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洛克·福尔摩斯提到她时总是用“那位女人”来称呼,几乎没用过别的称呼。在他心中,“那位女人”才貌双全,在众多女人中显得独特。当然了,福尔摩斯对艾琳·阿德勒不会有像爱情那样的感情。因为他的头脑总是强调理性和严谨,总是沉着冷静,令人敬佩。一切情感,尤其是爱情,对于他的头脑来说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我觉得,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台用于推理和观察的机器。但是作为恋人,他就不怎么靠谱了。他从来说不出什么甜言蜜语,也不会说些什么嘲讽的话。
观察家就很重视这样含情脉脉的温柔的话,因为这些话很容易揭示人们的行为和意图。但是,对于一个很有素养的推理家来说,这些情感只能分散他的精力,冲击他严谨缜密的大脑,所有的智慧结晶都会因此受到干扰和怀疑。在福尔摩斯的个性里面掺入强烈的感情因素绝对比在精密仪器中掉一颗沙粒,或者比他的高倍放大镜镜头出现裂纹要严重得多。
只有一个女人一直在福尔摩斯模糊的记忆里,那就是已故的艾琳·阿德勒。
最近,我很少见到福尔摩斯。我结婚以后跟他交往就很少了,我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家庭上,婚后完满的生活以及第一次觉得自己成为家庭的主人带给我很大的乐趣和幸福感。但福尔摩斯还是那么豪放,厌恶一切繁文缛节,所以还在以前贝克街的房子里住,埋在旧书堆中。他会前一周还得服用可卡因,下一周又精力充沛,就这样,一下因为服用药物而嗜睡,一下又精力旺盛这么交替循环着。他就像平时一样沉浸在研究犯罪行为中,用自己超凡的头脑和观察力去寻找线索、侦破那些警方觉得不可能侦破而放弃的难解之谜。我时不时地会听说一些他的情况,比如关于他被召到敖德萨办理特雷波夫暗杀案、关于侦破亭可马里很怪异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还有关于他为荷兰皇家完成那么细致又出色的使命什么的。这些情况,我和其他读者一样都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其他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883年3月20日的晚上,我从初诊回家途中(此时我又开店行医了),正好路过贝克街。那房子的大门我一直记忆犹新。在我心里,我总是把这扇大门和我所追求的东西,还有“血字的研究”案件中的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路过大门时,我突然很想进去找福尔摩斯叙叙旧、聊聊天,看看他充满智慧的脑袋现在在研究什么问题。他的几间屋子灯全亮着,我仰着头往上看,看到他映在窗帘上又高又瘦的身影两次从窗前掠过,他的头低垂在胸前,双手紧紧背在后面,急匆匆地在屋子里来回走着。我很熟悉他所有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很显然是他又开始工作了。他肯定刚刚从服药后的睡梦里醒来,热切地想找到什么新线索,解出什么新问题。我按了按电铃,被引进一间屋子,以前我也曾住在这个屋子里。 他并不是很热情,这蛮少见的。不过,我想他看到我还是很高兴的,他虽然什么话也没说,但眼神很亲切,指着一把扶手椅让我坐下,然后把雪茄烟盒扔给我,又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煤气炉。他站在壁炉前,深邃地看着我,那种眼光只有他才有。
“华生,结婚对你来说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他说,“从上次我们见面以后到现在,你的体重又增加了七磅半。”
“七磅。”我说。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