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年轻外国观察者，在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处于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为了捕捉当时那种紧张气氛和领略那令人激动万分的情景而作出的一个尝试。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现在回首往事，我依然认为，在中国为其民族团结而进行的漫长斗争中，“西安事变”是其中最光彩夺目、最富有启示意义的环节之一。在这次事变中所显示出来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之间的冲突，蕴含着《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精心策划的某些战争和政策谋略在内。

《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是由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唯一突破重重封锁，从北平赶赴西安进行了长时间调查专访的英国记者、新西兰青年学者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于1937年出版的一部专著。自1989年3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一直被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是研究和客观评价西安事变的一部最具权威性和历史价值的著作。由于该书出版后适逢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因此它对唤起西方民众了解中国艰难困苦的社会现状，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序 言中国在危机中

第一章 老北平的旗帜

第二章 蒋介石死了吗？

第三章 我们去西安

第四章 东北人

第五章 黄河

第六章 禹王庙

第七章 西安的城墙

第八章 西北的“剿匪者”

第九章 仲冬兵变

第十章 西安的阶下囚

第十一章 调解人

第十二章 西安内幕

第十三章 宣传

第十四章 新年好

第十五章 群众大会和传教士

第十六章 诸神各奔东西

第十七章 武装起来的西北

第十八章 红军的挺进

第十九章 直接行动

第二十章 国民阵线

附 录：社团及人物表

译后记

中国的未来——这句话现在看来并非完全是陈词滥调——寄托在中国青年人身上，因为除了这些年轻人，其余的一切都在从根上腐烂，正在走向死亡。

近年来，在中国舞台上，学生运动所发挥的作用，是个历史性问题。在一个一直保持着尊重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里，学生所维持的——虽然经过不知多少反复——就是要政治上的自由权力。他们对此最为重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在经历了最耻辱的不幸岁月之后，学生们使得民族独立精神长存不灭，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上海“五卅”示威游行，以及1931和1935年12月的运动。在一个连虚有其表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甚至都不存在的地方，学生示威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公开舆论表达方式。学生在中国是一个事实上的反对派政党，具有独立的公众支持。人们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们，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唯有他们用清晰的声音表达了民意。

12月12日在北平举行的示威游行是一次成功的行动，虽然还没有完全收到所预期的效果。这是一次针对日本入侵绥远，日本海军陆战队武装占领青岛和上海逮捕“救国会”七位领导而掀起的一场群众抗议活动。这是一次为了谋求更进一步加强反对外国侵略的行动，同时也是在国内为争取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而发出的强烈呼声。

日本在北平的官员把这一事件看得很严重。他们坐在“参谋总部”的小汽车里，在所有路线上对游行队伍都进行了跟踪。他们对处境最为难堪的中国官员宋哲元将军发出警告：如果他不调来中国军队“维持治安”，日本驻军就要介入了。所以，当天下午很早就可见到被驱散了的游行队伍，而最大的一支分队——约五六千学生的一股——被诱入煤山公园的广场上，由好几营廿九路军看管着他们。

这是一个唯有在北平才能够见到的奇异景象，警察和士兵严密守卫在沉重的公园大门内，令人印象至深。而在五锥形的山脚下，昔日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吊死的地方，那些被看管着的学生却在举行群众大会。大门正对面，“禁城”内那些金色瓦铺就的宫殿里，惊慌失措的官员们在低声开会；警察的警戒线洒满街道，在警戒线的外围，则聚集着一堆堆一群群急于打探消息的人。

学生们被告知宋将军要来和他们谈话，他们对这种保证一度也感到快慰。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最后他们又得到通知，宋哲元在西山参加段琪瑞的葬礼。天色渐渐黑下来，山头五个亭子的影子，在冬日的余晖下已经显现出来。

我在一个中国同伴陪同下，等候在园门外；不允许一个人进去或出来。“我不想等了”，我们的朋友最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要等到天黑，宪兵才会放出这些学生”。以前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宫殿门口的官员们中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北平市长到了。一些穿着丝绸长袍的人闪开一条道。有个矮个日本人，很得体地穿了件配有天鹅绒领子的深色外套，正在气冲冲地说着些什么。怎么回事？

“市长要对学生训话啦”，一个头戴俄国羔皮帽的胖侦探大声宣布道。我看着我那位中国朋友惊讶地问道：“这种情况常见吗？”

“我也不清楚”，他答道，“快看！他来了。”在大队警察的严密包围下，市长正飞快地穿过大门，园门随即又被紧紧关上。

市长讲了很长时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事后我才得知，他发言并不那么合题，但他的态度却出奇地友好。里面赞成和反对的呼声融合在一起，透过笨重的大门，引起了拥挤在门外听众的极大兴趣(此时警戒线已撤除)。

最后传来了一阵欢呼声。园门大开，泰德纯市长像来时一样匆匆而去。有人谣传：“学生们还将到外面列队游行。市长叫他们随从返回各自的学校；可以举着自己的旗帜，唱着自己的歌而无须担心。”当官的似乎也生了怜悯之心。原因何在？没有人猜得出来。

学生们欢呼雀跃着涌入昏暗的街道；警察士兵早就消失了踪影。东、西两支学生队伍贴着皇宫的城壕向前迈进，沿街突然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城墙下，鲜明的旗帜在街灯下闪闪发光。

人们所熟悉的民族救亡歌曲在夜空中荡漾，行人中有些人也跟着唱了起来？当最后一队学生走出这座空旷的公园，把它抛给了阴影，抛给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那不安分的幽灵时，我听到了一首新的歌曲。这首歌节奏明快强烈，有点像“马赛曲”。

“他们唱的是什么？”朋友转向我，他的眼睛在薄薄的眼镜片后闪现出光芒。

“这就是红军进行曲。这首歌以前在北平街头还从未唱过。”

几小时后，一个学生拿着份赶印出来的海报，来到我这儿。当他把海报递给我时，双手在颤抖着。

“你听说了吗？今天早上，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杀了。”

我们明白了。

P11-13

1937年7月，世人将铭记在心。它标志着西班牙历时一年的一场生死之战的结束。这是一场人类自由力量和法西斯主义的公然侵略之间的战争，而法西斯主义者的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现已成为压在欧洲人心头上的梦魇。在上月那令人窒息的最后几天里，战争突然公开化了，并且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在膨胀和蔓延。

与威胁到欧洲那脆弱和平的同样一股肆意妄为的侵略势力，在另一个半球被释放了出来。远东开始爆发战争。

欧洲的困境历来是日本人的天赐良机。日本军国主义者与其欧洲盟友再次紧密配合，趁西班牙战乱，不失时机地向中国那活生生的躯体扑了上去。随着最近的这次无端进攻，日本参谋总部的统治东亚，以及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计划，已经向前跨了一大步而更接近于完成。

面对最近的这次挑衅，中国处于危机之中。尽管她孤零零地处在一个似乎只有反对和平的敌人能够成功联合的世界上，但她还是聚集起来了本国所有的零散部队，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但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尤其是大英帝国和美国——能够坐视远东当前的事态发展而无动于衷。

日本所要求的，决不仅仅是彻底征服中国。即使那些在远东拥有根本利益的西方列强——比之于他们在中国所能够得到的资本输出，或他们可能希望的，在一切市场上防范日本的竞争，他们的战略利益远为重大，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也从不曾正视这种结局会带来的结果。

几乎只有苏联人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真正危险，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而受到威胁的却并非只有苏联。大英帝国的东方前线，从悉尼一直到香港，如同现今已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威胁的地中海航线之现状所证实的，同样经不起日本的恫吓。而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西印度群岛，则对为配合其军事上的“大陆政策”而南征的日本海军敞开了门户。至于美国，无论其多么崇信“孤立主义”的利己政策，也无法逃脱他在西太平洋应负的责任。他在太平洋的生命线(借用日本人喜爱的一句话)是：追逐在中国快艇之后的尾迹。

今天，日本的眼前目标可能是华北，明天就是华南、香港和菲律宾。任何希望都比这种可怜的希望好，这就是通过不断的妥协让步来贿赂侵略者(英国外交界所死抱住不放的就是这种失败主义的无所作为立场)。西班牙是在阿比尼西亚采用这一政策结出的恶果，而阿比尼西亚则同样也是在满洲施行这一政策的遗患。在如今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的最大不幸就在于，人们不得不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来弄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今天的远东事态再度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要警惕这一政策所造成的危险。对中国独立的威胁就是对所有太平洋有关的国家的挑战。不仅如此，它作为法西斯主义侵略攻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公然挑衅。

中国并非仅仅在为自己而战——虽然她的战斗也是为了维护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一个民族的独立。无论是从她所卷入的这场斗争的本质上分析，还是从其对手的特点上看，中国都是站在反对无端侵略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和平阵营前线。

如果中国不得不孤军作战，她也能够这么打下去，虽然那些对其沿海地区防卫力量之薄弱有所了解的人，对于她要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感到惶恐不安。但至少(我们从她目前所处的困境中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抗击侵略者，保卫领土方面，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日本的侵略促成了中国内部争斗和剿杀都未能办到的事，使这个幅员辽阔而又陷于无组织状态的国家，溶化成一个理智的整体，这就是国难当头全体国民组织上的统一。  本书所涉及的，是现代史上的一段往事——中国在向民族团结方面艰难迈进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最新和最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我认为，这一事件是远东现代史上的一个决不可少的环节，唯有了解这一事件，才能够弄明白中国对日本最新挑战所做出的反应。此外，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其他国家，本书所涉及的事件尚鲜为人知。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在中国西部陕西省的一个冰封雪冻的山腰间，蒋介石将军为起来造反的“少帅”张学良的部队所俘获。这是一个引起轰动的头号政治事件，一下子使中国进入了世界舆论中心，从而使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为之逊色，一直持续到次年七月的中日战争爆发。

但这位将军并未被立即处死，尽管当时有人唯恐(也有人希望)出现这种结局。即使在欧洲，即使是已逐渐习惯了“晨报”带来耸人听闻消息的欧洲人，仅只看关于它的报道，便会觉得凶多吉少。在远东，人们的初步反应是一片惊骇。

由此而引起的轰动，比之于前十个月在东京发生的那场军事政变，以及在政变中死去的著名人物所引起的轰动来说，它来势更猛，更使人为之震惊。日本国有其独特的暴力和政治谋杀传统，且崇尚剖腹自杀，这几乎成了年轻爱国者的神圣使命。一般而言，中国人在这类事情上的做法就不那么残忍。

此外，对于西安事变中的主要人物，人们忽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近来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很容易为一种假相所迷惑，这就是要把某个人的名字和一个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或者由于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一下子被大多数人毫不费力地记起来)，蒋介石的名字已经树立起来，流传于国外，他即使不代表中国，也至少是南京政府的象征。他的命运——几乎可以这么认为——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命运。

然而这一次，持有这种流行观点却不能算是什么错误。这位“委员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亦即“政府”。在蒋介石身上所发生的任何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所有与远东有关的国家来说，都可能是重要的。正如蒋夫人用一种可以原谅的夸张口吻描述的那样：西安，这个中华民族的摇篮，看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他的棺材”。

在西安，通过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态转化——这种转化逃不过史学家的双眼，中国的“英雄”一下子成了中国的“小捣蛋鬼”张学良的阶下囚。在西方人的眼里，张学良一直被看成是个不负责任的鸦片鬼，他曾是公众谈论很多的人物。满洲失陷后，他一度非常体面地销声匿迹了，世道的冷酷使他成了这一事件的替罪羊。但随着西安兵变的发动，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这次委员长为其富有浪漫色彩的部属“绑架”，具有国际上这类戏剧性事件的所有成分。假如要想象一下同类事件如果发生在西方会引起的轰动，你可以设想如果墨索里尼被利比亚总督扣留在某个沙漠旅馆，或“第三帝国”元首于6月30号的国庆日为格林将军诱禁于他的猎屋中，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在这个令人茫然无措的12月，全世界意识到了中国的存在，并为其前景担忧。传出来的消息几乎完全缺乏真实性，从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兵变的局势异同寻常，它的后果更难预料。“专家们”闭门苦苦思索，报纸发挥了超常的想像力，编造出许多自相矛盾的评论。诚实的编辑们则把这一切说成是“又一道中国难题”。到此为止，不复深究。

但事态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圣诞节那天，“少帅”以一种堪与古代英雄相媲美的认错姿态(也可能是真的认错)，驾着他的私人飞机，把他的“俘虏”送回到洛阳。稍后不久，他便出现在南京，“请求惩罚”。至于蒋介石本人，除了受了点惊吓和背部受了点轻伤外，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被完好无损地送交给谢天谢地的国家。中国的又一次危机结束了。

本书旨在描述12月那场危机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向读者揭示这一事件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意义。我想，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不管人们对他的做法怎样考虑，“张学良终归还是正确的”。而且我还相信，在本书的若干章节里，一个新的、更符合他本人的那种受到严重歪曲、诋毁的形象将首次出现。

但这只是附带提出来的，并非本书的全部宗旨。对于一个非专业人员来说，为一个人恢复名誉，这是件危险的事。更何况还是在远东，在亚洲这个社会激荡风起云涌的地方，这种声势浩大的社会动荡所激起的群众运动，较之为某个人恢复名誉，不知要重要多少倍。所以我在本书中所乐于选定的主题是——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迫在眉睫的挑衅，中国的民族意识在增长，民族决心在高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在崛起——尽管我知道自己无力对此做出公正的评价。

中国人的政治观念是遥远的，含混的，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生动地表现出来。正是由于他们平时政治观念的淡漠和遥远，才容易解释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他们偶尔萌发出来的生动表现。大多数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完全用好莱坞制片商的眼光看待中国——一个对于构思电影脚本素材异常丰富的世界。

面对这个国家那神秘的背景和无数的芸芸众生，像这种确实引人注目的周期性“偶然事件”，与其说能为人们所理解，倒不如说只会令人闻而生畏。造成这种后果，这是远东报纸主编们的责任。他们知道他们的众多读者只能够一点一滴地接受关于中国的报道，适量地接受一点离奇古怪的东西。马可·波罗所创立的那种文学传统，已证明具有非凡的生命力。

既然日本人和善的“神风”四天内便可把这个帝国的大使吹到伦敦，既然定期的“中国快艇”要不了一周便可跨越太平洋，于是我们开始认识到，东西方的距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在和平时期，这种认识可使那些超然化外的游客惬意非常，而一旦整个东方战火腾起，他们的信心则开始丧失。

任何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对于中国或日本所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理所当然要深思熟虑，这无须别人提醒。但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决不应限于少数人。这是因为，远东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现在蒙受的苦难，是今日世界所面临问题的一部分，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中国总是危机四伏。这是一个已经感受到社会革命总爆发前夕的痛苦，而且又不幸在地理上与最年轻、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强国为邻的一个幅员辽阔的亚洲型社会的持续危机。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历史最明显地受着两个因素的制约：这就是革命和日本的侵略。

这两种现象同样重要，在世界舞台上，它们将要持续下去。

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达到了它的顶点，然后便被上海金融家和外国列强支持的国民党“右翼”反动势力镇压了下去。在此之后，这场革命所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便转向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如此声势浩大的社会动荡所激发的能量是不容小视的)。1927年后的近十年里，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面对不断的围剿征杀，始终使革命的旗帜飘扬在中国上空。这是当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奇迹。  自1931年以来，远东地区众目所瞩的唯一事件，就是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以及这个海岛帝国的持续对外扩张。它的手法虽然变化多端，时软时硬，但其目的则是始终如一的。面对这种残酷的征服大进军，中国为抵抗侵略所做出的努力，迄今为止仍是半心半意的，而且收效甚微。

在此情况下，认真考虑蒋介石和他在1927年取得巨大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中央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在这个问题上具备一定的洞察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中国对日本态度的根本变化，而在1937年，这种变化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从1931—1936年，南京政府一直令人震惊地顽固执行着一种被批评者们称之为“投降政策”的方针路线，即以牺牲华北和内蒙古为代价，来换取首都及其相邻省份在某种程度上的完整。某些对此持同情态度的外国观察家也一再坚持说，南京除此再无他法。但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与政府的这种看法截然不同。

对日本要求的每一次让步，都要激起一些人公开抗议国民党的这种妥协政策。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划掉了中国的五个省，直接导致了同年11月的“福建起义”，并在十九路军——当时绝无仅有的一支和日本打过仗的中国军队的协助下，建立了“人民政府”。而那个在处理对日交涉时显得如此软弱的南京政府，在处置国内反对派时却异常坚定。英勇的十九路军，这支1932年中日之战时大上海的英雄保卫者，迅速便为炸弹所征服。1935年，当日本对华北提出进一步要求时，南京政府批准了由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占领军司令梅津签署的秘密“何梅协定”，对日本做出了新的让步。这次“投降”激起了极其广泛的愤怒，导致北平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从而使日本原计划于1935年冬季在华北另外五个省实施的“自治运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第二年夏天，中国南部的广东、广西两省再度联合了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尽管这次运动的潜在动机有点令人怀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之所以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仅仅是由于它对日本的侵略提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抵抗方针。

对侵略者毫不迟疑地采用投降政策的五年，也是对全中国的民众团体进行镇压的五年，这就是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另一个方面。在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所有要求中，有一个要求不曾改变过——它具体地归结在1936年初广田先生的那个著名的“三点声明”的第三点上，就是要求完全取缔一切形式的抗日活动，同时用武力镇压共产党。直到他在西安被俘，蒋介石可能都在作这样的辩解：他非常忠实地遵从了这项命令。

西安事变的真正政治意义就在于：它的降临对许许多多的观察家来说犹如晴空霹雳，而它的结束也同样地令人不可思议。在经过长期抗议镇压爱国运动，以及继续打耗费了数百万中国人民生命的内战之后，当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而面临威胁的时候，西安事变是一系列抗议活动中最后也是最有力的一次。

在西安事变的结局上，它又与过去的一切抗议活动截然不同：当今中国最严重的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走向了和解。

西安事变前数个月，中国的广大民众就在呼吁支持成立一个民族防御阵线。而早在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就做出保证：如果这个联合阵线能够建立，它将把自己的土地革命纲领，改为社会改革计划，并与国民党合作，支持建立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民族救亡国会”。这显然是一个切合时宜的策略性转变，是从一直被视为“国民政府”的死敌那里伸出的一个象征和平的橄榄枝。

次年六月，“中国各阶层救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一个由许多知名人士倡导发起的社会团体，其中也包括孙中山的夫人。这次在国难当头情况下所掀起的运动，公开赞同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党派的联合阵线，因而在无党派人士中获得了支持，并以某种不偏不倚的姿态，声称它赞同实施由“中国革命之父”提出的那些政治主张。

孙中山被长期安放在紫金山上的一处豪华的灵墓中。对于这位死于贫病，然而却在中国取得了绝无仅有的成功的政治领袖来说，此处也绝非是他理想的安眠之所，虽然他的继承者把他塑造成为国民党的一个神秘莫测、令人肃然起敬的圣像，但对于执行他的政策，他们似乎却还没有腾出时间。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个把月，“全国救亡委员会”遭到镇压。它的七个最知名的领导人，被荒谬绝伦地冠以“宣传有悖于三民主义政策”的罪名被捕入狱。

就西安事变而言，虽然正是由于蒋介石图谋继续进行对红军的战役，才激发了它的产生，但上海的这次大逮捕，却是促使西安事变发生的导火线。西安事变所提出的，是这样一个关于国家政策的根本问题：国家的“统一”，是沿着过去的老路，驾轻就熟，通过强行镇压所有反对派，并对日本采取无所作为的投降“外交”政策来谋取，还是紧密团结中国所有党派和爱国力量，努力实行积极有效的抵抗措施。

张学良带着义无反顾，蔑视一切的神情所高擎的造反旗帜，就是一面民族防御、民主团结阵线的大旗。蒋介石所面临的选择，也就是要内战，还是要国内和平；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还是继续进行民族革命的斗争。

这种选择对中国人民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要立即采取行动，时间紧迫已毫无回旋余地了——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7月，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时期。即便是事变爆发的那个仲冬，在西安看来，中国要建立起民族团结阵线，若非不可能，也是十分遥远的。然而，现在它已成为中国能够存在的基本条件。从这一点来看，西安事变也必定作为远东关系史上一个真正的历史性转折点而出现。

在整个西安事变这场危机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勇敢而又富于献身精神角色的蒋介石夫人，把她这段出人意料的独特经历，非常坦率地倾吐在一系列文章中，首次发表在纽约的《时代》周刊上。她的这些文章和委员长记述的整个被扣押时期活动的日记(这些日记之所以被写出来，似乎更多是出于官方目的)，是关于他们在西安的这段插曲的唯一重要的出版物。特别是蒋夫人的描述充满人情味，而且包含了——其可靠程度是无可指责的——关于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反应的某些细节内容。尽管如此，如果要对这一极富于戏剧性的事件的整个过程加以充实，对当时那种似乎令人茫然不知所措，无法做出决定的实际情况加以更为详尽的叙述，还应该有很大的说话余地。

在以下章节里，本人采用直接讲述法，把西安事变的故事讲述给大家。我之所以采用个人传记的形式，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用这种方法比较好写。在两个多月的封锁期内，本人有幸成为唯一抵达西安的外国记者，因此，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我在本书的若干章节里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讲述亲眼看到的这一革命运动的部分事实。

在如此简略的篇幅里，我们只能谈到中国人民在其艰难深重的历史上，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面I临的突出问题。当然，这一切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人那种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而我也的确认为，这个问题是最不容忽视的。但是，如我所见，西安当时集中了中国社会中的某些最有影响的人物，而其时的紧张气氛则使各派人物的特征更加鲜明。如果本书能使人们对中国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紧要关头有个粗略的了解，就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希望，本书作为了解今日之中国的一份草图，能够使一些人对此感兴趣。

在此，我要向洛德·洛西斯和罗兹·特拉斯提二位先生表达我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机会，在中国和日本学习一年时间。我还要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感谢他们的仁慈和耐心。正是由于这些，我才得以了解中国。我尤其要感谢我在中国的学生中的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才使我对创造了历史的青年运动有了深刻的认识。

我希望，这本简短的《中国的第一幕》能够有助于对今日中国之困境的了解和同情。这是因为，从来也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当接二连三的同一个危机所造成的悲惨局面早已使她陷入深渊的时候——中国真正需要那些“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同情和支持。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1937年8月于北平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其特有的方式突然爆发了。

事变的消息刚一传出，南京当局便在亲日派分子的操纵下，立即对西安实行了全面封锁，并调兵遣将，全力组织“讨伐军”，抢占潼关，进逼渭、华一线，企图用武力将这次事变镇压下去。一时间，西北上空战云密布，交通为之隔绝，电讯因之中断，事变的真情无法达于外界，而南京当局则开动一切舆论工具，肆意歪曲事变真相。形势异常微妙、复杂，大部分国人顿时陷入无可适从之中。

然而，就在此时此刻，却有一位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外国记者，凭着特有的新闻敏感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以非凡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不畏艰险，辗转千里，历经坎坷，终于来到西安，成为事变后唯一进入西安，且逗留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为揭示西安事变的真相，传播真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就是当时的英国记者，新西兰人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教授，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奥克兰一个牧师家庭；1932年在新西兰大学附属奥克兰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36年初，他荣获牛津大学罗兹远东研究奖学金，来华在燕京大学进修中文和研究远东政治，并兼任英国数家报纸的驻华特约记者。在燕大期间，他和黄华、张兆麟等爱国学生领袖曾同居一室，与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斯诺夫妇结成了密友。在中国的耳闻目睹，使他对政府的腐败和人民大众的贫困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各阶层群众为反对外来侵略，反抗黑暗统治而掀起的民主斗争深为同情。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贝特兰参加了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一二”抗日大示威，于当晚便获悉了事变的消息。他立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斯诺夫妇，极其渴望能够去实地考察一番。三天之后，因在蒋介石访问西安时，在王曲军校大会上公开大肆抨击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而被迫逃亡在外的东北军少壮派领袖之一苗剑秋，秘密拜访了斯诺夫妇，想请斯诺陪同他一道返回西安。由于斯诺当时刚从延安访问归来，正在忙于写作《西行漫记》一书，无暇脱身，其夫人海伦·斯诺便提议由贝特兰替代。但苗剑秋对贝特兰并不了解，感到不大放心，坚持要海伦·斯诺为他“担保”(注)。只是在后来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中，他俩才逐渐加深了解；结成了患难之交。

贝特兰的西安之行光途中就走了11天。大约从12月16日下午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直到12月27日方抵达。是时蒋介石已于两天前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去。一路上，苗剑秋给他详细讲述了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全部经历，从而使他对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因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而到西安后的当晚与参与策划并直接参加扣蒋行动的另外两个东北军少壮派核心人物——张学良的秘书长应德田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久的彻夜长谈，则使他对事变的全部经过有了充分的了解。从而认识到，他原先认为的“随着放蒋，一切都算完结了”的想法“现在看来是多么的错误”。因而确信，“这次运动必将继续下去”。“一个汹涌壮阔的民族运动势将横扫全中国。”

贝特兰在西安共逗留了43天。在此期间，他抓紧时间实地考察了事变发生的各个现场，广泛采访了与事变有关的各阶层人士。西安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使贝特兰兴奋不已，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西安以后的历次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到处做演讲，发表演说，参加对事变的宣传工作，并与史沫特莱一道，主持了西安电台的对外广播。他的这些做法，引起了英国驻华使馆和某些外国社团人士的强烈不满，个别教士甚至对他当面发布“禁令”。1月中旬后，局势日趋紧张，在个别反动教士的煽动下，外国人纷纷逃离西安，英、美等国使馆也派人来安排撤离事宜。但贝特兰毫不动摇，依然我行我素，直到南京部队全面接管西安的前一天——2月7日才决定乘午夜的第一班列车离去。在受到严密封锁，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物质生活条件极差的西安度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这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各方面都相当优越的外国青年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然而，贝特兰对西安事变的最大贡献，则是他把此行的全部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以超常的速度写了出来，这就是1937年7月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中国的危机》一书。抗战爆发后，他又为此书重写了序言，于次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改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的故事》，也就是现在这个译本。完成本书写作后，作者曾到日本进行短期考察。七七事变刚一爆发，他便于一周内返回北平，于同年10月来到延安，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采访。而后，他又东渡黄河，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采访了一年多时间，写了《华北前线》一书(初版于1939年；美国版为“不可征服的人——在华北战斗农民中间一年的惊险生活日记”)。国民党迁都重庆后，他被任命为英国使馆新闻专员。此间他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任秘书，曾在香港等地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等物资援助。日本人侵香港时，他自愿入伍，成为后备役炮手，为日军所俘，在日本战俘营中被关了四年多时间，身心蒙受极大摧残。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战争阴影》一书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新一中友协的创始人和赞助者，先后于1957、1962、1978、1986年四度访华，著有《重返中国》、《在今日中国的年轻旅行者》等书和大量文章，忠实报道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

我对作者的认识，首先是从《毛选》中收集的那篇著名谈话中了解到的。1985年秋，我在安危老师那里见到有这么一部记述西安事变的书，立刻便被它那精彩的内容吸引住了，决计把它翻译过来。但这对像我这样一个仅自学过几年外语的青年来说，的确是件相当艰巨的工作。然而，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三易其稿，又承蒙西北大学卢匡老师仔细校阅了全文，安危老师察看了部分内容，才形成了现在的样子。尽管如此，有失准确，有待正译之处仍在所难免。我由衷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了解情况的师友们不吝指教。这是因为，对于这样一部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纪实性著作，任何一位从事翻译的人，都应当本着科学的态度，努力表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来。而这又恰巧是本人的第一部正式译作，它对于我今后在翻译事业上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译书的这段时间，正是我所经办的“陕西翻译事务所”处境极为艰难的时候。陕西省译协和翻译事务所的谢天麟、李庚年、贺明贞、乔健、张少黎等同志曾给予我支持，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我的父亲牛敏生先生和西安微电机厂的秦世荣同志帮我清抄了全部书稿；陕西省地方志编辑室的史春龙老师为本书的封面和封底提供了照片；责任编辑崔茂盛和西安新闻书屋的金华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尤为难得的是，在本书即将付印前夕，年近80的作者从新西兰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和中译本序，进一步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在此，我向他们深表谢意。

牛玉林

198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