《精神分析引论》，还包括《天体运行论》和《战争论》等，时间跨度近400年，内容涉及天文、物理、生物、生理、心理、政治、经济、法律与军事诸领域。这些书，既有过去被视为“异端邪说”的禁书，也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著作。文字既艰深，道理更玄奥，但出版以来，读者踊跃，好评如潮，可见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自有其“阳春白雪”式的需求。目前这套丛书已多次再版，台湾方面已购买了海外的繁体字本版权，而该丛书的第二套也在进行中。

我社还出版过一套《周国平文集》，作者周国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专业是研究尼采，但他用其哲学的思路、哲人的笔触，去进行文学的解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他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其观察之细微，失女之痛切，打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的心灵，真是爱女未必不丈夫。社会上所谓的“余秋雨现象”，其核心，也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涉猎了文学领域，而且出手不凡，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实际上，天底下本没有规定学者就不能成为文学家，只是长时期以来，多数学者或因时间紧而不为，或本人对文学不太感兴趣罢了。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始为学者，诚然；但学者不仅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纵横驰骋，也能在其他方面信马由缰。这一现象再次验证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再次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不少人向西方学管理、学科学、学技术。我们知道，当今社会是一个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不善于学习的人是不能成为人才的，一个不善于学习的民族更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党中央要求我们创建学习社会，其根本目的也就在于坚持科学发展观，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以便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我们在这时，出版这套“新世纪学人文萃”，其首要目的，就是为创建学习社会做点贡献，让学习空气更浓厚，让“活到老、学到老”的格言成为人们行动的规范，让学习成为每个人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今天，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我国加入WTO之后的今天，我国的国力更加强大，国家也更加开放，各种学术研究也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我相信，学术成果的繁荣也是指日可待的。这些年，我们出版社在推广学术研究成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还不够。我们这次推出这套“新世纪学人文萃”的第二个目的，便是将部分学者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发表出来，贡献给社会，以期更多的学者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以人为本、乐于奉献，推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将学术之花从学者的书房中解放出来，使其在社会的大花园中结出硕果，从而造福于人类。

叶舒宪也算是我的同乡，他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职。他博闻强记，博学多才，思维敏锐，文笔犀利，特别是他的学术研究突破了学科界限，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崭新领域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重视，其涉及的新学科和新方法，对其他学者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感谢叶舒宪先生相信家乡的出版社，把其数百万字的研究成果，交到了我们手里，作为“新世纪学人文萃”的第一种书。我们钦佩叶先生的勇敢，而作为这套书的出版者，我们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我们决心以大无畏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来出好这一套丛书，为我国的学术发展略尽绵薄之力。不妥之处，还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周鹏飞

2005年4月5日

于西安逍遥斋

2004年春，陕西人民出版社拟推出一套“新世纪学人文萃”，收录本人的六部著作为首批人选之书。200多万言的修订、校对和配图工作，就这样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其间受到周鹏飞社长和朱玉、吴秉辉总编的高度重视和对学术研究的鼎力支持，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还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李玉皓、关宁女士和董全平先生的耐心细致的筹划与编审工作，美编徐秦生和易玉秦先生的精心设计，以及远在湘潭的湖南科技大学的吴广平教授百忙之中帮我校对，陕西师范大学的田大宪教授给予及时协助。是他们的辛勤努力使这套书能够以今天这样的面貌问世。还需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诸位领导对本人研究的重视与支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尝试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比较方法引入文学研究，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学术的单一视野的考据学方法，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1982)，海南大学(1993)和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从事过相关的学科建设，培育了一些学术创新的生长点以及后备的专业人才。也趁到四川大学(2000一)、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研究中心(2002一)、吉林师范大学(2003一)、西安外国语学院(2004一)、兰州大学(2005)等高校做兼职研究或特聘期间，对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方向如何结合“地方性知识”的特点加以拓展，做过多方面的合作探讨与努力。如今，将文化人类学视野融入本土“国学”的“三重证据法”，已经引起众多青年学者的关注，发表的相关讨论和评论文章也有了相当的积累。四川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比较文学博士点率先在国内辟出“文学人类学”的招生方向，而复旦大学等校也有“艺术人类学”的博士招生方向。当年凭个人兴趣而斗胆尝试的打破学科界限壁垒的研究尝试，经历了摸索和调试，如今在知识全球化语境下的人文学术拓展中可派上一些用场，这对于探索者来说，应该是值得欣慰的。

今年，教育部“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在一批重点院校新开辟了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历史人类学、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等综合性的学科方向，这是高等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顺应文化产业兴国的新世纪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即依靠发掘本土文化资源来转换成文化生产力，逐步替代耗费能源与自然资源的传统产业的方向性变革。这足以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我在2005年3月17日被聘为中山大学中国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使多年探索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方向，有了更加适合国情即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现实需求的发扬契机。可以预期的是，以古今对话、中西学术对话、文本与田野之间的互动为特色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将在未来的学科重组与知识创新的变革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这里新版收录的六种拙著，似可作为文学人类学研究探索过程中的系列案例，或三重证据法应用实践的具体体现。其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如果能给后来人提供一定的借鉴，给中国上古文化经典的现代理解提供一些思路，则作者之幸，亦读者之幸也。如果说这六种书在内容上还有失误或未尽人意之处，则请同行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我希望日后还有进一步逐一修订与补充的机会。是为后记。

作者

2005年3月26日

干北京太阳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