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了“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先生！

本书是通过对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及其子女、秘书和有关人士的采访以及大量文献写成的，不但写了胡乔木一生中重要的大事，也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段重要历史。

本书既是一本史实准确的严肃性著作，又是一本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的通俗读物。

胡乔木在中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自1941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初为文化秘书，后为政治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然而，他的身世，除了过去新华社电讯所披露的千把字的简历外，人们所知甚少。本书第一次详细记述了胡乔木其人其事。他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等。“文化大革命”后，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夹议》亦由他主笔……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本书作者采访了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及其子女、秘书和有关人士，查阅了大量文献，写出了这本《胡乔木》。这本书写的是胡乔木，实际上是透过胡乔木，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段重要历史。本书既是一本史实准确的严肃性著作，又是一本因流畅的文笔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的通俗读物。

序

第一章 最后的日子

 中共中央常委们纷至三○五医院

 胡乔木的一家

 “秋深深未解悲秋”

 向巴金寿辰发出“迟到”的贺电

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父亲胡启东乃盐城名流

 《中国青年》深深影响了他

 在清华园演出“危险的戏”

 在故乡盐城加人中国共产党

 成了浙江大学校长的死对头

 在上海出任“文总”书记

 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

第三章 初入延安

 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

 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

 “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

第四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

 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五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第六章 新闻首脑

 “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成为“新闻人物”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每天指导着报纸丁作

 终于累得病倒了

第七章 “大手笔”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中同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

 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

 在杭州起草《宪法》

 第二次病倒

 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八章 “大跃进”年代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

 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批罢“西尼”驳“东尼”

 《人民日报》的“婆婆”

第九章 庐山风波

 在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第十章 “病中吟”

 “一介书生”的种种“故事”

 远离“阶级斗争”谈诗论词

 “没有百忙”的“好事之谈”

 又在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写诗词使他和毛泽东恢复联系

 江青警告：“不许干扰主席工作!”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江青早已对他不悦

 《海瑞罢官》的“黑后台”

 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盯”住了他

 红卫兵闯入胡宅大抄家

 在“一月革命”的寒风中游街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风波

 毛泽东意外地来看望他

 足不出户闭门闲居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又一次“半点名”批判

第十二章 毛泽东之后

 邓小平重新起用胡乔木

 成为邓小平身边的“笔杆子”

 走过了一段思索的路

 抓住话剧《于无声处》大做政治文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

 纠正沿袭多年“左”的口号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又一次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出任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致力于中共党史的研究

 考证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

 为电影《武训传》平反

 协助邓小平审定“文选”

 依然在做着毛泽东的秘书工作

 倡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季羡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与老同学钱钟书的友情

 王蒙回忆胡乔木

 关注从维熙的小说

 解禁电影《黄河之滨》

 主动为聂绀弩的诗集作序

 《文汇报》总编辑眼巾的胡乔木

 与周扬的论战

尾声

 最后的出访——访问美国

 最后的诗道出最后的心声

 胡乔木的一家

胡乔木去世后近一个月——十月二十六日，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他曾多年工作、生活过的延安地区。

后事已毕，他的亲属们渐渐从哀痛的阴影中走出来，答应接受笔者的采访。笔者从上海前来北京，步入胡宅，来到胡乔木的办公室。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二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勒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夹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也就从中把自己的头像放大，作为“标准照”。

在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的办公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插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摞文件，一望便知是“笔杆子”伏案工作的场所。

他的夫人以及女儿、儿子跟笔者聊着，追溯那消逝的岁月。夫人满头飞霜，但双眉尚黑，她和他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从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她叫谷羽，常被人误写为“谷雨”，因为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

她原姓李，名桂英。据她说，“谷羽”这名字，是她跟胡乔木结婚时，胡乔木为她取的。笔者问起了“谷羽”的含义，由此又引出了“乔木”的来历……

其实，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他的笔名。据说，这笔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高也。乔木，亦即高大、挺直之树。 类似的话，还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至于“谷羽”的出典，就是“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羽即鸟。这样，胡乔木也就给妻子改名“谷羽”。夫妇之名，皆出于“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之中，可谓“秀才本色”。

不过，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却是“大白话”：

长女日“胜利”，生下她时盼望抗日战争胜利；

长子日“幸福”，希冀在胜利之后过着幸福的生活；

次子日“和平”，企望世界和平。

一九六三年夏日，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一起游泳。

毛泽东问起了二三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加以一番“评论”：

“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生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布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游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此后，“胜利”学弟弟，也自己改名——虽说毛泽东说“胜利”当然很好”。她改名“木英”，“木”取自胡乔木，“英”取自李桂英(母亲本名)。

“幸福”步“胜利”的后尘，自己改名“石英”。

如此这般，我在跟胡乔木家属交谈之初，弄清了他们一家名字的来历——只是那位“海泳”没有参加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

女儿胡木英曾经这样回忆父亲胡乔木：

印象之一：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似乎永无休止的时候。从我刚有记忆起，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就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桌下放着炭火盆，他就在那里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台灯前，他在写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印象之二：父亲在不停地看书、看报、看杂志、看文件、看稿件……似乎只要是文字的东西他都有无穷的兴趣，甚至公园里的说明牌，他也会认真仔细地看，并指出中间的错别字、丢字或错误的标点；在书店的书架前更是挪不动脚步，恨不能把感兴趣的书都翻看一遍。他一生到底看了多少文字，恐怕也无法统计得出来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看过的这些东西都能久久保存在他的大脑记忆库里。

印象之三：父亲不爱聊天，爱思考。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是他休息的时候。这时的他，不是在考问我们某些自然现象是怎么回事，就是在答复我们的问题：这是什么花、草、树、鸟，那是哪首古诗里的名句。如果这时他不说话，那就是他在想、在思考。虽然我们就在他身旁，却好像不存在一样。就是他病卧在医院病床的最后日子里，他也还在思考着中国的改革之路问题。P5-7

一九九二年十月，第五届全国书市在成都开幕。我应邀在那里签名售书。

晚上，疲惫的我刚回到宾馆，却忽地接到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那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杜世伟先生打来的。他先是打到上海我家中，知道我在成都，便打到了成都。他在电话中告知，八十一岁的胡乔木在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去世，他们打算组织采写一本关于胡乔木的书，问我是否愿意承担。

我略加考虑，答应了下来。

说实在的，胡乔木早就在我的采访“视野”之中。我同意采写胡乔木，是因为胡乔木符合我选择传主的三原则，即“知名度高而透明度低”、“透过传主折射中国当代吏的重要侧面”、“没有人写过”。

我决定写胡乔木，还有另外的原因：我多次采访了陈伯达，写出几十万字的《陈伯达传》。陈伯达与胡乔木同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相当于毛泽东的左右手。所以，在写陈伯达的传记时，对胡乔木也有了许多了解。

事隔多年后我才知道，之所以确定邀请我来写《胡乔木》一书，是因为我写了《陈伯达传》。

我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完成《陈伯达传》初稿的。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文学传记。最初，陈伯达是答应的。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时，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其实，他年事已高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会有诸多不便。因为要他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这时候，正遇上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大动荡。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十分艰难。中秋节，我在北京又一次采访了陈伯达。几天之后，他突然去世。回沪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一章。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由于陈伯达已经去世，反而使《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容易。

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考虑到《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在他们那里都得以顺利出版，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书稿交给了他们。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把《陈伯达传》作了相当大的删节，把四十五万字的初稿，删成三十三万字。也就是说，删掉了十二万字。另外，把书名改为《陈伯达其人》——在当时，以为《陈伯达传》这书名有着为陈伯达树碑立传之意，改为《陈伯达其人》就无此嫌疑。

《陈伯达其人》曾经报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审读，得以通过，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一九九。年三月，该书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制。

当《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制七万七千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时，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十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陈伯达与我的谈话以及陈伯达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实际上可以说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我在不安中等待了十来天。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读，同意出版。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

后来我才听说，胡乔木得知我写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说是要看一下——胡乔木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共事多年，关注《陈伯达其人》一书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北京急电出版社，要求立即送十本样书到北京。

正是因为胡乔木看了我的《陈伯达其人》一书，他的亲属也看了这本书，留下了印象。在胡乔木去世之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决定由我来写《胡乔木》一书。

每当我着手新的采访的时候，总是首先查找有关的背景资料。令我惊讶的是，我只查到一九四九年海外一篇简短的介绍胡乔木身世的资料以及胡乔木去世之后新华社所发的《胡乔木生平》。可以说，当时关于胡乔木本人身世的资料，少得可怜!

我从上海前往北京。

在北京，我与胡乔木亲属谈定了采访意向和计划。

此后，我来到胡乔木家，采访了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女儿木英和儿子石英。他们详细回忆了胡乔木的生平。尤其是谷羽，刚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仍坚持逐一答复我的问题。

如今回想起来，那确是抢救式的采访，因为在采访时，谷羽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正在就医。不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七十七岁的谷羽便在北京病逝。

谷羽是重要的当事人。及时地采访谷羽，使我得到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我得知胡乔木的文集正在编辑之中时，我希望得到编辑组的支持。很遗憾，他们说，有关文献在出版之前，是不能提供参考的。

我注重于采访。我相信，从胡乔木的亲属、从胡乔木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是能够获得大量口碑资料的。这些鲜活的资料，很多是档案上所没有的。

胡乔木的妹妹方铭早年和胡乔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尽管身体欠佳，但是她还是慢慢地谈起往事，终于分几次谈完她所了解的胡乔木早年革命活动的情况，以及胡家的旧事。她的谈话，非常重要。

我去看望胡乔木的老战友、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林默涵。他的第一句话，使我非常吃惊。他说：“叶永烈，你害得我好苦!”

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笑道：“前几天晚上，我看你那本《张春桥传》。本想随便翻翻，谁知道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去，看了一夜。第二天，我整天昏头昏脑，叫你害苦了!”

说罢笑话，林默涵言归正传，详细地回忆了他和胡乔木的多年交往。

胡乔木的老秘书商恺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采访中，我发现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遭遇，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是谷羽，她也只能说个大概，记不清具体日期，何况她后来也被隔离审查，不在家中，也不知其详。

我偶然得知胡乔木有一个老警卫员，当时每天陪着胡乔木。每一次胡乔木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他总是陪同前往。只是此人早已调往其他单位工作。

我紧追这一线索。经过多方打听，知道了这位老警卫员的家庭住址。一个夜晚，在北京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终于找到这位老警卫员的家。

老警卫员跟我说起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情况。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胡乔木的处境。总理办公室经常打电话来问胡乔木的情况，他必须随时回答。为了便于答复，他找了个本子作记录，记下胡乔木每天被揪斗的情况，包括日期、揪斗地点、揪斗单位名称、揪斗单位负责人名字及电话。

我一听，马上追问这本子在哪里。他翻箱倒柜，找到了那个本子。我一看，如获至宝!

关于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弄清：那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去看望过胡乔木，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结果没有见到胡乔木。不过，这消息一传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就再也不敢去揪斗胡乔木了。

在采访中，很多人跟我谈起此事，都是“听说”如何如何，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去看胡乔木的、为什么没有见到胡乔木。

后来，我经过多方调查、核实，特别是采访了当事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并把张耀祠的回忆跟谷羽的回忆加以对照，这才弄清这一重要史实。

我写《胡乔木》一书，尽管胡乔木的一生曲折多变而且方方面面对其评价大相径庭，我仍沿用我多年坚持的创作原则，即“用事实说话”。我以为，我的责任是在书中把真实的胡乔木告诉读者，而读者远比我高明得多，自会作出准确的评价。

《胡乔木》一书，于一九九四年二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成为海内外关于胡乔木的第一本长篇传记。胡乔木亲属为《胡乔木》一书提供了大量照片。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同时推出了此书的香港版，书名改为《毛泽东与胡乔木》。

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对《胡乔木》一书十分满意，自费买了三百册《胡乔木》，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每人送了一册。

在《胡乔木》一书出版之际，我曾表示：“本书只是初稿。胡乔木的一生，与中共党史有着密切联系。希望以后在初稿的基础上，再作采访，再作补充，再作修改。”

本书在一九九八年进行了一次技术性的小修订。

随着时问的推移，这些年来，关于胡乔木的诸多著作以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重要回忆录得以整理出版，关于回忆胡乔木的文章、书也多了起来，再不是我当初写《胡乔木》一书时那样资料匮乏了。

最近，广西人民出版社要把《胡乔木》一书收入“叶永烈精品书系”，我对全书进行了全面修订，增补了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章节，使新版《胡乔木》一书面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