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叙述宗教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历史和政治的书。

书本以美国建国历程为主线，生动地叙述了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美国人对宗教的态度。

全书共分六章，具体内容涉及：财运、恐惧和第一个殖民地，革命、宪法和建立总统制，内战、林肯和达尔文，与大萧条、专制集权主义和吉姆·克娄的较量，金博士的殉难、新右翼的兴起和里根精巧的平衡术，历史、宗教和人之常情。

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几年里，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从上帝那里偏离得太远；其他的人则在担心一些宗教狂热分子正在向美国的自由传统发起“圣战”；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他们正生活在一个无可奈何的、被宗教分裂开来的国家。实际上，上述的这几个观点都没有切中要点。有关美国的好消息——作者将其称为美国福音——正是在让宗教塑造美国的同时，又不让它扼杀美国。

美国的宗教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宗教信仰不是靠神父、牧师或者总统强加的。有关上帝、开国者以及建立美国的真实的历史大戏，是以在弗吉尼亚虚张声势的淘金探险和一群古板、严格的清教徒试图在新英格兰创建一个基督教联盟这些事件开场的。这出大戏是美国的大戏，它从乔治·华盛顿一直沿袭到罗纳德·里根，从南北战争一直演绎到民权运动。这出戏剧讲述了美国开国者们是怎样笃信宗教信仰和自由，同时又权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导言

　美国福音：信仰和自由

第一章　上帝和财神

　财运、恐惧和第一个殖民地

第二章　民不应有惧

　革命、宪法和建立总统制

第三章　让我们为解放人类去牺牲

　内战、林肯和达尔文

第四章　尽管我们不十全十美

　与大萧条、专制集权主义和吉姆·克娄的较量

第五章　斗争仍在继续！

　金博士的殉难、新右翼的兴起和里根精巧的平衡术

第六章　我们未来的希望

　历史、宗教和人之常情

作者注及致谢

结束语

“分隔之墙”

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是主张将宗教信仰从温什洛普心目中的政府的权力中解放出来的早期人物之一。他是跟随温什洛普来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一名牧师。他的主要动机是将宗教从政府的虎口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将国家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尘世就是尘世，上帝的天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把凯撒的事交给凯撒，”耶稣曾说过，“把上帝的事交给上帝。”威廉姆斯主张建造一堵“将教堂的花园与尘世的荒野隔开的灌木或围墙”。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姆斯种植灌木和建墙的目的，不在于保护政府，而是为了保护宗教。他认为人的野心和其他恶劣天性，将会让教会发生质变，将信仰变成世俗政权的工具。

威廉姆斯相信，康斯坦丁大帝在四世纪转信基督教之举，远没有巩固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反，它标志着基督教堕落的开端，因为基督教会从原来一切为神考虑演变成后来密切关心一个人间帝国的兴衰。威廉姆斯的目的“不是为了思想自由去争取思想自由”，他认为不同的追求上帝的途径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埃德蒙·S.摩根写道，“他之所以追求自由，是因为那是达到真正的上帝的唯一途径”。在威廉姆斯的眼里，“基督教堂的花园已经变成了国立宗教的荒野，康斯坦丁大帝统治下的世界，成了最不具备基督精神的基督教世界”。

那是一个不容易驳倒的观点。从亨利八世于1534年与罗马教堂决裂开始，因宗教和政治分歧引起的动乱，成了英国历史的一条主线。亨利的女儿玛丽是个天主教徒，她将英国带回到她的信仰之中，因处决了那么多人而被称为“血腥的玛丽”。她的妹妹及继位者伊丽莎白，走了一条中间道路，但是，在她之后，出现了一个世纪的内讧和内战，其中包括查理一世人头落地的历史剧变。英国宗教取向定位的这种令人目眩的变幻——从天主教到英国国教，又回到天主教，再到伊丽莎白治下的二教兼容——使得威廉姆斯从更广的视野去观察问题。他曾说：“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土耳其人，还是天主教徒，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凭自己的良知行事，我都赞许。”

威廉姆斯由于持这个观点，在1635年至1636年期间被温什洛普逐出马萨诸塞殖民地，后来为建立和巩固罗德岛殖民地贡献了他坎坷的余生。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温什洛普一直在仔细地冷眼旁观他在罗德岛的试验。“在罗德岛的首府，魔鬼没有睡大觉。”温什洛普在谈论威廉姆斯的殖民地时曾这样写道，并描述了诸如某个打老婆的男人，因为威廉姆斯保护他老婆而冲他发火的事。

然而，威廉姆斯于1683年或1684年去世(具体年份不详)前一直在宣扬的那些观点，渐渐地进入了主流的宗教观。其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大致说来，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和美利坚的政治现状的综合效应。尽管英国国教教徒、清教徒和分离主义教徒尝试重建极端主义教会或群体，在欧洲与罗马分裂之后，欧洲的基本走向形成了一个在基督教内部的反叛文化(这一文化一直传承了好多世纪)——像杰姆斯镇和马萨诸塞这些偶尔出现的过度守旧的做法，激发了殖民地民众要求宗教自由的愿望。

启蒙运动强调的人性自由是其中的另一个因素。从十七世纪中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著作到约翰·托仑(John Toland)的《基督教并不神秘》，一直到约瑟夫·普莱斯雷(Joseph Prlestley)和劳德·波林布鲁克(Lord Bolingbroke)提出的观点，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英国和美利坚各殖民地的民众开始用一种不同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角度去看上帝和人的关系。其结果是，这些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导致了许多在新大陆的殖民地民众纷纷创立起自己的神学和政治立场。那些渴望思想和宗教自由的人们，无视要求他们服从教会的呼吁，纷纷出走，去建立像罗德岛和宾夕法尼亚那样的新家园。即使像杰弗逊、麦迪生和亚当斯那些留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人们，也开始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角度去看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新角度中，个人的良知开始高于任何形式的胁迫性的服从，不管这种胁迫是来自于天主教、英国国教，还是清教。当时代从十七世纪走进十八世纪，更多的民众信奉和礼拜的信仰，已不属于官方法律首肯的宗教教派(在南方，通常是英国国教；在北方，通常是公理教制)，由于美利坚的宗教变得更加多元化，政治也随之发生变化。新一代基督教徒对第一代英国反叛者所作的反叛，带来了信仰世界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催生了民主精神，因为那些新近选择了自己精神信仰的民众不免会想，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呢？

P38-40

上帝在赋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自由。

——托马斯·杰弗逊，《英属美利坚的民权概述》

1774年7月

在美利坚，宗教和自由必定是同生共死。

我们祝愿两者永生不死。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神父的布道词

1775年6月23日，星期五，费城耶稣教堂

(同一天，乔治·华盛顿离开费城，前往大陆军任统帅。)

当噩耗从山上的那幢大厦传到夏洛特斯维尔(Charlottesville)，城里的法院大院开始鸣钟志哀。托马斯·杰弗逊于1826年7月4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与世长辞，那天正好是《独立宣言》签署五十周年纪念日。杰弗逊这个人，既高深莫测，又雄心勃勃，既大胆敢为，又好奇善思。他忠于自由、忠于启蒙主义思想和美国的建国试验。在宗教这个内容极其丰富的主题上，他是开国先贤中最杰出的一位雄辩大师。杰弗逊在思想观念上非常大胆和解放。他在宗教教义的精细之处、神创的奇迹、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起源于现实生活的宗教信条，以及对于信徒笃信的耶稣复活的信念这些方面都没作过什么大文章。“就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只属于我自己那个教派。”杰弗逊曾说。

作为一个精通历史的学者，他还知道欧洲曾因为宗教的分歧发生过战争。宗教还导致了十字军东征，英国在北美大陆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也很难谈得上是一个宗教自由的楷模；作为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他相信理性观察的重要意义，所以他将基督教义中超自然的成分都归入迷信之列。他相信人的悟性能够解读自然和道德中蕴藏的真理。在白宫期间的几个晚上，他曾经一边拿着刀片，一边读福音书，然后将他认为无法用理性解释的部分切割掉，以此重新排列组合他认为合乎情理的耶稣的劝世之道。另有一次，他在有人谈论“三位一体”时挥手制止。“任何一个主张，在理性能够证明它之前，必须是明确的。可是，从来就没有任何人给过一个明确的三位一体的概念，”杰弗逊说，“只有胡乱咒语的江湖骗子，才会自称代表耶稣的牧师。”

杰弗逊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在他之后的近两百年里，有关宗教与公众生活关系的辩论也没那么简单。杰弗逊既不按照教规去敬神，也不完全不信神。他在传教派基督教信徒的宗教狂热与世俗论者对宗教的藐视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寻求、确立了一种美国式的中间道路。右派想拉杰弗逊做一名捍卫宗教信仰的斗士，而左派则想推他为美国的伏尔泰。有时，他可能是两者都是，或者哪一个也不是；也就是说，他很像我们中的许多人。

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几年里，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在通往上帝的路上偏离得太远；另一些人则在担心一些宗教狂热分子(从白宫到全美各地的校董会)正在向美国的自由传统发动一场“圣战”；还有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美国人的话——似乎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无可奈何的、被宗教分裂了的国家。

实际上，上述的这几个观点都不完全正确。有关美国的好消息——你可以称其为美国福音——就是宗教在塑造美国的同时，并不在扼杀美国。对上帝的信仰是美国历程的主线，而对于广大的中间阶层，信仰事关个人选择，而不是胁迫的工具。建国历程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能够维持一个合乎情理的中间阶层。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开国先贤们坚信他们自己同时在为上帝和凡人服务，而不是只为其中的一个服务。他们出于对神意的感受和对人类堕落天性的深刻理解，创建了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宗教没有得到特殊照顾或受到刻意压制。在《独立宣言》中所作的将神意作为起源和归宿的承诺，与宪法对极端倾向施加各种限制的实用性之间所达到的那种平衡互动，可能仍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成功范例。

这种既摈弃极端的宗教影响，又排斥极端的世俗思潮的立场常常淹没在当代的文化和政治纷争之中。我们现在回首那些开国往事，既不是温情脉脉地怀旧，也不是要将逝者神化。而是为了一起来重温通过崇尚宗教自由和保护宗教，使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得以生存繁衍、发展壮大这一堂历史课。宗教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宗教信仰不是靠神父、牧师或者总统或国王强加在民众头上的。因为这种作法侵犯了上帝赋予每个人在灵魂和情感世界里的自由选择权。既然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并不强迫被造的人们服从他，那么，凡人凭什么要强迫他们呢？

有关开国先贤的论著堪称浩如烟海，而且还在不断增多，其中不少相当精彩，有关政府与宗教关系的学术水准很高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然而，因为宗教信仰对于信教者和不信教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容易触动感情的话题，所以在宗教与公共事务关系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往往分歧大于启示。不信神的世俗论者动不动就源引杰弗逊“将宗教与政府隔开之墙”的名言，好像所有的争论已早有定论，无需多论；许多保守的基督教徒为他们涉足政治所作的辩护则是：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和富兰克林都曾是些忠诚的基督教斗士。

……

——截选自导言《美国福音：信仰和自由》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哥林多前书》I 13：12

我在写《美国福音》时，给第四十一届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打了一个电话。他是一个英国国教信徒，在有关神学的问题上，远较他的儿子来得谨慎。我在电话里问他，在白宫任总统期间，宗教信仰是否一直在他的心里占据重要的位置。“我的感觉是自己被信仰升华了，”这位前总统对我说，“离开了一种超凡的神圣感、一种超凡的归宿感、一种超越个人野心、个人情感、个人打算、个人问题的神圣感，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可能应付总统所面临的一切。至少对我来说，对上帝的信仰给了我希望，给我以不断前行的动力。过去，我不太显露这些想法——不想多谈这些——也许我应该更加直露一些，把我的心声表达得更清楚些。但我当时的确感受到神的存在——非常非常强烈地感受到神的存在。”强烈地感受到神的存在，但又安之若素、谦卑有加——这是多么令人敬佩，又是多么能体现美国精髓之所在！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希望通过发掘以往的精华，可以让我把当今的有关政教关系的风暴放到一个适当的角度去看待——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通过反思开国先贤们以及两个世纪以来各届总统是如何理解精密的、时而具有腐败作用、时而具有校正作用的政教关系的。(用圣经为奴隶制正名，是一个腐败作用的例子；而援引圣经的道德观以及美国宗旨，与杰姆·克娄作斗争，则是校正作用的范例。)

读者对本书的精装本的反响和我预期的很不一样。我原想会出现一些激烈言辞——过激的世俗无神论和过激的传教派言论——从两个方向打过来：倾向于自由派的读者可能会像心理学家说的那样，说我的书纵容了宗教派，而保守派的读者则可能因为我在宗教信仰的基本问题上不够坚定，说我内心其实是向着左派的。我本人认为两种看法均有失偏颇。我本来以为我会听到这些观点。

但结果恰恰相反，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花时问给我写信的读者似乎赞赏我走了一条中间道路的尝试(我感谢所有写信给我的读者)。不错，我是收到过几封电邮，称我是传教派的囊中之物，也有其他的人对我似乎没有将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拯救者表示惋惜(这些批评我的人们说，如果我的确做到这一点，我就不可能说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从总体上讲，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反映了一种对更加中性的政教对话的渴望。《美国福音》被“反诽谤联盟”、“以家庭为中心”、“全美公共广播网”、“福克斯新闻频道”、Al Franken和葛培理牧师体面地接受。看来，中间派的立场是可以维持的——或者说，在此时此刻的政治、文化风暴中，中间派立场还是很可能维持住的。

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和同乡福克纳观点一致：“历史从来就没有终结，”他在《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 Nun)中曾这样写过，“那甚至就不是历史。”历史的情形可以改变，但人类的本性难移。约翰·亚当斯的追求虚荣，我们看得很清楚；华盛顿的缺乏自信、托马斯·杰弗逊的行为孤僻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善于改头换面也都如此。《圣经·旧约·传道书》(Ecclestiastes)告诫我们，“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当然是神学玄论，但我们不应全盘否定其中的观点。我认为，历史的借鉴作用是我们在历史活剧中努力扮演自己角色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启示的。

我们现在正在演出的这一幕历史剧，其特征是假借上帝名义的极端主义。我在与听众谈及《美国福音》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美国的经历与当今以政教合一为主流的伊斯兰世界有什么关联。要将我们的价值观中的任何一项散布到世界各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一项经年累月的社会工程。我认为，这项工程就像以往的许多工程一样，应该以一个故事开始——在这里，讲的是我们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国家是怎样克服自身最丑恶的本能驱使，从而悟出自由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一项的。有了自由，所有其他的方方面面——从社会公正的理念到宗教信仰，到社会财富的增长——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在血腥的二十世纪，诗人：Robert Penn Warren写道：

给我讲一个故事。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在这一疯狂的时刻，

给我讲一个故事。

将它变成一个遥远异界的故事，伴随着星光……

给我讲一个极度欢欣的故事。

美国有一个有关宗教自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远非十全十美，它的各个章节并不总那么令人欢欣鼓舞，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有恶魔留下的污点、血腥和歧视偏见，从奴隶制到杰姆·克娄，到我们对那些穷同胞们长期熟视无睹的麻木不仁。但是，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好故事，因为我们经受了六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的考验——从十六世纪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起，到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尽管我们所犯过错甚多，我们仍然是约翰·温什洛普曾经称之为“山上的圣城”的那个地方。

在这座圣城里，我们必须对具有宗教色彩的纠纷保持高度的警惕。有些基督徒认为那些世俗化的、或者更具自由派倾向的人们目无上帝；有些世俗论者则认为那些更具宗教色彩的、或者更具保守派倾向的人们都是崇拜迷信的狂热分子；他们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读过《美国福音》的读者都可以看到，我对有关宗教和文化的公共对话，持有一个特别的观点。信宗教的人们要谦卑，因为树立信仰意味着接受未知，意味着承认先知保罗所说的“我们如今有如雾里看花，模糊不清；但到那时，就要和主面对面了……”的话，他指的不是如今，而是那时，是超越时间的限制的未来。世俗论者必须像其他人应该尊重世俗论者那样完全地、毫无保留地去尊重其他人。如果对话一开始，双方就互相激惹，那么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文明有礼是一个宝贵的美德，我们必须将其保持下去，见诸行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上是我写本书的目的：鼓励我们中的那些仍然留在史学界的人们互相尊重，去悍卫自由，去培养一种宽容的文化氛围。太温情脉脉了？是的，我想也是，但这正是开国先贤开创的、被一代代与人为善的美国人继承的事业。我在任何时候，都情愿被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而不愿被他们认为是个玩世不恭的人。

2001年，“9·11”恐怖袭击过去六天之后，老布什总统正在缅因州Kennebunkport的Walkel‘角家中的小办公室里给人写回信。恐怖袭击过后不久，我写信邀请这位前总统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我原以为，他自己作为一个战时的领袖，应该能对当时落在他儿子、现任总统肩上的担子谈出许多东西。像以往一样，布什彬彬有礼地婉拒了，说他不想谈及给白宫主人添麻烦的事。他的回应并不在我的意料之外，但是他措辞严谨的回函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在那些令人焦虑的日子里印象格外深刻：“请为我们心爱的儿子，总统祈祷。”

我们心爱的儿子，总统：那是一个揭示内心世界的组合，它将个人因素和政治因素结合了起来。对于这位前总统，对于这个国家，这次暴力袭击所造成的震惊在强化父子感情这条主线的同时，还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海外，转移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阿富汗的山洞与曼哈顿的楼林紧密相关。在一个碧空如洗的蓝天里，历史向我们发出了呐喊，至少在那一时刻，美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那以后的数年间，美国出现过不和谐、不团结和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有关国家权力和总统权力的手段和目标的辩论——能够让这场辩论存在的权利永远不应该消失。而努力去以一种善意的精神去展开这些辩论，将是完美体现美国精神的表现。同样完美地体现美国精神的是，辩论的双方都具备这样的共识：为我们的总统祈祷，不论他(或者确切地说，或她)是谁，不会有任何害处，也许，仅仅是也许，会带来一些益处。

2006年9月11日

纽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