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删除》讲述了遗忘的美德，为读者展现了大数据时代的取舍之道。

《删除》洞见了“被遗忘的权利”，回溯了人类追寻记忆的过程。如今，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正在瓦解我们天生的遗忘能力——过去正像刺青一样被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

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就是把有意义的留下来，把无意义的去掉。只有理解了在大数据中，需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判断这种需要，才能举一反三地明白到底为什么要去掉那些不需要的。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也是最受人尊敬的权威发言人之一。

《删除》一书，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发的“唐·K·普赖斯奖”，以及媒介环境学会颁发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奖”，而他的新作《大数据时代》则是开大数据系统研究的先河之作。

《删除》开启了一场关于“遗忘”的热烈讨论，让我们始终记得遗忘的美德。这本书告诉我们，在大数据时代，面对海量信息人类该如何取舍，怎样才能构建一个积极而安全的未来。

第一部分 大数据时代为什么要进行信息的取舍

01 当遗忘变成例外，而记忆成了常态：大数据时代的隐忧

 喝醉的海盗

 一个没有遗忘的时代

 抹不掉的致幻剂阴影

 Google记得你的一切

 大数据的信息力量

 人类住进了数字圆形监狱

 让我们学会遗忘

02 遗忘，人类的天性：人类记忆的作用与演进

 人类的本能记忆

 语言记忆

 外部记忆：绘画与文本

 共享记忆

 介质记忆：摄影、磁带与胶片

第二部分 大数据时代如何进行信息的取舍

03 世界已经被设置成记忆模式：数字化记忆发展的4大驱动力

 小黑盒子与麦克斯存储扩展器

 驱动力1：数字化

 驱动力2：廉价的存储器

 驱动力3：易于提取

 驱动力4：全球性覆盖

04 一个没有安全与时间的未来：数字化记忆的两大威胁

 信息富民VS信息贫民：信息控制权的威胁

 永恒的过去VS 被忽视的现在：时间的威胁

05 来一场“互联网遗忘”运动：应对数字化记忆与信息安全的6大对策

 对策1：数字化节制

 对策2：保护信息隐私权

 对策3：建设数字隐私权基础设施

 对策4：调整人类的现有认知

 对策5：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态

 对策6：完全语境化

06 给信息一个存储期限：应对数字化记忆与信息安全的关键对策

 cookie的警告

 信息的存储期限

 设定关于信息寿命的元信息

 9个月，不断缩短的存储期限

 设定存储期限的技术措施

 不是用技术删除，而是让遗忘复活

 谁来掌控存储期限

 我们需要“能衰退”的存储系统

07 让遗忘回归常态：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的未来

后记

喝醉的海盗

史黛西·施奈德（Stacy Snyder）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教师。在 2006年春天，这位 25岁的单身母亲已经完成了她的学业，并且对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期待。但是她的梦想破碎了。她心仪的学校明确地告诉她，她不能成为一名教师，虽然她已经修满了所有的学分，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完成了所有的实习训练——而且在许多方面成绩优异。然而，她被取消了当教师的资格，理由是，她的行为与一名教师不相称。

她的行为？校方指的是一张网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她头戴一顶海盗帽子，举着塑料杯轻轻啜饮着。史黛西·施奈德曾将这张照片放在MySpace她的个人网页上，并且取名为“喝醉的海盗”。这张照片她是给朋友看的，也许只是为了搞怪而已。然而，在史黛西实习的那所大学里，一位过度热心的教师发现了这张照片，并上报给校方，校方认为网上的这张照片是不符合教师这个职业的，因为学生可能会因看到教师喝酒的照片而受到不良影响。于是，史黛西打算将这张照片从她的个人网页上删除。但是危害已经发生了：她的个人网页已经被搜索引擎编录了，而且，她的照片已经被网络爬虫（web crawler）程序存档了。互联网记住了史黛西想要忘记的东西。

后来，史黛西控告了这所大学，但也没能最终胜诉。她认为，将那张照片放在网上并不能说明一名未来教师的不称职和不专业。毕竟，在那张照片中并没有显示塑料杯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即便显示了，史黛西，这位拥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也早已达到了在私人聚会上喝酒的年龄。

然而，这个案例与大学是否应该给史黛西教师资格的正确性或愚蠢程度无关，而是与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有关，那就是遗忘的重要性。

一个没有遗忘的时代

有史以来，对于我们人类而言，遗忘一直是常态，而记忆才是例外。然而，由于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的发展，这种平衡已经被改变了。今天，在广泛流行的技术的帮助下，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这种局面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对于我们个人和我们的社会而言这一局面的潜在后果是什么，以及针对这一局面，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本书关注的问题。

对于某些人而言，史黛西·施奈德的遭遇可能听起来只是个例外，但其实不然。自此之后发生了许多起非常窘迫的案例，甚至是法律诉讼——从无法让互联网忘记十多年前细微证据的知名大律师，到由于在facebook上抱怨工作无聊而因此失业的英国小姑娘。

截至2008年，在MySpace上拥有个人网页的人数超过1.1亿，他们都和史黛西·施奈德一样。而且MySpace并不是网民唯一青睐的社交网站。MySpace的直接竞争者facebook，截至2009年年初，已经有1.75亿个个人用户创建的在线网页。尽管facebook与MySpace都主要锁定美国市场（虽然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但是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发生在美国。Google公司旗下的社交网站Orkut，已经拥有1亿多名用户，而且大部分用户在巴西与印度。世界各地的其他多个网站还拥有至少2亿名用户。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趋势。

互联网浪潮的第一个阶段早已随网络泡沫及其破灭而告终，在这个阶段中，互联网的发展与访问信息以及通过全球网络与他人互动息息相关（你可以称其为Web 1.0时代）。而到2001年，用户开始意识到互联网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接收信息的网络，而且还是你可以生成信息并与你的同龄人共享信息的网络（通常被称为Web 2.0时代）。年轻人尤其喜欢Web 2.0的这些性能。

到2007年年底之前，美国的一家趋势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发现，三分之二的青少年“参与了互联网上一个或者多个范围广泛的内容创建活动”，而且在创建和共享内容上，女孩要多于男孩。每天，facebook平均每秒钟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用户的1 000万个网络应用请求。约翰·帕尔弗雷（John Palfry）与乌斯·加瑟教授（Urs Gasser）曾充分论述，公开个人的信息都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全球的青年文化中——无论是登入facebook的次数、个人日志与评论、照片、好友状态，还是情侣关系（“恋爱中”或者“只是朋友”）、内容偏好与认同（在线照片或者“标签”）、个人的地理位置（通过“地理标签”或者类似 Dopplr的网站可获知），或者仅仅只是微博更新（比如 twitter）。

随着这些年轻人逐渐长大，以及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拥有类似地特征，史黛西·施奈德的遭遇将会不断被重演，而且不仅对于整整一代人是如此，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也将如此。

P5-8

大数据取舍之道

几乎没人能够想象，没有了互联网的世界将会怎样。互联网赋予了公民权利，大大提升了经济效率，带来了不计其数的创新爆发。数以亿计的人使用互联网购物，便捷轻松地与人沟通，分享观点。

然而，互联网的全球化意味着，完整的数字化记忆以及“记住成为常态”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不仅存在于伦敦和旧金山，在北京和上海也同样令人关注。跨越了地理上的界线，完整的数字化记忆正在挑战着我们所有人。因此，本书所传达的信息对于亚洲的互联网用户同样也很重要。

有人认为，完整的数字化记忆在非民主社会更加危险，因为非民主社会中公民无法直接限制政府利用从网上收集到的海量私人信息。但是，这种观点却遗漏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大量数字化的私人信息不仅可能在今天被滥用，在几年甚至几十年仍然可能被滥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人是否生活在民主社会，与数字化记忆是否被滥用并无必然关系。如果私人信息被抓取后，以数字形式在未来被储存了很久很久，那么，即便生活在民主社会，它仍然像一颗定时炸弹——因为，未来任何非民主政府都可以利用这极具价值的信息权力宝藏。

假设真正的危险并非来自于政府机构滥用信息权力，而是来自于巨大的商业机构——这些商业机构借助自己位于全球信息流中战略瓶颈的优势地位，获得我们相当多的私人信息流，那么又将会怎样呢？就像对政府那样，我们只能希望，像Google 和facebook 这样的巨型网络公司能够清楚地知道，他们对于收集并保存的几十亿项私人信息所负有的责任。

我们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会拥有哪种形式的政府，什么样的商业平台以及他们会以何种目的去挖掘自己积累的私人信息宝藏？他们会不会滥用我们的私人信息？正因如此，我们要开始思考减少我们的数字足迹：不是通过戒掉互联网，而是通过塑造互联网及其服务，以使得数字信息能够真正在一段时间之后被渐渐遗忘。如此看来，数字化记忆给所有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一连串的挑战，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这也许是我们需要牢牢记住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信息。我不是新勒德分子， 不鼓吹与全球互联网断开连接。我的建议恰恰相反，那就是：充分运用互联网使其发挥全部潜能；并且，通过给互联网设置遗忘的功能，以确保互联网被那些大权在握之人当作工具滥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让互联网一直充当创新、沟通和赋予权利的工具。

我在书中描述过的许多情况每天仍然在发生：被互联网抓取到的信息量在突飞猛进地增加。在2000 年，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信息是以模拟形式记录的，而今天，世界上90%以上的信息是数字形式的——因此能够毫不费力地进行存储、加工、操作和发送。

不仅在电脑上浏览互联网时如此，智能手机里的多种传感器也是如此。它们能够抓取日期、时间、地理位置，甚至是从汽车的加速度、行驶方向到大气压强等一切信息。

手机上安装的应用程序使得置于床垫下面的智能手机能够获取我们的夜间睡眠模式，而嵌在小手镯里的芯片能够记录我们的运动。

一家美国运动服装公司现在甚至在出售拥有内置显示器的滑雪眼镜，这款眼镜不仅能够捕捉我们的位置以及我们滑下坡时的速度，而且还能告诉我们要找的朋友在哪里。

这一切都很重要，运用强大的统计工具，我们能够理解抓取到的大量数据，而且能够提取其中一些潜在的价值。“大数据”运动就像互联网一样，将会在世界和社会的运转方式上带来跨越式的变革。借助大数据，我们会有更好的医疗措施，更少的意外事故，更高效的市场格局，以及对社会更好的理解与认知。但是，“大数据”也会增加抓取更多数据以及将它存储更长时间的压力，对数据的过分痴迷会让人唯恐丢失一些可能获得的潜在价值。

在这个背景下，完整数字化记忆的隐患需要的不仅仅是重复提醒——它们需要被不断强调！我相信，《删除》将会在未来很多年对我们理解互联网具有深远的价值。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互联网一直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智慧源泉，而非大权在握之人赋权的工具。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在进入“大数据”时代后，不必害怕我们会失去隐私，会失去人性化的生活与行动。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会乐观地号召所有人，要在大数据时代始终记得遗忘的美德。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国牛津，2012年11月

所有这一切都开始于2007年2月，那半页名为“被遗忘的权利”的笔记。虽然后来我很快就忘掉了那半页笔记，但却记住了这个思想。当我的记者朋友肯尼思·库克耶(Kenneth Cukier)打电话问我关于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与隐私的新视点时，我向他讲述了关于遗忘的重要性。之后，他将这个观点写进了他的报道中。

2007年4月，我的研究重点迅速被媒体获知，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想法似乎切中肯綮。在这两年中，我逐步形成了我的论证，我的观点已被传播开来。而且让我高兴的是，有很多人要么认同这个观点，要么正在提倡这个观点。

在隐私专家和从业者的圈子里，有很多人为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我尤其要感谢杰弗里·弗莱德伯格(Jeffrey Friedberg)和保罗·施瓦兹(Paul Sctlwartz)。艾琳娜·萨普莱基娜(Elena Saprykina)在俄罗斯历史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马克·罗滕伯格(Marc Rotenberg)，尼古拉斯·伦布拉德(Nicklas Lundblad)和菲利普·缪勒(Philipp Mvller)为本书提出了简洁而有价值的评论。爱德华·费尔顿(Edward Felterl)、让．弗朗索瓦·布兰切特(Jearl-Francois Blanchette)和利亚姆·班农(Liam Bannon)，他们都在遗忘和记忆方面有着极富见地的观点，他们都为我提供了很有帮助的指引与最受欢迎的见解。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信息与创新政策研究中心的同事特蕾西·劳(Tracy Loh)阅读了整部书稿，并对全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我要特别感谢罗恩·伯特(Ron Burt)与迈克尔·加里(Michael Curry)，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阅读我的论证，他们以极大的鼓励和发人深省的见解对我的论点进行了全面的评论。此外，我还要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人极有帮助的建议。

我很幸运能够将我的论点不断推敲并呈现给全世界的读者。特别感谢让·弗朗索瓦·布兰切特和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们，汤姆·布鲁斯(Tom Bruce)及其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们，托马斯·霍伦(Thomas Hoeren)及其在德国明斯特信息、电信与媒体研究中心的职员，桃瑞斯·欧贝拉德(Doris Obereder)及其在奥地利电子艺术节工作的同事，以及马库斯·贝克达尔(Markus Beckedahl)。同样重要的是，我极大地受益于最近两年来我与全世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记者们的多次交谈；他们的问题帮助我塑造并发展了我的论证。尤其是科技博客网站Ars Technica的纳特·安德森(Nate Anderson)，《华尔街日报》的李·戈麦斯(Lee Gomes)，《纽约时报>的克拉克·霍伊特(Clark Hoyt)，以及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的凯·比尔曼(Kai Biermann)，他们所有人都帮助我看到了之前我没有意识到的那半页笔记的要旨。我还受到了亚历杭德罗·托莱多里尼(Alejarldro Tortolini)和恩里克·科吉兰诺(Enrique Quagliano)，以及比尔·施特劳斯(Bill Straus)的鼓励，前两位在阿根廷发起了一场重拾遗忘的运动，施特劳斯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推动类似运动的立法者。

如果本书有一个最核心的推动者的话，那么这个人非蒂姆·苏利文(Tim Sullivan)莫属。蒂姆是一位极好的编辑，是他第一次让我想到将那半页笔记扩展成一本书。即便在他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离职后，他仍然继续密切关注我的进展。在蒂姆离职后，查克·迈尔斯(Crluck Myers)以极大的热情继续着这个项目，我非常感谢他中途接手这本书并一直坚持到它出版。

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写作过程中的许多痛苦，这对一本讲述遗忘美德的书是非常合宜的。我将本书献给波吉特·拉比尔(Birgit Rabl)，她不仅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与批评者，也是我生命中的挚爱。

在人人都声称需要隐私权、但人人并不真的在乎隐私的时代，如何记忆，又怎样遗忘，构成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第一人

大数据刚刚兴起，在你被数据灌满之前，先教你如何删除，省得你的硬盘和大脑，在数据海啸到来后，成了无用信息的垃圾场。这就是《删除》的意义所在，大数据因有意义而变得智慧。删除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删除，也就是知道你需要保留的东西。

——姜奇平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网络现已成为人类社会共有的大脑。与人类大脑不同的是，人类可以选择性地将不喜欢的东西放在难以提取的角落，而网络则不会。所以网络已经成为塑造我们生活方式的双刃剑。我个人选择积极地利用这把剑。

——李淼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如果说信息的收集、存储与加工将所有人置于数字圆形监狱的中央，那么，遗忘能力的丧失就是圆形监狱形成的原因。维克托对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了逐条分析，并提出了在数字世界为遗忘寻得一席之地的可行方法。

——大卫·克拉克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教授

《删除》对遗忘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广博而又深远的剖析，同时也解释了遗忘如何因为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的发展而从常态变成了例外。这本书值得所有人阅读。

——保罗·施瓦茨 国际著名信息隐私权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

维克托的论述十分精彩，技术已经减弱了我们的遗忘能力，这一变化已经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删除》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战略上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激发了一场我们必须要进行的辩论。

——劳伦斯·莱斯格 斯坦福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创办人，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维克托将对于“隐私”的讨论拓展到了时间维度。他提出的“数字遗忘”概念，颠覆了社会学家、技术专家与政策制定者对个人自主权的定义方式，并且告诉我们，在技术篡夺了人类遗忘的特权时如何保护个人自主权。

——菲利普·埃文斯 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