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蓓，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工业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民商法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兼任吉林省妇联维权部副部长，吉林省公务员考试命题专家。发表论文9篇，包括《伴侣家庭“拟家式”调整初论》等CSSCI及核心论文8篇，出版专著4部。曾获“吉林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2017年）、“吉林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2018年）等奖项。主持司法部科研项目1项，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1项，其他省级科研项目共计20余项。

绪论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三 理论基础
四 研究框架
五 研究方法
六 创新点
第一章 伴侣家庭类型化位阶概念体系
第一节 法学体系思维与方法
一 法学之体系思维定义、任务、形成方法、种类
二 法学建构与体系建立
三 体系化的基础：法律概念之位阶性
四 法律概念的拟定与功能
第二节 伴侣家庭概念形成流变
一 婚姻、家庭流变纵向谱系图
二 伴侣家庭的发展历史、现状、趋势
第三节 伴侣家庭法律地位与类型化位阶概念体系
一 伴侣家庭法律地位理论基础：功能主义家庭观
二 伴侣家庭主体享有家庭权
三 伴侣家庭在现实中受家庭法调整
四 伴侣家庭法学内涵与特征
五 伴侣家庭四层级类型化位阶概念体系
第四节 伴侣家庭关系调整方式
一 伴侣家庭关系调整的复杂性
二 伴侣家庭法律调整传统方式的问题
三 伴侣家庭关系调整向契约性调整转化
第二章 非婚伴侣家庭之类婚姻类型化位阶概念体系
第一节 类婚姻类型化位阶概念体系、内涵、特征
一 类婚姻类型化位阶概念体系内的习见矛盾与类型化逻辑
二 类婚姻概念与称谓选择
三 异性共居家庭（事实婚姻、异性同居）
四 同性家庭（同性婚姻、民事结合、同性同居）
五 涉中性人家庭
六 非性联系家庭
七 关于双性恋者、泛性恋者、无性恋者的补充思考
第二节 类婚姻法律调整四种类型谱
一 法律调整类型谱一：不调整类婚姻
二 法律调整类型谱二：保守调整类婚姻
三 法律调整类型谱三：“政治正确”下的矛盾重重
四 法律调整类型谱四：“技术正确”下的相对平稳
第三节 “类婚姻”类型化位阶概念体系与四种类型谱的价值
一 四种类型谱关系：时间递进发展
二 定位我国类婚姻发展类型谱阶段与科学统筹类婚姻制度体系
第三章 域外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体系及立法镜鉴
第一节 异性、同性伴侣家庭“共治”理念法律调整
一 匈牙利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现状
二 美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现状
三 法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现状
第二节 异性、同性伴侣家庭“分治”理念法律调整
一 德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现状
二 英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现状
第三节 其他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
一 涉中性人伴侣家庭法律调整现状
二 非性联系伴侣家庭法律调整现状
第四节 域外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通考
一 欧洲国家
二 美洲国家
三 大洋洲国家
四 亚洲国家
五 非洲国家
第五节 域外伴侣家庭类型化立法镜鉴
一 立法名称
二 立法模式
三 登记问题
四 法律主体
五 权利、义务关系
六 法律适用
七 冲突法问题
八 立法进程
第四章 我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考察与现实选择
第一节 我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考
一 我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历史沿革
二 我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现代诉求
三 我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阙如与进路
四 我国各地区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情况
第二节 我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现实选择
一 法律漏洞的确认与补充的方法
二 我国“非婚同居”的法律救赎——同居协议
三 同居协议的桎梏与关系契约的突破
四 类婚姻契约
第五章 我国伴侣家庭类型化法律调整立法设计
第一节 登记伴侣家庭法律调整立法设计
一 名称选择与统一的立法模式
二 关系的成立
三 法律效力
四 关系的终止
第二节 同居家庭法律调整具体设计
一 名称选择与分散的立法模式
二 关系的成立
三 法律效力
四 关系的终止
第三节 其他问题法律调整立法设计
一 其他类型伴侣家庭法律调整
二 婚姻、登记伴侣家庭、同居家庭三种模式间转换
三 伴侣家庭法律调整方式鼓励家事契约
四 伴侣家庭冲突法
五 伴侣家庭立法进程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本书中关于“类婚姻”的论述较为详细、完整，对于该类型伴侣家庭的法律调整立法建议对未来立法具备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对提升国内外相关法律间沟通对话的能力将产生不可埋没的价值，更好解决婚姻冲突法问题。

世界范围的“家庭革命”同“去婚姻化趋势”呈现出愈发迅猛的变化势头，传统婚姻家庭模式开始多元化。各国纷纷在法律上作出回应，“伴侣家庭”作为更高位阶的概念在婚姻家庭法的研究和立法中渐渐浮出水面。本书在综合评价、借鉴世界范围内“伴侣家庭”立法与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伴侣家庭法立法体系进行整体规划和构建，为未来立法层对伴侣家庭问题做出回应时做理论上的储备、铺垫，以期新型“伴侣家庭”启动立法时，制度体系清明，立法进程平稳，避免走西方制度体系统筹不力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