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编著的《张居正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他从寒微中奋起，当了十年首辅，将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修明法度，强化监督，近民便俗，惠农利商，使衰败的王朝一度恢复生机，人称“救时宰相”。在风云际会中，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独断专行，用人不当，以致祸发萧墙。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冷峻严酷，威震当朝，却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伟大与渺小、无情与重义、拒贿与好谄集于一身，这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张居正。

《张居正评传》：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它类似著名的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力筹富国卓有成效，在史书上得到公允的评价。张居正个人的命运也与改革的先辈们一样坎坷不平，遭遇到不幸的结局。

十六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赋予张居正改革以特有的时代风貌，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改革思想，比以往的改革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复杂的情结，致使此次改革的成功与失败，都体现出自己的特点。

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他从寒微中奋起，当了十年首辅，将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修明法度，强化监督，近民便俗，惠农利商，使衰败的王朝一度恢复生机，人称“救时宰相”。在风云际会中，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独断专行，用人不当，以致祸发萧墙。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冷峻严酷，威震当朝，却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伟大与渺小、无情与重义、拒贿与好谄集于一身，这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张居正。

在他身后不久，诋毁他的反对派又奔走呼号为他昭雪，试图召回新政，但时不再来，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力图兴利除弊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和必然失败的社会悲剧。

《张居正评传》由刘志琴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引言：从身后的荣辱追问

第一章 在磨砺中成长的少年英才

 第一节 “军户”家世

 第二节 蜚声乡里的神童

第二章 在权力角逐中求索

 第一节 初登政坛的进退应对

 第二节 退隐田园，蓄志再起

一、寄情山水，读书明志

二、关注民生，操危虑患

第三章 重返政坛，智操胜局

 第一节 在徐阶与高拱的矛盾中立足

 第二节 在风云际会中运筹帷幄

一、内讧不已的内阁

二、皇帝怠惰与权力空档

三、朝政的更新与失落

四、成功的对外防务

第四章 在执政危机中辅政

 第一节 洞察时弊的对策

一、《陈六事疏》的出台

二、变法思想的酝酿

 第二节 临危受命

一、权力较量中最后的角逐

二、高拱失势，张居正出任首辅

第五章 新政，从政治推向经济

 第一节 修明法度，示大信于天下

一、尊主权，一号令

二、节 制权贵，伸张法纪

三、削减官员特权，裁革驿传

 第二节 强化监督，整肃官府

一、实施考成法，修缮体制

二、以理财为中心，考核官吏

三、不拘一格用能人

 第三节 改革税制，惠农利商

一、清丈田地，以均税扼制兼并

二、推行一条鞭法，厚商利农

 第四节 近民便俗的改革学说

一、因时顺势的变法观

二、孰本务实的思想作风

第六章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第一节 力挽反夺情的狂澜

一、夺情、夺权与伦理风暴

二、以铁腕治国理政

第二节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

一、寡情而重义

二、拒受贿，好谀扬

三、豪气、骄气和流气

第七章 新政理想的破灭

 第一节 人亡政息的结局

一、神宗的变卦

二、君主观的成败

 第二节 不可化解的矛盾

一、法祖与革新的冲撞

二、用人失误与思想统治

尾声：虽败犹荣的历史结局

附录

 张居正年表

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第一节“军户”家世

张居正，原名张白圭，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古人有以籍贯作代称的习惯，所以又称张江陵。

江陵本属荆州，据南朝盛宏之《荆州记》记载，由于“荆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故名江陵”。江陵的地名得之于面临长江，山丘连绵起伏的地势。枕山临水、尽得鱼米之利的优越位置，使这一地区从上古就成为华夏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一。秦代在荆州设江陵县治所，江陵成为荆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历史的变迁，来自上古的九州，有的没落了，有的变迁了，荆州却在后世持续辉煌，更以深厚的荆楚文化扬名天下。

荆州是楚国的发祥地，二十代楚王在这里扎根，立国四百多年。魏晋时，荆州成为魏、蜀、吴三国必争之地。有首《荆州怀古》说得好：“英雄争战几时休，巨镇天开楚上游。月夜与谁游赤壁，江山自古重荆州。”不仅诸多帝王将相曾会聚这物华天宝之地，英雄豪杰也在这里大显身手。论文才，荆州也是名家辈出，屈原的楚辞，宋玉的赋，袁宏道的公安派，钟惺、谭元春的竟陵派，他们的诗文都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岑参、苏轼、陆游等诸多大家都在这里留下客居的芳踪。在人才荟萃的荆楚地区，张居正以改革家独树一帜，以致在历史上有称张江陵者，必指张居正无疑。毫无疑问，张居正已成为江陵这一胜地的杰出代表。

然而这一胜地对张居正一家却是荣哀并俱。张居正祖籍原本在安徽合肥，他的先祖张关保①是朱元璋的大同乡，从青年时起就跟随朱元璋起义，转战吴、越、闽、广各地，因军功被授为湖北归州长宁所的千户长，自此入了军籍，成为世袭的军人之家。按明代的军制，地方部队分为司、卫、所三级，统兵五千六百人，每卫下设五个所，每所设千户长一人，统兵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户所下再分百户所，各统兵一百十二人。张关保为千户长这一经历，除了家人自述外，历史上并未留下记载，一般来说，位居中下级的军官也难以进入史册，只能是个无名英雄，但这一军籍却对张氏家族后代有重大的影响。明代的社会管理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四大类，其中以军籍的监管最为严密，每一军户，必须有一丁服役称军丁，余丁可在家务农或从事其他生产。千户长这一职务由张关保在归州的长子承袭，在江陵的一系子孙不再有拥有军职和俸禄，但户籍却按原军籍处理，继续承担军中的各种差役。举凡军籍之家，都要受到军制的严厉管束，军丁不能更姓易名，过房改户，需终身服役，除非老死或逃亡，才能由家中的余丁顶补入伍。所以先世为军者，后人往往沦为军中的最底层。

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就是这样一个有军籍而又要自谋生路的贫民，他生性豪爽，急公好义，自家生活艰难，却尽力周济穷人，爱讲话却有些结巴，因此得了个外号“謇子”，这是当地人对口吃的别称。张居正描述这位曾祖说：“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闾里。”①万历元年，张居正初登首辅之位，就以曾祖的行事自励说：“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②其言谈之间，颇有承继曾祖遗风的夙愿。

张居正的祖父张镇，是一个谋生无能，行事放纵的兵卒。他在荆州辽王府当差，为王府把门护院，是为护卫卒，这是军中最低贱的差役。张居正自述：“余少苦笃贫，家靡担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③毫无疑问，这种家境仅够温饱，在社会上处于底层。在身份等级严明的封建社会，要想改变贫贱的社会地位，通常是走科举道路，通过“学而优则仕”一步登天，换来荣华富贵。但明代的科举制度限定军户只能有一名子弟应考，虽然这是一座独木桥，但给张家改换门庭带来了希望。因此张家特别盼望家中能有一名子弟读书登科，“吾家以《诗》《书》发迹，平生苦志励行，所以贻则于后人者。，’①张居正的回忆，道出这一强烈的愿望。然而，登科谈何容易？张居正的叔祖父张□为此孜孜以求，苦读了一辈子，只落得一名府庠生，了此终生。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颇有才子之气，二十岁上府学，下笔为文，挥洒自如，饮酒谈笑，不拘一格，可他时运不济，七次乡试，全都名落孙山，直到自己的儿子成了翰林，他还是个不第秀才，对此他无可奈何地说：“吾束发业儒四十年矣，自视非后于人也。今困厄至此，命也夫！”他把矢志以求而终身未遂的愿望寄寓给后人，勉励儿子说：“吾平生志愿未遂，望吾儿树立，用显吾祖。”②张居正从政后，一度失意回乡，情绪低落，又是他敦促儿子重归政坛。虽然他一生潦倒，却执著地用满腔热情支持儿子在政坛上拼搏。张居正在《先考观澜公行略》中这样记述他的父亲：

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頫首就绳墨，循榘矱，以是见诎于有司。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成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尝诵邵尧夫（邵雍）诗云：“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吾殆庶几焉。”喜饮酒，善谈谑。里中燕会，得先君即终席尽欢。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靡不爱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其自奉甚约，每食未尝过二器。不肖岁时，或间奉绮丽，才一著，即藏之箧中不复用。凡服食器物，虽至敝坏，不以分给诸子。妾媵皆不得衣帛。不肖尝讽之日：“大人老矣，何自苦如此？且今藏之，不过以贻后人耳。大人且不敢用，彼为子孙者，何福可以消之？”先君言：“吾性适尔，岂为后人计乎？且令后世师吾俭，乃所以贻之也。”然以周贫困，济艰急，则又无所惜云。①

张居正出生时，家中已是四世同堂，他自幼就在曾祖、祖父、父亲的熏陶下成长。张诚的豪爽，张镇的放纵，张文明的执著，以及颇有军人气质的家族传统，孕育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不是军人，却是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P14－18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