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提到“艺术”，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巴黎，想到巴黎蒙帕纳斯周边街巷的咖啡馆、小酒吧……这里被誉为是现代文学与艺术的摇篮，孕育了一批后来影响整个世界的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如何践行个体的自由？又给人类文化艺术带来什么样的奇迹？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对这场“艺术大爆炸”的真实记录。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初版于1982年，2004年再版。儒弗瓦作为和超现实主义血气相通的“过来人”与独立自主的同路人，他在重温过往的岁月，重议自己似曾信奉的“主义”这一话题时，有他独特的追求、独立的叙述角度与方式，他赋予描写对象以不同的基调和色彩，注入自己的激情和思考，从而成就了这样一部充溢个性的巴黎(20年代)的艺术史。

这些创作者保持独立，保证了历史上所有个人的最初自由。布勒东的革命个人主义倾向表现在他对精神困苦的新的定义，阿拉贡则表现为他过激的言行和挑衅，毕卡比亚表现为他喜欢否定、反驳的笑容，查拉表现为他所颠覆的文化价值，阿尔托表现在他呼唤内心的深渊上，杜尚的倾向表现在他的“肯定的讽刺”中，曼·雷则接触艺术的神秘化和改变交流方式，马克斯·恩斯特表现在对新神话的研究上，苏波表现在他的磁针的“轻”上，米罗在粗暴的表达方式和彻底的简洁上，莱利斯表现在完全揭示语言的真相上，马松则表现在联系直观的思维和感觉的闪光点上。吉吉为超越了小资产阶级的道义而开心不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她也是革命个人主义者，南希·库纳德则从她反抗愚昧、反对向往富人生活可以看出她也是革命个人主义者。莫迪利阿尼的倾向表现为自身优雅混合着抗拒，苏丁表现在他对美的风尚的否定，帕斯金则表现在他被性自由所颠覆。是的，每个革命个体都以相同的方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并为之付出一切。

中译序

从世界大战到达达：不眠之夜，

 “新生活从此开始”

 吉吉、荒唐征服巴黎的民族、贱民苏丁和“沐浴在革命

 曙光中”的诗人们

 自我否认的权利

 颠覆世界的机器

黑夜的鸟与蝴蝶无穷无尽

 西方现代思潮

 慷慨的后果

 事已至此！

从漫漫长夜到“阳光普照”，一直是白天与黑夜

 归根结底，人们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日以继夜的革命

 世界的召唤

飞鸟的心理重负

人名译名对照表

我着手写这本书，开始回味一段隐秘的历史。在我过去所有的私人生活中，这是一段最复杂、最私密的生活。关于一个不复存在的团体的生活。我生于1928年。出生以后，我的生活道路改变了，不同于我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他们与我的这段生活毫不相干。

这部小说开始于1919年的巴黎。

这一年，阿梅迪奥·莫迪利阿尼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段斜坡，不知道自己将会顺着坡路往下滑，一直到奄奄一息地被朋友们送到圣父街和雅各布街角的慈善医院。

我就在这段斜坡路上，而其实，我又不在那里。我战战兢兢，心存顾虑，犹如冻僵了一般，自第一页起，我把自己放在这个一无所知的巴黎。只是，1919年之后第九年，我父母让我在这里出生，在蒙苏里附近。我听着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讲述她们的故事。他们担心我误解了他们的话，一遍遍地重复着同一个故事，十遍，二十遍。这是一种毫无意识的记忆，使人成为一棵树的顶端，一棵不是他栽种的树。多亏了照片，多亏了这种记忆，我看到了从未曾见过的事情，也是任何人无法再亲眼见到的事情。蒙帕纳斯依然如故，20年代的装饰风格几乎没有改变。人们依然穿梭在那些小街，走进那些名字不变的咖啡馆。广场车站不在了，竖起了蒙帕纳斯大厦。在那些把巴黎看作艺术家纪念碑而趋之若鹜的人们眼中，蒙帕纳斯大厦是这个区的标志。

动笔之前，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聆听各种声音。凌晨3点，隔音墙把我与另一个时代的邻居隔开。我在墙的另一边听着疯狂的、不顾一切的、极度兴奋的歌剧片断，因为在1919年，在这个时刻．没有任何事情计人觉得一天已经结束，除非是幻觉。

是我的幻觉吗？也许是。我的衬衣内里放着好几张身份证件：截然不同的回忆，非常隐私，然而冗长。他们向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心里话，如果没有他们，我不会知道我是谁。不过，我还是有点了解自己。我太了解自己了。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倾听别人的诉说，尤其是那些已经不存在的声音，那些革命领跑者的声音，那些20世纪在瓦凡路口的咖啡馆里的声音。瓦凡路口在10年问曾是世界的中心。

这本书就像一本自传，蕴含着各种声音的自传。在书中，我将讲述一些我不曾经历过的生活。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太喜欢自己的生活，虽然我的生活也把我带向同一个深渊，同一种“荣誉”，同一种遗忘，同一种荒唐和些许故弄玄虚，但是，这是所有作家的命运。我不能重新体验这些不同的生活，无论是已经结束或者未曾结束的生活，只能是一种篡夺，一种爱情的挪用，篡夺挪用陌生的真实，伪装的真实，或者说是被背叛的真实，那些曾经没有过多抱怨地忍受法律的男人和女人。我如实地讲述他们，写他们的生活。我知道怎样从他们身上盗用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幸福。现在，我能够带着同样的笑容，藐视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就如同看待我自己的成功和失败。

人们会因此指责我。人们会说，我滥用了作家不受时限的权利。不过，也有些人喜欢这么做，他们会祝贺我。人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我得到回报。

我几位最亲近的好友这几个月来一直(用心良苦地！)说服我将这项计划进行到底。他们期待我用尽全部气力讲述我自己，我的时代，我们的经历，我的梦想和他们的梦想。就像可以自由选择要写的书！有些提建议的人一定希望能够炸聋我的耳朵，或是打断我的脚。最终，他们让我写下使我变得对周围一切警觉的东西！虽说我依据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情谊来重新编造这段历史，但是我知道，在这段重新编造的历史中，仍有另一种真实在说话。人们到处不停查禁，因为这种真实让人害怕，首先会让历史学家心存恐惧。这部小说并没有违背历史，更不想歪曲历史，相反，书中那些经常被记忆遗忘的轶事，使历史更加澄清。  不管怎么说，有谁能反驳我将要书写的小说？30多年来，有哪位幸存者，无论是先生或女士，会因为回忆或是欲望而改变生活？我接受了冒险。我很清楚，幸存者们也很清楚，接受这项计划有可能会连累我。20年代仿佛就是昨天，又似乎很遥远，不可能不招致非议。不过，确实多亏了这寥寥几位幸存者。有了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才有可能在此讲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在尚未为时过晚之前，替代他们发言)：关于一群流亡者、革命者和梦想家的故事。他们来自各个国度，在10年里掀起了一场西方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革命之一。

这场革命的幸存者认为，他们口中关于自己的故事，就算是“20年代”的神话，至多也只是一张谎言编织成的网。他们太清楚这一点，根本无法同意所谓后人的解释和评判。至于我，他们并没有觉得又遇到一个试图散布杜撰的虚假故事的人，而是一个在真实生活中打算成为与他们同一战线的同志。我将一直是他们的同志，直到时空将我们分开。20年代的英雄们组成一个家族，而我就是这个家族的继承人。如果我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构建超越自身的独立权利，那我就需要发掘这个家族，像遗传树分支一样地找寻，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分支。

1919年是这个年代中我最喜欢的一年。或许可以算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年。这一年承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850万人死于战场，其中176．1万德国人，170万俄国人，130万法国人。此外，每个国家均有1万城市人口死于战争。1919，恰好是两个对我来说具有象征意义、带来最多好运的数字的叠加。住酒店时，我总是要19号或11号房间。1919年，欧洲已经建立起一种不甚稳定、不和谐的历时20年的和平景象。这一年，莫迪利阿尼35岁，杜尚32岁，科克托30岁，曼·雷29岁，德里欧·拉罗舍尔26岁，布勒东和查拉23岁，阿拉贡22岁，德斯诺斯19岁，不过毕加索已经38岁，毕卡比亚40岁，而刚刚被冠名为“蒙帕纳斯的吉吉”的艾丽丝·普兰与德斯诺斯生于同一年。不管怎么说，无论人们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显赫或微不足道，与出生日期相比，年龄的重要性略显逊色。

迷信地说，但其实也是严格地说，1919年是我这本书、这部大型小说的开始。小说的主题并不新颖，也不会是最后一部类似主题的小说。仍会有其他小说家、诗人步我的后尘。62年之后开始提笔，我必须在精神上“1919化”。我从身边人的一举一动、点点滴滴中觉察他们潜藏的影响力，道出我的发现。其他任何人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上，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语来的。时光的距离其实已经不重要。；奇怪的是，法国逃脱了历次大屠杀。1918年以来，大屠杀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回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场年轻时代经历的战争中，战死的法国士兵只有23万，而俄国有1800万，德国470万，日本200万。有人对我们说，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痛苦的轻重不能按照尸体数量的多少来衡量，每个家庭的家门前都有死人。不过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相比其他国家庞大的死亡人数，法国牺牲人数虽小，但不能因此否认后果的严重性。

1919年，要是那个来自利沃诺的意大利犹太人，那个名叫阿梅迪奥·莫迪利阿尼的小伙子还一直住在巴黎，那么，他就会有不同于今天的想法。“我是犹太人，我让你们觉得讨厌。”阿梅迪奥经常对那些在马路上或咖啡馆里侮辱他的人这么说。很快，他被人看成是“躲藏起来的胆小鬼”、“肮脏的犹太佬”，因为他英俊潇洒，爱开玩笑，狂热兴奋，又穷困潦倒。他身处外国人当中，即使大部分时候是和犹太人在一起，他还是觉得孤独。他应该挑战空白，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团沐的所有成员所负担的不明言的责任之间的空白。这个团体依赖着他的国土，而他的国土正遭受着德国军队的入侵，几个月、几年来一直受到威胁。P3-7

进入20世纪，提到“艺术”，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巴黎，想到巴黎蒙帕纳斯周边街巷的咖啡馆、小酒吧……这里被誉为是现代文学与艺术的摇篮，孕育了一批后来影响整个世界的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如何践行个体的自由？又给人类文化艺术带来什么样的奇迹？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对这场“艺术大爆炸”的真实记录。

当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科克托他们已经名满巴黎，当瓦莱里、纪德等人已经成为法国大文豪，新生代的文学艺术往哪里去，成了一个革命性的命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的人文价值体系已经发生史无前例的崩溃与裂变，作为一个最为敏感的群体，艺术家们感觉到了个人在时代生活中的黑暗：只有“重塑生活”，才可能走出瘟疫般的绝望，走向一个能够由个体内心的自由和力量来展拓未来的新世界。

1920年1月，热爱诗歌的莫迪利阿尼悲惨地死在慈善医院里，拉开了这个“大爆炸10年”的序幕。莫迪利阿尼曾说：“生活是少数人给多数人的馈赠”，他认为，只有诗人、艺术家才拥有生活、懂得生活，因为他们创造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馈赠给没有生活也不懂得生活的同时代人。这番爱与诗的心肠和抱负，可以被看作那个10年里所有风头浪尖人物最根本的行为出发点。

这场“大爆炸”的核心，便是“超现实主义”运动。发生在法兰西本土的这一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不仅开20世纪现代派文学先河，其影响所及，几乎包括了绘画、雕塑、戏剧、电影、舞蹈、音乐等各个领域，波及欧洲之外的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乃至亚洲。超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坛所引发的轰动效验，直到今日依旧是一个“奇迹”的话题，或褒或贬，从未止息过。

本书作者阿兰·儒弗瓦1928年出生于巴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托洛茨基派，从小受到一种“革命思想”的熏陶。18岁那年，他与布勒东相识，在后者鼓动下，开启自己的文学生涯，成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一员，结交了不少名重一时的前卫诗人和艺术家。20岁那年，儒弗瓦被开除出超现实主义小组，此次心痛的经历，使其意识到个性独立的重要性，促使他在艺术探索中努力寻找“参与集体运动和保持独立创作之间的平衡”，为日后确立、彰显“革命个人主义”说作了精神准备。

上世纪50年代，儒弗瓦与《艺术》和《眼》密切合作，他的文学创作和艺术批评都获致首肯。60年代是儒弗瓦思想艺术发生转折的时期。作为超现实主义的一种回应，他于1960—1961年问组织了“反诉讼运动”，倡导对一切论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开始对前卫艺术产生影响。1965年，他推出一部“垮掉的一代”诗选，是当时将波普艺术和“垮掉的一代”诗人介绍到法国的先行者之一。随之，他与安德烈·布勒东重修旧好，在其主持的伽利玛袖珍诗丛，首次收录超现实主义诗歌。他和路易·阿拉贡过从甚密，后者给予他极大自由编写《法国文学，使之得以力推叙事具象画家和年轻诗人的作品，重振十年内被破坏的创造性。在60年代下半期至70年代后期，他与友人一起先后开设“海外出版社”，建立“作家联盟”，创办《国际作品》、《20世纪》学术杂志。1968年“五月风暴”，他曾带领作家联盟跻身其问，但“五月风暴”过后，他又长时间远离巴黎知识分子圈，“重拾自我的独立”，走向“独思”。

80年代是儒弗瓦创作和思想又一次断裂的时期，亦是他与远东文明近距离接触的时代。1983—1985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驻日本使馆文化参赞。期间。他组织了两次法日文化高峰论坛，对东方禅宗产生浓厚的兴趣。返回故国后，儒弗瓦与友人在文艺界创设“俱乐部”，一度聚集了几十位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中不乏与众不同的创作，虽使儒弗瓦大开眼界，但他本人仍远离知识界，守望独立、孤寂的探索：一方面与远东世界保持着积极的对话，另一方面，将思考的焦点集中在继承了尼采和兰波精髓的诗歌美学探讨，试图在“前一后”运动的年轻一代作家身上找到新的精神共鸣。迄今为止，儒弗瓦已发表诗集、小说、散文、评论等近120部且有多部电影问世，并获龚古尔诗歌奖。

《黑夜的蝴蝶——巴黎20年代艺术大爆炸》初版于1982年，2004年再版。儒弗瓦作为和超现实主义血气相通的“过来人”与独立自主的同路人，他在重温过往的岁月，重议自己似曾信奉的“主义”这一话题时，有他独特的追求、独立的叙述角度与方式，他赋予描写对象以不同的基调和色彩，注入自己的激情和思考，从而成就了这样一部充溢个性的巴黎(20年代)的艺术史。

这是一部不写史而胜似史的历史著述。倔然儒弗瓦申言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希求成为历史学家”，但从作品所描述的超现实主义运动萌生、爆发的历史进程和场景来看，读者不能不惊叹，这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描写同类题材之血脉充盈、气韵生动的历史著作。作者以一次大战后的巴黎作为叙事展开的中心地点，以蒙帕纳斯及其周边街巷的咖啡馆、小酒店为舞台，生动地描述了“一战”硝烟刚散尽，流落在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族类的年轻艺术家，怎样从四面八方涌进巴黎，汇集到蒙帕纳斯：先是意大利犹太人画家莫迪利阿尼，接着是古巴血统的艺术家毕卡比亚，再是“达达运动”的首领罗马尼亚诗人查拉，手持“破坏一切”、“反抗一切”的造反大旗，从瑞士苏黎世赶来，与巴黎文学前卫的“三剑客”布勒东、阿拉贡、苏波汇合……，作品一开头就拉开了巴黎20年代文化生活的历史大幕，这些饱经战乱之忧，身怀“绝技”，心怀抱负、焦虑不安的诗人、画家、雕塑家、摄影家、梦想家、冒险者、男人和女人，便一个个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蒙帕纳斯策动着一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爆炸性革命，创造着令后世难以拒斥，也难以忘却的历史：大吵大闹的“达达晚会”、“达达狂欢节”、“巴雷斯审判”会，究竟是怎样的？高扬“自动写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和《超现实主义革命》刊物是如何横空出世的？作为超现实主义在梦境中写梦境，在幻觉中写幻觉，所谓“自动写作”的开山之作《磁场》和布勒东的《娜嘉》是怎么创作的？所谓“德斯诺斯的催眠”实验是怎么一回事？那个聚嚣于街头、争吵于会堂、酒馆，以摧毁旧传统、创造新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团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组合一分裂一再组合的历史进程？儒弗瓦把历史和历史背后的意义一一呈现于我们的面前，使读者对发轫于20年代巴黎的超现实主义那一“爆炸”的历史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部历史小说，是为超现实主义先驱者“立传”的著述。作者采用了创作小说的方式，即不同于史学的、另一种“触及、把握真实”的方式，力图重现巴黎20年代艺术界的那段历史生活。他和20年代20余位作家、艺术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倾听他们的声音，目睹他们的是非，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这些幸存者的朋友。他竭力表现出主人公的心理个性，赋予本书以“自传”的特质，“蕴含着各种声音的自传”：从优雅享乐、轻松随意的苏波，到幽默谦逊的恩斯特、孤独执著的帕金斯；从拥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灵魂”的马松，到“对伊甸园过度渴望”的米罗；从“反抗愚昧、反对向往富人生活”的南希，到“游荡的灵魂”——蒙帕纳斯的吉吉……所有这些活跃于当年历史舞台上的男女主角，都以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和清晰的身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一部真实的生活教科书，革命教科书，它倾注了作者的人生激情和生命反思。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不仅是文学艺术上开创新潮的先驱、旗手，也是那一时代以改造社会、改造生活为己任的革命家，它的主要领导人后来不断介入国际政治斗争和社会民主运动，有的还一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入法共，如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有的还为反法西斯斗争献出了生命，如德斯诺斯。作者通过对超现实主义革命团队的思考和描述告诉我们，不管这些团队成员有着怎样不同的来历、不同的个性和气质、不同的天分和智力，他们骨子里都是孤独的个人主义者，孤独是他们共有的精神特质。迈向革命的第一步便是走出孤独。于是，结社、抗议、革命。1920年到1925年，革命先驱布勒东和他的团队就这样“试图颠覆奴役着无力的男人女人的秩序”，但他们所表现出的革命自发性却是极其幼稚和脆弱的。那么，革命如何提升？超现实主义“爆炸的革命”留给人们最宝贵、最富有思想价值的教训是什么？儒弗瓦给出了答案：“革命个人主义”。在他看来，所谓“革命个人主义”，不是某种“哲学思想”，而是一种“伦理手段”，“是一种无意识的策略，20世纪所有思想、诗学、艺术的创造者的史诗都建立于这种策略之上”。对一个革命者来说，“革命个人主义是孤独的武器”，是“个人和集体的工具”，是反对“伪智慧”，坚守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行动的自由与信念，是一种态度和立场。他认为，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遭到了动摇、普遍主义失去了威信的时代，“革命个人主义是最适合采取的学术、政治和实践态度。这曾经也是超现实主义者最初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看，超现实主义团队所有成员革命性的嬗变、跨越和提升，差不多都集中在“革命个人主义”这一态度和立场的获得，并且载人法兰西知识分子介入生活、参与革命的史册。作者还特别强调指出，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先驱们，“作为革命的第一批人所突显出来的能量，并不仅仅局限在历史的一个时期。”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些先驱尽管受到各种各样的误解和曲解，“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指导我们，使我们的影像与他们近似。”千真万确，我们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勇士和挑战新潮的《如是》派先锋作家身上，不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先驱者身影吗？

末了，我想用儒弗瓦在本书的结尾一段话来作结语：

我希望所有我的回忆和他人的回忆、我的想象和他人的想象、我的研究和他人的研究带给鲜有成见的男女读者们不受约束的全新意识……让思想的甘露挥洒心头。不过，我也希望读者能自由地走进我的书中，然后更加自由地走出来，在没有绪局的结尾中得不出任何结论，却能令结论像无名的游牧民一样重新散居世界各地。是为序。 

钱林森

2007年6月1日，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