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唐逸先生的自选集，含《文化批评》、《文化散文》和《域外话语》三册。

唐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书斋里的学者，非常低调，堪称当代中国少见的“文化贵族”。《文化批评》主要研讨中西思想文化，体现出受过严格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的思维之美；《文化散文》收入作者在饮食、旅行、读书等人生各方面的趣味与思考，表现出作者国学上的造诣；《域外话语》不仅有拉汉、法汉对照的文体移译，还包含英文论文，中文翻译，令读者一睹唐逸教授文艺复兴人物式的渊博与深刻。

唐逸，字云聪，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担任多伦多大学访问教授、鲁汶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爱丁堡大学、夏威夷大学、巴塞尔大学等学府讲学。中国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英语构词》、《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哲学思想》、《理性与信仰》等。

唐逸先生早年学习训诂、经史，稍长攻读西方语言文化、西方哲学宗教、科学方法论。学术领域为西方语源学、西方哲学及宗教、科学方法论、中国哲学及宗教。他的学术道路，是经由研习中国语言文化、西方语言文化、现代逻辑及科学哲学，而逐渐开拓的一条中西汇通、文理兼容之路。

本书是唐逸先生的自选集，含《文化批评》、《文化散文》和《域外话语》三册。

《域外话语》

 巴斯卡的《思想录》(法汉对照)

 安瑟伦的《冥思录》(拉汉对照)

 Rationality in Zhuangzi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Taoism as a Living Philosophy

 The Career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Development

 Brother Six

 The Girl with the Flying Sword

 The Monk ofMount Lan

《文化散文》

 始诸饮食

 食之美

 点心在北京

 强迫吃辣椒

 欧游偶感

 书亦友也

 告别博客

 永怀吾师

 追思吴兴华先生

 死之冥想

 生存的两难处境

 爱与死

 偶观《似水流年》

 汉娜·阿伦特的心路历程

 伯林的困境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与中国文化复兴

 文化守成与制度更新

 现代汉语问题

 什么是新汉语运动

 在《汉语文化读本》研讨会上的发言

 读经之我见

 “国学”短少什么

 子书与四书

 推荐书目

《文化批评》

 序

 文化研究方法论

 思想史方法论

 《理性与信仰》的方法论视野

 中国的理性思维

 科学与人文价值

 哲学的两难

 法国的后现代与反后现代思潮

 后现代与上帝已死

 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

 佛教、基督教的传华与中国文化的特质

 五四时代的宗教思潮及其现代意义

 信仰情怀

 生命处境与价值抉择

 “科学禁区”的话语类型

 生态观的歧义

 关于自由价值

所谓文化，乃与自然相对而言，凡人类的创造，皆为文化。故原初的石器工具，及有关的简陋社会俗约，皆为文化。而现今之所谓文化，则多指特定地域、民族、语言的生活方式。此文化之核心，大抵为蕴涵于语言结构中的价值体系，分解之则为种种价值观念。特定文化中人，所以有相类似的心理反应和语言行为，便是在此诸种价值前设驱动之下、与之相回应、不断进行创造的社会行为。无论作为个人，抑或亚文化或民族文化之一员，其诸种抉择取舍，在语言行为中，皆以一定价值观念为前提。故人之取舍抉择，并非孤立突发无缘无故的任意行为，而有其一致性。如果将人的行为视为一系列语言陈述所表达的取舍抉择，并视此为文本，则已设定一种可观察、可验证的文化研究之对象。而笔者的观察、研究之方法，便是分析与诠释。分析诠释方法，并非唯一，亦不必为最佳之研究文化的方法，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其逻辑之自律，方法之严缜，并无异于自然科学，但并不以预测、控制对象为目的。

近代科学的原初设定或根本理念，乃是将人分离于自然，视自然为客体，为可研究、可分解、可破坏、可利用的对象，故科学的方法便是不待于理解人与自然的深刻关系，便根据局部已知的经验因果，去分解、破坏、预测、控制、利用自然为人类当前的需要服务。其后果已目益显现。是否已经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乃至人类生存本身，亦刚刚提到学术乃至社会的讨论日程。对此，人类所知仍然甚微。然而在清醒的人类心理中，已经引起深刻的不安，乃至恐惧。

此种科学方法有其哲学基础。自笛卡尔以来，西方认识论的定势，便是为科学求知寻找一种确切可靠、普遍适用的理性基础。经过康德体系、启蒙思想，直至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季的逻辑经验论，仿佛已经找到求得必然真理的可靠基础，即科学理性，和所谓统一的科学方法。在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领域，逻辑经验论曾居独断地位。对于科学真理的自信，达到倨傲的程度。仿佛通过统一的科学方法和统一的公理系统，可以认识一切科学真理。在那个历史时期，科学家大多相信，全部数学体系可以化约为简单的逻辑系统；已知的科学知识可以化约为统一的公理系统；伽利略和开普勒体系可以作为特例自牛顿体系中推导出来；牛顿体系可以自狭义相对论导出；以及诸如此类。然而20世纪的科学新发展，打破了普遍理性和统一方法的理念。例如量子理论建立了自身的公理系统，突破统一的公理系统。哥德尔定理突破统一的逻辑体系。库恩等人在科学史领域突破了统一的、客观的科学标准。德里达、福柯等人在哲学领域批判了逻格斯中心论、普遍理性，揭示了真理和知识的强权性质。同时，人类的诸种倒行逆施，诸如两次“大战”中的大屠杀、制造和储存毁灭人类的武器、对能源和生态的严重破坏、信仰危机、价值堕落、物欲横流、吸毒犯罪，凡此皆令客观、普遍、绝对的人类理性形象，难以维持。在思想界，人们已经认识到，所谓理性，只是人类在经验中学习和自我校正的能力，而非统一的合理标准或求得必然知识的普遍可靠的保证。统一的科学方法，以及统一的合理标准，已不适用。

然而在此种思潮中，易于导致另一极端，即全面否定理性的功能。人类不具备求知的普遍、必然、可靠的理性基础，以及统一有效的科学方法，这只能证明，宇宙秩序高于人类理性，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类不具备那一劳永逸地有效的理性原则。人类必须重新审察目身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必须以谦卑的、学习的态度，以整体互动的观点，去对待宇宙的奥秘，以及自身生存的环境。然而这并不等于，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可以摒弃理性原则与逻辑的方法。人类的世界，始终是，也只能是，一个有秩序的逻辑的世界。人类早已脱离动物的原始状态，根本不可能离开语言的符号和逻辑的形式，与世界发生联系。一切反理性、反逻辑的理论与实践，皆是理性与逻辑的构造物。一切神秘体验、象征语言的表达，皆以某种逻辑形式为基础。后现代思潮对理性的颠覆性批判，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后现代思想家，无论其文章风格如何晦涩聱牙，其核心思想皆可梳理出命题的形式，有其前提与逻辑推理的方式。在人类认识活动中，虽然不可能有统一的公理系统和统一的逻辑体系，然而在任何局部论域，任何有效的思维与操作，皆必以理性思维和某种逻辑秩序为基础。无论自然科学抑或人文学术的研究活动，皆以严格有效的理性思维为基础。自然科学以其操作性定义、对应实施、数理模型、公理系统在感官领域内构筑的物理世界，不仅显著地破坏了自然的和谐，而且显著地成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手段。人类对理性的再认识，是一种观念的进化，而非摒弃理性。理性不可废。科学亦不可废。科学本身并无过错，过错者乃是以不当的理性观和认识论指导科学，将既定的不完备的自然科学方法神化为唯一可靠的求知方法，以为在自然领域和价值意义领域同等适用。以此之故，研究库恩、费耶阿本、利奥塔、罗蒂、厦皮尔以及晚近科学哲学家对基础主义的理论批评，实属必要。然而对于某些后现代思想家颠覆理性的言论，亦应有清醒的理解。应该看到，科学实践之所以有效，正因其能在具体经验中不断学习并自我校正的缘故。科学破坏自然与危及人类，大抵属于运用错误，即错误的价值观念之指导。至于科学方法中蕴涵的具体价值取向，与科学实践的具体关系，则是一个十分烦难的未来哲学问题，不可与科学主义相提并论。

本文关于文化研究方法论的研讨，便以上述思考为基础。

P1-4(《文化批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除了两本学术专著和一部长篇而外，也时作时辍地写了一些文章。其长者数万言，短者几百字，内容涉及颇广，而体裁亦不拘一格。然而翻检旧稿，却未尝有高头讲章式的论文。如今的学刊，大抵要求统一的论文规格，如关键词、尾注、标题、分段，乃至起承转合，定型的文风，似乎非得合乎那么一种格式，才得入选。论文有格式，“美文”则有腔调，不按拍起舞，休想“入流”。而我本来不想“入流”。我习惯了五四时代那种宽容的作风，兼容并蓄的取材标准。作文么，无非是起讫自然，抒写思想与情怀而已。即便是知识类的文章，也是言人人殊，因为人的认识，其人手着眼体会表述，皆有性情和风格的差异，强行统一，必有所失。既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也就那么一路写下来，未必合于某种格式腔调也。

不合时宜，加之孤陋寡闻，也就难得动笔，几十年匆匆驰去，创获甚微，乏善可陈。七年以前，承蒙商务印书馆不弃，印行了一些拙文，仓促之间，录了一首古体旧作，袭用了“荣木”的旧名。如今版权期已过两年，坊间也见不到那本书了，又承出版社诸先生允予，便索性将这些年来写的文章，从头检阅一番，删刈之余，粗略地分为两大类。研讨社会问题的，准备重新组织，扩展论点。撰写为一部专论《社会与价值》。文化类的文章，则结集为《幽谷的风》，其中有几篇选自《荣木谭》，而颇有修订。

人生苦短，岁月无情，笔之于书的东西，好歹也得有个交代吧。《荣木谭》付梓时，稍显仓促，未及从容校订，有的英文从演讲稿打印，讹脱衍倒，甚至串行，深感愧怍于读者。今借重排的机会，校订一过，也算是偿还旧债吧。旧文凡有文言句法，令今日读者稍感困难，以及思路过于简洁，未充分发挥的地方，也颇有修订。结稿在即，疾书数行，是为序。

2008年4月24日

唐逸于北京

《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