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心理学
“伸出手，闭上眼，我会让你更聪明。”假如我们来玩这个小孩子的游戏，当你张开眼睛，发现你的左手上有一只大的死蜘蛛，而右手是一把大口径手枪。当你意识到那是一只蜘蛛时，你会迅速将它扔掉。可是，你不会将手枪扔掉。手枪应该比蜘蛛更危险。为什么我们会对蜘蛛和蛇有更本能的恐惧和厌恶？而对枪、刀、电源插座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似乎更加危险的物品却没有这样的本能的恐惧呢？
在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枪和刀，但是，那时候有蜘蛛和蛇，而且是有毒的。在早期的人类中，有的人可以迅速识别和辨认有毒的爬行动物，而有的行动鲁莽的人更可能在繁衍后代之前就被这些毒蛇和蜘蛛咬死。那些在基因构成上倾向于对蛇和蜘蛛更恐惧的人类因为有更大的生存机会，使他们可以存活到足够大的年龄并繁衍后代，从而成为我们的祖先。这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过程，同样的机制给了我们一颗很大的大脑、直立行走的能力、可与其他手指相对的大拇指。自然选择过程需要漫长的岁月，几百、几千年，一代接一代；枪和刀出现的时间还不足以使我们进化出本能的恐惧。
在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住着一位妇女叫线粒体一夏娃(Mitochondrial Eve)，她体内的所有细胞，包括具有生育能力的细胞，由一群类似细菌的名为线粒体的生命体供给能量。像狩猎采集时代的所有其他母亲一样，夏娃将她的线粒体遗传给她的下一代，作为能量来源供养其他细胞。男性不能给下一代传递线粒体；精子仅供给了它做游泳运动的能量。当精子遇见卵细胞，它的尾巴掉落。所以，每个孩子的线粒体仅来源于母亲。你的线粒体来源于你的外祖母，而你的外祖母的线粒体也只来源于她的外祖母。在夏娃时代，所有的母亲都像夏娃一样，将线粒体传递给下一代。只是，她们之中有的没有生下女孩，只有男孩子，这样，她们的线粒体就没有被传递下来。那些没有外孙女的妇女，她们的线粒体的传递就终止在第二代。只有夏娃的线粒体传递一直没有中断，一直到我的外祖母，再到我的母亲。你也一样，一直到你的外祖母，再到你的母亲。所以，夏娃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
夏娃和她所有的亲属，近的和远的，与他们的祖先大猩猩比，长得与我们更像。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是社会动物，喜欢生活在大家庭里。这些早期的人类群体给每个成员带来许多的好处。年长的可以教年幼的如何制作工具、缝补衣服和生火，如何在自然环境中寻找庇护，如何打猎，识别哪些植物是可以吃的，哪些是有药用的，而哪些是有毒的——这些是所有他们的祖先所积累下来的智慧。假如某个人能制作很好的弓箭，他会拿一支与另一个人交换一块肉或他在别的地方找到的老虎牙齿．假如某个人生病了或受伤了，其他人会照顾他，使他恢复健康。许多人一起协作，可以有更多的猎食，也可以躺下来休息，以保存蛋白质。在大家庭中，孩子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更容易存活。当他们慢慢地从热带雨林地区迁徙到比较寒冷的地区，群体中相互的照顾和实用的智慧变得更加重要。归来的猎人和战士告诉他们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老人们讲述着古老的神话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更有序，从而没有更多的恐惧。
隶属于这样一个大家庭并与他人共享这些智慧，有利于生存适应。夏娃家族的一部分成员尝试离开单独地生活，但没有能存活下来。那些不能遵守群体规则或在群体生存中拒绝合作的成员，可能因此而被排斥而不能成为我们的祖先。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确定是在夏娃时代之前或之后，我们的祖先的发音比其他的灵长类更复杂多样，但重要的是，这些发音可以与某些具体的意义建立联系。假如夏娃具有这样的言语能力，她就有可能与一个具有相当言语能力的男性交配，他们的孩子与人交谈的能力就可能比别人的后代有更大的优势。几百年后，任何可以增进生存可能性的基因，尤其是那些可以增进个人维持和受益于群体关系机会的基因，逐渐将我们的祖先与其他失败者(淘汰者)分离出来。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具有适应意义的差异之一，还包括我们内在固有的着重于光明一面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我们更加快乐和幸福。所有哺乳动物都进化出了一定的神经基础，使得它们去做事，或使得它们去学习做事，并且在做事时有良好的感觉。这些古老的倾向被进化下来，因为大多数令动物有良好感觉的事情基本上是对它们有益而且能帮助它们生存和繁衍后代的(自从那些可以令人兴奋的饮料和心理药物问世之后，这个定律就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人类了)。大多数人都很善于管理他们的行为来保持良好的感觉，使自己在许多时候拥有恰当的幸福感。
如果你觉得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很有吸引力的一些方面在今天的生活中基本没有必要或没有意义的话，可以考虑这个熟悉的故事！1987年明尼苏达州双城棒球队贏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1991年卫冕。400万理智的明尼苏达人激动起来了，像发生了什么神奇而重要的事情。那些从不观看双城赛事的人，那些以前不曾记得球队中任何队员名字(当然，科比．帕基特除外)的人，都守在电视机前。1991年的赛事期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遛狗，突然听见那些安静的邻居在房子内欢呼的声音。当国家联盟队击中了一个球，我们叹息；当我们的队员表现出色，我们欢呼。25个被高薪聘请的职业运动员，他们可能出生在其他州，甚至是其他国家，我们从未谋面。可是，我们的行为似乎将这25名球员当成我们家庭中的一员，而对方的队员就像是入侵的敌人。在所有报道这些球迷反应的媒体上，没有人去问这样一个明显却令人费解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在乎？他们并不是我们的人；而且球队属于一个富有的银行家，不属于我们。我们为什么痛苦，欢呼、雀跃并为之自豪？这些赛事的结果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差异吗？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个问题听起来显得有点愚蠢：我们当然在乎！可是，当我们再想深一层，有些事情似乎无法否认——甚至我们还曾经以农场做赌注来赌这个球队获胜——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不理性的。然而，这确实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对于这种现象，我想唯一有意义的是去回忆一些进化下来的固有的倾向：当我们的祖先过着狩猎采集的部落生活时，部落群体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年轻人是否可以战胜其他部落群体。有的部落的妇女鼓励和赞扬他们的战士并激励他们的男孩长大后成为能打仗的战士，这些部落在乎均水平上会更容易成功地抵御入侵，也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
进化的改变和遗传的变异
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是机体可以通过基因来复制自己。原始人类个体之间存在有基因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有两个来源，一是，有可能发生随机性的基因突变；二是，他们的基因组合由来自母体的卵细胞和来自父体的精子组合而成。每一个卵子仅含母体基因的一半数目，这一半的基因的构成是随机排列出来的；同样，精子所包含的那一半的父体基因也是随机排列出来的。基因上的差异是个体差异最根本的来源。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事实上，基本上每一种可以可靠测量的人格特质在人群中的变异都在一定程度上由遗传上的变异决定(见第2章)。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因为遗传上的差异，我们的祖先在行为倾向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些受基因影响的、可以增加后代成活概率的行为倾向在后代中出现的频率将大大增加。
如果有稳定的环境和足够的时间，具有重要的适应优势的基因变异将成为种系中固定下来的特质，而那些不太适应的变异将逐渐消失。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基因影响着现代人类如此丰富心理特质？首先，这需要足够的时间。我们人类正式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只有10万年左右，从进化论看来，时间还不够长。其次，环境不够稳定。与心理相关的环境包括所有人类文化和技术(这比影响生理发展的环境的范畴要广泛得多)，这些环境一直在改变。人类的许多才能和特性，在当今时代很重要，可在原始时代可能根本没有关系，所以，进化的压力对此毫无作用。例如，出生在旧石器狩猎采集时代的孩子，即使拥有像莎士比亚或牛顿一样的基因，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也不能肯定他们会很特别。
再说，许多心理特质的遗传决定机制十分复杂，包括来自旧石器时代的基因构造——也就是说，遗传所具有的其他的功能与它们在特质上的贡献不同。这些特质很难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或是人工培植的结果。纯种赛马秘书处的记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经历了千万年，人类特质的变异也没有那么明显，但有些特质的变异可能比远古时代更大一些。例如，现代的人类可能比从前更聪明，因为配偶双方需要在智慧上具有一定的协调性。P10-14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很有学术价值，也很令人愉快，它解释了真实与假象的快乐之间更为深刻的本质问题。劳拉·施勒辛格(Laura Schlessirlger)
《你如何能做成那样》的作者
吕肯教授，一名备受尊敬的美国心理学家，奉献给大家丰盛的研究成果和爷爷般智慧、幽默的引导。
戴维·迈尔斯(David G.Myers) 《幸福的追求》的作者
翻译《幸福的心理学》也算偶然。可是，偶然中是否也蕴涵着某种必然？最早留意此书，希望《幸福的心理学》可以被翻译成中文的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何生教授。他发现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关于“幸福”的科普读物，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时还是2002年，国内媒体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关注“幸福指数”之类的话题。
幸福是一个谜。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终极追求之一，我们可以在许多哲学、伦理学著作中看到关于幸福的理论探讨。可是，幸福似乎不是普通大众最迫切关注的问题。起初，曾有同事对我要翻译《幸福的心理学》感到奇怪。可是，幸福已经是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心理学的一个前言热点了。从2005年165卷第3期《时代周刊》发表的“幸福的新科学”和“快乐的生物学”可略见一斑。关于幸福，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来自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艾德·戴恩纳(Ed Diener)。在他及同事长达25年的幸福研究中，发现一般人所热切追求的生活目标，如高收入、高学历、婚姻、年轻美貌，甚至曰照时间等对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的实质贡献很小，而最起作用的是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至爱亲朋的关怀，温暖的社会支持及适当的社会交往技巧。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里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和斯坦福大学的布瑞恩·纳特森(Brian Knutson)等情绪心理学家关于幸福的生物机制的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并非飘浮不定、难以琢磨、可遇而不可求。人脑内可能存在功能特异的某些脑区、神经递质、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等参与了“幸福感”的工作。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可以比较稳定可靠地维持在一定的幸福感水平，是因为其内在的与幸福相关的生物机制一直在起作用。看来，在社会心理学家研究造就人类幸福的社会认知及行为原因的同时，情绪的生物机制研究更多的关注决定幸福感的生物机制。生物机制研究可预示“幸福感”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先天生物遗传机制。同时，人类大脑在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极大的可塑性也能说明“幸福”在后天发展经历中的社会认知建构可能。戴维·吕肯(David Lykken)在《幸福的心理学》一书中提出的“幸福定点”理论，正是要向大家说明，幸福是可以在后天成长中积极培养和争取的。《幸福的心理学》最吸引入的地方是作者能够将自己关于幸福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成果及许多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自己的幸福生活经历糅合起来，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读者可以愉快地感受和领略其中的科学研究成果及作者现实生活中许多的快乐趣事和真知灼见。
幸福仍然是一个谜，尽管科学研究对此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从情绪角度看，幸福感涉及更多的是正情绪，如快乐、兴趣、希望等。在这“五味杂陈”起起落落的人生长河中，如何能把握住命运的咽喉，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并维持在积极向上健康良好的动力状态？依我所见，情绪调节机制起重要作用。情绪调节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情绪如何被调整，达成个体所接受及希望的状态；另一方面是情绪如何驱动其他心理过程，实现情绪的适应／实用功能。其实，人生的终极追求可能是幸福和快乐。可是，在每一个情绪反应过程，目标追求和享乐的追求经常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缺乏享乐体验的情绪，如悲伤、愤怒、恐惧、厌恶、羞愧、内疚等，同样具有适应意义，驱动个体追求恰当的幸福。简而言之，恰当良好积极健康的调节机制可以使我们在对待日常各种生活事件和人际关系互动过程中保持一种积极主动的把握和选择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依据自己和社会环境的要求和规则，主动理性地选择适合我们发挥最佳作用的环境，对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以恰当现实的认识和理解，调节我们的行为表达，以维持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良好和谐的自我与人际关系。关于幸福感在人类智慧和身心健康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尤其是中国人的幸福感发生发展机制，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探索。
翻译是一件比较吃力但不是特别讨好的事情。 自从2002年我们决定翻译，之后联系出版社，协助出版社联络作者处理版权相关问题，到2004年正式与北大出版社签约，开始翻译，至今竟然5年过去了。感谢我的这些学生积极认真地参与了《幸福的心理学》的翻译工作。译者贡献大致如下：第一部分：黄敏儿、王筠榕；第二部分：崔丽弦、黄敏儿；第三部分：袁俏芸、崔丽弦、黄敏儿；第四部分：马淑蕾、黄敏儿；第五部分：胡艳华、黄敏儿；第六部分：张小东、黄敏儿。索引由马淑蕾、崔丽弦、黄敏儿翻译。作者序言、引言、封面、封底等部分由黄敏儿翻译。注释部分由陈小红翻译。林川、李枫、刘丽、高鹏程、刘文华、王筠榕、廖文娜等同学参与了译稿的校对，终稿审阅和校正由黄敏儿负责。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陈小红女士对《幸福的心理学》中译本出版的热心支持及细心阅读校对。《幸福的心理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很高兴。感谢所有关心此书翻译的朋友。愿《幸福的心理学》能成为幸福的种子，播撒广阔，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人类所有与生俱来的情绪中——例如，愤怒、恐惧、悲伤、嫉妒、情欲等，幸福感或主观良好感觉最持久，并具有最重要的适应价值。假如那些产生具体情绪的大脑机能突然停止工作，我们大多数人也都还可以保持快乐的、相对正常和适应的样子。如果机器人最终被发明，他们可以正常地交流和解决问题，正如你我一样；可是，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机敏且恰到好处的雇员或同事，除非我们给他们装上一套“幸福系统”，这套装置可以使人类(或机器人)产生适当的和适应的行为。假如没有对有用的行为或富有成果行为的享受能力，人类大脑——宇宙中最复杂的装置将基本上成为废物，而其拥有者——人类也将很快灭绝。
上面所列的那些情绪大多数是短暂的，并具有特定的情景性．如果你要求他人用一个0-10的尺度去评定现在正在感受的愤怒(或恐惧、嫉妒、情欲等)程度如何？——大多数的反应可能是0。假如你用同样的尺度让同样的人群去评定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大多数的回答都高于0。感觉快乐是适应的，快乐的感受足以使人高兴起来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对周围感兴趣，去学习技能。而且，快乐的人更健康、更有吸引力，有更大可能找到配偶(伴侣)和繁衍后代。
假如我们让同样的人群一周或一年之后重复评定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每个人都会给出一个评定的范围，从高到低。这些数值的平均值，我称之为“幸福定点”，在人与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1-5)。当有好事发生时，他们会感受到短暂的快乐、喜悦或满意；当有不幸发生时，这些评定人将遭遇负情绪，我们称之为“快乐小偷”，其主观幸福感将会下降到低于他们的幸福定点，甚至会跌落0点。
大多数快乐的起伏是短暂的，最多持续1-2个小时或1-2天。“大喜”与“大悲”对主观幸福感的增强或减少可产生长时间的持续作用，但大多数人可以在几个月内回复到他们内在的幸福定点，就算是中了彩票大奖，或者是遭受严重的身体伤害。如果那些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处于过高或过低的快乐水平，也不再有用。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似地，如果我们进入持久的狂喜和抑郁状态，也将不再具有适应能力。
所以，幸福感不仅是主观上的愉悦感，它对人生也很重要。我想，这本书将呈现给大家的是，我们所了解的心理学和遗传学对幸福的研究，以及个人如何能管理自己，以达到或恢复更高的幸福定点。而且，也包括如何使自己避免落人低谷，陷入恐惧、抑郁及神经过敏。本书还将讨论如何为我们的配偶、子女甚至身边所有的人创造快乐和幸福的家庭生活。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与中国读者一起分享这些想法。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人特别具有建设性和富于成效性。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很可能都可以“达到或恢复到较高的幸福定点”。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是什么让我们幸福？钱、汽车、房子？还是某些虚无缥缈、不可控制的事情？幸福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吗？以这种有趣的观点研究世界上最受追宠的这种情绪，吕肯教授陈述了一系列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的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要讲明一个道理，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从事怎样的工作，我们都有一个恒定的“幸福定点”：我们幸福的水平总体上基本相同。
要维持永恒的幸福是不可能，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遗传构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相对地改变我们的“幸福定点”吕肯教授像一位慈爱、坦诚的朋友向我们讲述，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有所作为，克服遗传上的弱点，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快乐。一只忠实的宠物、一份感兴趣的职业、一个美味的柠檬蛋糕——关键是我们能享受这个过程。吕肯教授还阐述了几种可能使我们失去幸福的情绪，如恐惧、愤怒、羞涩等，以及应对这些情绪的方法。
幸福感不仅是主观上的愉悦感，它对人生也很重要。该书将呈现给大家的是，我们所了解的心理学和遗传学对幸福的研究，以及个人如何能管理自己，以达到或恢复更高的幸福定点。而且，也包括如何使自己避免落人低谷，陷入恐惧、抑郁及神经过敏。本书还将讨论如何为我们的配偶、子女甚至身边所有的人创造快乐和幸福的家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