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与对话》收入洪子诚教授近年来的访谈、对话和若干篇随笔性文章。内容涉及对个人生活经历和学术道路的回顾，文学史写作与时代、与学科史问题的关系，文学阅读对情感经验形成的重要性，以及在论文和专著中未充分展开的观察与思考。相对于严谨的研究论文和系统的文学史论著，书中的文字有更强的可读性，蕴含更多的个人经验、趣味和性情。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等。

序
访谈
“文学史”这个“世纪迷思”的病症——答《深圳商报》魏沛娜问
当代人如何写好当代文学史——答《凤凰周刊》张丹丹问
有点消极，不怎么浪漫——答《南方人物周刊》郑莹问
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答《上海书评》丁雄飞问
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答李浴洋、李静问
“微弱的叙述”与“不确定”的力量——答杨宸问
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问题——答王贺问
朝向现实与未来的文学史——答李静问
对话
80年代人们做梦，到了90年代连梦也找不到——与戴锦华的对话
清华园里谈读书——与解志熙的对话
与王风就“样板戏”的“样板”一词的通信
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文学经典——以阅读为中心的对话
文本·情感结构·跨媒介——关于《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一书的对话
访谈、对话之外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致敬文学经典的翻译家
仍有稳定和值得信赖的事物——“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会议上的发言
亲近音乐的方式：《CD流浪记》
保尔·艾吕雅的《宵禁》及其他

收进这个集子里的文字
有几个部分。一是接受朋友
或报刊记者的访谈，内容主
要围绕我的“当代文学史”和
其他论著的写作情况，也旁
及生活经历的方面。以前接
受冷霜、贺桂梅、季亚娅、
张彦武（燕舞）等的访谈，
已经编人《我的阅读史》《
材料与注释》和《读作品记
》等书中，不再重复收入。
第二是与戴锦华、解志
熙、王风、贺桂梅、毛尖、
吴晓东、姜涛等先生的对话
和通信。征得他们的同意收
入这些对话。除与王风就“
样板”一词的通信外，其他
几篇均由组织对话的学校、
报刊、网站整理，并在报刊
、网站上发表过。收入本书
时，我的部分有少量改动。
第三是访谈、对话之外
的几篇短文。
感谢戴锦华、解志熙、
王风、贺桂梅、毛尖、吴晓
东、姜涛诸位先生，慷慨允
许我将他们的文字收进我的
集子里。感谢提问、对话者
李浴洋、李静、丁雄飞、杨
宸、魏沛娜、张丹丹、郑莹
、王贺，他们为访谈做了辛
苦的准备，忍受读我的那些
枯燥文字的痛苦；他们的提
问和讨论促进了我的思考，
让我获益甚多。
本书的责编仍由黄敏劫
担任，继续感谢她认真细致
的工作。
洪子诚
2020年5月16日

洪子诚教授新作，学术访谈及随笔。
书中对谈涉及的学者包括戴锦华、谢志熙、王风、贺桂梅、毛尖、吴晓东、姜涛等先生。书中对治学经验的总结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有参考价值。
“当代人”写“当代史”，由于历史观、性格、阅历、知识等方面的制约，在经验、情感与“历史”无法剥离的纠缠中探索一种并非冷漠的“旁观者”视角的可能。

“文学史”这个“世纪迷思”的病症
——答《深圳商报》魏沛娜问
价值判断并不能取消
《文化广场》：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写道：“本书的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也就是说您不是梳理“文学中的历史”，而是探寻“历史中的文学”，那么对于文学史，您是否更倾向侧重“历史性”？
洪子诚：文学史研究者都是在面对、处理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史问题。1990年代，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在处理文学观念、题材、形态、样式、风格的变异的时代历史依据上，在探讨“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折上，以及将“当代文学”不是作为批判对象，而是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内部结构加以辨析上，还有很大拓展空间。这就是我“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价值判断其实并不能取消，不能真正搁置。我只是降低它的地位，在表达上缓和其紧张度而已。
《文化广场》：当代文学史书写一直面临着尴尬的状态，不少学者都强调需要勇敢与力度。刘再复先生也认为，若从1949年至今65年，以70年代末为分界点，“前半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失败的文学史”，“倘若真的敢于‘重写’，那么，对于前半期就得敢于触犯许多戒律”。不知您当时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勇敢”来源于哪里？
洪子诚：写当代文学史时，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勇敢。也不认为指出当代前三十年的文学“失败”需要多大勇气（虽然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很大）。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戒律、禁忌是存在的，我们也需要有智慧去处理，但不要过于夸大。我的书的缺陷属于另一层面，也就是因学识、经验、才情的限制，导致面对“现实脉络的纷繁”与“种种权力格局的纠缠”（戴锦华语）时，在把握上存在缺失。
不大可能有“理想的”文学史格局
《文化广场》：26年前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对于复杂时代撰写的文学史均有深刻的切肤之感，故及时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希望建构新的理想的文学史格局。而在这26年间，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如雨后春笋出现，尽管数量突现，但质量似乎并不乐观。您是如何看待“重写”这个问题？如今文学史书写是否还存在困境和难题？
洪子诚：文学史的重写总是在进行。陈思和、王晓明提出的口号，组织的专栏，表达了当年文学史突破的普遍诉求，具有积极意义和很大影响。自然，这一口号、诉求存在的缺陷、偏颇，90年代以来也不断受到反思。反思是必需的，但我不大同意这种反思导致对“重写文学史”在当年和今天的意义的否定。
至于这些年出版的大量现当代文学史著作，质量、水平自然参差不齐，高低互见。“理想的文学史格局”是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但也无须那么“不乐观”。或许也有理由可以审慎地“乐观”一下？这二三十年来的多种文学史著作，不是都乏善可陈；不要总是唯“古”唯“洋”是崇。
《文化广场》：近十多年来，海外学者也在寻找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新出路，出现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梅维恒主编），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著）等，您关注过这些文学史著述吗？在书写实质上究竟是否够称得上“突破”？
洪子诚：“剑桥”“哥伦比亚”等文学史，名字本身就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当然，它们水平的保证主要来自撰述者优秀的学术品格、修养。因为知识、视野、处境、才情等与国内学者的差异，这些著作确有许多令人兴奋的布局和新见，相对国内的同类著述而言，这也可以说是“突破”。但国内学者有质量的著述，在许多方面也是它们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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