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民国的大变革时代，他纵横官场、青云直上。

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让袁世凯走向权力的巅峰？在政敌环伺之中，他如何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袁世凯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做事、做人和做官的智慧？作为近代中国华盛顿式的人物，袁世凯为何走向了华盛顿的反面？无德无法的政治，总是令人如此伤心！

尹钛编著的《伤心的政治：袁世凯的宦海残局》大跨度、广视角，勾勒晚清民国的政治生态大背景，近百幅罕见历史图片，呈现袁世凯的权谋人生，用真切的历史讲述做事、做人和做官的智慧，用袁世凯的政治生涯，书写一本权力升迁的说明书，用袁世凯的悲怆结局，告诫当今为政者——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伤心的政治：袁世凯的宦海残局》以晚清民国的政治生态为大背景，围绕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几个关键点展开叙述：一是袁世凯科场失意，投笔从戎；二是袁世凯在朝鲜捞得政治生涯第一桶金；三是袁世凯小站练兵；四是戊戌政变，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五是担任北洋大臣，入职军机；六是还居退隐，垂钓洹上；七是辛亥革命，袁世凯坐收渔利，揽取临时大总统之位；八是袁世凯称帝，黯然收场。

作者尹钛以运思之笔，在繁杂的史实中穿梭来回，将各个事件编织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大戏，其间妙语连珠，巧思似水，延绵不绝，更以精美的文笔，将历史描绘得好看好玩，避免枯燥乏味。《伤心的政治：袁世凯的宦海残局》不仅是一部写人之佳品，更是一部凝聚着作者政治哲学思考的佳作，其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均值得推重。

画鬼容易画人难——给尹钛的序 张鸣

楔子 真假袁世凯

第一部 回望中原

 科场与疆场

 文人与事功

 才不才与用不用

 危机与转机

 大与小

 进与退

第二部 千古艰难唯一叛

 忠与叛

 动与静

 凉与热

 友与敌

 德与行

 得失与恩怨

第三部 权力之锋

 高与低

 上与下

 明与暗

 钱与刀

 真与假

第四部 中华帝国

 放与收

 内与外

 公与私

 新与旧

 功与过

尾声 忍将功业误苍生

后记

4.危机与转机

朝鲜乱局是以中国“天朝上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体系面临的危机，这一番局面，不仅是东西方实力的较量，也是东西方国际秩序观念的大冲突，是附于枪炮之上的西方主权国家观念与东方天朝观念的碰撞。此前中华文明朗朗上口的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几场战争之后，念叨的则是“落后就要挨打”了。

然而，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有危机的地方就有机会。对庸人来说是危险的地方，对强者来说反而是挺身而出、树立形象的最好时机。庸人之所以为庸人，也许是因为他只能看到危险，却看不到，也没有勇气去抓住危险之中的巨大机遇，所以他们永远四平八稳、毫不起眼。而强人则不然，他们喜欢冒险，而且愿意为这冒险承担责任，于是往往冒险成功之后，他们就脱颖而出。

看看袁世凯一生的几次巨大跃迁，哪一次不是在巨大危机之中实现的？1894年，在大局糜烂的甲午战后，袁世凯抓住时机掌握操练新军的大权；1898年戊戌政变，袁世凯获得山东巡抚的厚赏，从专任官员一跃而为方面大员；1900年庚子事变，袁世凯更是借机取得慈禧太后和洋人的信任，随后得到直隶总督这个大红印把子，终于可以操纵朝局；1911年的辛亥革命，群雄逐鹿，他更是将大好江山收入囊中，登上了功业的顶峰。

这种把握机遇的本能，是袁世凯的天赋，也是晚清其他几个巨头所望尘莫及的本领。这种天赋在袁世凯早年从军朝鲜时就表现出来了。

在壬午兵变中，吴长庆等人倾向让闵妃重新掌权，于是设计智擒大院君李罡应，将其迅即移往中国军舰，后送至中国保定软禁达三年之久，以消弭朝鲜内部政治势力的冲突。朝鲜兵乱很快平定，吴长庆军驻扎朝鲜。

1884年，这时中国南疆果如袁世凯所预言，中法在越南开战，战事往北蔓延。5月，吴长庆率三营淮军回防中国北方，仅留三营军队驻防朝鲜汉城，袁世凯是驻军的三位长官之一，任军务帮办统率一营军队，并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处心积虑欲吞并朝鲜的日本这时候看到机会，日使和朝鲜国内亲日派开化党人勾结发动政变，劫持国王，处决亲华派。这就是朝鲜的“甲申政变”。这时中国驻军领袖、提督吴兆有急忙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欲待北洋定夺对策，但此时朝鲜与中国不通电报。袁世凯一看，这等紧急时刻，哪里还等得及国内研究之后发指示，力请出战，救出国王。那两位军事长官不肯“擅作主张”，怕承担责任，最后经不住袁世凯严厉要求，决定出兵干涉。袁世凯一人带队直冲王宫，苦战数日，将朝鲜国王救出带往清军大营。日使和朝鲜亲日派看大势已去，再不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连忙狼狈出逃。

甲申朝鲜一役，若不是袁世凯一人临机应变，敢于负责，力主开战，则朝鲜不必等到甲午战争，早已脱离中国。这一点，是连那些最鄙薄袁世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这一次胜利，是中国在朝鲜和日本交锋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胜利。袁世凯赢得主持北洋大政的李鸿章之刮目相看，就是从这里开始。

甲申一役，袁世凯虽然暂时保住了大清朝对朝鲜的控制权，他自己却反而陷入了困境和危机。但他很快把这危机变成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他的困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他年轻气盛，遇事专擅，揽权自用，权力欲极为旺盛，不容于当时驻扎朝鲜的其余中国官员，这些人大多是吴长庆淮军的积年旧部。他被吴兆有等人参劾，理由则是他“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直气得他大叫“官运恶极”。而且他平定政变后，不经请示即挪用大笔军饷抚恤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出手非常阔绰，并且要求李鸿章将这笔款项作为正当开支报销，遭到李鸿章严厉训斥，谓其“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后来袁世凯不得不自己赔付了这一大笔抚恤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反戈一击，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不肯善罢甘休，积极布置，陆续向朝鲜增兵。朝鲜的局势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而这时候中国和另一强敌法国的战争在华南正打得如火如荼。刚刚摆平十几年的洪杨和发捻之乱，且又力战收复新疆的中国，已经被连年战争拖得奄奄一息，怎么可能再经得起南北两端同时和两个国家开战呢？内外交逼之中，清廷派出吴大潋、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袁世凯。吴大潋出身清流党，向来主张对外强硬，但这一次形势如此严峻，朝廷该如何处置袁世凯？

袁世凯在他几十年的军政生涯中，第一次面对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这场危机并不关涉到他对军国大事的判断对错，而是关涉到他在中国特有的官僚政治体系中是否能够适应的问题：他破坏了这个体系长久维持的某些原则，让那些靠这个原则而得安宁的人感到不安，以至愤恨。

甚至袁世凯最初的赏识者张謇，对袁世凯也不能容忍。在一封致袁世凯的信中，他挪揄道，“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袁世凯对他的称呼，则“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因为袁世凯升迁得太快了，而他这时候根本不懂得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和大权在握的那种得意。当他只是一营前小卒时，他谦恭懂礼，“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可是一旦大权在握，他就对耆老旧宿颐指气使，张狂跋扈，整军发令免不了对这些长者辞严色厉，这岂非正是典型的“小人得志”。想来，张謇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幕：袁世凯刚刚率队登陆朝鲜时，在路边迎候长庆和张謇，当长庆捻须微笑对张謇说，慰庭不错，不枉你老师推重的时候，袁世凯诚惶诚恐滚鞍下马，连连磕头，连声向长庆和张謇说，谢大帅提拔，谢老师夸奖。这时候的袁世凯真让张謇感到欣慰啊，他怎么说变就变呢？

而且，袁世凯向上爬的欲望如此强烈直露，以至于他不顾中国官场一般的交往原则来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按照传统的看法，袁世凯是吴长庆提拔起来的，他就应该对吴长庆保持个人忠诚，可长庆虽是淮军系统出身，却和淮军老大李鸿章在政见和私交上均不洽。以袁世凯的战略眼光，他当然看得出吴长庆终其一生不可能取得和权倾天下的李鸿章相抗的地位，而且长庆1884年就病死军中，依靠吴长庆这棵小树，袁世凯是不可能乘到多少荫凉的。所以袁世凯驻在朝鲜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交结李鸿章，赢得他的注意，这是他继续获得权力的必经路途，以袁世凯的为人，他不可能为了吴长庆的知遇之恩而牺牲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

P31-34

画鬼容易画人难——给尹钛的序

张鸣

写史，最难的是写人。历史是人折腾出来的，说史，即使是单纯的大事记，也免不了有人在里面，不能把人和事剥离开。但是，现在做历史的，往往见事不见人，写来写去，干巴巴的，就那么点事儿，里面当然有人，但是人都“事儿”化了，没血没肉没性情。说实在的，不是写史的人不想写人，一边是多年的积习难改，一边是写人也的确有难度。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难就难在人是现实中存在的，有些人，还是另外一些人熟悉的。写史不同写小说，可以乱加虚构，写得不好，也许连人都不像了，更何况真实存在过的张三李四？

历史上的张三李四难写，写名头响的大人物则更难乎其难。说的人多，写的人也多，但写好了，写活了很难。其中，袁世凯和杜月笙两位，要算是难中之难。

袁世凯是个著名的白鼻子人物，从民国起，凡是有关袁世凯的叙述，除了他自己人的《容庵弟子记》之外，基本上都是负面评价。袁世凯的脸谱，从北洋时期就给人画花了，近似小丑或者二丑，到了国民党主政，就基本上定型在白鼻子上面了，成了京剧中的王莽、曹操之流亚。此后，更是每况愈下，写传者，不在袁世凯三个字前冠以“窃国大盗”四个字，基本上是不能开印的。直到近年，才稍微好了一点。相形之下，杜月笙的命要稍好一点。在北洋时期，杜老板食客不止三千，比当年的孟尝君和信陵君还风光，捧他的文人多，连眼高于顶的章太炎，都出来拍杜老板的马屁，把一个浦东不知什么来历的小混混，捧成杜周和杜预的后人，再上，一直推到尧舜。国民党时期，由于主政者有意遮掩当年自己的青帮痕迹，有意疏离，杜月笙风光不再。但文人墨客，落井下石者也不多。也只是到了1949年之后，纸上的杜月笙才真的变得穷凶极恶，文人们仿佛才悟到，原来这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帮会头子！于是，左一个流氓大亨，右一个流氓大亨的文字问世了。

中共主政中国，自1949年开始，而在中共主政之前，史学界的主流，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家了。这种史观，评价人物有两个尺度，一是进步史观，二是阶级分野。在前者，只要推动历史进步的人，都是正面的，而历史，即使在形式上，也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谁开倒车，注定要被钉死在耻辱柱上。在后者，则是讲究人物的阶级属性，如果出身不好，向先进阶级靠拢也可以。在这样的历史观主导下，我们这两位，袁世凯和杜月笙，究竟在史家或者文人的笔下能有伺等命运，不问可知。当然，眼下的境况已经好转，人们写史的禁忌少了些，也有些人出来给过去的反面人物抱打不平，说几句好话。但骨子里，进步史观的阴影还在，人们还是脱不出好坏善恶的二元分际。无非是过去说坏，现在说好，翻烙饼，标准还是那些货色。更要命的是，跟整个学界的浮躁类似，现在的写史者，写来写去，好像都是为了市场，大家都是写手，一种市场化流水线上的写手。，除了极个别学者之外，很少有人去发掘史料，钩稽隐事。只消文字绚烂，有噱头，不愁没有销路。

尹钛写这两个人物，在我的印象里，已经有好些年了。首次完稿，记得是在2007年，当时，一些出版人看了以后，就轰然叫好，给了这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作者最高的版税，甚至，我的序都已经写好了。但是，尹钛却始终不肯出版，总觉得还要加工修改，打磨再打磨，一拖就拖到了今天。我原来写的序已经怎么都找不到了，只好重写一篇。不过，这两本书磨到今天，的确跟当年不一样了。里面不仅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且文笔更加好看，好玩，完全没有了他这个年龄比较有学问的学者那种掉书袋的感觉，很大气，绝少斧凿的痕迹。任何一个层次的人，只要喜欢历史，多半会捧起放不下。这两本书，不客气地说，是当今写人的佳品，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还没看到过比它们更好的著作。

尹钛是我的学生，一个相识很久的朋友。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书虫了，每日蓬头垢面，就知道读书。他还在本科的时候，给他们班上的第一门课，我给了他120分。此后，一直到博士毕业，其实我没教给过他什么东西。我跟他之间，其实就是资深的朋友，书友。我真的不明白，他小小年纪，腹笥怎的会如此之宽，肚里的货这么多，而且倒出来的时候，竟然如此灿烂有光。

以上的文字，有吹捧自己学生之嫌，在某些学人，吹自己的学生，就是吹自己。但是，平心而论，我真无此意，即使说了好听的，不过是真心话而已。是好是坏，读者诸君自己判断，建议在买之前，先看上一段，如果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再掏钱。

2012年12月1日，手京北清林苑

这书已经伴我走过了十年的时光。

2002年，应一位出版人之邀，写五个人物的图文版小传，作为一个设想宏大的出版计划的试水之作。因为种种变故，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仅留下了五部粗疏的书稿，分别写了五个似乎毫无联系的人物：袁世凯、杜月笙、章太炎、张謇和张勋。当时的篇幅，是每部五万字左右，如果单独出版，不成体统，合成一书，又毫无统系，至此终于体会到鸡肋的滋味。

2005年，同学好友张昊琦君偶然看到我电脑中的存稿，不无感喟地说，可惜了一番功夫，何不发到网上，也听个水响？于是，他热心地在天涯网的“煮酒论史”版帮我陆续连载了两部“民国人物小传”，这就是现在的网络上依然可以看到的“帝国骄雄袁世凯”和“杜月笙的1931”。

其间在网上互动往还，以文会友，有些朋友仍保持着联系，他们的鼓励和帮助让我至今感念不已。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我的致谢辞中（我想，这或许是一种打扰），但我定会永志不忘。网上连载后的数年间，也有一些出版人联系纸质出版的事，只是由于自己的种种考虑和疏怠，终于未能付诸实行，辜负了一些朋友的厚爱，甚至自己还有背信弃义之举，至今犹觉抱愧已极。

最初写作的时候，并不知道会写成一本什么样的书。惟心中有一愿望，希望它“好读”。为此，拒绝了章节体，也刻意避免通常写人物传记时的那种线性叙事结构。在材料上，采用了一些野史轶闻，想必难符史家严谨之规，于评说时，也免不了私心揣度，定有妄作解人之处。书中有些自己对历史情境、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也吸纳了不少严肃学者的观点（未能一一注明），但无论就其表达形式还是就其发掘深度而言，它当然绝非什么值得一顾的学术著作。然而，我也从未设想它是“历史小说”，或是“戏说历史”的新路数。

十年之前，写作之初，对这些人物实在谈不上有多少了解。是在看那些一手材料（主要是笔记史料和回忆录）的时候，才渐渐于心中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有别于一般史学专著和人物传记的人物形象，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宛在眼前，他们所处的境地和遭逢的际遇，也如影像一般在我眼前一幕幕展开，甚至他们心中所想，我也设身处地揣想一番，然后再参以学者的著述和解读，加以认知和体会。如果说“神游古今”，这也算吧。在我来说，这是一个滴涓入味的学习过程，也是一番情随事迁的人生体验：十年来，心境、认识甚至文风都改变了很多，这些书稿当然也在一点点变化其内容、风格和色彩，其篇幅也渐渐增扩至将近十万字了。

坊间每有关于这些人物的新论述和新材料出来，都不免稍为留心，但不管我如何弥漏补罅，限于功底和格局，这些文字终究不能焕然一新，解读人物时的底色，仍然是当年读史时“凭空”拟想到的名利、权位和心机的铺陈，而援引史实时的错讹，也可能一仍其旧。如果让我重新写过，我再也不会简单从这些角度去理解他们了。写作时阅读参考过的著作中，最让我感佩的是骆宝善先生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先生对袁世凯相关材料的掌握之丰，对其人其事的了解之透，至今恐怕无出其右者，而先生文采斐然，不愠不火，不燥不腻，读来亲切有味，感人至深，这正是我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境界，有时甚至想：有了他的书，我又何必再献丑来写袁世凯呢？有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我书中有些令人深思的细节和对人和事的看法，其实源自骆先生的大著，而我自知，骆先生的著述足当名山事业，故宁愿我这书稿速朽，以免贻羞。据闻骆先生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将于近期出版，则于研究者和读书人而言又是一番莫大的功德，衷心翘首企盼之至。沪上名报人徐铸成先生的《杜月笙正传》也是我写作、修改这些文字时常翻阅参考的名著，其中个别细节和故事，我当做一手史料，几乎无所更改地融入书中，因此间种种情境，唯有凭徐先生亲历亲闻之资、借其如神如绘之笔，方能再现其精彩。写杜月笙时，《旧上海的帮会》和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的《上海青帮》等专著和回忆录是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此外尤须提及的是张建伟先生的系列著作，他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当年在《中国青年报》连载时，我还是一高中生，站在学校读报亭中追着看完，激动不已，惊叹历史竟然还可以这样写！及至自己来写袁世凯时，在写作手法和对材料的理解上，自然还是受着他的影响。其余参考的种种史料和著述，惠我良多，因年深日久，当时不学，亦无随手作注的严谨习惯，或采或撷，难以尽述其渊源，无以致谢，有愧于心，而无补救之策，在此祈请众位方家和读者诸君包涵。

虽有种种佳作在前，令我有黄鹤楼头之叹，然而还是不畏东施效颦之讥，出版这几篇人物小传，非为博名—我恐赚得的是骂名，而是为一些盛情所感。有几位好友知道我写过这几个人物，常常催问何时出版，而我往往只能支吾以对，还有一位远隔天涯素未谋面的朋友，“责”我至今悄无声息，有负他当年期许，种种厚望，我无以为报。另外，对于书中这些人物，遥想多年，竞至有了一些感情和感想，其中间或有他人未道之处，想一吐为快。我自信这书的写法和一般的人物传记有所不同，这也许是这些文字，还值得化为油墨清香的一点点理由。

好友陈平对这书稿“视如己出”，不辞其烦地配上了丰富的图片，并撰写了精彩的图注。尤其是陈平先生还帮我订正了一些错误，免我贻笑，没有他的付出，此书将失色不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博士导师张鸣教授。2007年他得悉此稿有望出版，乃欣然作长序，而我迁延失误，竟至遗失先生之文，今次先生不以为意，再赐一序。为这芜陋文字，两次劳动先生费墨，想来亦是一桩空前绝后的奇闻和笑谈。此事在我固然失礼之极，且有不尽的汗颜和感激之情，而于先生，适足以彰显他提携后进的大德，和古名士之风。老师的厚爱褒奖，我实在愧不敢当，而说无教于我，则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因为，倘无十余年来的知遇和耳提面命，则绝无今日之我，为人为学皆是如此。老师向有赏“芝兰玉树”之怀，而我至今仅有莽草之质，每念及此，心中内疚，难以言述。忐忑之中，惟望读者诸君不致因失望于此书而苛责恩师的溢美之词，否则我真是玷辱师门了。

2012年12月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