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苏、英、法、美为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邀请中国和南北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登台亮相，而会议的两个结果——朝鲜问题无法解决和越南的划界停战，都奠定了20世纪后半页国际政治的重要格局。周恩来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上是公认的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他的外交才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淋漓尽致的展现，赢得了举世赞誉……

　　作者参阅了众多资料，访问了18位当事人，不仅仅从中国的角度，而且从美、苏、英、法甚至朝、韩、越各个国家和各国政治家的角度，去看待日内瓦会议。作者用的是孔子的“春秋笔法”，“述而不作”，却“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只要细心地去阅读，您一定会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举行，中国和美、英、法、苏等国20多位外长聚会日内瓦，讨论如何在上述两地区停止战争、实现和平，6月下旬以后，会议转而全力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并最终达成和平协议。

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率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战后国际性重大会议，纵然是外交斡旋进程波诡云谲，会议期间局势翻覆沧海横流，周恩来以他的大智大勇在世界外交巨匠间折冲樽俎，一步步化解难题，将会议引出艰难的沼泽，周恩来亦由此奠定他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历史地位。

本书是《秘密征战——中国授越抗法纪实》(上下卷)的姊妹篇。作者历时10年，访问众多当事人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大洋两岸研读渐次披露的重要档案，采撷和辩析中外回忆录之记载，将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撞激而出的珍贵片断，连缀成景象恢宏的完整历史长卷，众多风云人物栩栩如生，一连串精彩故事余响不绝。

第1章 周恩来来到日内瓦

第2章 万花岭情怀

第3章 从“大三环”到五大国

第4章 东方的思考

第5章 谋划预案费思量

第6章 人才汇聚中国代表团

第7章 谈判还是轰炸

第8章 两大阵营都有谈判愿望

第9章 日内瓦会议开幕

第10章 唇枪舌剑第一天

第1l章 握手的机会失去了

第12章 纵横捭阖大外交

第13章 奠边府炮声带来什么

第14章 在远离祖国的地方

第15章 放眼印支东风盛

第16章 泾渭分明两阵营

第17章 合纵连横交错纷繁

第18章 大难题中小突破

第19章 中美两大国的对话

第20章 千嶂疑云眼底生

第21章 惊涛陡立的6月15日会议

第22章 即倒狂澜力挽回

第23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24章 在柬、老问题上先突破

第25章 会晤法国新总理

第26章 确立“五项原则”的旅程

第27章 关键的柳州会议

第28章 领袖决策寰宇轻

第29章 星河倒转夜深谈

第30章 请法国再前进一步

第3l章 最佳选择是缓和

第32章 分分秒秒催煞人

第33章 莱蒙湖水碧连天

第34章 万国宫时钟停摆了

第35章 一个崭新的日子

第36章 轻舟已过万重山

附录

重要参考文献

后记

自1954年3月以来，冯铉全力投入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只在伯尔尼的使馆中留了几个人，把精干力量都带到日内瓦来了。这时，中国已在日内瓦设总领事馆，温朋久任总领事，他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做了大量工作。

下午3时，自柏林飞来的苏制“伊尔14”专机在日内瓦机场降落，中国代表团来了。

停机坪顿时热闹起来，上百名记者向前拥去，使排在最前面的摄影记者发出一片喊声：“别挤了!”这个人群中数美国记者为多，他们大都没有见过周恩来，一迭声地问：“谁是周恩来?”

飞机停稳了，第一个走出机舱的就是周恩来。他身穿得体的黑色西服，右手自然地举过眉梢，满含微笑向前来迎接的人们致意。他的笑容是舒展的，内心一定充满自信。在从莫斯科经德国飞来日内瓦的空中旅行中，他抓紧时间在万米上空靠在座椅上休息，飞机下降时就醒来了，此刻显得特别精神。周恩来走出机舱门，举起手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挥动。

周恩来的身后是一个整齐的阵容。紧跟在周恩来身后走出机舱的，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

张闻天，早年曾留学美国和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党的最高负责人。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转变原先的立场，主张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在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张闻天本人也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但在抗战后期，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下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闻天转而辅助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在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准备期间，他主要负责沟通和协调中国和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和立场，仅在4月间就安排了周恩来和苏联领导人的3次会谈。

在张闻天身边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兼中联部部长王稼祥。他和张闻天一样，是红军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遵义会议上极力支持毛泽东，此后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中国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1951年离任归国，就任第一任中央联络部部长，工作之一就是具体负责对越南抗法战争的援助。从1950年起，罗贵波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和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长期在越南北方根据地和胡志明一起工作。对罗贵波的许多指示，都由王稼祥起草或签发。

王稼祥身后的李克农也是外交部副部长，他经历过长征，还是朝鲜板门店谈判的主要幕后策划人。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是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周恩来的主要助手。

这次来日内瓦，中国代表团由200余人组成，集中了新中国外交界的精英人才，分批来到日内瓦。代表团成员之一、后来担任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回忆及此，曾幽默地说，以如此强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国，保持了新中国诞生后的一个外交纪录。

周恩来带着微笑走向迎接他的人群。他伸出手来，和迎面走来的瑞士官员握手。由于周恩来融入了欢迎队列，记者方阵骚动了，首先是美国的摄影记者纷纷叫唤：“周先生，走近点，朝我这里看!”

周恩来有礼貌地抬起头，迎面走向记者。摄影镁光灯把耀眼的光彩倾洒在周恩来的身上。P.4-5

把传奇化为真实

《周恩来与日内瓦风云》是我于1999年出版的《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援越抗法征战纪实》(上、下卷)的姊妹篇，是得陇望蜀之作。

范哗《后汉书·岑彭传》记载，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大将岑彭率军征战陇右。两军鏖战之中，刘秀判断岑彭胜券在握，驰书宣告：“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要岑彭得手之后，乘势南下，再进一步，将西蜀也拿下来。后来，这个愿望实现了。

下决心写作本书之时，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个成语典故之妙。

在孩提生活中我就听说过“日内瓦会议”。后来又听说，周恩来在国际外交活动中的地位就是在日内瓦会议上奠定的。在我的少年时代，日内瓦会议是外交传奇的代名词，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中国和美国之间，开始了想握手又拒绝握手，最后又握起手来的曲折经历。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虽然知道日内瓦会议非常重要。但它的历史进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对中国内外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对国际大格局又有什么影响?却始终未知就里。

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后来担任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在晚年回忆周恩来这段经历的时候曾说，今后人们若要谈到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地位和贡献，关于日内瓦会议就应有详细叙述。外交就像打仗，不把具体情况说清楚，人家就不好理解。乔冠华先生讲这番话的时候，已在赋闲和重病中，没有可能自己动笔详加叙述了。显然，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别人。20~80年代初，几位乔冠华的友人向我转述了乔冠华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是我可以接手的事情。因为当我对它仰视的时候，觉得它太高太远，以我之力，难以登顶。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领受了中越边境线上战争炮火的洗礼之后，着手收集中国投入援越抗法战争进程的史料，渐渐触及了日内瓦会议的第一手材料。我还是没有动心，当时的感觉是，若能把中国投入援越抗法战争的全过程写出来，已费尽移山心力，惶论其他。

我始终记得在此之前发生的一件事。1985年夏，我采访原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先生，要写一篇他给冯玉祥将军当秘书的纪实文章。王老先生很支持，谈兴甚浓。采访快结束时，他兴犹未尽地说起，和冯玉祥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当然值得回忆，但是我还有一段特别值得记忆的日子，如果写下来，那才动人呢!他说，那就是跟随周恩来总理参D1：1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经历。通过在日内瓦的日子，我才深入地了解了周恩来，折服于他的外交才华和过人精力。当年我负责中国代表团礼宾事务，凡属宴请与会外长，包括邀请电影艺术家卓别林，都是我经手安排的。说罢，王老先生拿出相册，从中取出一张周恩来和卓别林在日内瓦万花岭别墅的合影，指点着说：“我当时就在他们身边。”

我的大脑恍惚了一下，犹豫了片刻还是起身告辞了。原来，我是被机会撞懵了。从那以后，我眼前经常晃动这个情景，而且一遍又一遍问自己：“是不是放过了一个机会，一个绝好的历史切入点?”

1992年，我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越南战争档案，结果还查阅到了日内瓦会议档案，计29箱。这时，我写的中国援越抗法纪实的上部《在神秘的战争中》已经出了两版，完成全书已有把握。我突然明白，应该下定决心，马上开始撰写《日内瓦风云》，来完成一段完整的历史叙述。我认定，当年没有抓住机会采访年过八旬的王倬如先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是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职。这个错误再也不可弥补，因为王老先生已经乘鹤西行，不再等我了。

为了弥补这个错误，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我要和时间赛跑。

还是《后汉书》作者范哗，他在《后汉书·耿弁传》中写下一句比“得陇望蜀”更有名的话：“有志者事竞成!”我希望本书能够为这句话再增添一个注脚。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谈到“历史”这个命题的时候说过一段有趣的话：“读历史不能深信不疑，因为看来应当铁面无私的历史仍然屈从于人类对传奇和神化的强烈爱好——它有意和无意地把少数几个主角加以英雄化，而把日常生活的主角——第二流和第三流的人物推到了黑暗之中。传奇恰是通过诱惑，通过求全求美的光泽而成为真理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经常对它进行验证并还历史本来面目就成为我们的义务。”这句话说得很透彻，很有哲理。我庆幸在刚刚开始写《日内瓦风云》的时候读到了这番论述。因此我给自己的采访、研究和写作规定，决不刻意追求传奇色彩，要用最朴实的语言把历史进程表现出来。至于表现得如何，全靠现存史料和读者来验证。我只想说，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

到全书完成之时，我访问了18位有关日内瓦会议的当事人，通过他们口述历史和从他们那里获得的重要文献，奠定了本书的基础。然而我承认，为本书动笔采访之时太晚了，如果我能够把访问人数再增加一倍，也就是说我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深入采访，读者一定会看到更多生动的宝贵史料。我惟一能安慰自己的是，如果现在才决心做这件事，那几乎是什么采访也来不及了。

从接触这个题目，到按动键盘写下这篇后记，倏忽之间，15年过去了，21世纪已经到来。本书出版之时，距离1954年日内瓦会议，正好半个世纪。这50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发生的变化，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年代。

1954年日内瓦会议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的后半叶，它对两个朝鲜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延续着。这次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使印度支那3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自成为独立国家。这一格局延续到了2l世纪，依然是稳固的。

就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冷战”而言，日内瓦会议再次确认了雅尔塔会议划分的势力范围，说明当时的东西方阵营都意识到，通过武装冲突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彼此的力量对比，从此，“冷战”完全取代了热战，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大崩溃。

对于当时的东方阵营来说，日内瓦会议是中国和苏联结盟取得的最大外交成果，是20世纪中苏关系全盛期的标志。从那以后，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随后是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渐趋缓和，甚至终于达到了缓和。但此时历史留给苏联的时间只剩下短短两年，那个庞然大国来不及回到与中国亲密相处的轨道上，就四分五裂，化为历史遗迹了。

令人回味的是越南的统一。日内瓦会议以后，胡志明将南方正规军全部撤到了临时分界线以北，编成两个正规师，将数以万计的游击队潜伏在南方，组成合法地方政权或地下政权，全力争取在预定于1956年年底之前举行的全民大选中夺取胜利。

这时，越南南方政局发生很大变化。1955年10月，吴庭艳组成独裁政府，拒绝参加预定的选举。越南统一进程受阻。胡志明领导的北方政府转而决心采取武装斗争，实现国家统一。1958年以后，越南南方的游击战争规模逐渐扩大。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南方武装斗争全面展开，越南北方派遣正规军渗入南方参加战斗。

在“冷战”思维引导下，美国将越南视为“遏制”战略的一环，支持吴庭艳政权。到1961年底，赴越美军人数从800人激增至18000人，投入了战场作战。到1967年，美国迅速增兵至38.97万人，战争规模相当巨大。苏联、中国支持胡志明领导的北方，分别提供了巨额军事援助。印度支那战争由此具备大国对抗的国际背景。实际上，战火已在1970年4月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军民付出了重大牺牲，美军没有在战场打赢。

1973年1月27日，越南、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美国、南越之间的巴黎和谈取得协议，越南北方和南方次日起停火，美军全部撤走，南越政权败局已定。两年后的1975年春，越南人民军发起总攻击。4月30日，人民军攻占西贡，1976年7月2日，越南南北两方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定都河内。

朝鲜的情况则不同，1953年停战协定划出的格局保持不变，而且进入了2l世纪。但是，朝鲜周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回头顾望1954年日内瓦会议，可以辨析朝鲜问题是怎样发轫而来的今天的人们所置身的现实，就建筑在历史发展进程之上。

拂去世纪风云，本书作者走笔行文之时，看到总有一个人物置身于日内瓦会议的焦点，他就是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自作者的第一部著作《乒乓外交》于1987年出版以来，周恩来的外交生涯始终是作者重要的研究命题。积年累月，我先后访问过上百名曾接触周恩来的人士，亦曾与著名的周恩来研究学者同赴会议，向他们请教。要认识20世纪的中国，就不能不了解周恩来。完成了此书，但愿自己又在研究周恩来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人类的认识道路，从来就是靠艰苦努力一块阶石一块阶石地铺下的。

朋友们，我等待你们的批评，以期在再版时把这本书修改得更好。

年轻的朋友们，请你们踏着前人铺下的道路，迈出新的步伐，再铺就更加宽阔的道路向未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