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生平研究工作，以及现实文献的编研工作。先后参加过《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传》和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等的撰稿工作。
著有《周恩来》(中华名人丛书)、《世纪伟人周恩来》、《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中外领袖之间》、《陈云晚年岁月》、《周恩来外交风云》(合著)、《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合著)等。主编或参编《毛泽东军事箴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周恩来生平》《走向新中国：中共五大书记》《关键在党：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记事》《科学家论语》《中国共产党90年评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

这是一本修订再版书，写于20年前周恩来诞辰
100周年前后，初版于2000年1月，当时我还在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工作。得益于长期研
究和参与撰写《周恩来年谱》等重大项目的积累，
这本书的初版后记是这样写的：
自1988年6月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
究组专门从事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至现
在已经近12年。10多年来。除了参加室里和组里交
给的业务工作以外，在我的脑海里围绕研究工作始
终闪现着两大“私欲”：
其一，承传“旧业”。记得我上研究生时，导
师曾说过，我们搞哲学的人应该对人和事有一种独
特的视角。我总忘不了以一个哲学门生特有的兴趣
和视角，研究周恩来的哲学思想及其思想方法。应
该说，在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做这件事，我有
着不可多得的天时、地利，也得到了组内同行以及
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的支持。1997年，在参与大型
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撰稿期间，我去著名科学家
钱学森家中做电视采访，钱老听说我是9哲学的，曾
笑眯着眼对我开玩-笑说：“你还是个哲学家啊!从
哲学角度研究周总理，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钱老这样的世界顶尖级科9家面前，我涨红着脸
赶紧辩称：“我不是哲学家，只是对周恩来的哲学
思想感兴趣而已。”但钱老的鼓励，却进一步坚定
了我从哲学视角探索周恩来世界的信心。可实事求
是地说，就主客观条件尤其是我的理论水平而言，
做这件事着实有些绠短汲深之感。为此，我始终采
取了一种“围城打援”的办法，先从一些侧面慢慢
啃起，不敢贸然去做。
其二，借助在参加《周恩来年谱(1949—1976)
》写作过程中所掌握的大量档案材料和周边资料，
从生平研究的角度全面反映一个活生生的周恩来。
对周恩来生平，我最熟悉的莫过于1961年至1965年
这一段了。这一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被
称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这几年的周恩来，处在一
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共和国走过“凯歌行进”的
时期后，又经历了“大跃进”岁月的“风卷残云”
，刚刚进入20世纪60年代，天灾和人祸一齐向周恩
来和他的同事们涌来——内有“大跃进”的恶果，
外有国际风云变幻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带来的危机；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个共和
国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在等待着他。为走出困境，
周恩来排除内忧外患的干扰，他的工作惊心动魄而
充满曲折，疲于奔忙而千辛万苦!他全面主持国民经
济调整工作，一方面贯彻纠“左”的方针，以调整
国民经济为中心；另一方面又要尽力防止“左”的
错误再度膨胀。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舞台上，他
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一起，取得了毛泽东
的支持，依靠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终使中国
走出了困境，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并走上了比较顺
利的发展轨道，从而也造就了共和国历史的又一个
辉煌。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主线下，又有一条阶级斗争的副
线，在政治和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
误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当共和国刚刚走出困境的
时候，却又开始滑向“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年代。
在我承担撰写《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中的这
一段时，总感觉有许多的遗憾，其中最大的一个遗
憾是由于体例的局限不可能把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
和人物活动展现给读者。
我的两大“私欲”，后者相对前者容易实现一
些。为付诸实施，我早就将它们变成课题报作了组
内的个人研究项目。从难易程度考虑，立即拿起来
展开做的，便是后者。作为生平研究，1961年(往前
追溯到1960年甚至更远一些时间)至1965年的周恩来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且可以做到的题目。但真正做
起来后，却进展不快，原因有多种，最直接的原因
是时间不允许。这些年来，周恩来研究组的同事们
大都是一个任务接着另一个任务，许多人满负荷甚
至超负荷工作。直到1 998年春天以后，才稍稍轻松
了一些。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所做的个人题目，才
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逐渐完成。
应该说，《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一1965》
一书是多年来“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的一个
结晶。这个只能称作粗浅结晶的著述，如果没有周
恩来研究组各位同事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周恩来
年谱(1949-一1976)》编写组各位同志的关心和鼓励
，是不可能付梓的。这里首先要感谢他们。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力平、廖心文、熊华
源、陈扬勇同志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构思和修改意见
；在出版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张宁、纪晓华、郑刚
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和时间等原因，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读者和专家、同行们批评指正。
作者
1999年9月于北京毛家湾
初版以来，近20年过去了。2018年3月1日，习
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深情地说了这样的话：“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
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习总
书记的

导语
前奏 一波三折的建设，思路有别的探索
第一章 从化读书，静下心来思考建设问题
第二章 出台八字方针，正式进入调整时期
第三章 调整拉开序幕，先下去搞农村调查
第四章 同邻国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
第五章 新侨会议树自己为“活靶子
第六章 七千人大会，亦喜亦忧
第七章 非常时期东北行
第八章 对话班禅的“七万言书
第九章 经济调整与阶级斗争两条线
第十章 主持调查巨轮沉没事件
第十一章 首访非洲，十万八千里探路
第十二章 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第十三章 统帅尖端科技，先抓原子弹
第十四章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第十五章 率中国民航专机飞出国门
第十六章 安排李宗仁叶落归根
第十七章 主持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
后记

要搞清20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为何风云变幻，仅仅看它本身的一些篇章是不够的。会找门道的人，总要先去摸摸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共中央《历史决议》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还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在1956年前后，由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不同做法，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思路。最终，大冒进战胜了反冒进。所以《历史决议》中还说了这样的话：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5年秋季以后，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对中国建设速度的一种着急。他试图打破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对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高指标上来以后，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
自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领导层。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尖锐批评的味道：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党的主要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
1955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年，既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两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1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领导建设工作的一个主要战略意图。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党内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建设速度缓慢的一种着急。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P3-5

这本杨明伟著的《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的独特之处在于，1960—1965年这个极为特殊的时间阶段。中国刚刚经历了风卷残云的大跃进，又遇上了严重自然灾害，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出现严重恶化，这使得中国进入了百般困境中。《走出困境》一书全面翔实地讲述了这一时期，周恩来不辞辛劳，努力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自进入20世纪60年代
后，便跨进了一个特殊的时期。从政治和经济的角
度看，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它的前半段和后半段
给后人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前半段给人印
象最深的是纠正冒进及“大跃进，，以来的“左’
’的错误，是下大力气搞经济建设，抓国民经济调
整的时期；而后半段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左”的
错误再次不断膨胀，进入了以“文化大革命”为名
的全面内乱时期。历史的复杂性，给人留下了许多
疑惑。
然而，历史的演变，并不是全然无章可循的，
它的每一个时期或阶段，都有其自身起承转合的内
在逻辑。
当我深入、细致地去研读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
历史时，目光一下子被锁定在它的前半段——1961
年至1965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人们称它
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它既处在“开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的特殊阶段。这段特殊的时期，既高奏凯歌又
充满艰辛，给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群众
提供的，都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舞台。
梳理这个舞台上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头
戏”的人物，周恩来，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
角”。
让我们翻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
史决议》)，来看看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部分结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
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
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我们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
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
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
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
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
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
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
发展。……
《历史决议》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是一条顺境与逆境并存、
成就与挫折同在、主线与副线纠缠、清醒与困惑交
织的不平坦的道路。
对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而言，在这条不平坦的道
路上，他勇于担当、披荆斩棘、鞠躬尽瘁，坚定地
践行着早年立下的“为了中华之崛起”的誓言；在
这条曲折发展的道路上，他疲于奔忙、殚精竭虑、
化险为夷，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充满信心地引领党和
国家走出困境。
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决议》的上述结论、进
入这段历史，也进入周恩来的世界，让我们首先从
倾听它的“前奏曲”开始……

1961年至1965年的周恩来，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刚刚走过“凯歌行进”“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不幸的是，天灾和人祸一齐向他和他的同事们涌来。杨明伟著的《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记录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极为困难的时期，殚精竭虑，着手制定八字方针，探索走出困境的途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舞台上，他发挥了最终使中国走出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特殊作用，使得中国走向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轨道，造就了共和国历史的辉煌。全书图文并茂，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