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42%的工作者觉得一天结束时已被“掏空”，69%希望过更放松的生活。

在英国，77%的经理人觉得工作紧张，74%担心工作影响与伴侣的关系。

在法国，80%的人不再相信经济将会有所改善。

　　汉迪以深切敏锐的洞见与真诚感性的哲思，写下这本令人惊喜赞叹的书。书中探讨“人”在经济挂帅的主流社会中潜世故的忧虑与困惑，同时说明如何了解自己、追寻人生的目标，并将“适当的自私”的哲理应用在企业组织上，提出信任管理、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等永续经营的企业观。

德鲁克之后，管理界倾听谁的声音？查尔斯·汉迪当代最知名的管理大师，管理界的预言家、哲学家；以“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未来工作形态”的新观念而闻名于世。本世纪最具创见的组织行为大师，《金融时报》十大管理名师的第二名。德鲁克与汉迪被分别誉为大西洋两岸的管理翘楚。书中探讨“人”在经济挂帅的主流社会中潜世故的忧虑与困惑，同时说明如何了解自己、追寻人生的目标，并将“适当的自私”的哲理应用在企业组织上，提出信任管理、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等永续经营的企业观。

第一部分 人类社会的隐忧

第1章 市场并非万能

第2章 效率与效力

第3章 市场哲学的本质

第二部分 追寻自己的人生

第4章 承诺与责任

第5章 适当的怎么

第6章 自我发现之旅

第7章 照顾他人的需要

第三部分 迈向可敬的社会

第8章 更好的社会

第9章 公民企业

第10章 教育革新

第11章 政府的新角色

结语 2097年的世界

自雇与创业

你只需要拥有发现消费者与市场的眼光，再加上一技之长，不论是护理技能、电脑水平或是一颗乐于助人的心。服务业不需要太多资金就能起家。当初我女儿就是以一个寻呼机开始她的企业的，连个办公室也没有。

麻烦的是，那些新的自雇工作者与创业者，也是设备最不齐全的人。他们即使曾经有过工作，也都丢掉了。他们是被效率社会摒弃的人。他们的心态需要大幅改变，也应大量投资于教育与技能再培训方面，才可能创造出一种使效率有益于整个社会的自雇型经济。

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只有6％的美国人属于正式的自雇工作者，而这个数字只是英国人或日本人比率的一半。

大部分的美国人仍然断不了组织和社会的奶水，舍弃不了医疗保险与养老金计划的承诺，也不管这些承诺到头来是否可能只是一场空。同情心必须扩大为支付额外的税，大家才可能断奶。“珍道具"的世界

效率衍生增长，不过这种增长倒不一定如我们所愿平均分布于各个层面。我们必须思考的是，这些多出来的钱会花在什么上面。3％的增长率持续100年，我们将会消费16倍于今天的东西。如果人口维持稳定或是降低(看来这应该很有可能)，其结果就更让人不安了。我们不可能买下16倍于今天的汽车与电视机，我们每一个人旅行的次数将是今天的16倍，或是16倍于今天的距离，吃掉16倍于今天的食物，耗掉那么大量的汽油与天然气。将来想必会有形形色色新的产品与服务，但它们也将会是越来越多的“珍道具”。

你可能会问“珍道具”是什么。它是个日本字，意思就是我们可能受不了诱惑去买一无用处的东西，例如眼镜上的小雨刷，以防出去的时候碰到下雨；拖鞋下面附了拖把，可以让你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时候顺便拖地。我还有好多一辈子用不上的领带，都是珍道具。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收到许多用华丽纸张包装起来的这些东西，邮差也把更多颇富巧思的珍道具目录送到你家门口。到了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美国人通常会买3000万盒的心型巧克力。

珍道具也可能充满异国风味。我有个朋友去拜访巴西的某人，发现他家里有6台冰箱，其中5台没有插电。这位巴西人解释，这里通货膨胀最厉害的时候，钱很快就花光了，就像阳光下的雪人似的，因此只要手头有一点现金，他就出门把钱花掉。但他惟一找得到，也想要的东西就是冰箱——就这样多了许多无用的冰箱。这是“上升的消费者需求”真正的意义吗?我们大家辛勤地工作，为的就是这个吗?

科技因珍道具而繁荣。现在的洗衣机有12种程序，不过大半都从来不用。我可以在1个月或更早以前用录像机预录节目，但我从不觉得需要去试这项功能。我买它是因为它提供的选择比别的品牌多。我也成了珍道具虫的猎物，为自己胡乱堆积了许多无用的东西。我儿子的新电脑有一些功能，是我两年前买的那台电脑所没有的。虽然理性告诉我，我并不需要那些多出来的功能，但我仍一心一意地想要一台和他一模一样的电脑。

我很不愿这么说，但有太多的书都是无用的东西。1996年，单单英国就出版了10．6万种新书。我们假定每种书卖出的数量都足以维持出版商生存，或是让他们还觉得满意，然而其中许多书根本就没有人读，只是给摆上书架罢了，枉费了树木遭砍伐又制作成书的过程。为了配合这些没有人读的书与所有其他无用的东西，整个社会必须变成一个丢弃型经济，否则根本没有容纳这些东西的空间。搜集废物与回收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旧货店欣欣向荣，邮政服务递送更多目录与免费的服务。珍道具世界真是忙碌极了。

一个珍道具社会或许能呈现出不错的经济指数，但是它让人工作或生活的理由却不够好。如果“上升的消费者需求”指的是一个充满垃圾的世界，我们将很难了解自己为什么还想辛勤工作。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没有一个爱国者或是有感觉的人可以反对它(增长)，但这种增长的本质没有方向，而且还会自动产生对世上所有无用之物无止境的需求。”他赞同的是以“陶冶修炼”作为社会的目标，不幸的是，他并没有提到应如何把这个观念融入效率的公式。

P28-31

想到我的书即将在中国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美好未来的土地上出版，我感到非常激动。回顾30年的写作生涯，我发现我的书勾勒出了我心目中西方经济的商业革命的进程。我感到中国现在也正处在这样一种商业革命之中，但其速度却要比西方的快得多。在这30年里，我写书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回答工作、生活和管理中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转而思索“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最近又在探讨“我们为何要这样做”。在现今的中国，这些问题想必也都是需要解答的。

我写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6年，我给书取名为《组织的概念》。因为那时我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大多数在组织里工作的人们并不理解什么是组织，或者组织是如何运转的。这样所造成的后果就使得人们工作得不开心，也没有效率，而且往往会失败。在我看来，有时候组织会成为禁锢人类灵魂的监狱。我自己在组织中工作时就经常会有这种体验。

我的第一本书成为了标准的教科书，全球销量已经达到100万册，而且在30年后的今天仍是很多大学和企业的教学用书。这就告诉我，国家可能有兴衰起落，但人们的希望、恐惧和动机却没有太大的改变，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是如此。世界会改变，但人性不会，而我的书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组织却是会变的，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工作，并且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实现协同配合。我们不再需要把所有相关人员都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来完成工作。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改变了管理者的一切。你无法直接看到你的员工并与他们面对面交谈，所以你就必须加倍努力地思考如何组织、控制他们的工作，以及如何给他们报酬。

我想，我们可能必须重新思考组织的本质。买下人们的时间然后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吗?如果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在远离主要组织的较小单位中完成工作，那我们何不直接购买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而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样就能省去很多琐碎的监督工作，省去对下属的监视，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都离得很远。组织能够节省办公空间、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以及用于管理的时间。总之，我们可以把很多为我们工作的人和群体看成是供应商而非雇员。这样可能对双方都有利。

这些在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1980年可并非如此，因此我开始写第二本书《工作与生活的未来》(TheAge of Unreason)。我想要告诉那些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为什么他们在思考如何组织、协调、沟通工作时，可能需要进行“颠覆性”的思考，并且需要非理性的和革命性的思维。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三叶草组织(Shamrock Organiza—tion)，这种组织由三类工作者组成：核心人员、外包人员和自雇工作者。我认为后两种工作者应该是把自己看成是拥有独特的顾客组合和项目组合的“组合式工作者”，所以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某一种收人来源。

像我所有的书一样，这本书对于那个时代的欧洲和美国来说也是超前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为独立谋生做好准备，而组织也不信任独立工作者。但是，慢慢地，世界改变了。把所有人都招进组织里来所需的费用太高。我的想法和我所发明的词逐渐流行开来。但现在我又开始担忧组织所面临的新压力了：保持全球竞争力、不断扩大的组织规模，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不断地对它们的“人力资源”提出更多要求。这会对组织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人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是否会像我在《觉醒的年代》一书中所说的，遇到变成“空雨衣”的危险呢?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个雕塑公园里看到一尊雕像，那是一件无人穿着的空雨衣。那天上午，我参观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穿行在一排又一排的桌子、一问又一问的办公室之间，我感到那里的人们正处于为了他们的角色而牺牲掉自己个性的危险之中，也许他们只是些无名的“角色扮演者”。

我觉得是时候了，我要说，组织对社会的影响令我感到担忧。我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为周遭的事情感到困惑。我们好像比从前更努力地工作，并且也变得更富裕，但却比以往更不快乐。生产力是提高了，但这通常意味着是更少的人在付出更多的劳动。对于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人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而对于那些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的人们来说，也经常不是什么好事。人类的寿命更长了，所拥有的时间也比以前更充裕了，但我们却不知道应该如何打发这些时间，特别是一旦组织不再需要我们工作时，我们就更加不知所措。这世界太让人困惑了。

为了和更多的读者分享我的思想，现在我是两份杂志的专栏作家。我也在组织之外活动，以反思这个社会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正开始成为我自谓的社会哲学家。《个人与组织的未来》就是一本此类文章和一些其他著述的合集。我觉得整本书的篇幅可能有些过长，但那些由闪现人类思想火花的短文所汇集而成的书，对于忙碌的人们来说可能更方便。他们可以把书放在案头或者床头，时不时地拿起来翻看。我发现，尽管我已不在教室里讲课，但骨子里我还是个教师。好的教师只管讲故事、提问题，而寻找答案则是学生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教师只能指点方向，给出建议。

在《饥饿的灵魂》一书中，我指出了虽已找到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部分答案，但却不确定对此能够做些什么的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在非洲，人们说渴望分为两种：渺小的和伟大的。渺小的渴望，是指渴望获取维系生命所需的东西：必须的商品和服务，以及购买这些东西所需的金钱，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伟大的渴望，则是追寻一个问题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资本主义能否不追求提高道德观而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市场是否也有其局限性。在个人层面上，我苦思冥想的是认同感、宗教、社区和教育方面的事情。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只有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一些想法。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强，它就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前进方向；而对于所有衣食无忧的人来说，则必须探究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担忧自己对于管理者的教育是否已经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水平。我受托领导一个小组来对比研究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对管理者的教育方式的各自不同特点。研究成果报告结集成为一本很有趣的书——《经理人制造》，它的意义在于，证明了对于管理者或领导人的培养方法，各家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佳方法，但都认为应该把实践经验同正规学习结合起来。在研究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发现，过去英国的管理者所获得的管理教育是在军队服役(当时所有男性都要服义务兵役)，或作为会计接受培训时得到的，这两种教育方式都不完全适合于商业企业和政府组织。这本书促成了英国商学院的大发展。

英国广播公司(BBC)要求我在《大师论大师：汉迪解读13位管理大师》一书中总结世界顶尖管理思想家的工作和思想。只有这一次，我没有再提出我自己的想法，而是设法介绍他人的理论和思想。这是一项很有用的训练。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作家都是师心自用，路子越走越窄，很少会停下来看一看其他人的研究方向。实际上，我一直都是一个其他人思想的阐释者，使他们的想法能够契合当今普通人的工作。

其实，在写我最近的一本书，也就是我的自传——《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自己后来所写的很多作品，都极大地受到了我在大学时研究过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影响。回首过往，我发现原来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中，有那么多是来自于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而非正规的学习课程。但是要想从中学到东西，仅仅经历过这些事情还不够，还必须要对自己的经历加以思考。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有太多时候根本没有思考的余裕。这将成为我下一本书的焦点。  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们会喜欢我的思想、我的故事和我的感想，并且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