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头天夜里，三支队得到情报，詹家店日军连夜出城，偷袭抗日根据地。支队部命令周杰宁的一团，在莫宁岗构筑工事，准备迎敌。

莫宁岗在清河以北，同国军卧龙岗和凤岗两个据点，共同组成北线防御体系。

构筑工事的时候，金广友到阵地走了一圈，动了一番脑筋，向马大海建议，要准备恶战，阵地上准备一点水桶。马大海感到很为难，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岗野岭，他想不出来从哪里搞水桶。

金广友出个主意说，俺白天侦察了，凤岗那边国军阵地上，有尿桶。马大海想想说，尿桶也行。

金广友带着殷福塘，到凤岗国军阵地上借尿桶。国军连长赵大脚趁机敲了一竹杠，非要金广友拿钱买。金广友身上有六元法币，只买了几个破瓦盆，金广友看中的那几个尿桶，赵大脚要价是两块大洋，倒是殷福塘，随身揣着节省的伙食尾子两块大洋，这下派上了大用场。殷福塘很不情愿地从裤腰里找出两块大洋，交给金广友的时候，嘟嘟囔囔要金广友立字据。

金广友说，写了有什么用？难道你还想让俺还你？

殷福塘说，你当然得还，俺还指望这两块大洋找肖玉枝呢。

金广友说，打了鬼子，肖玉枝白送你，还要大洋作甚？

殷福塘说，那也不能白白地花俺的钱啊，鬼子又不是俺请来的。再说，能不能打死鬼子还两讲。

金广友说，你听排长的没错，这次俺给你分任务，专拣鬼子多的地点去。

殷福塘一声惨叫，排长，你想害俺啊，俺宁可不找肖玉枝，俺也不想到鬼子多的地点去，俺还是想打“皇协军”。

金广友说，看你那点出息，不打鬼子，你就是打死再多的“皇协军”，肖玉枝也不会搭理你。你把大洋拿出来，我让俺的识字班跟肖玉枝说，她听她的。

这样好说歹说，殷福塘才把两块大洋交给金广友，又从赵大脚那里买了三只尿桶。

莫宁岗阵地南边有个大水坑，打水的时候，金广友交代殷福塘，别把水搞脏了，先喝一肚子再说。殷福塘瞪着眼珠子问，作甚？金广友说，一会儿打起来就没有水喝了。殷福塘盯着尿桶说，你是说咱们一会儿还要喝这里的水？金广友说，你想得倒好，打起仗来，这尿桶里的水还真不能随便喝。殷福塘傻眼了，怔怔地说，啊，还成宝贝了！金广友说，不光尿桶里的水不能随便喝，你肚子里的尿也不能随便撒，那比油还贵。要撒，也得撒到尿桶里。

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金广友的脑瓜确实管用。战斗打响之后，这些尿桶和瓦盆派上了大用场，金广友抱着机枪，殷福塘抱着尿桶，两个人上蹿下跳，打得花团锦簇。

打着打着，机枪卡壳了，金广友大叫殷福塘，殷福塘抱起尿桶，往机枪管上一阵猛浇。金广友嗷的一声跳起来嚷道，往哪里倒，都倒我脸上了。殷福塘龇牙咧嘴，嘿嘿一笑说，又不是尿，是水啊！金广友说，那也是尿桶装的，还是国民党的尿。

鼓捣了一阵，机枪重新响了起来，前面黄黄的倒下好几个。殷福塘快活得直嚷嚷，好家伙，这生意赚大了，尿桶立大功了！

说完这话，殷福塘傻傻地看着金广友，喊了起来，不对头，排长你停下！

金广友不理殷福塘，还在射击，眼看冲过来的敌军又趴下了，殷福塘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哭得金广友心里发毛，忙里偷闲，金广友说，好好装你的子弹，哭什么哭？

殷福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排长，鬼子都被你打跑了，俺打啥呀？

金广友这才明白过来，恨不得扇殷福塘两耳刮子，可是又下不了手，只好把机枪交给殷福塘说，好，你打吧，俺给你装子弹。

殷福塘接过机枪，拉开架势，眼巴巴地等着，等了半袋烟的工夫，这才看见趴下的敌军重新站了起来，成两路队形包抄过来。殷福塘出其不意地站了起来，端着机枪就是一梭子。打完了，趁金广友装子弹的工夫，又向开阔地里连续扔了五颗手榴弹，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说，这下好了，数数吧，有几个鬼子是俺打死的！

金广友手搭凉棚往前面开阔地里看，泄气地说，都是黄皮，看不清谁是鬼子谁是汉奸。

殷福塘又跳了起来，想往战壕外面冲。

金广友说，你作甚？

殷福塘说，俺得去把尸体拖回来，看个明白。

金广友一把扯住殷福塘说，好了好了，你别乱动，一会儿战斗结束了，打扫战场，自然就知道了。

后来统计战果，这次战斗，金广友的排一共打死二十多个“皇协军”，三个鬼子，因为鬼子都在后面督战，所以伤亡较小。评功评奖的时候，老兵都说，亲眼看见是排长的机枪打死的，金广友说，机枪也不是俺一个打的，还有殷福塘打的，就算全排的功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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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的方式

张志强

2012年7月31日，在北戴河，我接到一个消息灵通朋友的电话，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徐贵祥要到军艺文学系了。我说，不可能吧，徐贵祥好不容易才当上专业作家，怎么可能来蹉文学系这道“浑水”呢？况且他已经53岁“高龄”了。朋友一本正经地跟我说，院首长已经跟徐贵祥谈过话了，先调过来过渡几个月，接任文学系主任。我听了朋友言之凿凿的话半信半疑。

但是，对于多灾多难的文学系来说，这可是个重大的消息，这消息像一枚炸弹，立即在我心头引燃。我的心情实在不能平静，原因是文学系自2000年招收本科学员以来，12年间换了7位系主任。这让我想起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詹姆斯·谢里登在一篇文章中描述的有关中国“军阀混战”的情况，他说1912年至1928年的“在军阀时期的16年中，北京的全国性政府令人手足无措地变动无常。7个人当过总统或国家首脑。其中1人是2次，实际上等于8个国家首脑。”

军艺文学系的12年与“军阀混战时期”的民国的16年何其相似：我们同样有7位先后任职的系主任，我们同样有一位主任“二进宫”，我们与民国的16年间动荡的政权情况不同的是，我们更严重——其中有近两年的时间居然没有主任。在这7位轮流任职的主任中，平均不到两年就换一届，其中有的任职还不到一年就升职走了，长的不到两年。

频繁地更换主任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动荡。

我记忆当中，12年间我干得最多的文字工作不是设计创作教学，而是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消耗在了不断修订所谓的“五案”上，一遍遍一次次，没完没了，没头没尾。而实际上这些“五案”与教学现实毫无干系，写得越多越细越与实际上课的内容无关。因为，我们清醒地知道，虽然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我们自己必须稳住阵脚，对自己的良知、对学员的未来负责。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个曾经辉煌灿烂、名家辈出的“军队作家的黄埔”、“军队作家的摇篮”、令人仰止的文学殿堂居然呈现出风雨飘摇、衰败破落之色，实在让人心痛。哪个愿意看着这片肥沃的、曾经并且还会高产出作家的文学田野荒废掉呢？

就在2012年5月，也就是我们得到徐贵祥将到文学系任职的消息之前三个月，我们尊敬的院长上任了。她上任后大兴调研之风，她到文学系调研时让我谈文学系现状与想法，在谈了许多情况后我有些激动，眼含热泪地对她说，院长你知道吗，文学系再这样折腾下去就完了！我们不希望它完！

我想，徐贵祥的到任可能与那次谈话有关。因为作为我们好朋友的、其实是一位品学兼优的那位后勤领导被动地调到文学系当主任才不到一年，徐贵祥便来了。  之前，某位院领导也曾找我个别私下谈话，问我愿不愿意担纲文学系。他说我的年龄、经验和能力都该是“上道”“篡位”的时候了。那时，我笑了笑，非常平淡地对他说，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干具体实际事情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我没有能力收拾文学系这个烂摊子。我还笑着跟那位领导说，我是一个等待辅佐明主的臣子，怎可自己上台？我们哈哈大笑，谈话也就此结束。

这恰好是我到北戴河疗养之前的事，也就是2012年7月初。

现在，消息传来了，徐贵祥要来了。他是不是一个“明主”，我不知道，但说实话，我是有心理期待的。我想，至少他是位作家，他懂得创作，懂得一个作家应当具备的某些素质，是可以与之共事的。我甚至都已经做好了尽最大努力去“辅佐”他的准备。可惜我自作多情了，“明主”并未看中我，他早已将我等排斥在外，另作了打算。于是，我内心便有了“怀才不遇”之感。其实，现在看来，我那时的想法真是可笑，就我一介卑微俗人，何才之有？苟安便好。

坦率地讲，我并不认为徐贵祥到军艺文学系当主任对他来说是件好事。显然，他的年龄只允许他最多干两年，这是明摆着的。两年能干什么？浑身是铁能碾几根钉？他从来没有当过大学老师，不知道教学是何物，他得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去学习适应，等真正摸清了情况，一年半载过去了，然后就该考虑退位的事情了。谁有心思跟我们玩儿？或者，他在两年内转运高升了，那可就又把文学系给坑了。

徐贵祥上任之初，一位院领导向他转达了院长对他的期望，希望他把文学系恢复到“徐怀中时代”的水平。

我的天哪！徐怀中的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是一个名家云集、高手林立的时代，那个时代甚至培养出了后来名满中外的李存葆、莫言、王海鸽、苗长水、钱钢、何继青、宋学武、雷铎啊。

我不知道当时徐贵祥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我猜想，他应当是“大胆地接受了任务”。如果真是“大胆地接受”，那他可真是有点“傻大胆儿”，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土生土长的原业余作家、当过连长的基层干部如何在这片文学沙场上点兵派将，摇旗呐喊，杀出一个“徐怀中时代的水平”。

“徐怀中时代”的学员都是已经有了丰富创作经验的学员。他们专心致志，他们如饥似渴，心无旁骛，靠写字改变命运，依创作捧饭碗。他们年纪一把，有的拖家带口，有的“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思维活跃，谦虚卑微，他们勤奋卖力。

……

事实上，这次行动，对学生的语言文字能力也是一次锻炼。  徐贵祥把帅印交到我手上，拨给我四员大将：王龙、胥得意、雷从俊、纵华政，这几个同学是2015级创作研究生，在文学创作领域已经较有名气、实力雄厚，他们为“大批判”的成书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我立马横刀，亲自上阵，但如果仅靠我一己之力万难成事。所以，非常感谢这四员猛将，他们一篇篇提出修改意见，一字一句地推敲用语，反复与那些猎手们交流碰撞、出谋划策。

假如，这样的批评行动果能普及，并且提供“批评”的原则。并且引发“关于批评的批评”，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设若，这样的批评，我们将其放到课堂上，那将会是一次颇为有震撼力的“创意写作”实践，将会带来方法论、实践论的意义。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创作教学活动推广到更多的同类高校教学中，那将会带来一场革命。这种“牵引式”教学（续写、改写、补写）、“推动式”教学（草船借箭式的批评），难道不值得推广吗？

通过这样的方式强制推动创作训练，让他们在碰撞与发现中增强文学敏感性，激活创作灵感，增强创作意识，营造创作氛围，形成创作成果，培养创作人才，这正是我所应该做的事情。用徐贵祥的话说，要用文学的方式进行文学教育。培养学生写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回文学系，要让文学系成为文学系——这既是作为文学系主任的徐贵祥的使命，也是作为文学系创作教研室主任的我的职责，他责无旁贷，我义不容辞。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不久在2015年本科新生的第一次课上，徐贵祥又坐在教室里，听新生们讲述他们记忆最深的故事，我们顺着学生记忆的河流回到他们的世界，回到烟雨杏花和小桥流水的境界，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故事的价值，分析故事的各种可能，师生之间无拘无束，气氛活跃热烈，语速越来越快，语调越来越高，一个个沉睡的故事果真变成了耐人寻味的文学素材，文学的种子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年轻的心田，随时生根发芽。

我突然想，三年前徐贵祥刚来的时候，不是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吗，那个时候，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哦，窗外的北京，一连数日雾霾重重，我们被困在室内，但心灵却是清朗的。北京的冬日悄然而至，可是，内心却是暖洋洋的。

我们正在期待着拨云见目的那个时刻！

识字班

 识字班　徐贵祥 著

 王龙：家国重构下的抗战书写——从抗战初期的时代语境解读《识字班》

 胥得意：详写与略过——从三折戏看《识字班》的丰满与缺失

 雷从俊：明心见性写儿女英雄——读徐贵祥中篇小说《识字班》

 纵华政：情感的窘迫与理性的局限——对《识字班》的女性意识解读

 路迪雨婴：抗战中的巾帼英雄——论《识字班》中女性傅菊珍的形象

 李梦媛：历史的侧影——从《识字班》看抗战中的女性

 徐彤：发现“人性”书写的困厄之地——以徐贵祥中篇小说《识字班》为例

 孔立文：英雄塑造与艺术真实——读徐贵祥中篇小说《识字班》

 徐艺嘉：下笔皆是人情——谈徐贵祥近来的中篇小说创作

三尺布

 三尺布　徐贵祥 著

 王辰玮：“巧合”与“不巧”——《三尺布》主角相关情节的合理性分析

 沈子楠：众人群戏场场有戏——浅评《三尺布》

背锅人

 背锅人　徐贵祥 著

 韦怡然：有戏——以《背锅人》为例

 钱榕：“英雄”的瞬间——浅析《背锅人》中英雄定义的重置

 王辰玮：背锅、卸锅的王可范——《背锅人》人物塑造的得与失

 刘宇英：王可范非得变好吗？——论《背锅人》的性格逻辑和艺术视野

 吕漪萌：“套子里的明灯”——评徐贵祥中篇小说《背锅人》

 黎雨朦：王可范如何可以成典范——从情节、人物两方面评析《背锅人》

 王璨灿：身背“黑锅”的英雄——读徐贵祥《背锅人》

 李童：这“锅”能不能支起来——《背锅人》之我所见

 贺同越：王可范困境的叙述困境——浅评《背锅人》中塑造人物的得失

 洪鹤书：人物还需再走一段路——评中篇小说《背锅人》

直言快语

 孙玉环：小处着眼见精神

 张悦莹：不可忽略的人物主次关系和情节上呈现的硬伤

 聂眸书：王可范的可疑之处

 梁瑞哲：难以令人信服的《背锅人》

 高培厚：游荡在历史洪流中的孤儿

 阚阿春：一盘没有下好的棋

 周楷晟：不足有三

 李思晴：叙述对象的转换和情节结构的设置不当

后记

 张志强：以文学的方式

说对说错皆用心——文学系师生合集《背锅人》序

徐贵祥

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行动。

2013年初，我从空军文艺创作室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工作，谈话的时候，院首长开宗明义地交给我一个任务：培养军队文学创作人才，并要求文学系“焕发徐怀中时代的光芒”。离开办公楼，走到多年前我曾经住过的学员宿舍楼前，徘徊在大枣树下面，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徐怀中时代”是个什么时代？对于文学系新的一代人来说，那是个遥远的、模糊的概念，只有我和这两棵高龄枣树对此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火热的时代，是军事文学复兴的时代，是军队文学青年圆梦的时代。文学系首任主任徐怀中开创了“不拘一格，八面来风”的教学理念，注重实用、注重实践、注重实战，突出一个“实”字，紧贴部队文学创作人才需求，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培养出莫言、李存葆、柳建伟、麦家、阎连科、江奇涛、王海鸰、陈怀国、石钟山、王久辛、殷实、衣向东……一支支精锐的文学部队，一届一届从这里出发，奔赴部队基层，奔赴创作一线，奔赴中国乃至世界文坛高峰。我入校求学的时候，文学系主任已经换成王愿坚，印象中老主任只给我们上过一堂课，讲短篇小说结构技巧，草蛇灰线。老人家对我们的创作情况十分关注，鼓励我们多读、多悟、多写。那个时代，中关村南大街18号院，校园虽然破旧，却弥漫着浓郁的艺术气息，文学系南阶梯教室里，常常出现戏剧系、音乐系、舞蹈系、美术系学员的身影，文学系的学员，也有很多时间出现在其他系的教室里。院里还经常组织各系一起进行座谈、演讲、读书报告等活动，学员综合素养全面加强，实战能力普遍提高。文学系生活学习的大本营是２号楼，常常有人潜伏在厚厚的帘子下面，写作直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每当精彩的授课之后，争论的声音从教室延伸到宿舍。仅有的三五个教员，站在讲台上是老师，出了教室就是朋友，学员会撵着教员发表不同观点，探讨写作方法。有时候，为了一篇作品，为了一个观点，师生争得面红耳赤，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达成一致，沾沾自喜者有，暗暗得意者也有。几年之后，学生成了老师，老师成了作家和评论家，随着学生在广袤的文学沃野上声名大振，老师也当仁不让地在文坛占据重要一隅，譬如朱向前、黄献国、张志忠、刘毅然……那真是一个肝胆相照、教学相长的时代，也是个实实在在的艺术时代。

毕业22年后，我回到学校接任文学系主任。那天面对已经改造为教学楼的学员故居，回望高大巍峨的教学楼和办公楼，我感到肩膀沉重、视野模糊。院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可是，我能做到吗？这个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军队综合艺术院校，文学系的功能由单一转向多元，师资结构由野战派转为学院派，学生是前高中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规定的学业、拿到学历，老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我，一介武夫，土生土长，半路出家，歪打正着，写小说尚有经验，讲道理捉襟见肘，由我来领导文学系，将向何方，能否到达，这是连我自己都很茫然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退路，也不能退缩。

那个春节，我和文学系政委陈存松去拜访了徐怀中老主任，接着，又走访了吕永泽、黄献国、宋学武、朱向前、张志忠等老师，并多次向前任主任张方、张婷婷、许福芦、刘建华等人请教，从他们那里，我们知道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这几年，文学系耗费很大精力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培养写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对于文学创作的渴望是强烈的。上任之初，陈政委出了一个题目“我心目中的文学系”，经常组织学生座谈。我接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11名同学在即将离校之际，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原来以为文学系是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可是四年本科读完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到部队参加活动，我就尽量走访往届学员，一个学生直言不讳地说，在单位，我们不好意思说我们是文学系的毕业生，因为我们没有学会创作，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

这些话，让我非常纠结，也敦促我坚定了一个信念。

从2013年开始，系领导想了很多招，在优化现有课程的基础上，开辟第二课堂，推动课外创作。依托本系老师和学员队干部，借助院外作家、任职班学员、文学期刊的编辑等资源，组成建制内和松散型相结合的导师队伍，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软硬兼施，由少渐多，把学生拖进文学创作的状态，《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人民文学》先后以专辑、专版、专刊等形式发表学生作品，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全系老师悉数参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青年编剧扶持计划”和“强军梦”征文等活动，指导学生写作，不仅强化了学生的创作意识，也营造了文学氛围。

我到军艺工作这几年，学校大兴调研之风，先后组织我们到沈阳军区、广州军区、海军舰艇部队和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政治学院、海军工程学院等院校，探索教学改革之路，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形成一个思路，贴近部队人才需求，贴近学员学习需要，贴近创作教学规律，以具体的课题引领创作。三个教研室任务方向逐步明晰，史论教研室主抓基础理论培养，提高综合文学素养；影视教研室兼而顾之，一手抓影视理论教育，一手抓影视短剧创作训练；军事文学创作教研室以主要精力抓创作训练，并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文学创作教学理论。

今年上半年，我特意设计了一个中篇小说《好一朵茉莉花》，人物形象半明半暗，情节结构时续时断，意在鼓励学生改写、续写、补写，创意为“节外生枝”，作为教学的有益补充和创作的有效训练。我的想法是，尝试性启动，探索式前进，根据兴趣和创作实力，发动部分同学参加，课外展开，待经验丰富了，路径熟悉了，理论成形了，条件成熟了，将作为文学系创作训练的主要课程。这个想法得到了创作教研室主任张志强老师的支持，并由他具体组织，同时也得到了学生的热烈响应，仅仅一个暑假，就完成了15篇再生作品。东方出版社对这个创意很感兴趣，主动要求合作，暑假结束不久即出版了师生作品合集《好一朵茉莉花》，封底印了这么两句话：小说之树开放的小说之花，作家之手托起的作家之星。

这两句话，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百折不挠，牵引牵引再牵引，推动推动再推动，从感性到理性，从实践到理论，从松散到体系，从课外到课堂。

在《好一朵茉莉花》的基础上，东方出版社决定出版军艺文学系创意教学系列丛书，预约了第二本书稿。今年下半年，我将我的作品《三尺布》《识字班》《背锅人》发给在校学生，告诉大家只做一件事，开展批评。这个创意最后被研究生总结为“草船借箭”。我在动员会上说，同学们不要有任何心理障碍，学生连老师都敢批评，一是说明学生成长了，二是说明老师成功了。10月31日凌晨，我看了张志强老师发来的二十篇学生撰写的“大批判”文章，喜出望外。这些九零后的学生，几乎不受任何世俗的束缚，少有杂七杂八的顾虑，谈问题一针见血，不乏真知灼见。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个同学在文章里这样写道：“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作家，徐贵祥老师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她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在《背锅人》这部作品里，开头写了一个国军军官的正面形象，大量铺陈，而在作品里，这个人物逐渐弱化，这个人和他的故事显得多余。二是真正的主角从叛匪到汉奸再到八路军民工的转变，缺乏细微的心理刻画，在最应该出彩的地方没有出彩。一个研究生认为，“快节奏推进，忽略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人性深处的微妙碰撞、交会、反复、转折等等，偶然性大于必然性，戏剧性影响了真实性。”另有一个同学，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品在结构上有明显硬伤，几个重要的情节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甚至逻辑混乱。还有一个同学，对于作品中经常昙花一现的人物表示莫名其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姑且不论这个同学、这些同学的判断是否正确，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进入作品内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相信，就是这种条分缕析、吹毛求疵的精神，不动声色地把同学们拖进了文学创作的特定情境当中，让他们亲临现场，设身处地，直接感受。更重要的是，我们组织这个“大批判活动”，还有一项附加作业：不仅要指出问题，还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假如是我，如何来写？这个作业，直接就把学生带入创作思维和创作状态之中。一个同学开玩笑说，这可不是搞着玩的，徐主任那么大个块头，不是轻易能够被击倒的。假如是我，我写得怎么样，那是要刺刀见红的。

我认真看了几位同学“假如是我”的设计，有几篇确实别有洞天，令人耳目一新，大有“出蓝胜蓝”的趋势。但是，公允地说，他们毕竟年轻，创作经验缺乏，生活体验单薄，他们的设计未必比我高明很多，有些甚至还难免稚嫩，整体质量有待提高。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欣喜欣慰，说对说错皆用心，说高说低都是真。至少，他们已经上路了，他们在我行走的路上，迈出了自己的步伐。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走在我的前面啊，那一天也许并不遥远。

2015年11月8日

本书为徐贵祥最新创作的三部中篇小说《背锅人》、《识字班》、《三尺布》结集而成。此三部小说先后发表于《西南军事文学》（2015年第4期《背锅人》）、《十月》杂志（2015年第5期《识字班》）、《人民文学》（2015年第8期《三尺布》），均以清河镇为背景，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性格与命运各异的抗日将士。小说后并附有若干作者、评论家对这三部小说展开的评议。

文坛老兵苦心孤诣导演草船借箭，军艺新秀将计就计谱写四面楚歌。本书是师生共创的合体作品，收录作者徐贵祥的中篇小说3篇，包括《背锅人》、《识字班》和《三尺布》。小说之后还附有若干小说评议文。

师生论战，虽硝烟弥漫，却一腔热血，坦荡相见，刀光剑影情无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创作与批评，这是一部极具诚意的独特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