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红著的《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精)》以生动的笔触撰写了钱端升等十位建国之后在政法大学任职的知名政法人物评传。作者以“同情并理解”之客观态度去梳理历史，接续政法的传统。本书由江平作序，《沉浮与枯荣》《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整理者陈夏红著作，刘苏里、慕容雪村、何兵推荐，向“新旧法时代”风骨们致敬，记述民国法政精英们的学术与人生。

陈夏红著的《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精)》是一本向“新旧法时代”风骨们的致敬之作。这本《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记述了钱端升、吴恩裕、曾炳钧、严景耀、雷洁琼、于振鹏、戴克光、黄觉非、徐敦璋、费青这些民国法政精英的学术与人生。

在整个波诡云谲的20世纪，在数不清的战争与运动中，他们沉浮飘摇，激扬时指点江山，落魄时自我批判。他们的人生，恰如那风中芦苇，虽未对抗，亦不屈服，就他们矢志追求的法政理想而言，恰似那蒹葭与白露的绝唱。后来者能不读之？能不叹之？

功过是非，留待来者评说——钱端升的人生路

 亲历“三·一八惨案”

 学高为范

 “代表一个时代的专著”

 《法国的政府》的变与未变

 “国体攸关”

 铁骨钱端升

 迎接解放

 钱端升在新中国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揭批汤用彤、蔡元培

 组建北京政法学院

 1954年宪法法律顾问

 “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

 钱端升在1957年

 “批评‘三害’”

 钱端升为什么被划为“右派”？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

 “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钱端升：“我的罪行”

 “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

 一件“值得一提却又令人痛惜”的事

 最尊重周恩来

 晚年钱端升

躲进红学成一统——吴恩裕的涅槃

 从吴恩裕的红学贡献说起

 早年吴恩裕

 就读东北大学

 在清华延期毕业

 东北行健学会

 吴恩裕与张东荪

 考试插曲

 在英国

 在重庆

 中华文化服务社的一段经历

 执教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

 执教北大

 内战中的东北行

 与学生的交往

 吴恩裕的“旧学”

 走进新时代

 北京政法学院

 呕心沥血的《历代西方政治论著选读》

 新时代的学术

 “比国民党时代还苦闷”

 不自信的年代

 躲进红学成一统

 吴世昌与吴恩裕的交往

 吴恩裕的红学贡献

 吴恩裕专案组

 “哭君归去太匆忙”

为学当如严景耀——严景耀和他的犯罪学世界

 家世

 在燕京

 志愿犯人严景耀

 研究生阶段

 从北平到南京

 游学美国

 苏联研究会

 南下

 被提名上海工部局监狱副典狱长

 助理典狱长严景耀

 离职

 监狱外的活动

 社会科学讲习所

 “越粤人才夸璧合”

 供职新华银行

 筹建民主促进会

 燕大教授

 燕园解放

 见到毛泽东

 严景耀与林寿晋

 忠诚老实运动

 筹建北京政法学院

 恢复社会学的尝试

 义助郭云观

 “这些日子少出门为妙”

 反“右”之后

 解冻

卿本佳人，缘何从政——雷洁琼的人生路

 雷氏家族

 在美国

 执教燕京

 “一二·九运动”

 在江西

 政治讲习院

 在上海

 成立民主促进会

 下关事件

 重回燕京

 走向解放

 燕大往何处去？

 雷洁琼、严景耀与吴晗

 新中国成立后

 雷副教务长

 “右派”言行

 内定“中右”

 “神仙会”

 “文化大革命”

 晚景无限好

“搞到法院，我政治上也没问题”——徐敦璋传略

 垫江徐家

 青少年时代

 清华八年

 留学欧美

 执教平津

 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

 “你简直是贱卖”

 执教云大

 颠沛在重庆

 在日本

 非常混乱，非常痛苦，非常矛盾

 漫漫回国路

 重庆三月

 “一切如梦初醒”

 孩子参军

 “通过土改和忠诚老实，我一定要站起来”

 在北京政法学院

 哭着说“搞到法院，我政治上也没问题”

 内定不戴帽“右派”

 早逝

“老学究遇到新问题”——曾炳钧侧影

 三岁丧父，十余岁丧母

 清华四年

 社会调查所

 哥伦比亚读博士

 曾炳钧与胡适

 一波三折回国路

 从学界到政界

 执教武汉大学

 曾炳钧教授的木箱

 亲历“六一惨案”

 再回清华

 很努力地想跟上形势

 参加土改

 思想改造

 “老学究遇到新问题”

 学习与自我批判

 走进新时代

 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讨论

 反“右”前后的内心世界

 改变

 曾炳钧的“检查”

 曾炳钧的茫然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四篇文章

 回归

 八十岁时入党

 晚年曾炳钧

四十四年非，重新活——费青的困惑

 费氏三兄弟

 大革命时代

 为共产党人辩护

 与张君劢的交往

 认真准备公费留学考试

 在德国拜谒施塔姆勒

 在德国的朋友圈

 执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

 拯救东吴法学院

 逃离沦陷区

 陪都重庆

 亲历“一二·一惨案”

 人民立场看宪草

 复员北平

 主编《中建》

 费青与美国人

 与张君劢之子的对话

 走进新时代

 北大课改

 与潘汉典的交往

 离开北大

 四十四年非，重新活

 “像一个有病的人求医生看病”

 北京政法学院的费教务长

 费青之死

“觉今是而昨非”——黄觉非的轮廓

 模糊的黄觉非

 “觉今是而昨非”

 从学界到政界

 回北平

 回归学界

 被管制的黄觉非

 前进

 北京政法学院

 “错误”言论

 黄觉非之死

 迟来的追悼会

“挖地挖不出宪法来”——戴克光的剪影

 少年戴克光

 在清华

 在清华加入国民党

 清华助教

 在伦敦

 走马灯似的换工作

 四川大学庚款讲座教授

 中国行政学会

 巡视党务

 执教中央大学

 监察院参事

 江苏学院

 车站事件

 戴克光的天真

 执教政治大学

 在上海静待解放

 边学习边改造

 来到北京政法学院

 “肃反运动”

 反“右”

 既然已经跃进了，何必还要“大跃进”？

 转行

 “戴老头是来休养的吧！”

 “文化大革命”

 戴克光之死

“生于宣统二年”——于振鹏的背影

 “我应该是北京人”

 求学时代

 北京法文专门学校

 中法大学

 留学法兰西

 求学巴黎

 在国联工作

 重回法国

 漫漫归程

 在昆明

 入党与脱党

 兼任中法大学训导长

 担任云大法律系代主任

 随中法大学复员

 再回昆明

 “在学问上显一手才能立足”

 走，还是不走？

 等待解放

 设法认识共产党

 “我觉得干不了”

 清华法律系的停办

 边工作边学习

 革大学习

 开设“政策法令”课

 土改

 “洗澡”

 院系调整

 “生于宣统二年”

 划为“右派”

旧法风骨今安在？——代后记

“可是我自己，心中有话说不出，十分难过，想写一篇自白给陈绍禹，又怕交了以后见不得他们了。接到一次会议通知，便难过一次，后来想还是老老实实退出这个局面吧，我就推辞腹泻避开谢老召集的会了。过几天又去找徐平说副主任的工作，不知怎干好，还是不干的好，我应当从学习开始而不是从工作开始，我不认识从工作中学习的道理，从此就失掉联系了。”

事实上，于振鹏之所以坚辞不干，背后的原因在于，他刚加入新法学研究会民法研究小组时，有一次开会发言，于振鹏便把他知道的有关社会主义法学的所有知识全讲出来。当时他颇为自得，自以为很了不起，觉得比一些同样参加讨论的老教授要懂得多，材料也很新，以为摸着了马列主义的门路。但是何思敬的一句话让他胆战心惊：“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法律越社会主义化，就是越法西斯主义化。”这句话听得于振鹏满身大汗……

走笔至此，不难发现，于振鹏在解放初期事实上还是颇受中共器重的，倘若他不退出，或许他的人生路又是另一种走法?

清华法律系的停办

北平解放后不久，清华园和城内交通恢复，第二学期也如期开课。由于年初中共中央宣布废除伪法统，钱俊瑞接管清华大学时表示，法律系是反动的，必须停办。

当时，北大法律系已停课，而清华法律系则号召开新课。就民法课来说，赵凤喈捷足先登，将图书馆中唯一一本《苏俄民法》借走，新开一门“苏联民法”课；于振鹏则没有办法，只好停掉“民法物权”课，学生也赞成。

曾有学生给大家买了一本《苏联的法院》，于振鹏读了读，但实在不得要领，即打消开这方面课程的念头。鉴于当时法律系好几个同事陆续都开了新课，于振鹏不能不有所行动，遂凑上一门“社会法理学”，以留学法国时所学习到的社会主义学派的理论为主，包括第二国际色彩、改良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一些理论，凑成讲义开讲。讲到中途，于振鹏觉得资料有限，难以为继，打算停课，但学生还是希望他讲到底，以便能够考完试，凑够学分顺利毕业。在这种情况下，于振鹏将这门课一直讲到暑假。

于振鹏一直有种顾虑，怕不讲课就会被解聘或转业。他很想扭转这种局面，曾到北京市人民法院去要过一次材料，想开设人民司法制度方面的课程。可是他的要求被法院拒绝。

就在这前后，赵凤喈曾邀请陈瑾昆等来清华法律系，与于振鹏等开过一次座谈会。清华法律系究竟该何去何从?大家对这个问题颇为关心；学生也提出要求更换系主任。

到了暑假，法律系被宣布停办，学生转学，赵凤喈给薪水一年退职；于振鹏和其他几个同事，也是给了若干个月的薪水后赋闲在家。

北平初解放时，学校曾发过一次征求去南方工作意向的表格，并承诺愿意去南方工作的教员，学校提供路费。赵凤喈填了“回南”，而于振鹏则填了“学习”。于振鹏当时还给吴晗写了一封信，表示法律系反动，但他个人不反动，想去找个地方学习，想去刚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吴晗积极帮助于振鹏落实工作岗位问题，先找陈岱孙；可是陈岱孙表示，“学习没有薪水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便拖了下来。本来陈岱孙想将于振鹏调往清华政治系，但被曾炳钧以“无课可开”为由拒绝。无奈之下，于振鹏便要求高教部将其调往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但许久都没有回音；后来又要求调北大，费青赞成，但钱端升未表示意见，在高教委员会的催促下，北大校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欢迎于先生来北大工作，薪金在清华支领”，这等于变相拒绝于振鹏的请求。（P430-431）

翻开手边的这本陈夏红的新著《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映入眼帘的都是我所知道的人物，有的还能清晰地辨认他们的相貌、音容、举止，有的连他们的相貌都记不清了。

现在年轻的法学工作者称呼我们年老的学者为“老”，“新”和“老”的关系，只体现了年龄的差距，“老”可能还跟尊敬有关。但我们年轻的时候，正值新中国建立之际，我们被称为“新”，而年老的学者被称为“旧”，“新”和“旧”的关系，所体现的是时代的不同：“新”代表的是新中国，“旧”代表的是旧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旧法”尤其带有歧视性质，旧法学者在新中国根本登不上讲台。记得我们当初出国到苏联学习法律时，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带旧法书籍。我们学的是“革命”的法律，与旧法完全无关，学完苏联的法律后才恍然大悟，苏联的民法与民国时期的民法，都源自于德国民法。

我们也曾以“新”骄傲自居，轻视那些“不能上讲台”的旧法教授。我们读完这本书后可以看到，哪一位民国时期的法学教授不是清华、北大等著名院校毕业，又在美、英、德、法、日等国家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学位，又有丰富教学和社会实践的精英人才！

法律的继受性在今天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在1957年反“右”时，这是一条界限，它是打成“右派”的一个标准。说法律有继受性，就是认为旧法有继受性，而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明讲了“废除六法全书”，你现在讲“继受性”，那不是“为旧法招魂”吗？其实，法律是理念，是制度，是方法，也是一种文化，这四者不可或缺。我们废除的“六法”，仅仅是指制度上的“六法”，而且制度上的“六法”也不可能全废除，婚姻、家庭、契约、财产仍然有继受性，至于法律作为一种理念，作为一种方法，尤其作为一种文化，它的继受性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知识分子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学有专长，学有新用，很在意他的专长能否有用，所以“弃”和“用”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能否被社会所承认。以我本人的经历而言，27岁被“弃”，49岁被“用”，二十二年期间自己的专业所长没有得到发挥，简括来说，可以说“三十而弃”，“五十而用”，这被弃的滋味是刻骨铭心的。陈夏红书中所提到的十位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也都遭到“弃”，都曾遭到旧法的“弃”，也有几位更遭到我那种反“右”时期的“弃”。他们有些是“四十而弃”，有些是“五十而弃”。我不知道“五十而用”比起“五十而弃”，哪一个心情更忧郁？但可以肯定二者心中都受到了创伤！旧法的创伤和反“右”的创伤，在这十位旧时代政法学者的人生旅程中是明显可见的。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可能再见到这两种创伤，但让读者重新回忆一下一百年前民国初建时期那些以政治法律为专业的知识分子，力图以法振兴国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是很有好处的。

我在主编《20世纪著名法律学者》这本书的时候说过，20世纪有一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半是中华民国或更早。民国时期的法律人才总数虽然不多，但精英却不少，把这些埋没的精英传记整理出来，那就是很大的贡献，陈夏红就是开拓这片处女地的先锋，我希望他在挖掘北京政法学院的十位老教授的传记后，能再去挖掘更多民国时期的法律学者贡献给读者。是为序。

江平 2015年1月9日

旧法风骨今安在？——代后记

这本书理应在前几年出版。2012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迎来60周年校庆，这本书原是校庆丛书之一。当年交稿后，我满心期待这本有着“献给母校法大60华诞”题献的文字在校庆前付梓。但直到这套丛书召开首发式，我才从网上获悉，这本书的出版早就被取消了。

这样也好。这给了我更从容的时间，去审视和润色这本书稿。就这样，它在电脑里一放，又是两三年。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书放在电脑里，总是个牵挂；而且，我一直认为，对于大多数文字来说，只有出版本身，才能为它赢得神圣。这本书自不例外。该让这些文字和读者见面了。

写这样一本以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时来自北大、清华、燕京和辅仁的政法先贤的书，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学者是学问的载体，是一个大学的灵魂所系。正如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个道理自不需赘言。遗憾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六十多年来，却还从未有一本书，专门聚焦于其学人群体的学术与志业，拙著算是抛砖引玉吧。我的本、硕、博都在法大度过，加上多年工作，至今在法大的时间已近十五年。说我把青春献给法大可能有点矫情，但毋庸讳言的是，无论我以后在哪里，法大生涯都将是我人生中一段极为重要的经历，亦将留下永恒的烙印。最重要的是，我在法大受到思想与学术的启蒙，这一直让我有浓重的母校情结，不管我在现实中的法大如何灰头土脸，观念中的法大总让我梦系魂牵。有恩不报非君子也，我诚挚地把这本书作为献给母校的礼物。

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学者，正如陈寅恪给王国维的悼词所写：“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管他们的学问如何，命运如何，他们已内化成法大的魂魄。法大可以没大楼，可以没大院，但不可无大师。站在中国政法大学六十多年的节点上，我们回头追寻法大的高贵血统，自然难以忽视这个优秀的学术团队。也正是因为有数十位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政法学者的加盟，北京政法学院才有可能奠定坚实的基础，并让法大的未来更加绚烂多姿。

许章润教授在拙编《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序言中写道：“法政学者因为治学对象关系，这世道人心遂常常牵扯到政道和治道，字里行间便多了一份不忍之心。政道无他，一时代一民族打理公共生活的原理和原则，关于政治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攘让取舍之道；治道有常，将政道落实为体制化安排，就今日人间秩序而言，一般即为一种法权安排。政道不彰，天人淆乱，原是人世常态；治道雍蔽，贪渎横行，更且无日无之。几番风雨，一派萧瑟，终至人头滚滚，于是不得不另起炉灶，好一顿折腾。因而，法学家下笔惊心，情怀难抑，法意苍茫，凡心肠还在，怎能不充盈不忍呢？！”诚哉斯言！

1952年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系等，被剥离出各自的母体，在原北大法学院旧址沙滩红楼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由于建校初期人事变动频繁，究竟有哪些学者来到北京政法学院，并无标准答案。有些学者的名单出现在档案中，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未报到；有些学者确实来报到，但他们在这所新生的法学院滞留的时间很短便另谋前程。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确定一份建校之初的师资名单注定是冒险。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在“馆藏展示‘档案里的法大记忆”之六《我校建校之初的师生员工》一文中提供的信息，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之初，来自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大学的教师，大致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教授10人：钱端升、张奚若、费青、芮沐、楼邦彦、龚祥瑞、吴恩裕、吴之椿、黄觉非、张志让；副教授3人：汪暄、阴法鲁、王利器；讲师4人：潘汉典、朱奇武、程筱鹤、杨翼骧；助教12人：李由义、罗典荣、周仁、宁汉林、张国华、余叔通、张鑫、欧阳本先、陈光中、潘华仿、张文镇、林道濂。

清华大学——教授4人：于振鹏、曾炳钧、赵德洁、邵循恪；讲师1人：杜汝楫。

燕京大学——教授5人：严景耀、雷洁琼、张锡彤、徐敦璋、张雁深；助教2人：夏吉生、赵宗乾。

辅仁大学——教授3人：李景汉、戴克光、洪鼎钟。

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时留在北平的最优秀的政法学者。他们的优秀与卓越，建立在两个坚实的基点上：其一，一流的学术训练。他们大都在国外的著名学府接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足迹遍及美国的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日本的中央大学等世

……

慷慨将我收入门下，提点我一窥破产法世界的冰山一角，师恩不待多言；另，若没有这本书的写作，早务正业，我的博士论文理当会更早完成，对他的理解与宽容，我感怀于心。

感谢刘苏里、何兵、慕容雪村等中国政法大学校友，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推荐语。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档案馆王改娇、李克非、靳向丽、孙学英、钱秀萍等工作人员，按照学校安排，为我提供了档案查阅服务。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白晟副教授慷慨提供《费青文集》未刊稿，使得费青一文修订时获益良多，他亦对费青一文贡献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素未谋面的刘训练先生，几年前就通过电邮发来有关戴克光先生的一则史料，这次也用上了。在书稿搜集资料、写作及修改过程中，钱大都、曾尔恕等这些学者的后人，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马城的学友孙正隆亦利用回国之机，帮我背来一本和吴恩裕有关的书。

感谢艾群女士，为本书提供部分她多年来艰辛搜集的珍贵图片。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高浣月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前部长刘长敏教授对本书立项、资料搜集等工作的支持。感谢孙黎萌女士的大力协调。

李海艳女士帮助我完成本书初稿的校对大任。她以专业图书编辑的素养，消除了本书中本来存在的种种硬伤。这本书倘若尚有可取之处的话，她的功劳不可磨灭。这几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本书写作时，我们尚在恋爱的长征中；如今这本书将要出版，我们已结婚三年，陈斯荷小朋友也两岁多了。

感谢法律出版社安排本书出版事宜，尤其感谢法律出版社学术分社孙东育女士、本书责任编辑高山先生、黄倩倩女士、本书题字董彦斌先生、美编马帅先生。

从开始构思起，我一直在想为这本书取一个温暖的名字。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除(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彻底终结中国的法政传统，本书中涉及的这十位学者的命运也陡然一变，成为“旧法人员”，运动面前魂飞魄散，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求取在新时代生存的智慧。百无聊赖中，我又翻起那本《政法界右派分子言论集》，其中吴文翰先生的“右派”言论《为旧法招魂》赫然在目；这让我又想起同时代芮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反动旧法学的“魂，，招得回来吗？》。新法与旧法的纠结，成为左右那些优秀学人命运的关键词；新法旧法之争，也成为1949年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法学界争鸣乃至斗争的核心。于是，我决定就用这个名字：《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不管“旧法学”的“魂”招不招得回来，我想，记下他们的风骨也好。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谨以此书献给母校法大。无论如何，我是爱法大的。

2015年1月25日改订于荷兰马城思吾斋；

2016年6月13日定稿于京郊昌平慕风斋

《风骨》让读者感受一国文脉断裂瞬间，带给他们的伤痛。作品里的“故事”，历史上间歇上演，因而作者的努力更具非凡价值：通过个案打捞和梳理，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刘苏里

真正的法有坚持、有原则、有底线、有风骨。夏红此书，走进历史迷雾，写尽明敏、正直、慈悲、清凉，可以为世人解惑，为先贤张目。为往昔之风流铁骨留一分念想。

——慕容雪村

共和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国家政治与法律传统，步入了历史的河湾。法政学人，随着时代的波涛，在其间挣扎与沉浮。他们个人的命运，折射出民族的命运。夏红的专著，记述了十位民国时期的法政精英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人生转折，试图从历史的尘埃中，检点他们曾经的唏嘘与泪光，烛照那个“火红的年代”。“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在秋天，在雨夜，推荐你一卷在手，一杯在握。

——何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