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七十多年前，十万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响应国家号召，报名从军走上抗日战场，史称“十万青年十万军”，硝烟散去，诡异的命运又将他们拉进了内战的轨道……

您即将翻开的朱洪海执笔的这本《我是新六军少尉(从印缅战场到辽沈战役)》，是其中一位老兵黄耀武口述的正在远去的历史，这样的史料，即将绝版。

他讲述的是他自己，其实更是在讲述那一代人。

朱洪海执笔的《我是新六军少尉(从印缅战场到辽沈战役)》是一部口述历史，主要记述了黄耀武在1944年至1948年期间，于国民党军新六军、二○七师服役，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真实经历。

作者十六岁自愿报名参加抗日，和数千名同龄人一起被分配到印缅远征军，执行抗击日寇，打通国际支援中国战场的大动脉——滇缅公路的任务。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也表现了全体国人万众一心抗战的感人场面。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作者随新六军调到东北战场，但是作者厌恶内战，先后三次脱离部队，其间还发动抗议当局从学校征兵，在警察宪兵的追捕下四处逃亡。由于受生活所困，最终不得不回到部队。作者以种种亲身经历揭露了诸如军队内部的贪污腐化和派系斗争以及基层官兵的厌战情绪，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角度展示了国民党必败的结局。在逃亡中，作者获得了一位女学生的爱情。战火中的爱情也将成为本书的一大闪光点。

书中加入了六十余幅由越众历史影像馆、辽沈战役纪念馆提供的珍贵历史图片。让历史在读者眼中，更加立体，更加丰满。这也将是本书的另一个亮点。

前言 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第一章 第二次远征，保卫中国生命线

 第一节 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

 第二节 国民政府腐败

 第三节 我们就想着去拼

 第四节 不管哪儿失守，起码我这儿不能失手

 第五节 我们少年兵

 第六节 这几鞭子挨得很值得

 第七节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是一支能打的军队

 第八节 不是为了蒋介石，是为了国家

 第九节 印缅抗战，是我一生里最可贵的

 第十节 打到东京去

第二章 中华民族到底站起来了

 第一节 深信历史不会把你们忘记

 第二节 咸盐水就饭

 第三节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第四节 抗战胜利就是中国内战的开

第三章 东北，这场真正太残酷

 第一节 开赴东北

 第二节 沙岭最残酷

 第三节 为啥要打这个仗

 第四节 第一次脱离部队

第四章 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一节 我发动了鞍山“五一八”学生运动

 第二节 逃亡

 第三节 活着就是为了一碗饭

 第四节 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第五章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第一节 少尉连指导员

 第二节 打死六十军，跑死新六军

 第三节 从大腐败到小腐败

 第四节 战火中的婚礼

 第五节 第二次脱离部队

 第六节 又来征粮任务了

 第七节 这是一场非输不可的战争

 第八节 第三次脱离部队

第六章 从军这五年，影响了我一辈子

 第一节 解放军官教导团

 第二节 新二十二师这些人

后记

第一节 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

当时中国的形势很困难，沿海基本都丢了，广东除了部分山区和非常闭塞的地方全都失陷了。日军不时地出击粤汉路，韶关以南都丢了，以北只通到湖南的衡阳、株洲、长沙。政府对抗日宣传得很厉害，非常有深度，范围很大，三青团也宣传得很活跃，号召青年人走出工厂、田庄、课堂，拿起刀枪上前线，中心就是中国人怎么办？不想当亡国奴就跟日本打，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保卫家乡。

我当时想的是，日本飞机来轰炸，天天跑空袭，咱们一点招儿都没有，只能一来警报就跑，我不愿意再过这种每天受到空袭威胁的日子，加上家里的遭遇，就想，我们不去谁去？国恨家仇谁报？走吧，参军去，从军到前线，跟日本人干，只有这一条路，要是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

姑姑死了，哥哥回乡下了，大姐在河西的明德学校教书，离我挺远。我那么小，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决定上前线了。

各种招兵的宣传里，有一个是以三青团韶关分团名义招募远征军的，我就跑到他们的军营去看。

军营在韶关复兴山上，门口没有站岗的，进去随便走，士兵穿的都是灰棉军衣，有的晒太阳，有的在闲谈，也有的几个人一起在唱歌，看上去很悠闲，这里自由、欢乐的气氛一下子把我吸引了。我看到有几个人在一起闲聊，就去问他们这是什么性质的部队，入伍需要什么手续。

有一个姓潘的就给我介绍，说这里是远征区队，去印度、缅甸打仗的，师管区是挂名招我们，但我们不归他管。我问他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国民大学毕业的。这个人二十多岁，篮球打得很好，在我们从韶关出发前患肺结核病故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救。

另一个人叫吴启光，是华侨，高中毕业刚考上广州大学，我跟他也谈了一下，他说现在不当兵还等待何时？以后你都不够资格了，战争打完了，当兵还有啥意义，现在当兵那目标就很明确，你不是要打鬼子吗？

还有一个叫黎兆基的，也跟他聊了聊，后来到东北，他帮助我很多。

部队的副队长是一个上尉，我也跟他唠，他说你多大？我说我不大，他说你不到十八岁不能当兵，我说哎呀那我刚好十八岁。

回来我就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工友说，这是去参加出国远征的，问他们去不。大都不愿意去，说当兵多苦，去了能行吗。有的说中国打不赢，困难啊。其中有两个，说应该去，不死不也受罪嘛，我们这么小，死了拉倒，死了还为国家流滴血，如果打胜了没死，以后日子有可能比现在过得好。

一九四三年末，我和孙雪明、钟敬维两个工友，一起去报名参军。到军营一看，报名的大部分是年轻学生，都十八九岁。我一报名，招兵的说你不够岁数，不要，他说我要十八岁的。我那年还不足十六岁，说话还是童声呢，我说我是十八岁，是虚岁，就差不一点儿。其实他们对年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也是稀里糊涂，兵员那么缺少，来的人越多越好嘛，就把我收下了。

我到现在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一九二八年生还是二九年生的，就是因为参军时报的是假年龄，到后来自己也记不清真正的年份了。

省政府对我们参军还挺当回事，《广东日报》《韶关日报》都报道了。去跟大姐告别时，大姐说看到报纸了，题目叫《三工友请缨杀敌》，头一个名字就是我。

告别会的场面挺感人，我作为三个人的代表讲话，尽管当时还是个孩子，也没什么文化，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说，别了，谢谢你们这一年来对我的教育、帮助，让我懂得不少事情。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什么时候呢，当我们胜利的旗帜插遍了珠江，我会凯旋归来，胜利归来。

那时很小，不大懂，就是很自然地流露出对战争胜利的渴望。

我是一九四三年末报名，一九四四年初入营，队伍名称叫韶关远征区队，有五六十人。后来三青团介入，改成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韶关分团团员出国远征区队。但我不是三青团员，从来没有填过申请表也没有过宣誓，他们开会、过生活都不让我参加。

进了兵营一看，哎呀，生活很苦，可是朝气蓬勃。

我们推选了大学生华侨吴启光为区队长，从香港回来参军的曾焯忠为区队副。队员以力行中学和广东师范学校的较多，吴启光、黎兆基和病亡的潘同学是大学生，也有香港回来的青年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在职人员，还有七八人是编余的连、排级军官，我们互相之间称同学。

这些年轻人每天在一起都快快乐乐，出操、升旗、唱歌，甚至唱共产党歌曲都没人管，《太行山上》《延安颂》《延水谣》我都是在那儿学会的。不知道还有共产党这么个派别，脑海里没有这个概念，街道上挂着抗战的宣传照片，这边是蒋介石及何应钦、陈诚等高级将官，那边毛泽东、朱德、贺龙的照片也都有，这些照片在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我第一次看到是在香港的学校里，只知道这都是抗日领袖和将领。那时候没想太多，对整个政局也不怎么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都不知道，看不出有什么敌对的，不知道他们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

参军后最不习惯的就是伙食，吃的是糙米，稻壳磨掉了，但还是很粗糙，很硬，有的是掺了稻子、稻壳、沙子，到胃里不消化。定量每天一斤半，去了杂物后，实际只有一斤二三两。许多人吃了以后都泻肚。我的脾胃差，吃好吃赖不要紧，但是我吃不了糙米，不去皮不消化，老拉肚子。但既然来了，不行也得行，慢慢吃慢慢适应，咬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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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朱洪海

这是一项历经八年才得以完成的工作。八年前，也是冬天，黄老先生家里的暖气烧得很不好，他特地在我旁边加了一个电暖气，我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但是那天他第一句话就说，我说真话还是假话？说真话，我就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刚刚开始，我的工作岗位就从编辑转到了发行，无暇进行这项一眼看不到头的工作了。再后来，我就离开了沈阳。

二〇〇五年夏天，在北京，辛苦尚红科当司机，我邀请了台湾时报文化的莫昭平先生、张香华女士和王海娜去潭柘寺，从潭柘寺出来，大家坐在一个山坡上，记不得怎么想起来唱歌了，我和老尚、海娜唱大陆的歌，莫总和张香华女士唱台湾的歌。

唱着唱着，就想起黄老先生的故事，我讲了半个小时，讲完了大家很安静，最后老尚打破沉默说，你把这本书弄出来吧，我来出。

两年后，我离开北京回到了沈阳，在可以眺望到浑河的工作问里，进行完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扫尾工作后，忽然想，黄老先生的采访应该开始了。

沈阳又经过几年的城市建设，只需坐四十分钟公交车，就可以到达住在于洪区的老先生家，再不必像当年要几经换车耗时两个小时了，更幸运的是，老先生不仅健在，思维、言谈依旧不减当年，语言表达还是那么富有感染力。

老先生是我一位朋友的姥爷，我也就跟着叫姥爷，二〇〇九年冬天，牛年正月初六，很多商家还没有开业，我在三好街走过半条街，才买到一支录音笔，中午坐在姥爷家里，开始延续七年前的第一次采访。用完了春节的假期后，在去于洪的公交车上，窗外的景色从春花变成夏荫再变成秋叶和雪花，这—年的无数个周末就是在姥爷家的聊天中度过的，以至于连女儿都认为周末去看姥爷是我的一项工作了。

姥爷的作风是，去他家事先一定要预约，尽管他的退休金其实很微薄，以卧牛之地形容他那一居的环境并不过分，但是客人来了要摆上几个菜，倒上酒，这是他的待客原则，因而饭桌上的内容需要提前准备，八年以来莫不如此，于是我只要一回望过去这一年，就是无数的酒杯和盘子在眼前飞舞。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姥姥，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的酒杯和盘子是姥姥整理提供的，更因为她和姥爷是人到中年才走到一起的，她以大海样的胸怀容忍了我，容忍了那些有关姥爷的故去的前妻、初恋女友的肆无忌悼的提问。

我有意把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攒到了采访工作的最后，心里顾虑这敏感的话题会给两位老人平静的晚年带来不快。凤凰卫视的毕蜂帮我出主意说：“你领姥爷去洗澡，在那采访。”  感谢姥姥，没让我用上这一招。

口述历史是我八年前开始着手的方向，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文字整理和编辑工作也是那时候开始的，如今进行的这部书是第二本。从一个大人物跳到—个小人物，在我心里，两部书的分量是相同的。

从秦皇汉武、陈胜吴广到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国史的脉络就是王侯将相的记载史，大人物们在历史车轮中的作用确实是关键的，但是还有句话叫作“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我看来，大人物们的作为是历史事件的结果，作为后人我们有多少次看着那些结果却不明所以然？答案时常就在小人物们的世界里，他们有时就是历史事件的缘由。

《易经》说太极生两仪，如果两极世界才是完整世界的话，中国史看上去就像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缺少了平民史的一极。我曾经用一个比方跟朋友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部书：假如有本书是项羽的一个士兵写的，描述了鸿门宴、火烧阿房宫、垓下之战，记录了秦末底层百姓的生存实况，你想不想看？假如唐王朝的那个卖炭翁留下一部《我的卖炭生涯》，让你知道当年的市井之徒对盛唐衰落的缘由是怎么认为的，你有没有兴趣？

平民史的力量，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已经给出了答案。

回到本书，从1944到1948，姥爷的战争共是两场战争，之所以把战争这样的大词儿放在一个小人物头上，是那个时代的人，自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个人命运，已经与国家走向绑在了同一驾战车上，由不得你了。姥爷的背后，站着他当年的同学，再后面，是十万从军青年，再后面呢？是一代人的命运。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叙述，却可以让原本不甚真切的一些历史景观忽然清澈见底：

很多人对当年四万万中国人被日本人凌辱至今心有不甘，但究竟为什么那时的我们就那么不禁打？为什么日军一个师团就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现在这位老兵告诉你：战场上士兵打完枪，子弹壳自己还得捡回来再上交；军队的士兵只发半床被，睡觉时要用皮带把脚裹绑上。在国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方的军队困难到如此地步，挨打一点都不奇怪，再多四万万也没用。

关于全民族抗战热潮的资料非常多了，但这些资料大多出自大人物，不仅宏观，且难免令人担心是否有粉饰，请谅解我用了这样一个词，局外人怀疑真相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更加说明再现历史的必要性。现在这位当年的下士学生坐在你面前说，国家到了危险时候，最紧要的关头，我就跟你拼命。最后你攻上来，我拉手榴弹和你一块儿完蛋，就是这种民族精神，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胜利，才干出这个事，很多部队都有这样的例子。

关于国民党抗战，恐怕是这一年姥爷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消息是我女儿带来的。那天伯鱼第一次到姥爷家听我们聊天，聊到中途，我忽然想起来就问她，你们现在的课本是怎么讲的？伯鱼说，共产党坚持敌后战场，国民党坚持正面战场。那一刻，我看见坐着的姥爷忽然半立起来，上半身朝着伯鱼伸到饭桌的中央，又惊又喜的眼睛亮出闪光，就说了三个字：真的呀？

这句话，我想他等了刚好六十年。

分析国民党内战失败原因的史料无数，姥爷说，陶铸、徐向前、陈赓、左权、林彪这些高级军官都是黄埔的，为什么八路的黄埔生就能打？为什么国民党的黄埔生就不能打？老实说，我采访到夏天时还是对此很迷惑，仅仅一个二十二师，在东北就有三次战斗是以一个团对抗解放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兵力，三次均占上风，国民党在东北共布置了几十万部队，这样强大的战斗力为何仅仅两年半就被对手秋风扫落叶般给收拾啦？但是当绵绵而来的事例都指向了腐败这两个字时，再一次清澈见底，一句话，腐败的力量是无穷的，国民党失掉了民心。

那时的民心就是要吃饱饭，回顾我们的五千年史，改朝换代、风起云涌，真的就没跑出一部吃饭史。

许多史料讲国民党士兵厌战，但是对为什么厌战？厌战的表现如何？厌战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缺少具象认识。正如汶川地震，当现场的电视画面、图片纪录、切近到个人生死的新闻描述一一展现眼前时，这种感染力立即动员起了全民族的爱心。

为什么厌战？因为国民党底层官兵眼中的世界正在崩塌。

这一年，我始终相信，自己进行的是一项填补出版空白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讲，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

本书正文的全部内容，均来自姥爷的口述，他没有任何借助，尽管我提供了一些散乱的材料和地图，对他似乎帮助不大。也正因为如此，难免个别地方与史实略有出入，敬请读者谅解。

然而几乎所有看过初稿的朋友，无不钦佩老先生的记忆力，这些数量不小的六十几年前的名字，从职务转换、军衔变化到籍贯甚至家属来历，在他数起来有如谈论眼下的亲友，为什么他忘不掉？

由于开工时还不熟悉录音笔的使用，几次导致文件丢失，好在姥爷比我有耐心，让我惊讶的是重新再讲，有些细节不但措辞一致，连口气都是似曾相识。

从一九四八年二十岁被俘至今已经六十二年了，可否这样假设，姥爷的内心世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五年？这是他八十二年人生中最具色彩的五年，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到二十岁就结束了，后面的人生是否都是虚幻的？

不然，他怎么记得这样清晰？

采访工作是到夏天基本结束的，要特别感谢陈景华，他是个大学生，大部分的录音文件都是由他敲成文字的，我给他的原则是，除了语气词，所有的对话都要敲出来。进入文字整理阶段后，既要保留姥爷个人的叙述风格，还要考虑书面语言的规则，同时还要对一些细节反复认证、完善、加工，粗算起来，读者现在看到的版本应该是第七稿、第八稿。

很巧合，去年年底国家首次大规模从大学生中征兵，陈景华报名去了南方某部，或许这就是他参与本项工作后的收益吧。

编辑工作进行到后期，我不断收集书中人物后来命运的信息，廖耀湘、李涛、李定一、骆鸿武、邱钟岳……这些曾经生龙活虎的身影，六十多年前迅速烟消云散后，老人就再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消息，寻找他们的命运信息，在我感觉就像在帮助历史还给老人—个愿。我甚至查到了邱钟岳在台北的宅电，打过去，号码已经停用。姥爷说，那就是不在了，当时我差不多是最小的，现在还能在的，不会有几个了。

从牛年正月初六开工，到虎年正月初十收工，这项进行了一年零四天的工作，远远超出了通常的编辑力量投入，能持续兴奋如此，深感此书尽管记录的是一部个人史，更是对整整一代人的纪念，愈发增加对人生命运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敬畏，一年来经常闻听诸多同辈与我进行着同样的历史抢救陛工作，出版业的同行多年前就在倡导口述史的出版，我的加入，或可以为还原历史的画像添加一根线条。  

去年春天，刚刚出版《枪杆子》的张正隆先生来沈，我在饭桌上把姥爷的故事讲给他，他一再感叹这是个好题材，并希望有机会去拜访老先生，并在《枪杆子》的扉页上题写：黄耀武老先生，你是为中华民族立下殊勋的人，祝您高寿。晚辈张正隆。

以平民的角度记录历史，对我是一个开端，很希望各位朋友帮我提供素材，因为很多历史真相正在一天天离我们而去。

文中注释，并非出自权威，皆来自本人力所能及掌握的材料，不确之处，敬请读者包涵。

快收工时，我对姥爷说还需要个序言，有必要跟读者交代一下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姥爷说，我想说的，都说完了。似乎也没有适合的专家或学者来做这件事，作为策划，同时也作为编辑，遂记述如上，是为后记。

二〇—〇年二月二十三日于沈阳

过去这五年

二〇一〇年春天，这部口述历史，曾经以“1944—1948我的战争”为书名，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出版五年来，发生了很多故事。这就像一部小说，读者总是很关心结局，关心人物命运，把五年来有关这部书，有关姥爷的一些事情，借助新版图书的出版记录在这里，不仅给关心本书的读者一个交代，似乎让这部充满了残缺的口述史又完整了一点点。

因为这部书的出版，姥爷终于联系上了当年远征印缅时期的两位同学：黄树开和柯愈哲。要感谢全国各地庞大的关注抗战老兵的志愿者队伍，是大家的热心帮助老人实现了心愿。就在二。一三年秋天，黄树开老人从香港，柯愈哲老人从大连来到沈阳，当年二十岁左右天各一方，再聚首，已经是九十上下了。尤其是从黄树开老人那里了解到，当年的同学仍有几位在世，有的在台湾，有的在美国。当年，黄树开老人在东北国共决战前离开部队，到香港考取了警察工作。柯愈哲老人则是在学生兵复员后，就考取了大学，毕业分配至大连中学教书。

如今，三老人经常相互电话问候，这也算是历史补偿给他们的一点晚年福利吧。

姥爷经常念叨卓干成和朱富华，我在天涯上发布了一个寻人的帖子：《亲人哪，有个远征军老兵找你们》，还是一位热心的朋友，提供了朱富华回到培英中学工作的信息，他参军前就是这里的职员。辗转联系到了朱富华的女婿，得知老人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又得知，卓干成早在此前，也过世了。要找的人已经不在了，可是不在的消息，也是一个交代。

凤凰卫视和崔永元的《我的抗战》剧组，看到本书后也分别派来了摄制组。《我的抗战》摄制组采访的地点是在我家里，中午休息时姥爷忽然心梗发作，晕倒在地，于是采访变成了抢救，姥爷是被救护担架抬到医院的。

姥爷常说，这几年是我这辈子过的最高兴的几年。我想最大的因素，就是他打开电视，经常能看到反映国军抗战的电视剧还有新闻，当年的付出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是这一群抗战老兵们最大的安慰，即便是在香港的黄树开老人，也是如此，他曾面对面地对我讲过这个感受。

再就是，这几年来，沈阳的志愿者们，时常地光顾他的卧牛之地，以各种方式关心着老两口儿，尤其是姥爷和姥姥每年都要很突然地住院，志愿者们的探望陪护，帮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志愿者们甚至自费购买《1944—1948我的战争》，请姥爷签名后拿到沈阳街头义卖，把募集的有限资金作为老人的生活费。而沈阳当地的媒体，也时常报道老人的状况。公益性的基金会，也伸出有力的手，送来冬衣、轮椅和资金。

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着这个群体，一句话，因为他们曾经是国家英雄。  《1944—1948我的战争》这部书，是我全程采访并执笔写完的，前后结了几万元的稿费，每一分钱我都交到了老人的手里，对老人来说，这些不无小补，我不想让心里留下遗憾。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春天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姥爷说，这本书我打算出新版了，还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姥爷说有啊，见面了就跟我说，先说李大炮吧。就这样，这本书比上一版新增加了一万字的内容，多数是补充了印缅战场上的情况。又因为大家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在新六军的沉浮，所以删减了上一版中有关姥爷家世的部分。

还要真诚感谢深圳市越众历史影像馆和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图片，让历史在读者眼中，更加立体，更加丰满。更要感谢黄树开老人，他提供了许多当年的资料和图片，都是无比珍贵的记忆。

最后，我要感谢读完了这本书的读者，因为阅读，才有传承。

朱洪海 二〇一五年六月七日于沈阳马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