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中院校及图书市场，流布的对《论语》的各种版本的注疏讲义，大都望文生义，不能回归本义，有的甚至局限于字面，导致解义与本义大相径庭、南辕北辙，误人子弟，贻害不浅。而王孺童先生妙解《论语》还原真相，为我们讲述了每一位识字的中国人都看得懂的正解《论语》……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弟子言行的儒家核心经典，列为古代读书人必读必学的《四书》之首。《论语》从集结至今，历经千年而不衰，其强调自我修养、道德提高，并积极入世治世的精神，就算对现代人来讲，都具有很强烈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历史动荡，世事变迁，《论语》这部本来为知识分子中间最为普及的读物，几成绝学。

近些年，儒学逐步复兴，《论语》的价值又一次得以重视，读《论语》、讲《论语》已蔚然成风。可惜日前市场流行的对《论语》的各种版本的注疏讲义，大都望文生义，不能回归本义，有的甚至局限于字面，导致解义与本义大相径庭，误人子弟，贻害不浅。王孺童先生本着回归本相、讲解本义的原则，以历代注本为基础，但不做学术性的引证与考据，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给出结论。对于以讹传讹的解说，予以纠正；对于理解肤浅的解说，予以深化。力求使其成为人人都能看得懂的正解《论语》，为中华道统续上一脉墨香。

缘起

学而篇第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为政篇第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八佾篇第三

第一章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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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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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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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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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后记

第一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解说】

（一）

“学而”是《论语》开篇的篇名。需要说明的是，整部《论语》共分二十篇，但并没有为这二十篇内容，再专门起二十个能够彰显本篇主题的篇名。而现在看到的这二十篇篇名，就是每篇正文开头，或是从“子曰”、“子谓”后的第一句话中选出的前二、三个字。以本篇为例，“子曰”后的第一句话为“学而时习之”，故取“学而”二字为篇名。

（二）

“子”，指丈夫，也就是男子的通称，在此指的是孔子。然而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或是更早一些，“子”并不是某个固定人的称谓。按照周朝的制度，爵位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故而在周制下，当时的“卿、大夫”都不敢称“子”。直到春秋时期的齐僖公、齐文公以后，从政的“卿、大夫”才开始称“子”。

由于当时大国的国王称为“孤”，小国的国王称为“君”。《春秋传》云：“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小国之君按爵位属子、男，但二者不能并称，故而“就高不就低”，留“子”去“男”，以“子”自称。可见，此时的“子”还是贵族与统治阶级的称谓。到后来，没有从政当官的“匹夫”，如果其学有所长，且能够被世人肯定、推崇、追随的，也可称为“子”。如：老子、孔子、孙子等诸子。

“曰”，在字形上，是口中有一横，这一横即象征舌头。故“曰”字是指，人们在刚要说话的时候，必先开口、吐舌、出气的样子。

（三）

“学”，觉悟之义，觉悟未知之事。“学”在此可有两种解读：其一，作名词，指学问；其二，作动词，意为效仿。若作名词解：必有具体之学问，如史学、经学等，然后才能“时习之”；若作动词解：人虽平等，但智力必有差异，故而觉悟也有先后，那么“后觉悟”的人效仿“先觉悟”的人，然后再“时习之”。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多以获取知识为“学”，而在古代并不以获取知识为“学”的第一要务。古人以“求道”为学，此“道”即指修身、处世之法也。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就曾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时”，指时间。从“为学”的角度，“时”在此可有三种解读：其一，指四季；其二，指年纪；其三，指辰刻。

所谓“四季”，是指的春夏秋冬。古人认为在不同的季节，学习不同的知识，更有助于理解。春夏为阳，秋冬为阴；阳者清轻，阴者浊重。因此，春夏比较适宜清轻之学，如《诗》、《乐》等；秋冬比较适宜浊重之学，如《书》、《礼》等。

所谓“年纪”，是指人的一生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等各个阶段，有的阶段就适宜“为学”，有的阶段就不适宜为学。人在少壮之时，精力旺盛，就适宜为学；人在老衰之时，神智昏暗，就不适宜为学。

所谓“辰刻”，是就一天而论。早晨清爽，适宜为学；中午阳盛，适宜为学；夜晚寂静，适宜为学。可见一日三时均宜为学，也就是要强调日日学习、无时不学、不能停废的意思。

总之，“为学”是要以时间作保证的。

“习”，原指小鸟频频扇动翅膀，练习飞行的样子。后引申为练习、学习，主要强调的是技能方面。在此是指，每日为学而不停废，如雏鸟拍翅练飞，相继而不间断也。  “之”，指代所学之业。

“说”，通“悦”，喜乐之义。古时“说”、“悦”同为“说”字，汉代以后以“心”字旁加以区分。在此即指学问纯熟而心生喜悦。

需要说明的是，“不亦说乎”这是一种反问语气的用法，那么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反问句式运用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语气来表达肯定的意思。之所以在此强调这点，是为下面的解说留一个伏笔

（四）

“有朋自远方来”，是《论语》中现代人最为熟悉、运用最多的一句，也是在理解上最为肤浅、错误的一句。这句似乎意思再明白不过的话，到底其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

“有”，通作“友”，“有朋”即是“友朋”。一些古书、古注在引用《论语》这句话时，多作“朋友自远方来”，可见“有朋”指的就是“朋友”。而“朋友”又是什么意思呢？正所谓“同门曰朋，同志曰友”。“门”，可以理解为“门户”。也就是说，同一位老师的学生，或是政见相同的人，称之为“朋”。所谓“朋党”中的“朋”，就是此义。而在志向上相同、兴趣上相投的人，称之为“友”。所以，“有朋”指的就是“朋”和“友”。

“自远方来”，也是一个理解误区的所在。一般认为，这句话应该念作“自/远方/来”，即将“远方”作为一个词组来理解，而正确的读法应为“自远/方来”。

“自”，是“从”的意思。

“远”，与“近”相对，是“距离遥远”的意思。

关键在于对“方”字如何理解，是否就是“方位”的意思呢？《说文解字》云：“方，併船也。”也就是说“方”与“并”同义。因此，“方来”就是“并来”，也就是“一起来”或是“一同来”的意思。

“乐”，与上句“说”同义，也是表示高兴的意思。

“不亦说乎”与“不亦乐乎”是以相同的句式，表示相同的意思，但为了避免重复，而换以同义字。这种现象很常见，如《诗经·关雎》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这三句句式相同，而其中“流”、“采”、“芼”也都是描写女子采摘荇菜的动作，但为了避免重复而用了三个不同的字罢了。

现在该谈一下前面留下的那个伏笔了。刚才讲了，反问句式的目的是为了强调肯定的意思。也就是说，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不断获取新知识的同时，还能不断的温习它，使它真正转化成为自己的成果而不忘失，这样的“双重”收获，怎么能不令人高兴呢？

“不亦乐乎”也是一样，必然有一件“好上加好”的事情发生，才能使人更加高兴，而不是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高兴。可照目前的解释，“有朋自远方来”就是指有一个朋友从远方来看我，那我高兴就行了，为什么要加倍高兴呢？孔子也没有特别说明，这位朋友是否具备某种特殊身份，或是与孔子有什么特殊的交情。似乎这种理解，在前后的行文语义上有所欠缺，不太尽如人意。P3-6

我在新浪博客开设“孺童讲《论语》”专栏，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回想当时为什么有此动念，其实源于2006年4月18日晚上，我在读书写作之余看的一档电视节目。我在第二天，还记录了这段“缘起”：

昨日看央视《大家》栏目，见冯其庸先生以逾八十高龄，亲赴戈壁，以寻玄奘足迹；创国学院，以弘中华道统。实为之叹而折服。想中华之文明，屡遭劫难，至于今日，几乎无人习而知之。有感于斯，发心而讲《论语》，简非除妄，以正本义。

当然，这只是一个诱因，若要说起我为什么要选择讲解《论语》，还有另外的一个社会原因。《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核心经典，被列为古代文人必读必学的《四书》之首。《论语》从集结至今，历经千年而不衰，其强调自我修养、道德提高，并积极入世冶世的精神，就算对现代人来讲，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历史动荡，世事变迁，《论语》这部本来存知识分子中间最为普及的读物，几乎已成绝学。而近些年，国家大力提倡国学，儒学因此得以逐步复兴，《论语》的价值又再一次得以重现，读《论语》、讲《论语》已蔚然成风。然而目前大中院校及图书市场，流布的对《论语》的各种版本的注疏讲义，大都望文生义，不能回归本义，有的甚至局限于字面，导致解义与本义大相径庭、南辕北辙，误人子弟，贻害不浅。有鉴于此，我才萌发了重新讲解《论语》的念头。

“孺童讲《论语》”截止我写这篇“缘起”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十五讲了，而且点击量也刚好突破“百万”大关。从2006年8月6日，我正式发表第一讲开始，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没有想到像《论语》这样一个被“搁置”很久的“经典”，能够在最为“先进”和“时髦”的博客平台上，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与支持，确实有点始料未及。

起初突发奇想在博客上讲《论语》，除了一时的情感冲动外，还有一个私人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将找自己这些年来阅读和学习《论语》的一些脑中的零散片段，借机梳理、总结一下。本是一个“自娱自乐”的项目，可如今马上就要印制成书，与大家见而了，真是有点诚惶诚恐。

此次出版的“孺童讲《论语》”第一辑，为《论语》的前三篇，即《学而篇》、《为政篇》、《八佾篇》总共六十六章的内容。行文以“原文”、“解说”、“大义”三段式结构进行，在“解说”中略分若干小节以明层次。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是本着回归本义、讲解本义的原则，以历代注本为基础，但不做学术性的引证与考据，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给出结论。对于以讹传讹的解说，予以纠正；对于理解肤浅的解说，予以深化。希望读者能在没有阅读障碍的情况下，对《论语》有一个更加正确、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就是说，我省略了结论得出的过程，但每个结论都是有所本、有所出处的，而不是我个人的主观臆断或臆造。如果读者有兴趣深入探讨《论语》的话，可以根据我书中的线索，按图索骥，溯本清源。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论语》辅读材料。希望《孺童讲论语》，能够成为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通俗读物。

王孺童书于北京木樨斋

2007年1月7日

在《孺童讲论语》(第一辑)一书即将付梓之际，幸蒙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为本书题签，这使我在无限欣悦之余，又深感不安。

为我一个晚辈的私事，而烦扰身在医院的季老，这是“一不安”。季老是学贯中西、蜚声内外的著名学者，我书中的内容是否能够不辜负季老对后生的提携，这是“二不安”。季老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指出“21世纪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的世纪”，而且经常勉励青年人，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之所以后来能够走上研究国学和佛学的道路，与像季老这样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老一辈学者的人格感召是分不开的。虽然我现在也是以一种使命感，在进行着不懈地努力，但是否能够真正为中国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一点实质性的贡献，仍有些心头茫然。这是“三不安”。

我第一次亲近季老，是在1998年5月16日。其时正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只身来到季老在北大的家中。至今给我都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在季老会客室的一面墙壁上，从地到顶，整齐摆放的一套《四部丛刊》。在与季老的交谈中，深感季老的平易与谦和。季老指着一幅放在窗前的画说道：“这是欧阳中石给我画的《季荷》。一般大家都知道他是书法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能画画。”其间，我也亲眼见证了，季老对他那只猫的宠爱。临行时，季老将他刚刚出版的《牛棚杂忆》一书，签名赠送给我一本。我记得当天回家之后，就把该书一气读完。后将心得写了一篇《季羡林与<牛棚杂忆>》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主办的《博览群书》杂志上。

我第二次亲近季老，是陪我外公到北大的季老家中。那是1999年的一天，我外公由于正在改编《聊斋志异》的电影剧本，所以想向季老请教有关“地狱”的问题。季老向我外公推荐了一部中国古代典籍《玉历至宝钞》，可以作为参考。两位老人相见甚欢，在交谈中，季老用手一指我，对我外公说：“小明，可是个做学问的人。”季老这句不经意间的话，使我感到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对我当时，乃至后来从事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大的影响。

之后，由于季老年事已高，不忍打扰，故在关注季老各种消息报道的同时，只在过年过节时，给季老秘书李玉洁老师打个电话，转达问候。  

2006年8月6日，从《新闻联播》中看到温家宝总理给季老祝寿的新闻，见季老仍然思维敏捷，话语清晰，便有了再去看望的想法。国庆节前，我历时7年完成的《比丘尼传校注》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了，这就更促使我想去看望季老了，因为总算有个像点样的成果，能向季老汇报了。  

2007年1月26日下午3时，在杨锐老师的安排下，我来到医院，第三次亲近了季老。我先向季老转达了我外公对季老的问候，并将《谢铁骊八秩影画集》和《比丘尼传校注》两本书，赠送给了季老。随后，我向季老汇报一下我在近一段时期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当季老得知我在撰写有关注释《论语》的书籍时，季老对我说：“现在国家正在编纂《儒藏》，《论语》是儒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书。”当时，我突发奇想：“是否能请季老给我即将出版的《孺童讲论语》题写书名呢？”但又顾及到季老的身体，几经思想斗争，最终硬着头皮提了出来。出乎意料的是，季老欣然同意，并当下提笔书写。

由于怕影响到季老的修养，我不敢久坐。我每次拜望季老，季老都不会让我空着手回去。在我告辞时，季老又将他新近出版的《病榻杂记》和《季羡林论佛教》两本书，签名赠送给我这个“小友”。

《病榻杂记》收录了季老在住院期间，所撰写的近百篇文章。其中最为重要，也是为当前社会最为重视、广为传诵的内容，就是季老的“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季老在书中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是何等的“看破”、“放下”、“自在”呀！

为了尊重季老的决定，故我在本文中只称季老为“先生”、“学者”。最后，祝季老福体康健，寿与天齐！

王孺童书于北京木樨斋  2007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