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乌托邦的理想，总是要丢掉社会人群，丢掉记忆，依据对并不清晰的未来图景来张望重新组织的空间、设计环境，而真实的生活价值来自人们之间的关系，包括死去的亲朋邻里，因为他们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生活价值不仅来自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也来自在生老病死的日常事务中与环境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细密联系，所有这些构成了人获得情感满足与和谐安全感的重要根源。好的城市应该对这些有所回应。

新的城市给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准则和人性理解，来自以往生活的判断在流行的城市理想面前被压缩变形。城市中人们如何在自己生活的逻辑之外，重新组织自己的情感内容，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经验？本书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局部变化，描述了重建中的城市形态。

本书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局部变化，描述了重建中的城市形态。这本书中收录的文字，大部分是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选题完成的。在整理书稿的时候，写作时的种种景物和事件又都有了新的变化，所以为了和当时的即时性叙述拉开点距离，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

序言

一半是规划

第1章 上海人可以两次跳进苏州河

第2章 广州：满天神佛的商埠

第3章 天津的基础市民

第4章 平遥的“三重门”

第5章 苏州园林与优雅生活

第6章 迷失在郑州

第7章 中国表达的现代建筑——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秦佑国

第8章 广场：象征的中心

一半是野生

第9章　“798”与城市形态

第10章 谁来评议国家博物馆改扩建方案

第11章 悲耶乐耶库哈斯

第12章 SOHO和长城脚下公社的姿势

第13章 访日本建筑师隈研吾

第14章 金华小城之第二春

第15章 从“节点”看城市

第16章 一个“鸟巢”和一个城市

第17章 一个沙盘和一粒沙

一天也不能少——代后记

两年前，丁乙搬到这个300平方米的工作室的时候，他自己以及朋友们都欣喜不已，但不久可能就要搬走了。这是苏州河西岸边石门二路的一栋两层小建筑，从旁边的大门沿着极缓的台阶直接可以上到二楼丁乙的工作室。从这个建筑的里面，可以看到完整的木结构依然如故，粗大的横梁虽然灰旧了，但还是笔直挺拔。丁乙的隔壁是香格纳画廊1000平方米的存画库房，因为要搬走了，像是在唱《友谊地久天长》似的，他们把所藏的画都展开来供人参观，以前画库是不开放的。另一侧是比翼画廊，因2000年上海双年展时的一个外围展而出名。这个建筑是1921年英国人设计的一座粮食仓库，那种极缓的台阶就是为了方便负重上楼而特设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一直作为粮仓，属于静安区的粮油部门。在上海的经济变化中，这种仓库基本不再使用，陆续出租给了一些小公司。艺术家们基本是在这个时候租用了这种老仓库作为画室，给老房子以新的用法。当然，这在世界其他城市也早有先例。

为了对苏州河沿岸环境进行有效整治，政府以3000万元的价格与这里所属的企业置换了产权，作统一规划。丁乙他们被通知在6月前迁出，这里将改建为一个绿草如茵的公园。

就上海来说，再找到这样的工作室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海的大小仓库、旧厂房他们都像过筛子一样一一筛过。4月16日，丁乙等四位要找工作室的朋友再次上路，看了一些坐落在市区里的“都市工业楼宇”。这也是上海治理环境的方法之一，即在市区里保留的一些无污染的小工业，它们的厂房里通常有一部分富余下来的空间，可以自主出租。在这些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空间，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走到了苏州河东头的一栋老楼房里。该楼原来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20世纪初时外国人建造的公济医院。站在楼上，可以看尽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在时代更替中的新与旧。1996年医院迁出，这栋老楼被一家房产公司买下，他们准备把它全部砸掉，在原址新建一组写字楼，新楼模型就摆在大楼一进门的会议室里。虽然大楼的结构还在，但内部已经被拆得狼藉不堪，如做整修也还算是能用，但是重建工程随时可能开始，谁也不能确定它还能用多长时间，所以只好作罢。他们几个商量着第二天继续再找。

苏州河长53公里，一般的概念中被分为东段和西段。过去，西藏路以东两岸都在租界内，西藏路以西是华区。西段的南岸在租界扩张之后也划进租界，北岸，即所谓的闸北是华区，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很大程度上起身于此。沿河两岸的建筑曾是这段历史的记录，甚至是它的历史本身。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上海史专家郑祖安，按照苏州河的功能，把它分为三段：东段，从外白渡桥到河南路，这里集中着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当年各国的领事馆、银行、饭店、大戏院，等等。紧邻外白渡桥不远处黄浦路15号的浦江饭店是上海第一家近代意义上的饭店，据说，爱因斯坦和卓别林都在这里住过。它建于1856年，原名为礼查饭店。郑先生约我在礼查饭店接受采访，我就对出租车司机如是说了，司机茫然一阵后，肯定地说上海没有礼查饭店。经与郑先生一番电话核定后，司机恍然并为这个小知识高兴了一会儿。在东段这个范围中的老建筑大都是高档的，大部分还保留着原貌。但由于此处是黄金地段，也有一些商业价值不高的建筑被拆掉，比如，第一人民医院、现在文汇大厦坐落处的犹太教堂。恒丰路往西的西段最早是外乡穷人聚集的棚户区，后来是工业区，国有企业整改后，大多迁离，本来品质极差的民居自然在首批改造之列。

河南路到恒丰路是中段，这里是老仓库最密集的地段。过去，由于苏州河承担着供应上海生活的往来货运，为了方便储藏，靠近各类码头兴建了众多的各类仓库。南苏州路1295号，原是上海纺织品原料仓库，清晰可见建筑正面写着的“1901年”和内部完整的木结构。占据三楼的是一家广告设计公司，每层800平方米，里面还有装卸货物用的大电梯。苏州南路1305号二楼、三楼现在的租用者是台湾来的设计师登琨艳，他是最早在苏州河仓库上打主意的人。1997年他曾在外滩找了一个仓库，一切条件都满意之后，当他走到楼上拍照的时候，楼梯断了。一年以后，他来到这个建于1933年的仓库。房东说这里原来是杜月笙的粮仓，登琨艳将听且听，也没有作求证，他说有点传奇会给人更多的心情。后来它曾经作为果品仓库，再后来又改做他用。登琨艳搬来之前，这里是300多位民工的宿合。刚搬进来的时候，炉灶、厕所、垃圾，满目肮脏破败，但以他建筑师的职业判断知道它的结构尚结实，2300平方米的空间可能性完全可以利用。在他搬进来之后的一年间，他的左边邻居已经有三个类似的仓库被拆掉。他能在这里待多久呢?

在河北岸，登琨艳工作室的对面就是抗日战争中名扬全中国的四行仓库。从西藏路向西进入沿河的光复路，四行仓库的三问库房相问不远地排列在这里。光复路的路名就是由发生在四行仓库的守卫战而来，也是据说，没有求证。上海开埠之后，贸易促进了银行业，银行过手的大量抵押物就存放在这样的仓库里。所谓四行仓库，是指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和中南银行四家联合使用的仓库。光复路甲1号是第一个仓库，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来建筑的影子了，外墙上贴的是80年代风行一时的瓷砖，二楼处是“龙族保龄球馆”的巨大霓虹灯招牌，一层是一些小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等的牌子。115号是第二间，被七八个各地轴承公司的经销部包租着。当年十九路军的谢晋元团长带着一个营的士兵就是在这里死守到底的。它的东面那个小小的“八百壮士抗战纪念馆”多少还在纪念着那些壮士。第三问在181号，大部分被设计师刘继东的“创意仓库”租用，这是一个5000平方米的工作空间。让刘继东格外高兴的是，他了解到这个仓库是一位叫乌达克(LadislavHudek)的德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这个人当年在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徐家汇天主教堂等老上海建筑的佼佼者都出自他的设计。这个仓库是混凝土结构，中间有一根巨大的圆柱，层高四米，承重量是每平方米1.8吨，所以刘继东可以在这里大动干戈，对外立面作了整修，给工作室单辟了一扇独立的门，里面装了滚动电梯，完全被改造成了一个很现代的工作环境。

对于如何利用这种老仓库，在这些使用者中也有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丁乙、申凡等画家基本没作任何改动，只是作了一些清理。申凡只把内墙刷了一层白灰，至今还在后悔。登琨艳认为像刘继东那样给老建筑作大的修整就好比是给老太太整容，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历史建筑了。当然仍然比拆了好。老建筑的价值就在于它曾经华丽而今苍凉的张力。而刘继东则认为，给老的建筑创造新的生命，让新的创意在这里实现才是对历史的继承。

不知他们之间的不同立场，在轰轰烈烈的苏州河改造工程中是否还有意义。刘继东给我看了一张闸北区的规划讨论图纸，他们的工作室都在规划改造的范围之内。

P7-11

中国“城市化”大跃进的高效率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城镇面貌。椐城市研究者评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现在的40％，这个速度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相比，都是创纪录的。

新的城市给生活于其中的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准则和人性理解，它所依据的理性原则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记忆和与之相连的情感作为不必要的内容如同废墟一样被遗弃。多数人都需要在自己生活的逻辑之外，重新组织自己的情感内容，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自以往生活的判断在流行的城市理想面前被压缩变形，因此，一方面是城市的庆典，另一方是被修改的生活逻辑，这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关于城市的理想显示出一种同质的力不从心，而新的生活逻辑显露的面貌却是支离破碎的混乱。再粗心的人也不会感受不到，在城市重建中更新的每个城市都有相似的面貌，而真实的状况是，每个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动力、生活记忆以及人群的文化方式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任何理性都不可能改变和忘却的。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研究者林奇说：完全重建一个城市是不可能的，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因为城市不是一个自身存在的事物，而是由市民的生活构造并感受到的城市。感知环境无论在实践上还是情感上都是必要的，一个能形成清晰意象的环境本身就充当着一个社会角色，它能提供给人安全感。最甜美的家总是与众不同的，也能扩展经验的深度和强度，让生活不断地滋生新的意义。否则，就会有迷失方向般的恐惧、警觉等紧张情绪产生，这种紧张情绪的极端事例每天都在我们的城市中发生。首都博物馆的一位老先生曾要起诉北京市政府，老先生起诉的理由是，城市改造使他所有的生活痕迹都在拆迁中消失了，这种改造拆毁了他的记忆，所以他认为这应该算是一种精神迫害。乍一听，觉得这事多少有点较真儿，但潜心体会也并不夸张。

好的城市是对人的回应，而不应该是相反。叙述和体会一个城市如果只计算街道的数量、拱廊的宽度、屋顶的样式等，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认为这等于一无所述。因为这些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城市，种种细节和设置如果不能维持人群生命进程的连续性，那么城市与人民几乎难以建立有情感内容的联系。

城市乌托邦的理想，总是要丢掉社会人群，丢掉记忆，依据对并不清晰的未来图景来张望重新组织的空间、设计环境，而真实的生活价值来自人们之间的关系，包括死去的亲朋邻里。美国一个小城市曾因为市政要把墓地迁出城外而引起市民的不满，因为它们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价值不仅来自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也来自在生老病死的日常事务中与环境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细密联系，所有这些构成了人获得情感满足与和谐安全感的重要根源。

城市自我完善的雄心一方面会无视历史的遗物，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人关注，二十年城市重建中不断有保护文化遗产、历史遗迹的呼声，这种呼声已经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回应，这是对过去的辉煌和劳动的致敬；但另一方面，城市雄心对情感经验的无视却很难得到相应的关注，包括圆明园曾遭受到的洗劫给国家带来的耻辱或唐山地震给民众带来的伤痛。正视负面的经验需要的是更大的勇气和从容的自信。

所以，“城市”绝不仅仅是建筑、街道、下水道、通信设施等物质的构件，这些物质构件支撑下的非物质的记忆、情感、经验才是城市的真正价值所在。

这本书中收录的文字，大部分是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选题完成的。在整理书稿的时候，写作时的种种景物和事件又都有了新的变化，所以为了和当时的即时性叙述拉开点距离，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

无论是在这些题目的写作时，还是在整理书稿时，都得到了朋友们提供的大量帮助：黄锐、周榕、史建、朱鸣、艾未未、叶放、刁中、王明贤、林鹰、米丘、陆杰、丁乙、张晴、王军、王向峰等，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在更深人和具体的问题上有各自的专长，他们的工作和好心为本书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非常感谢他们。同时，也想感谢《三联生活周刊》同事的合作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