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是作者（陈智超）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留下的口述史材料，已经《南方都市报》全文连载。书中所涉及的陈垣、陈乐素、陈智超祖孙三代，均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陈垣先生更是享誉世界的学者。该书中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名人交往史提供了众多信息。而一门三代史学家更是我国近代未有，对于青少年的励志具有重要意义。

《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是有关广东新会陈氏一门三史家的传记性文字。陈垣、陈乐素、陈智超三代皆有我国著名史学家。该书分别叙述了三位人物的经历、交往、学术贡献与家庭生活，内容丰富，对深入了解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由陈智超编著。

祖

陈垣家世及青少年时代

宗教史研究：古教四考

元史研究

历史文献学的“陈门四学”

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陈垣与北京图书馆

陈垣与故宫博物院

陈垣与陈寅恪

陈垣与胡适

多姿多彩的陈门弟子群体

四名登堂入室的弟子

抗日战争中的陈垣

陈垣的晚年

父

陈乐素的少年时代和求学时光

前期的研究经历

解放后的父亲

我

陈智超的青少年时代

父亲的启发

历史学之路

陈垣家世及青少年时代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祖父陈垣的一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其一，他是一位大史学家。他被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上世纪20年代与王国维齐名，30年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其二，他是一位大教育家。从教时间74年，从18岁开始一直到去世，其中担任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其三，他还是一名炽热的爱国者。为什么他在学术、教育方面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想，爱国主义是基本的动力。

祖籍

祖父是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出生在广东新会县棠下镇石头乡的。换算成公历就是1880年的11月12日。这两个日子都很有意思。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他比我祖父大14岁。中国传统历法的十月初十则是唐文宗、宋徽宗和慈禧的生日。石头乡现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新会也成为江门的一个市辖区。对此，很多新会人不太满意，因为江门原是新会的一个镇，有人开玩笑说“儿子变成老子了”。6岁前，祖父一直生活在新会石头乡。虽然只有短短5年时间，但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对他影响甚大。

祖父中年时曾赋诗回忆儿时与堂姐共食酸姜的情景：“久别容颜异往朝，儿时旧事未全消。不知姜性酸仍辣，持向檐前雨水浇。”还有几句注文：“儿时在四宅旧屋与莲姐共食酸姜，辣甚，则持向檐前雨水浇之。”

家乡先贤对他启发颇大。祖父四五岁时，他的祖母经常带着他从石头乡到棠下去趁墟(粤语，即北方的“赶集”)，途中要经过金竹村，金竹村口有块大碑，上面刻着六个大字——“金竹先生故里”。金竹先生是谁？他姓胡名方，字大灵，号信天翁，是继白沙先生陈献章之后，新会的又一位著名学者。祖父17岁时就开始读胡方的文集。定居北京以后，1929年他买到一册胡方所写《千字文》，不胜欣喜，赋诗纪念，并影印了几百册寄赠家乡亲友。后来他发现此册署乾隆年号，与胡方卒年不合，就从胡方后人及各处收集胡方卒年资料。最后确认胡方卒于雍正五年(1727年)，断定此册为伪作，专门写了一篇《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更正。这篇文章作于1963年，离他初见“金竹先生故里”碑将近80年了。

祖父对于陈白沙，更是仰慕之至。新会石头乡富山书院是当年陈白沙讲学之处，有李承箕(字大崖)书写的碑记。祖父在1910年曾拓了数十本，并写了识语。1919年，他在《杨太师母乐太夫人八十寿序》中又提到：“垣家新会石头乡之西北有白云书楼，中有李大崖碑记。垣幼时嬉戏其下，即识之。”1960年，他将李大崖碑记拓本寄给新会修志会，建议采入新修县志的文物栏。1923年他还以400大洋的重金购得陈白沙的《心贺》诗卷，请黄节等老友题跋，祖父去世后，我们遵照他的遗愿，将他一生珍藏的图书文物全部捐献。此册现藏首都博物馆。

崖门宋元大海战对他童年的影响尤其深远。祖父有十几篇文章提及崖门，包括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通鉴胡注表微》。

家世

祖父出生在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创业者是他的祖父海学(1811—1878，名社松)。海学公26岁那年(1836年)以贩卖新会特产陈皮起家，后来扩大为经营药材，在广州城晏公街租下闽漳会馆旧址，开设“松记”店。道光十七年(1837年)改店名为“陈信义”。店铺门联为“信人所任，义事之宜”，家族堂名为“陈宁远堂”，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之意。海学是陈氏家族药材生意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海学共有9个儿子，在旧中国，生女儿不会登载在家谱上，我相信他不能生下来9个孩子都是男子，应该还有女儿。这9个儿子基本上都是继承父业，经营药材，将陈信义行的经营范围扩大至香港、上海、天津、重庆、湛汀、海口、新加坡等地。

维启(1855--1909年)是海学的第五个儿子。祖父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为湖南湘潭宁姓朋友《锄耕图》手卷题诗两首，第一首为：“两世论交话有因，湘潭烟树记前闻。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并自注云：“吾先人在湘潭办茶。先父名田，号励耘。”可知维启除经营药材外，还曾远赴湖南湘潭县采办过茶叶，当时湘潭是水陆码头。

陈垣先生是维启公的大儿子。之后维启的妻子周氏又接连生了4个女儿，中间还有一个儿子，但是夭折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维启的三兄维举(名满年)去世。维举公比维启大两岁，死时年仅33岁。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在过去，一个人死时没有儿子是最大的憾事，维启、维举在九兄弟中感情最好，于是维启将自己的儿子过继与三兄；又因为维启当时只有一个儿子(在祖父15岁时，他的弟弟才出生，大名宗强，后改名国键)，按照宗族家法，祖父当时“兼祧两房”(三房、五房)。

祖父过继与三房后就与三房曾祖母李氏一同生活。当时他只有5岁，恋母之情使他常常先在三房过继母亲处吃几口，然后又偷跑回五房亲生母亲那里吃饭。好在三房在第一排，五房在第二排，两家隔得很近，往返也很方便。祖父的生母活到76岁，过继母亲李氏一直活到90岁。

家中第一代读书人

1885年，曾祖父维启就将5岁的祖父从新会带到广州。一年后，祖父便进入私塾学习。他五六十岁时还能清楚地记得每年所念私塾的业师、地址和课程内容。出生在这样一个商人家庭，祖父能成为家族第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并在以后取得学术上的杰出成就，得益于曾祖父维启的支持、培养。

当时的私塾，经过启蒙阶段后，就是学习“四书”、“五经”。祖父12岁的时候，偶然在私塾老师书架上发现张之洞著的《书目答问》。据他回忆：“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第二年，他又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眼界大开后，便不满足于只学习儒家经典，而是广泛阅读所能看到的书，尤其是史籍。P3-6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想简要介绍本书的创作过程以及我在这一过程中的体会，与读者共享。

2011年8月下旬，广州《南方都市报》戴新伟先生告诉我，他们准备在该报“名家在线”专栏刊出由我口述的陈垣、陈乐素、陈智超家族三代的故事。我同意了，因为虽然我在过去发表过不少介绍、论述祖父、父亲生平和学术的文章，并在2010年结集出版，名为《陈垣——生平学术与交往》，但这些文章的受众主要是有一定文史知识基础的读者。《南方都市报》是有影响力、有广大读者群的报纸，如果能用通俗的方式将我们三代的故事表达出来，是有益之事，对我来说也是尝试。

2011年11月下旬开始，进行了第一次口述。方式是，先拟定一个访谈的大致范围，由报社驻京记者录音整理，再由我对整理稿作修改，发回广州由副刊编辑帅彦先生编辑加工。记录整理工作相当一部分是由邵聪先生作的，参加者还有其他记者和实习生。2012年4月18日，第一讲在《南方都市报》登出，以后每周发一讲，共发了19期。《励耘学谱——陈垣三代学术人生》陆续登载以后，反映颇佳。全部登完之后，有数家出版社前来接洽出版事宜，又经过数月紧张工作，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我要感谢《南方都市报》有关编辑、记者，感谢关心并促成本书出版的有关出版社，当然，还要感谢本书张龙和栗河冰两位责任编辑。

本书同在报上登载者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它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因为报纸的版面常有调整，口述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未能刊出，这次补上。其次是在发表以后，我又发现的新材料。还有就是增加了大量插图和图版。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主要体会有三点。

通俗不是庸俗、不是媚俗。通俗化是很严肃的工作，要把深刻的内容表达得能为尽可能多的人所了解，也就是“深入浅出”。我在本书中力求做到这一点。为此我选择了能反映事实真相的细节，交代清楚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当然，通俗化不但要考虑到读者现有的水平，也负有提高他们水平的责任。用陈垣先生的说法，就是“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

要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书中凡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只说真话、实话，不说假话、空话、大话。引用别人的资料，必须是权威性的铁证，例如家书、日记、当时的档案、报刊等。一句话，要使本书成为读者可以信赖的信史。

本书叙述的事实，从1880年到2013年，历经133年。本书从一个家庭的角度反映了这123年。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家庭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但我们的家庭也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家庭。三代史家，史学报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恐难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