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是厉华继《忠诚与背叛》后又一全新力作，是一部从地下党斗争经验得失总结的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防止腐化现象出现、蔓延以及加强党性建设的可读之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狱中八条”的解读，革命烈士如何能战胜刑罚而能发挥出超越个体生理想象的精神力量，以及为什么叛徒不能经过特务的行训，苟且偷生，关键在乎信仰的坚定与否。这也是考验人生的两个重要指标，忠诚与背叛。

该书用大量档案史料、人物笔录、调查材料，对“狱中八条”以及所关联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了全景式解读，是一部真实鲜活、引人入胜，全面反映川东党组织曲折斗争历史，讴歌革命先烈崇高理想信念和牺牲精神，鞭挞叛徒和变节者丑恶灵魂和严重罪行，具有极强现实针对性、教育性、启迪性，传递正能量的励志读物。

“狱中八条”是1949年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脱险同志向党组织提出的一份意见书。主要内容包括：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这八条意见涉及路线方针、思想教育、组织建设、干部作风、工作方法等多个方面，既是革命先烈们对革命斗争经历失败和挫折后的体会总结，也是对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出的殷切希望，字字凝聚着红岩烈士们的鲜血和泪水，条条体现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寄托。先烈们的这些真知灼见，虽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揭示了党内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作者厉华以报告中的“狱中八条”为线索，在广泛收集确实的材料基础上，从罗广斌提交《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的由来开始，依循报告的五个部分对“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和“脱险人物”展开重述，并将考索重心放在“狱中八条”上，对“狱中八条”逐条做出解读。

同时，本书还运用纪实文学的方式，通过人物形象的真实再现、事件的重现，阐释了“忠诚、信仰、纯洁”的深刻内涵，真实展现了红岩烈士们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优秀品格和浩然正气。

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徐海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发展革命传统 沈宝祥

历史不只属于过去 蓝锡麟

红岩精神的传播者 李耀国

自序：《红岩记忆》 厉华

关于红岩

第一章 尘封多年的报告

第二章 堡垒从内部攻破

第三章 叛徒群像

第四章 狱中情形

第五章 虎口脱险

第六章 烈士典型

第七章 特务罪行

第八章 狱中八条意见

第九章 忠诚与背叛、信仰的力量

第十章 关于罗广斌的报告

后记：红岩，这是说不完的一个故事

1985年的最后一天，我作为后备干部的“第三梯队”，从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毕业，分配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担任领导职务。

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军统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所在地，也是重庆解放前夕被屠杀的200多名革命志士的长眠之地。在我人生的旅途中，从踏上这块土地至今，一干就是28年。这对我来说，绝对是意料之外的事儿。从追求做一个现代型的管理干部到转变为专心研发红岩档案史料的专家，也在意料之外。

在搜集、挖掘整理烈士的事迹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史料、新的内容，对我而言更是意料之外。每当我苦苦追索一个问题、一个人物而苦于少有资料的时候，每当我研究一个专题、一个事件而受困于时空难寻真相的时候，每当我发现一份新史料、一张新照片难辨其中若干信息的时候，却又总会柳暗花明。天助我也，烈士的在天之灵每每会给我自觉和自信，意料之外的人和事情总会出现。

烈士墓、渣滓洞、白公馆，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从小学开始，参观这里几乎是每年的规定动作。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作为一句口号虽然无数次地从嘴里喊出，确实真不知道烈士有些什么未竟之志需要我们去完成。只是从老师那里知道，烈士是很伟大的，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流血牺牲了。虽然每次的参观能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被激励、被感动，但是，也多是从感动到激动，而后就不动。

当我以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又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上任以前，文化局的郭汝魁局长，以及川东地下党的老同志卢光特等与我的谈话和交代，给了我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要把烈士的精神发扬光大，就要好好挖掘整理烈士的资料；要做烈士精神的代言人，就要特别抓紧文物资料的收集、研究和整理。  当时的市委党史研究室顾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卢光特，主任钟修文，副主任胡康民，大屠杀中脱险的志士郭德贤、任可风、杜文博、孙重等和烈士家属余显荣、李继业、蓝耕荒等，包括老馆长余正群、研究员戚雷等和一些知情人，他们都不断地给我“充电”，让我了解掌握有关烈士和集中营狱中斗争的情况。无形之中，我感到一个“磁场”把我吸引住了，一个强烈的“气场”在支撑着我。

歌乐山烈士陵园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纪念馆。1963年建馆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新建的陈列馆成为了红卫兵的接待站。展览只能够宣传“西安事变”的杨虎城、“皖南事变”的叶挺以及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少数人，业务工作几乎瘫痪。改革开放后，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因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影响而中止的烈士评定工作重新开始，歌乐山烈士陵园的业务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上任以后，我没有满足解说员的一般介绍，我死死地盯着渣滓洞牢房的墙面，想象烈士们当年是怎样打通一个小孔传递消息的；我没有停步在那有简单说明的展板上，我在想他们在这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是怎样度过每一天的；我不经意地走过那一条条通向刑场的小路，低头仔细看那已经被踩了无数次、有重重痕迹的土石和一草一木，希望有新的信息被我发现。

在寻求更多的史料来支撑我开展业务工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老前辈和专家的帮助。其中有一个人是必须提到的，他就是时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胡康民。

2007年11月，当我正在全力筹办“11·27”殉难烈士58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就在当月的21日中午，我突然得到消息：胡康民去世了。我无法接受、更不敢相信，脑子顿时一片空白而茫然不知所措。他是那样孜孜不倦地研发红岩史料，他是那样持之以恒地采访收集各种信息考证红岩人物事件，他又是那样毫不保守坚决支持歌乐山烈士陵园的业务发展，他更是经常不断地给我“充电”和提供有关的文献资料，而且容忍我与他争论时的强词夺理……他走了，我有一种孤独凄然的感觉；他走了，我又与何君商讨红岩？在研究红岩的过程中，我一直依靠和崇敬的人是他，他一直指引我、帮助我学习、了解红岩的历史，他答应我的事情还有好多没有去做啊。我含着眼泪、情不自禁地提笔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你把我带入红岩，是你教我研读红岩文化史料，是你推我把红岩文化走向社会，更是你促我发展红岩文化事业，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红岩。”我将此装裱好后，送到灵堂以表达我真实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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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过红岩遗址、看过“红岩魂”展览和“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的观众，最为印象深刻的也许就是烈士提出的“狱中八条”，这八条的内容是：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相信看过这八条的观众，一定会为烈士在殉难前为党提出的这八条而震动，相信观众读了这八条，一定会有许多许多的感触。殉难于重庆解放前夕军统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烈士，他们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意见，是什么促使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去讨论问题、总结经验，这八条意见为什么没有在小说《红岩》中被反映，为什么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公布，除了这八条意见外还有些什么内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做一些回答。

从1985年我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馆担任副馆长、馆长，到2000年兼任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2011年又兼任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三个馆长的职务为我走进红岩、感受红岩、学习红岩、研究红岩、传播红岩创造了基础和平台。从立志做一个现代管理干部，到对红岩历史感兴趣一头钻进去而不再回头，是红岩英烈征服了我，是红岩先贤感动了我，是红岩志士吸引了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坚持三反对”、抗战文化、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反内战、地下党斗争、狱中斗争、大屠杀、重庆解放等一系列的主题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地下党革命斗争最为辉煌的篇章，贯穿于其中的人物、事件释放出一种强大的磁场，把我深深吸引。出于经营管理纪念馆工作的需要，我无数次地在红岩遗址调查观众对展览的需求，无数次地在旧址现场观看参观者对展览的态度表情，更是无数次地与参观者、导游交谈红色旅游，同时也无数次地与我的同志研究讨论怎样让更多的参观者走进红岩。我就像一个参观者一样，不但时时地去参观景点找感觉、受刺激，还开始深入到资料档案中去发现了解。当我发现保存的档案资料不足以满足我对红岩许多问题深究的时候，作为馆长的我一直到今天都下功夫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文物资料进行“配残补缺”。从几万件文物到十几万件，大量文物资料档案的入藏，为深入研究红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文物资源的社会化利用和红岩精神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由于文物资料的大量收集和持续不断的研究开发，继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小说《红岩》后，“红岩魂——来自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斗争事迹展览”、“红岩魂报告”、“生命作证”、“夜游白公馆、渣滓洞”、“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血铸红岩”、“红岩风”、“我们共同走过的路”、“天下为公”等展览、报告、展演，形成了红岩的系列文化产品。有人曾经问我：还有多少没有开发出来？我回答说：开发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红岩文物资料尚有大量没有被挖掘整理和研究，比如关于狱中斗争的史料，主要是受困于大量档案资料不在大陆；比如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究竟是什么关系，还需要继续大量的翻译资料；再如南方局的秘密情报战线、经济战线以及统一战线等等。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它是对历史的记录和保存的人类活动记忆。我们通过文物了解过去，懂得现在，掌握未来。在收集研究红岩历史文物资料的过程中，为了能够理解过去，我多次在夜深人静时到白公馆、松林坡、渣滓洞等景点去体验和感受，我想知道烈士们当年在狱中生活的情况，我想感受烈士们当年在狱中的许多细节，特别我想了解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面对胜利和面对反动派的疯狂是如何度过最后的58天的。

从一些幸存者、从一些叛徒特务的交代中，我们可以知道和掌握一些情况。但在狱中，不同政治身份的人是怎样的关系和如何相处的；在狱中难友之间、牢房之间是如何联系串通消息的；另一方面，监狱方面的特务、看守以及审讯机构，在处理“犯人”问题时，又是如何区别的；在最后58天，几乎是在死亡恐惧的笼罩中，烈士们盼望的被解救为什么没有出现；人民解放军在进入重庆周边后，为什么没有派出突击队去营救……红岩还有好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好多的事情和人物需要相关的文物资料佐证，更需要在文物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说明一些问题。

为了掌握更多的红岩历史，除了当事者、家属和相关人员，我曾经找过当年在歌乐山下收殓烈士遗骸的人，采访过当年拍摄大屠杀现场的作者，找过当年维修过牢房的工人，包括向曾经在集中营当过小特务的了解原始情况。通过这些采访调查所获得的许多线索和情况，可帮助我们去深入地研究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时也会成为“被采访”的对象。当然，采访我的不是记者，不是创作者，他们是以殉难者家属或者相关人员的身份“采访”我。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出于各种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不能也无法完全回答。

1998年11月23日，市委办公厅介绍重庆通用机床厂子弟校的赵老师找我。在办公室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帮助他找到牺牲在渣滓洞监狱的父亲！我问：你的父亲叫赵什么。他说：自己的亲生父亲不姓赵，现在自己的姓是养父的。养父去世前告诉我，我的亲生父亲关在渣滓洞，是地下党，解放前被杀害了！养父也不知道亲生父亲叫什么。他只告诉我：你是地下党组织通过景德幼儿园的刘院长送到我这来的。刘院长她当时说：这个孩子你就帮我养一下过段时间我再来接他。但是解放后，她找我说：孩子的爸爸牺牲在渣滓洞了，他是了不起的人。后来，她经常给我们送钱作为抚养费，一直到她去世……这位赵老师在说话时显得非常地激动，而且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我问赵老师：你们去找过刘院长吗？赵老师说：她在世的时候去找过好多次，但是她不说，她只是说：你现在不是生活得很好吗！听了赵老师的话，我知道这又是一个没有办法弄清楚的事情。景德幼儿园曾经作为地下党的据点，刘院长也是爱国进步人士。而且，正好我的小孩也曾经在这个幼儿园，刘院长我也非常熟悉。以我对刘院长的了解，几十年后家属去问她都没有说，那么这个秘密她是不希望公开的，她永远带走了。但是为了帮助他找到亲生父亲，我也去景德找了几个年长一点的老师，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找到一些信息，结果仍是没有收获。活着的赵老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想要知道亲生父亲；而知道秘密的却永远把秘密隐藏，并且把它带走了。我后来告诉赵老师：只要你每年来参加纪念活动，你父亲在天之灵，定会高兴的。有的人被捕入狱后，一直严守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暴露，哪怕在狱中表现出一种“灰色”，少言寡语，保持低调，使敌人无法弄清楚自己真实的身份，特别是个别单线联系的党员，直到死去都把秘密埋藏在心里。忠诚，是烈士党性的最强表现，敢于献身源自于他们信仰的力量。

烈士们为什么能够有如此的绝对忠诚，为什么有少数的叛徒却不能够坚守而苟且偷生。罗广斌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为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史料。这份报告的大多数内容经过考证具有真实性。这份报告的核心部分是“狱中八条”，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报告的一条主线是围绕川东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总结和《挺进报》发行所出现的问题，以及叛徒对党组织和同志性命造成的严重破坏！忠诚与背叛、信仰的力量，是报告中所表现的内容。在红岩的历史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烈士的那种“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的崇高思想境界和“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的精神高度，最令人佩服的就是他们那种“杀身成仁”，用生命捍卫真理的壮举。而最使人憎恨和讨厌的是，那些特务和叛徒的苟且偷生、损人利己。罗广斌的报告，从烈士和叛徒的对比中记录了红岩悲壮而又惨烈的历史。虽然罗广斌的报告是以川东地下党的历史总结而写成的，但是烈士用血和泪留下的“狱中八条”，却是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不能忘记的经验和教训！在研究这份报告的过程中，让我感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干部决策、指挥、管理问题，因为“领导干部的正确与否基本上决定了党的事业成功与失败”，提拔干部要“重品质”，党的队伍要“严格进行整党整风”，这些一说就明白的道理要成为真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殉难的烈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严于要求自己，不断追求进步，思想上、政治上一直不敢失去一种“敬畏之心”。背叛自己立场的叛徒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个性的自由而忽视党性锻炼，不重视学习和追求思想进步，更不严于律己，思想上的“脱党”倾向使其一点一点地蜕化变质而失去先进性，遇到关键考验时就只能够选择苟且偷生。为什么大多叛徒是领导干部？原因之一就是位居高位以领导者自居，高高在上，自己把自己架起来，主观主义脱离了实际，自以为是脱离了群众，于是就失去了对党的事业，对人民负责的敬畏之心，遇到关键问题就会坚守个人主义，为利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领导应该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论是体力、智力都应该走在群众前面，比别人多学、多干，“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下级一直处于被要求之中，“敬畏之心”不敢失去，上级往往处于做指示提要求的高度，很容易失去“敬畏之心”，在关键问题上，“下级比上级好”，也是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因此，把干部选拔好，特别注重“品质”，包括道德水平、思想素质、政治理论和伦理观。当然，并不是在红岩中的上级都是叛徒，叛徒在领导中也只占少数。如在红岩历史上被捕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川西军委委员车耀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捕后，面对敌人数次的高官利诱绝不变节；再如军统特支书记张露萍，被捕后备受严刑摧残和精神折磨，坚不吐实，用生命保全南方局；再有青委书记许晓轩，坐牢数年“宁关不屈”，在他生命最后时刻提出：希望组织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纯洁我们党的队伍。上级与叛徒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是上级对职位失去敬畏之心就有可能在面临考验时过不了关。“狱中八条”，是狱中同志对地下工作失败的总结。总结中直指负有领导责任的上级，而一些上级在被捕前后的表现反差巨大，使狱中同志既震惊又气愤，所以讨论分析问题完全是对党的热爱和希望党能够健康发展。狱中同志虽然不能够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他们那种“只要党组织在，我就等于没有死”的崇高情操，使他们关心党组织比关心自己更重要，因为他们早已将自己个体生命与党组织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之所以对干部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是因为干部出事损失的是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生命。因此狱中同志对叛徒的行为理出了这样的轨迹：放松学习、不要求进步，不做实际的工作，逐渐地在思想上出现脱党的意识；高高在上，官架子大，主观主义，不走群众路线；经济、恋爱、生活上个人主义严重。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先进性，特别是组织的纯洁性非常地看重，因此“狱中八条”的核心内容是：忠诚、背叛、信仰、纯洁。

这本书在创作过程中，非常感谢龚月华、黄卓、杨明荣同志的帮助，也非常感谢李延平、牛一方女士和温洪恩先生在资料方面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红岩，这是说不完的一个故事

红岩，这是一个说不完的故事。这是因为，随着档案资料不断地发掘整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将逐渐公开。笔者一直连续不断地在红岩工作了28年，面对10多万件文物档案资料，面对不断新发现和搜集的文献资料，面对不断的“口述历史”的人员采访，不敢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红岩史料，但也是“汗牛充栋”，需要持续不断地去整理研究。特别是全面、客观的研究红岩历史，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人员来说，既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更是一个现实的课题。红岩的历史发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重庆谈判、旧政协的召开，其中有许多历史的人物和事件需要去研究，特别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实践，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启示。再如，发生在这段时期的“中美合作所”问题，更需要在资料搜集和研究的基础上，公正、客观的解惑释疑。因为，根据现在所掌握的档案资料来看，它与国民党军统集中营不是一回事。再如，红岩秘密的情报战线、秘密的经济战线，随着对档案资料的进一步挖掘整理，也是会有更多的新鲜内容公布于世。

有一位烈士叫宣灏，在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等烈士被屠杀后，他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他写下一份遗书，在这封信中他写道：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来证明了的。在九年多监禁期中，我不断地读书和磨炼自己的文笔；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弟兄的队伍中去！一次次难友的牺牲，更加强了我这心愿，我决定，只要我能活出来，我要运用我熟悉的工具——笔，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的罪恶告诉给全世界，作这个时代的见证人！

每当我读到宣灏遗书的时候，就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压在肩上。他们是一些我们今天不能忘记的人，他们是一些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绝对忠诚的人。这种忠诚是用他们的生命作证，用他们的热血书写。让今天的人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是我们这些红岩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责任。

走进红岩、感受红岩、记住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