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流的理想在远方，桥却诞生在去远方的路上。
桥，有着双重的压力，既承载着路，亦承受着水。只有在有水有路的地方，我们才能找到桥的身影，抑或通过桥残缺的局部去还原桥的本真。在婺源，我顺着河边的村庄行走，围着一座座或熟悉或陌生的桥转悠，试图透过水面上的桥影，漾开婺源的乡土民俗，洇出婺源人的社会生活。一座桥，可以径直从此岸到达彼岸，甚至抵达深邃漫长的时光。
像嵌入婺源村庄的土地庙一样，木桥也是属于婺源乡野村庄的。河流、天空、山峦、村庄，是一座木桥抒情的底色。当河流向着村庄与远方敞开时光之门的时候，一座木桥丰富了婺源人与河流的想象。是河流经年的丰润，让婺源人忽略了木桥上曾经的春光与霜白？还是木桥上曾经的春光与霜白，让婺源人忘记了村庄的流年？婺源的河流，不仅孕育了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家，河流的桥上，还走过了李白、黄庭坚、苏东坡、何执中、宗泽、岳飞等一批声名显赫的访客……
在婺源以梁桥、拱桥、浮桥、吊桥构成的桥梁类型序列里，木桥是原始而简便的，从最早的跨越障碍的横木为桥的独木桥，到后来演进发展的木板桥，其材质从杂木到杉木再到枞木(松木)为桥脚、杉木为桥面，都是木桥质朴的写真。从横木为桥的那刻起，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村庄最初的文明。一个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婺源村庄，是一片以桥衔接的山水田园，古朴、灵秀，宛如画境。在婺源人的心目中，木桥是山水衍生的，是人与山水的对话，自然、顺畅，一如人们对土地的亲近与依恋。对木桥的叫法，婺源人因形而名，简单、直接，有的叫板凳桥，也有的称人字桥。这样的叫法，贴近于生活，更贴近人的本身。在这样的木桥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婺源人在古老时代生活的开始。
木桥的前身是一棵棵长在山上的树。清溪河流，波光粼粼，木桥隐约。倘若木的本色透着葱郁茂密的森林，而木的纹理却叠映着时光之轮。在中国的版图上，联结着皖、浙、赣边地的婺源，不仅出产绿茶、砚石，还盛产木材。“婺、祁山多田少，乡民栽杉木为林，以供赋税，三四十年一伐。”而有些山民“养生送死，尽在其中”(《大清一统志》)。“婺源贾者率贩木”(民国版《婺源县志》)。婺源在新安江和乐安江水系的源头，向东可经新安江、钱塘江直达杭州，向南呢，可以由乐安江经鄱阳湖接长江，远抵南京。从宋代婺源木商放排贩木的那天开始，“水客”们(婺源木商的整个经营活动，包括了拼山、采伐、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在婺源人的口语中，把从山场采伐运送到河边的商人叫“山客”，而从水上贩运木材去异地销售的则叫“水客”)随着家乡的河流，就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陌生的远方。在遥远的年月，全国各地的码头都来往穿梭着婺源木商的影子。据《婺源县志》记载：“古徽州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邑，木商以婺源为著，休宁次之，祁门、歙县等又次之。”在漫长的历史建制里，婺源曾是盛开在徽州的花朵。明清时期，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徽商等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为特征的商业集团，盐商、典当商、茶商、木材商，则成了徽商的“四大行业”，婺源商人以“木商”饮誉其中。北京颐和园、山东曲阜孔庙的栋梁，均源自婺源的木商。在婺源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清朝乾隆皇帝修建宫殿，晓谕各地进贡杉木一百棵，不仅要求粗如谷箩，长需十丈，而且不能有节疤。于是，全国运去成千上万棵杉木，只有婺源的九十九棵符合要求。乾隆皇帝只好再降圣旨，悬赏白银千两，结果最后一棵杉木还是来自婺源。民间传说的可信度有多少值得商榷，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婺源木商的辉煌。应是从明代开始吧，婺源有记载的木商真的是数不胜数，西冲俞氏、江湾江氏、庐坑詹氏、坑头潘氏，还有漳村王氏等，都是世代经营木业的大家族。翻开婺源商人在上海从事经营活动的历史，可上溯至清代乾隆初年。婺源人胡执卿、杨锦春、胡靖畔靠经营杉木发家，纵横十里洋场，并成为了上海木业的巨擘。从他们开始，婺源的杉木垄断着上海的市场。在沅水之滨的湖南德山，“婺邑木商往来必经其地，解夫不下数千人”。婺源木商还在一些商埠重镇开设“木行”，旧时杭州候潮门外最为出名的“徽商木业公所”，“创白婺源江扬言先生，其子来喜又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计三千六百九十余亩”(《徽商公所征信录·序》)。在这些木业巨头中，婺源香山程文昂(字双石)的名字是无法跳过的。他在婺源历史上的现身，不仅是名噪一时的木商，还是篾缆(用竹编成的缆绳，春江放排捆扎木排用)的发明者。篾缆的出现，彻底告别了放羊式水上贩木的历史。随后，篾缆开始广泛用于木桥上，串联桥板与桥脚的便是程式篾缆。在他们的生活里，是一场又一场的桃花汛，是一根又一根联结成排的木头，是恪守的商道，还有辗转反侧的长夜淌进梦中的星江，以及星江上的桥。在程文昂等木商的心中，木桥与木排走得太近了，它们在相遇中离去，又在离去中相遇。时光倒退，树、河流、木桥，还有流水般走过木桥的人，都是扣在一起的信息，醒目的，遮蔽的，隐匿的，都像被一根无形的篾缆串联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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