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既有散文拓荒者的传世巨作，也有散文大家的扛鼎名篇；既有美不胜收的写景散文、真情洋溢的抒情散文，也有汪洋恣肆的议论散文、精致雅洁的小品散文……总会在某个时刻不经意间触动您心底最心动的部分。这里，洋溢着纯正的经典气息，质朴、沉凝、自信而不事张扬，菁萃、至美、堂皇而流芳万古。

仍然是烦恼着/1

我的自白/4

五月/9

离情/13

到前线去/23

彭德怀速写/26

我怎样来到陕北的/28

秋收的一天/34

战斗是享受/42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44

“三八节”有感/48

风雨中忆萧红/52

十八个/56

谈鬼说梦的世界/61

谈“老老实实”/63

青年恋爱问题/67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81

中国的春天/99

粮秣主任/107

记游桃花坪/119

重庆——曾家岩/130

“牛棚”小品/135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146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51

北京/176

访美散记(节选)/180

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209

我是一棵小草/294

鲁迅先生于我/295

看了这题目的读者们，请为我放心，我是找不到一些动人的牢骚来为这题目加解释的。说不要这样写也成，因为我的原意只图骗过自己，减少一点责难。要说清这原意，却不能不稍费一点笔墨呢。

说“烦恼”就是很使我厌着的一种话头，我其实是很不幸的，我不能写一些漂亮话，向人解释自己是一个很倒霉，很可同情的人。从前还学忍耐，把自己得来的一些刺激，一些伤心不平，放在自己心上生自己的气，然而现在，我把这一切都看得平淡了。我不会为那些善意的笑而感激，因为那隐藏在笑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已很熟悉了，连一笑也不能从我这里博去。对社会，我已没有梦想，就是说我不会再生烦恼。自己既不能把自己放逐到原始的野人中，又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架机器，自然地在这时代的轴中转着。但我天生的惰性，很会延搁，不让有时间来触着这不能解决的矛盾。

话是似乎夸大得把自己说得比一个出家人还无憎无恨了。然而真的，人却仍然是烦恼着。不知为什么，一些些毫不关己的事，却无理由地会引咎到自己身上，为了这，自己总是不安。譬如朋友的弟弟来了，明知道他来的目的，但自己的钱袋正空着，只好留心又留心，莫把话头引到上电影院去。看到他茫然地走后，又懊悔起来，应该把他留下，或者去向房东的娘姨想法先借一点，于是跑下楼去追，但连孩子的后影也不见了。心里就从此难过，又想不出补救的方法；因为想不出补救的方法，难过就延长了。有时见到别人生气，又摸不着头脑，心里也不安起来，以为是自己给人不快活了。那抱歉的心，比自己真的给人恼了更甚的。觉得只要别人快点好，不要生气，就把臂膀露出来，给人打几拳都好点。然而别人又不肯这样，所以以后不拘什么时间，自己还是以为曾触忤了人而负疚。这种只令人觉得迂腐可笑的一些自找的烦恼，明知别人在笑，自己仍不知所以，一遇到有这烦恼的机会，就仍然被窘迫得烦恼着。

近来这烦恼一天多似一天地压了下来，弄得自己更不知怎样才好。听说书快出版了，就向许多未来的读者们抱着歉意，又觉得对那些真正勉励我写文章的人不起，怕他们因为我把自己都信不过的一些东西汇集起来刊印而灰心。又担心书铺在我这本书上赔了钱……甚至看到别人扯谎，自己也难过，好像自己骗了人一样感到羞惭。因为如此，连时间，连思想，似乎都不为自己所有，被一些无谓的烦恼缠住了。而四处的责难更麇集拢来，朋友来信说忘记了他：家里又疑心我病了。答应了别人的稿子，不能偿还，听说预告登了出来，就连报也不敢看。别人是真不知道我的焦急和负疚的。书桌边，枕头边常常发现“第五次了，我告你，今天等你交了卷才发稿”的纸条，甚至“你对我都如此，真使我灰心”的纸条也见过。我只好说，若是有人知道我的苦衷，他是宁肯拿了皮鞭来打我而不向我那样说的。

今天呢，今天的情形更不同了。我一起身，频就把房子扫过，又抹过。调好了咖啡，牛奶，排在我面前。整本的稿纸打开着，在另一页上写着：“这是我的希望，你知道的。”而且频就是那样笑，那样懂事地据着桌的对方，摆着要写小说的样子。我自然应该快乐，然而一看到稿纸就又烦恼了。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捉住我的思想，去捉住文字来对付频，我只好呆望着他。频看到我不提笔，偏着脸问：“你不写吗?”我真不知怎样才好。我无法，写上一个题目：“仍然是烦恼着”，在无法中，不得不继续写下来，写到这里仿佛可以塞责了，然而我却仍然要说：

“仍然是烦恼着。”

中国向有斗士和隐士两类散文家，其最大区别在于斗士把散文当利剑，隐士拿散文当雕刀。斗士惯有特立独行，宁为玉碎的血性，也许他的剑术并不高明，却一定要刺中要害。“特殊的时代一定会产生特殊的文体”，鲁迅式与茅盾式散文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实在是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大时代的造物。要在他们的散文里寻觅矫情自饰的小情调、小惆怅、“小摆设”，则不免徒费无益。他们是把散文当“投枪”和“匕首”的，才不会把它变成高人逸士手里的小玩意，去“专论苍蝇之微”。正如阿英所说：“在中国的小品文活动中，为了社会的巨大目标的作家，在努力的探索着这条路的，除茅盾、鲁迅而外，似乎还没有第三个人。”

因而，正当大时代而一味地“品赏”“幽默”与“闲适”，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了。不是吗?曾几何时，“幽默”的老舍就遇到过难堪的尴尬，他怎会想到“幽默”竟会给他带来“危险”!他那篇《“幽默”的危险》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一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倡导“幽默”、“性灵”、“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自然便有了专事玩弄之嫌。眼里从不糅沙子的鲁迅，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也就顺理成章。可要是单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来看，他当时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这实在有点冤枉了老舍，因为即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

与鲁迅相比，郁达夫要豁达许多，他认为，“清谈，闲适，与幽默，何尝也不可以追随时代而进步呢?”可见，在他眼里，一个作家是否追随时代而进步，并不在乎他的“文调”是“性灵”、“闲适”、“幽默”的，还是遒文壮节、挥戈反日的。其实，鲁迅也并不像有些人出于逆反心理想象的那样，是只会“横眉冷对”的“铁板”一块。在散文写作理念上，他还是蛮“前卫”的。他认为散文只要达到了真情实感的流露，写作上“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同时，鲁迅的深刻犀利却也是旁人所望尘莫及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散文的幻灭在于“模样装得真”。换言之，在鲁迅看来，散文最贵在“真”，尤忌“瞒”和“骗”的装腔作势。

散文写作又实在是多元的，远非“斗士”、“隐士”两类可以囊括。恰如梁实秋所说，“有一个人就有一种散文”。以鲁迅、周作人虽为血缘兄弟，却“文调”迥异，即可见事实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散文写成什么样，或他会如何来写，跟他的散文观，其实也就是性格，是血脉相连的。所以，梁实秋强调，散文的“文调就是那个人”。“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性格的流露。”他以为“散文是没有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要“美在适当”。周作人则率先提出，现代散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且“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朱自清主张“意在表现自己”，崇尚写“独得的秘密”。

再比如，沈从文一味要在散文里“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并特别强调，“把文学附庸于一个政治目的下，或一种道德名义下，不会有好文学。用文学说教。根本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了。”坚持文学的纯艺术性，像他的同道何其芳、李广田、萧乾，直至他的弟子汪曾祺，均如是；章依萍则代表“海派”作家直言不讳地表示，“所谓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来，诚为不朽之大业，而在愚拙之我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著作，无非皆是商品而已”。坚持文学的商品性。像与之归于一派的张爱玲、苏青等，也都明确地说，他们是为生活、为钱而写作。在今天看来，即便是为稻粮谋，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已无可厚非，不太再会被轻易指摘为思想格调不高或人品低下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也说明，诚如梁遇春所说，“自从有小品文以来，就有许多小品文的定义，当然没有一个是完全对的。”可我还是最心仪他以26岁年轻生命留下的那份洒脱与率真，以及只能是天赋的灵性与悟感。他以为，散文就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而且，比起诗来，散文“更是洒脱，更胡闹些罢!”我颇以为然。

其实，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论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