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通过深入研究《红楼梦》中王熙凤的相关内容，本书作者透彻入理地分析了王熙凤一角。观点新颖，语言通俗，不仅适合红学研究者参考阅读，也适合普通红学爱好者阅读。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散人亡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这是曹雪芹对王熙凤一生最简洁明了的写照。

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通过深入研究《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有关内容，本书作者透彻入理地分析了王熙凤一角。观点新颖，语言通俗，不仅适合红学研究者参考阅读，也适合普通红学爱好者阅读。

卷一 凡鸟偏从末世来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凤姐

王熙凤论

凤凰惜作末世舞

——论凤姐兼说“一从二令三人木”

王熙凤形象的独特文化内涵初探

卷二 丹唇未启笑先闻

凤姐的个性与共性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

——王熙风之“威”与“谀”

“凤辣子”辣味辨

——关于凤姐性格的文化反思

卷三 粉面含春威不露

“一个笑得很甜蜜的奸诈的女性”

——谈凤姐

论王熙凤的阳性特质及其成因

从尤二姐之死论王熙凤

辣手·机心·刚口

——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

卷四 机关算尽太聪明

机关算尽太聪明

——王熙凤论

奸雄乱世之术

——王熙凤管理术之批判

试论王熙凤性格的市民特征

卷五 一场欢喜忽悲辛

王熙凤的不治之症

吃着碗里看着锅

——凤姐与贾琏的勾结与争夺

王熙凤生平三部曲的真实写照

——“一从二令三人木”新解

论王熙凤的悲剧

卷六 意悬悬半世心

“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

——论王熙凤典型和艺境的创造

凤姐形象的审美价值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里，有两位堪称生活技术家的人物，一位是薛宝钗，另一位就是王熙凤。然而这两位生活技术家面对生活所表现出的技术，或者说她们的生活技术取向，却是南辕北辙的。简言之，前者是为了保护自己，后者是为了显示自己；前者是会做人，后者是会骗人；前者是处处避嫌，后者是处处逞能；前者藏愚守拙，后者是显山露水。总之，两个都是绝顶聪明的人物，但却聪明得绝不一样。固然可以认定她们是封建社会贵族地主阶级少女、少奶奶的典型，然而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什么样的阶级里能没有这样不同类型的生活技术家?

王熙凤的出场，总是伴随着这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技术的。她活像一位能迅速进入角色的演员，喜怒哀乐任我发挥，然而却不是出于内心感情的流露，而是出于客观情势的需要。黛玉进府是她第一次露面，书中写道：“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思忖，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脂砚斋批日：“未写其形，先使闻声，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俺’也。”又日：“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后文焉得不活跳纸上?”[甲戌本第3回。]接着，她作了一番精彩的表演，“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如果说会客的礼仪是贾府人人都懂的话，那么这种笑则有声，哭则有泪，叹则有气，且一举两得，既赞了黛玉，更赞了贾母的会客技巧，却是凤姐所独有的。话是说给黛玉的，却是给贾母听的，泪是流给黛玉的，却是给贾母看的。等到王夫人叮咛该拿出两匹缎子准备给黛玉做衣裳用时，凤姐说：“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脂砚斋却在此专门戳破了凤姐的鬼灵精：“余知此缎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若信彼果拿出预备，不独被阿凤瞒过，亦且被石头瞒过了。”[甲戌本第3回。]

生在有利害冲突的社会生活中，一点也不论利害，自然是愚不可及。然而像阿凤这样事事在用利害的天平称量之后才去言动，却显出了这位少奶奶不同凡俗的生活技术家的心机。在葬过秦可卿之后，秦钟因恋智能，调唆宝玉求凤姐再住一天。“凤姐想了一想：凡丧仪人事虽妥，还有一半点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岂不又在贾珍跟前送了满情；二则又可以完清虚那事；三则顺了宝玉的心，贾母听见，岂不欢喜?因有此三益，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这里逛，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罢了，明日可是定要走的了。”’比起会见黛玉时的言谈，这次关于去留的考虑，就不是一举两得，而是一举三得了。难怪脂砚斋批道：“一想便有许多的好处，真好阿凤。世人只云‘一举两得’，独阿凤一举更添一(得)。”[庚辰本第15回。文中凡引脂批，不另注者均见庚辰本。]当然，单凭这种不损人而利己的功利打算，就得出这位少奶奶灵魂丑恶的结论，是显得太简单化了。不过却也说明“心机又极深细”，“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的凤姐，其处人处事确实是以自我为核心的。

凤姐是爱钱如命的，却不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有时候她可以大把大把地花，或者馈赠别人，毫不吝惜。但若察其行而体其心，则往往含有利己主义的动机，这是一种生活技术所使然。袭人回娘家探视母病，她不仅叮咛要穿戴好些，多带些日常用的东西，而且要亲自过目。发现袭人穿的由王夫人赠的灰鼠皮褂子不仅太素而且毛短，便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风毛儿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罢。等年下太太给作的时节我再作罢，只当你还我一样。”凤姐何以如此大方，又何以偏拿出小家子的腔儿说将来要袭人还她，听听下面的对话就一目了然了。众人都笑道：“奶奶惯会说这话。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真真的赔的是说不出来，那里又和太太算去?偏这会子又说这小气话儿取笑。”凤姐儿笑道：“太太那里想的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把众人打扮体统了，宁可我得个好名也罢了。一个一个像‘烧糊了的卷子’似的，人先笑话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众人听了说；“谁似奶奶这样圣明!在上体贴太太，在下又疼顾下人。”原来人方是为了博得众人称赞，偏佯做小气是为了让别人说她大方。凤姐不仅自己懂得话该怎么说，而且懂得引导别人话该怎么说，二奶奶那张三寸不烂之舌真令人叹为观止。在一旁的平儿深知凤姐此时此刻的心机，所以在没有征得凤姐同意的情况下，就干脆把人情买到底，将另一件大红羽纱的大毛衣裳送给邢岫烟，并说：“昨儿那么大雪，人人都是有的，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羽纱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就只他穿着那件旧毡斗篷，越发显的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如今把这件给他罢。”凤姐笑道：“我的东西，他私自就要给人。我一个还花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众人笑道：“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爱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只以东西为事，不顾下人的，姑娘那时还敢这样了。”凤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还知道三分罢了。”(第53回)主人穿旧了的衣裳送给奴婢，这在贾府巳司空见惯。然而像凤姐这样，两件衣裳喝得了个满堂彩，却是绝无仅有的。这又是一举三得之一例：既讨得王夫人的喜欢，又笼络了袭人，还赢得了体上怜下的美名。然而这个美名委实是要打折扣的，且不说众人的赞语是由凤姐导演出来的，单是二奶奶那对下人阴很毒辣的性格的另一面，就足以使这些小恩小惠被冲得烟消云散。这就是会作人与会欺人的区别，薛宝钗与王熙凤的区别。

王熙凤的生活技术，表现在对贾母承欢的时候，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程度。贾母，这位坐在贾府这座宝塔顶上的太上皇，权势、年龄和封建孝道，都把她推上了极尊的地位，谁个不尊她，谁个不在她面前承欢?如果说贾政那种说了谜语给贾母猜，又唯恐贾母猜不出来，悄悄将谜底告诉宝玉，示意宝玉再转告贾母的承欢方式，显得既笨拙又符合贾政其人性格的话，那么王熙凤的承欢方式就要高明得多，有趣得多，生动得多了。且不说她如何花样翻新，一次一个样儿，绝不重复。单是那能摸透贾母心理，审时度势，时而化庄为谐，时而化怒为笑的本领，就令人拍案叫绝。贾母让备饭，她就说：“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巳把我还吃了呢。”(第35回)贾母说她小时鬓角被碰了个窝儿，她就说：“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使鬼差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满了，所以倒凸高出来了。”(第38回)贾赦要娶鸳鸯，气得贾母混骂一场后又怪凤姐不提醒她，凤姐却说：“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谁教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第46回)寻话题去讨贾母欢心，这是不少人都可以做到的。唯其无论什么话题，只要一拐弯儿就变成了讨贾母欢心的谐趣，却是只有凤姐才能做到的。虽然只是一味的世俗取笑，却是专以享乐来安度晚年的老祖宗所不可缺的，所以在诸多儿媳孙媳中，独有凤姐得到了贾母的特别钟爱。然而贾母也深知这种爱有独钟会带来偏心的非议，故专门声明“不大说话的又有大不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说话的好”(第35回)。并在庆元宵的家宴上专门讲了一个小媳妇吃了猴儿尿因而变得特别聪明的笑话以剌凤姐。凤姐一听就立即接着道：“幸而我们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却偏不饶她，向李纨道：“咱们这里谁是吃了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这突然的一剌是凤姐没有料到的，所以当大家都眼巴巴地盼着凤姐讲笑话的时候，她却心不在焉地说了没有故事的故事，刚开了头就煞了尾，让大家听得“只觉冰冷无味”。然而聪明的凤姐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种失态与失礼，因而又讲了一个聋子放炮的故事来掩饰(第54回)。深通生活技术的凤姐，知道让大家没趣就是给贾母难堪。

凤姐靠她那超常的生活技术，给自己得来好处，也给别人带来欢乐。就在贾母讲小媳妇吃了猴儿尿的故事之前，“众人听了，部知道他素日善说笑话，最是他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今日如此说，不但在席的诸人喜欢，连地下伏侍的老少人等无不喜欢。那小丫头子们都忙出去，找姐唤妹的告诉他们：‘快来听，二奶奶又说笑话了。’众丫头子们便挤了一屋子。”(第54回)这位才智出众的少妇，只要在不伤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在日常生活言谈中，哪儿有了她，哪儿就有笑声。“偶然她因病或因故‘缺席’，人们是感觉到多么寂寞呀!”“《红楼梦》的读者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王熙凤论》。]说明这个人物并不是被涂了白鼻梁的丑角，也不是通体黑透了的“老鸹”。

P145-149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 用中围文学卜传统的说法讲，耕号‘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竞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巳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