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古称“书肆”、“书坊”、“书铺”、“经籍铺”等。叫“书店”、“书局”、“书馆”是以后的事。
北京的书肆历史悠久。1974年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内的塑像中，发现大量的辽代刻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北京的书肆刊印的。由此推算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北京有记载晟早的书店，是位于崇文门外东打磨厂的老二酉堂。创业于明代后期，以刊印《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启蒙课本和“五经”、“四书”为主，清光绪时大量刊印京剧唱本等通俗读物，很受欢迎，获利颇丰。书店的字号为什么叫老二酉堂，还得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秦始皇焚书时，南方一些文人学士和藏书家，为了自己的书不被焚毁，便把收藏的善本珍本图书，隐藏在湖南沅陵县境内的大酉山、二酉山的山洞里。秦亡之后，这些书由山洞里取出刊行于世。以二酉为书店之名，标榜本店刊印之书，也和大酉、二酉山中藏书一样，皆为珍本善本。
早先北京书店分散开设在隆福寺街、打磨厂、西河沿、琉璃厂等地。城隍庙、报国寺、灯市等庙市上，都有流动书商摆摊售书。一年一度的春节厂甸庙会，全市书商争来设点营业，而且互相竞争，把最好的书摆出来待价而沽。清乾隆以后，书店多集中在琉璃厂。过去书店较多的隆福寺街，一些书店也来琉璃厂设立分店，有的就迁到琉璃厂。琉璃厂的书店乾隆时是三十多家，光绪时达到顶峰，发展到二百二十余家，以后逐渐没落，但到1926年还有六十九家。昔时的书店经营的完全是古籍线装书。后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以及专门影印书画碑帖的有正书局等也相继在琉璃厂开设了分店。印刷也不是木版一种，铅印、石印、珂罗版等在当时较先进的印刷技术也进入琉璃厂的书店，使印刷品更多样化。
琉璃厂的书商在清同治、光绪以前多为江南人，以江西人为多。以后逐渐为河北冀中一带人所代替，称为“北直书行”，如肄雅堂主人丁梦松是束鹿县人，文奎堂主人王云瑞也是束鹿人，松筠阁主人刘际唐是衡水人，来薰阁主人陈济川是南宫县人。其原因可能因太平天国革命，交通受阻所致。20年代前后，还有翰文斋、文光楼、宏道堂、邃雅斋等多家古书店。新书书店除商务印书馆几家外，还有神州国光社、直隶书局、文明书局等多家。P18-19
当我上世纪80年代初，从苏南北上求学，负笈燕园之初，其实并不认得线装书为何物，虽然我进北京大学读的专业是“图书馆学”。而图书馆，正是近代以来收藏着大量线装古书和旧平装书的地方。
所喜北京大学图书馆在那年头，还没有把馆藏线装书当作“国宝”来典藏。有几个阅览室贴墙就放着从不上锁的大书橱，里面就是《太平御览》、《渊鉴类函》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一个个蓝布函典藏着的线装书，读者可随意开门取阅。我那时正上着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于是时常于课间转悠进去，挑出感兴趣的某一函胡乱翻看，摘抄一些资料卡片。
那时候的大学是有传统的，在制度上是很看重来读本科的大学生的。一张绿皮的本科生借书证，可以借出十本书，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清代以来的线装书也在外借之列。如今看来，却已是了不得的事！
我就曾通过学校图书馆的出纳台，借过好几函线装书到宿舍里，放在桌上枕边悠着看。大学三年级的春天，系里号召高年级学生为北大传统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准备“论文”。我记得无意中借过的一部《而庵说唐诗》，卷首卷尾各装帧着一页“万年红纸”，正好用来说明我要宣讲的中国古书保护技术中的“染纸避蠹”问题，于是把那清刻本再次借出来，并在讲台上展示给大家看，橘红色的染纸“万年红”很亮眼，虽然线装书叶上仍然有着蠹过的虫眼。从此老师同学都认为我在专业领域里，是要走古的那一路的。现在回头看去，果然如此。
其实那不过是大三年级的事儿，二十岁上下的年龄，谁就一定“决心”走“那一路”了？无非是在课上课下的潜移默化中，无形中“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儿”。由此想到线装书的流通与国学普及之间的关系，古旧书的易见易得，绝对是养育“国学种子”的一个“道儿”了。
在以往只有私家藏书，没有公益性的图书馆机构之前，寻常人家的学子往往是通过街头的书摊、坊问的书铺和都市间的书店来求知进学的。邓云乡先生在《鲁迅与北京风土》中说：
常去书铺，坐坐也好，谈谈也好，在答问之中，都有不少学问。如果顾客是位专家，铺主也就在买卖之中，顺便讨教，增长知识。如果买的人学识较差，店主也会娓娓不倦地向你介绍。这一方面固然为了做生意，另一方面也使你增长不少知识。经常浏览琉璃厂书铺，那便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与日俱增了。在琉璃厂书铺中，各个时期都有不少版
本、目录专门家……那些一般的书店伙友，也要有一定的专
业知识和专门技艺，才能胜任工作。
能够到书铺里坐坐谈谈的，其实已经不是一般学子所能为的，那至少得有个“文人”、“学者”的桂冠，至少也得有个“专家”、“教授”什么的头衔。否则，即使老板看茶上座，你大概也难得坐下来；即使偶然坐下来了，也不一定能够坐得住，坐得长。为什么？肚皮里的知识不足以从容答问呗！书铺老板的花茶，要是腹笥里不先有半斤八两的学问贮备着，是难得痛快喝下去的。
不喝那花茶也能看到书，不过得吃点苦，像那王充那样站着读，香港业界称为“打书钉”。
北平学子的福分在于每年正月间厂甸举办的庙会上。那十天半月的，卖古旧书的摊位多的是，喝着西北风就能把书给看了，学问长了。周祖谟先生晚年在自传中说，他家因为住在琉璃厂近旁，每年厂甸庙会上，经、史、子、集各类真是琳琅满目，无所不有，任人挑选。“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年这个期问，除了下雪天以外，几乎每天都要到书市上去看看。可尊敬的终身在传播文化的书商，是竭诚欢迎人来自由翻阅的。从十六七岁起，我就慢慢买起喜爱的古书来了。”
……
去年年初，我收到中国书店退休老店员刘殉先生给我的一封信，附件复印了唐彼先生于1974年1月13日致他的短函。这是一位新文学的藏书家与一位资深的贩书者之间的友谊见证，充满了书香氛围。原来刘先生久居北京东城西石槽胡同，这里要拆迁，他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唐先生写于三十年前的这封旧信。他说：“唐先生因病不能去书店访书，爱书之情，跃然纸上，令人慨叹。今寄上一影印件，请先生把玩。”出于我的职业习惯，我即动员他把此信和唐先生托他找书的事写出来，亦书林一段佳话也。可惜一年多过去了，毫无音讯，如今也不知刘先生迁往何处了。
刘先生一生经营外文旧书，当然懂外文，也熟悉民国版旧书。北京旧书坊的老店员中藏龙卧虎，像他这样的能人，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刘先生在西城中国书店，我是在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与他相识的，常从他那里听到一些书林趣话和文坛掌故。例如他过手的旧书，就有徐志摩送给陆小曼的签名本，也有光绪年间涉及我国最早出版法的刻本。我收藏的日本东京版增田涉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他帮我找到的。唐弢给他的信则是感谢他为自己找到了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英文本，信中说：“此书第一部分全为鲁迅作品，我想从编者的序言中了解他对鲁迅的评价，供研究参考之用。兹特送上书款五元，请即交来人带下为感！”研究家和贩书人的友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让刘殉更加感叹的是信中如下的话：“我因心脏病，久不出门，在家做些工作，如健康稍佳，当来看书，闻何其芳、戈宝权、孙用等同志言及，他们是常来的，并闻其芳同志收得不少德、法文版诗集，宝权同志且购有周作人之藏书，不胜钦羡。问老尚、老关等同志好。”后两人亦中国书店老店员。信中所述种种，我亦曾亲历，除了何其芳外，我在旧书坊还碰到过曹葆华、林辰、吕剑、林林等人。为了说明当时北京旧书业的实况，我愿摘引1974年5月9日何其芳致诗人方敬的一封信：
北京旧西书铺有些收缩的样子，西城的已和东城的合并了，只此一家……未合并以前，（西城那家）收了两个人死后的西书，一个章士钊，文学书很少，一个是盛澄华的，主要是纪德和象征派诗人的作品。我去的可能迟了一些，有名的大家作品没有怎么买到，只买了司汤达的三卷作品集，葆华来见到，说是法文书的好版本了。其实也不过印度纸精装而己，仍是普及本，算不上豪华本。诗集多是小家的集子，只买到凡尔哈仑的诗集七种，算是一次较丰富的收获。不过查书目，这个作者的作品还有好几种，盛澄华大概也没有买全。……回想起来，那是错过了一次机会，堆得地下都是书，不少人都挑着选，李健吾也去了……（见方敬著《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
“文革”后期，一批历遭劫难的文人，仍然奋不顾身地追求知识，他们寻访旧书的情景，实在令人难忘。
由四川来京的方敬也随何其芳去了旧书店，看到不少盖了“志摩遗书”章，以及贴有“褐木庐”（宋春舫）藏书票的外文书。他还听到有位老店员对何其芳说：“您老不来，就只这点老底了，挖完不就得啦。”方敬说：“这种滋味多年来已没有尝过。好像在隆冬严寒中忽然看见了一丝阳光的微笑。”我怀疑那位满口京腔的老店员，也许正是刘殉先生。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6月24日）
秋禾和少莉编著的《旧时书坊》着意于从学人、文士眼里的书坊、心中的坊友以及坊友自身的作为等角度选编文章，凡六十三题，内分三辑：辑一回溯自清初扫叶山房以来，北京、上海、南京、济南、西安、扬州、苏州、镇江、杭州、长沙、福州、香港、台北等地旧书流通业的历史风貌，对中国书店、来薰阁、通学斋、抱经堂、来青阁等历史上著名的老字号店肆，介绍尤详；辑二由店及人，为旧时坊友如孙殿起、雷梦水、朱甸清、陈济川、陈乃乾、杨寿祺、郭石麒、徐绍樵、朱遂翔、郭纪森、徐元勋等立传。更是中国旧书业不可多得的人物资料；辑三则是作为幕后主角的坊友走到前台，现身说法，以第一人称的自述，留下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与前两辑构成互补和潜对话。一起来翻阅《旧时书坊》吧！
秋禾和少莉编著的《旧时书坊》内容介绍：刘先生一生经营外文旧书，当然懂外文，也熟悉民国版旧书。北京旧书坊的老店员中藏龙卧虎，像他这样的能人，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刘先生在西城中国书店，我是在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与他相识的，常从他那里听到一些书林趣话和文坛掌故。例如他过手的旧书，就有徐志摩送给陆小曼的签名本，也有光绪年间涉及我国最早出版法的刻本。我收藏的日本东京版增田涉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他帮我找到的。唐弢给他的信则是感谢他为自己找到了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英文本，信中说：“此书第一部分全为鲁迅作品，我想从编者的序言中了解他对鲁迅的评价，供研究参考之用。兹特送上书款五元，请即交来人带下为感！”研究家和贩书人的友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