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泉，1978年出生于湖南隆回。作品发表于《当代》《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刊，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已出版长篇小说《迷城》《银行档案》《巫地传说》，诗集《三种向度》《传递一盏古典的灯》，散文集《宝庆印记》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小说学会副会长。

马笑泉是一位特别富有创造力和艺术个性的作家
。他的小说有种神秘感，暴烈时令人心魂剧痛，温情
处充满浪漫诗意，讲故事娓娓道来，写人心入木三分
。无论是日常性，还是隐喻性，无论是现实主义、神
秘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在马笑泉小说中都是路径，
最终抵达的，是他的社会理想和理想文学。
——张艳梅

打铁打铁
诗兄弟
山有灵兮
梅山

打铁打铁
一件家伙好不好，铁质当然很重要，打没打熟、打成什么样也绝对不能马虎，但最关键的是淬火。这是个火候功夫。早了或是晚了，快了或是慢了，一块好料也要变成虚胚子，早晚会崩裂。这道理，关师傅闷在心里。几十年来，徒弟们进进出出，全靠他们自己悟去。自己悟出的才算真本事，才扎实，刀子刻在心里一样，永远不会忘掉。再说，猫教老虎也要留一手呢。多少年留下来的规矩，错不了。
铺子靠近西门，大同街上。西方金，大利，所以这街上两排有八九家铁铺，有两家还是关师傅徒弟开的。关师傅这家最老，从他爷爷的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家传绝学，玩意最灵。两个徒弟虽然脑袋不坏，也用功，但还少那么一点灵气，所以生意永远比不上师傅。“关大兴铁记”这块牌子，虽然旧，但敲起来还是当当地响。
龚建章从小就住在西门外。大同街穿过西门就叫化夷街，其实还不是一条街？这是条老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是一路青石板垫脚。多少辈人踩过的青石板，都能照得见人影了。夏天的时候，龚建章不穿鞋，早上穿过西门去紫气街的东方红小学上学，脚底凉冰冰的——两边的铁匠铺都开门了。打铁火气大，早上这段辰光清凉，最好。每次经过“关大兴铁记”时，龚建章总要喊一声关伯。关伯很严肃，但看见龚建章时脸上就不由自主有了笑意。龚建章还在妈妈怀里时，关伯就很喜欢他，说这孩子眼睛亮，骨子里有劲。龚建章也觉得关伯亲，没上学时常在关伯门前玩，站在门槛边上看他们打铁，一站就是个把小时。关伯歇工的时候，就对龚建章说：“小四子，以后你就跟我学打铁吧！”龚建章很认真地想了想后，才点点头，关伯就笑着拍他的小脑壳。到了过年时，不用妈妈喊，龚建章就跑去给关伯拜年。关伯在过年这一天最和气，一张方脸笑得倒跟弥勒佛有点像，还会给龚建章一个小红包，里面是十张一分钱的小票，崭新。龚建章当宝贝一样收到怀里，过了一个晚上后才下决心拿去买小挂炮，拆下来用香一个一个地点着放——到了中午，太阳照顶，学校的水泥操场有些烫脚了，靠屋檐边的石板路还是凉，像是变硬了的大凉粉块子。
西门洞子里有两个卖凉粉的老婆婆，摆了两只木桶，几把椅子。木桶够大，几乎可以让个小孩在里面洗澡，颜色黑黄黑黄的，只怕龚建章还没出世它们就摆在这里了。照例有块湿布罩着，掀开来，里面闪着一些透明的银灰色的块子，用小木刀划一块出来，盛到白瓷碗里，再划成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像是些透明的小银砖，那个诱人呀，瞧着都口里涨水。龚建章小时候经常站在木桶边流口水，有时候他的妹妹也跟他一起站在那里，咬着小手指，一起流口水。他爸爸路过时，脸色总不好看，旁边的人就说：“龚师傅，给小孩来一碗吧。”
“饭都没得吃了，还吃这个。”龚师傅横着眼睛，甩出一句。他才三十岁的人，背就有点弯。其实也不是累弯的，他就喜欢摆出个这样的态势——老街上的闲人总喜欢缩着头，哈着背，到冬天了还要把手笼进袖里，只有吃饭和打牌时才抽出来。老街上的闲人也是有祖传的。同治年间，小梁县的龚家开药材铺发达了。到了民国，家大业大，子孙多了，麻烦也多，老祖宗干脆分了家。龚建章的曾爷爷承袭了西门外的铺面，却不用心经营，成天喝酒打牌，没几年就败了。到了龚建章爷爷手里，只剩下几间老屋了，也幸亏如此，“文革”时候躲过了一劫。龚家的其他后人，生意做得好，一九六六年就被揪了出来，批斗，游街，胸前还挂了块大牌子。
龚建章的爸爸当时还没进二十，躲在人群中看，想起这些亲戚平时的威风，胸中未免有几分快意，同时下定决心向曾爷爷学习，做个逍遥自在的快活人——看准了，那时代做穷人最划算。不是讲吃大锅饭嘛，大锅饭就是给穷人吃的，就是谁都吃不饱，谁都有一口：再精打细算，再起早贪黑，也没你的小锅饭吃。他是标准的无产阶级，而且响应人多力量大的英明号召，生了一堆娃娃。龚建章上头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张开嘴要饭吃、伸出手没力气干活的年纪，一家人吃饭确实成问题。（P1-3）

努力维持和增进生命的流动性，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此乃不断创造的根本保证。反过来说，生命的固化状态，乃是创造的死敌，应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去击破。
马笑泉不仅仅在作品的文字表现上是硬朗的，平日里为人也是讲究风骨的。
马笑泉在小说创作的态度上，也体现了“硬”的一面。从选材、语言、细节、人物、构思，均力求章法严谨，逻辑周密，结构新颖。

“文学新势力”文丛·序
张清华邱华栋
2012年10月，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再度激发了国
人的文学激情，也唤醒了各界在文学教育方面的旧梦。这
其中就包括北师大。因为一段至关重要的学缘，莫言曾于
1991年获得了北师大授予的文学硕士学位，而此刻，作为
母校的师大自然倍感荣耀，遂立刻决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写作中心，并邀请奠言前来担任主任。中心成立之初
，其核心职能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文学教育和创
作人才的培养。
需要稍加追溯前缘，才能说明这套文丛的来历。1988
年，由当时在研究生院任职的童庆炳教授牵头，由北京师
范大学提供学制条件，牵手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鲁迅文学
院，共同招收了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那时的学位制度还相
对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各种规章还没有现在这样严苛和
完善，所以运作相对容易，招生考试环节也相对宽松。因
此，一批在当时的文坛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便被不拘
一格，悉数收罗。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受过太正规
的教育，刘震云几乎是唯一一个，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77
级的本科毕业生，系出正宗名门。余华便只是在浙江海盐
上过中学；莫言之前虽有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两
年的经历，但更早先却是连中学教育也不完整；严歌苓、
迟子建等差不多都只是受过中等专业教育；其他人我们未
做过严格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其中多数未曾上过大学。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这些人是那时中国最具希望的一批，
是青年作家中的翘楚，未来文坛的半壁江山。从这里出发
，二十年过后，他们的确未负众望，为中国文学争得了至
高荣誉，也几乎成为一代作家的代言人。
很显然，这一传统成为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共同的一
个记忆，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
是两所学校引以为豪的历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续昔
日文学教育的前缘，找回这一无双的荣耀，也就是很自然
的事情了。
因了以上的缘由，2016年，北师大校方经过认真研究
，参考过去的合作模式，从全校不多的单招单考的硕士名
额中拿出了20个，交由文学院和国际写作中心，来寻求与
鲁迅文学院合作，并于2017年秋季正式招收了“非全日制
”学术型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为了省却过于烦琐的制度
性限制，我们特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二级学科下，设
立了“文学创作方向”，并采用了学术导师加创作导师相
结合的培养模式，以给学员创造更为合适和充分的学习条
件。鲁迅文学院则为他们提供居住和学习的物质条件，提
供尽可能好的一切形式的支持，并拟在培养方案中结合鲁
院的讲座制培养模式，两相结合，尽显特色互补的优势。
同时还必须指出，有几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支持了这项
事业。时任北师大党委书记的刘川生教授、校长董奇教授
，他们在推助写作中心的文学教育工作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持，在制定相关体制机制方面也给予了诸多方便；晚年在
病中的童庆炳教授，多次勉励我们传承好过去的经验，大
胆探索，争取把工作尽早落到实处。中国作协这一方面，
作协党组、特别是铁凝主席也同样给予了积极支持和热诚
关怀；分管鲁迅文学院工作的吉狄马加书记，则在工作中
给予了非常具体的关心和指导。
参与该项工作，制定合作规划、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以及日常服务管理等诸项事务的，便是本文的两位作者
，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邱华栋，和北师大文学院
负责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兼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
。整个过程中，要想实现两个职能完全不同的单位之间的
密切合作，在所有培养工作的环节上都无缝对接，是一个
至为琐细的工作，难以尽述。好在这不是一个“工作汇报
”，我们在此也就从略了。主要想说明的是，两校之间目
前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切都在愿景之中。
迄今为止，该方向的研究生已经招收了三届，共56人
。从总体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在学员中，有鲁迅
文学奖获得者乔叶、鲁敏，有多位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获
得者，有“70后”“80后”广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像东紫
、杨遥、朱山坡、林森、马笑泉、高满航、闫文盛、曹谁
、曾剑、王小王，等等，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已经有了相
当出众的成绩，或是十分丰富的经验，然而他们共同的诉
求，又是都有“充电”的渴望，有成大家的梦想，所以因
了冥冥中某种命运的感召，汇聚到了一起。
关于文学教育，历来也是分歧明显众说不一的，有人
坚称“大学不培养作家”。这话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大学
的使命很多，成败胜负的确不在乎是否出产了一两个作家
。但这话的“潜台词”值得商榷——其意思是有轻蔑的，
是说“你培养不了作家”，“作家不是谁培养出来的”。
这当然也对，没有哪个大学敢说自己“培养”了几个作家
，而只能说，那儿“走出了”哪些个作家和诗人。但这么
说是否意味着文学教育是无必要的呢？似乎也不能。因为
照某些人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反问，大学不能培养作家，
难道就可以“培养”经济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和法学家
吗？谁又敢于说，他们“培养”了那些伟大和杰出的人物
呢？很显然，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都是很难通过“定制”
来培养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大学又必须要提供人才成长
和受教育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宣称大学不培养作家又
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当代文学的历史，文学的变革和作家
的成长与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密切相关。“文革”及“
文革”前大学教育的草创和荒芜时期，也出现过许多作家
，但他们要么是从战争年代的洗礼中锻炼出来的，要么是
在长期的自学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没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
育，他们的文学道路多有延宕，艺术成长和成就也都受到
了限制，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正是“文革”后教育的全
面恢复与发展，才让文学事业出现了人才辈出蓬勃兴旺的
局面。
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作家是无法培养的，但文
学教育是必需的。当然，文学教育对于高校而言，其目标
确乎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素
质养成的环境条件，这才是成立“国际写作中心”、引进
著名作家执教的核心意义所在。换句话说，能不能出产一
两个作家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其培养的人才是否具备写作
的能力，成为文学的内行才是重要的。传统的文学教育虽
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所培养的读书人大都是既能够
研究，又可以写作的双料人才。新文学的早期，大学的教
授也有许许多多是学者和作家集于一身者，之后才逐渐文
脉不彰，大师不存，大学教育渐趋沦为工具化和技术化的
知识教育，名实不符的学术教育。但无论如何，北师大与
鲁院联办的这一培养模式，其目标还是直接而干脆的，就
是“培养作家”。当然，这培养不是从根上栽植开始的，
而是“选苗”和“移栽”的过程，甚至有的就属于“摘果
子”。即便是后者也不是无意义的，当年莫言、余华、刘
震云、迟子建、严歌苓等这批人，在进来之前早就是声名
鹊起的青年作家了，录取他们无疑也是“摘果子”，但系
统的阅读与学习，大学综合环境下的熏陶成长，谁敢说对
于他们后来的写作没有助益？所以，我们坚信这一工作是
有意义的。
最后再来说说这批作为“文学新势力”的新人。显然
，他们都属于“70后”或“80后”的一代，较之他们的前
辈，这批新人的主要差异在于代际经验。前代作家的成长
期大都经历过历史的大波大澜，童年也大都有原初和完整
的乡村生活经验，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总体性经验
”支配和支持的一代作家。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可以说寄寓了他对于农业社会生存的全部感受和想象，也
寄寓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巨变的全部记忆与理解，读之
如读一部血火相生、正邪相伴、生死轮替、魔道互换的史
诗。这种具有总体性和原生性的经验与美学，在下一代作
家这里早已变得不可能，他们都命定地处在某种“晚生”
和“后辈”的自我想象之中，不得不在碎片化、个体化的
历史经验与记忆中探索前行。
这些都并非新鲜的话题，我们也只是重复了前人既成
的说法。但这也是所谓“新势力”的根基与合法条件，“
新”在哪里，又何以成为“势力”，这是需要我们想清楚
的。在我们看来，所谓“新势力”其实就是指：一是有新
的文化特质的，他们在文化上所拥有的“新人”特色或许
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但一定是更具有个性、自主性和独
立思考的一代，是拥有新知和新的经验方式的一代，是用
新的思维与视角看取人生与世界的一代，是在网络信息时
代生存和写作的一代；二是有新的美学属性的，这些属性
自然更难以总体性的概括来描述，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具有
陌生感的一族，是难以用传统范型所涵盖和统摄的一族，
是游走和不确定的一族，是空间化和个体性得以充分彰显
的一族，当然，也是相对琐屑和相对真实，相对平和和相
对日常性的一族。有时我们觉得是这样的不满足，但有时
我们又会觉得，他们离着理想的文学，离所谓普世性的“
世界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旁观者说一千句，不及读者自己去观照、去体味其中
的丰富和微妙，“总体性”之不存，我们的概括也自然显
得苍白无力，不如读者们自己去一一打量和细细辨识。
看，这就是“文学新势力”，他们来了。
2019年7月，北京西山暑热中

马笑泉老师笔下描写着各色人物的人生百态，让人在体会了不同人生之后，也在感慨人生的无常，其中，《打铁打铁》反映了善良的人们在面对阴暗时的无奈和抗争，《山有灵兮》《诗兄弟》等作品展示了山村一群有才华的奇人以及他们的独特人生轨迹，更能看到山村这一代表传统的符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辗转彷徨。《燃烧的桃花》是一历史题材小说，讲述了唐伯虎等人的人生轨迹。《荒芜者》《单身俱乐部》揭示了现代人中一部分人的荒诞生存状态，后者更讲述一群奉行单身主义的人的腐化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