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走，欣赏啊。”活着不易，品味人生吧。“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一点也不寻常。即使“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它融化在情感中，也充实了此在。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死亡，克服“忧”“烦”“畏”。只有这样，“道在伦常日用中”才不是道德的律令、超越的上帝、疏离的精神、不动的理式，而是人际的温暖、欢乐的春天。它才可能既是精神又为物质，是存在又是意识，是真正的生活、生命和人生。品味、珍惜、回首这些偶然，凄怆地欢庆生的荒谬，珍重自己的情感生存，人就可以“知命”；人就不是机器，不是动物；“无”在这里便生成为“有”。
(《世纪新梦·哲学探寻录》，1994年)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日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策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人似乎永远陷溺在这无休止的、可怜可叹的生命的盲目运转中而无法超拔，有什么办法呢？人事实上脱不了这“轮回”之苦。生命尽管无聊，人还得生活，又还得有一大批“旧欢新怨”，这就是感性现实的人生。但人却总希望能要超越这一切，从而，如我前面所说，苏轼所感叹的“人间如梦”、“人生若旅”，便已不同于魏晋或《古诗十九首》中那种人生短暂、盛年不再的悲哀了，这不是个人的生命长短问题，而是整个人生意义问题。从而，这里的情感不是激昂、热烈的，而毋宁是理智而醒悟、平静而深刻的。现代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著名散文《一片树叶》中说，“无论何时，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闪现出生的光辉，花是美的，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热爱自然的生命。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欣喜”。但这种欣喜又是充满了惆怅和惋惜的。“日午画舫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这本无关禅意，但人生偶遇，转瞬即逝，同样多么令人惆怅。这可以是屈加禅，但更倾向于禅。这种惆怅的偶然，在今日的日常生活中不还大量存在么？路遇一位漂亮姑娘，连招呼的机会也没有，便永远随人流而去。这比起“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垅中，卿何薄命”，应该说是更加孤独和凄凉。所以宝玉不必去勉强参禅，生命本身就是这样。生活、人生、机缘、际遇本都是这样无情、短促、偶然和有限，或稍纵即逝，或失之交臂：当人回顾时，却已成为永远的遗憾……。不正是从这里，使人更深刻地感受那永恒本体之谜么？它给你的启悟不正是人生的目的(无目的)、存在的意义(无意义)么？它可以引起的不正是惆怅、惋惜、思索和无可奈何么？
(《华夏美学》，1988年)
人只能活一次，于是活像一个梦。究竟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梦的后面到底是什么，好像是个说不清的谜。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却是人间情感的事实。不仅中国如此，而且处在世纪末的世界，似乎也有此问题。世界往何处去呢？……
总之，这个世纪末是一个无梦的世界。没有过去与未来，只有此刻的游戏和欢乐。但是，没有梦想没有意义没有魂灵的欢乐，还会是一种人的欢乐吗？人活着，总有梦，人特别是那些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尽管梦中有痛苦，有紧张，有恐怖，但也毕竟有希冀，有愿欲，有追求。梦是人活下来的某种动力。今天，这个涂满了空前的血与火、填塞了空前的苦难与死亡，同时又是空前的科技进步和物质发展的二十世纪已快过去，黄昏终于来l临；那么，是不是可以允许在这深暗的黄昏中，再做一次梦呢？我们可不可以梦见智慧的猫头鹰已起飞去迎接二十一世纪的黎明呢？
(《世纪新梦》，1992年)
但人类一体化、世界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了。任何国家、地区以至个体想“遗世而独立”是不大可能了。工具本体和物质生活的这种一元化(同样的钢铁、石油、家用电器、塑料制品、超级市场……)，倒恰好分外要求心理本体和精神生活的多元化。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努力走出那异化的单调和恐怖？在富有自由、机会和选择，同时即意味着偶然性不断增大、命运感日益加深、个体存在的孤独和感伤更为沉重的未来路途中，追求宗教(或准宗教)的信仰、心理建设和某种审美情感本体，以之作为人生的慰安、寄托、归宿或方向，并在现实中使人们能更友好地相处，更和睦地生存，更健康地成长，不再为吸毒、暴力、罪行……所困扰，是不是可以成为新梦中的核心部分？不再是乌托邦社会工程之梦，而是探求人性、教育、心理本体之梦，从而也是询问和研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之梦，大概也必需在衣食住行高度丰实富足的二十一世纪，也才可能真正被提上日程？
(《世纪新梦》，1992年)P26-28
将美学推至第一哲学，以情本体为人的最高实现，将中国传统的“立于礼”（伦理学）推向“成于乐”（美学）实现转化性创造，这不但是李老师对中国思想的巨大贡献（应对了基督教的挑战），更是对世界哲学的巨大贡献，在世界哲学史上，必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邓德隆
作为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的文字表达了对理论和现实中许多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往往十分耀眼；而这种深邃思想的表达，却又没有半点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功力深厚而举重若轻，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
——杨 斌
三年前，我编选的《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出版后，反响不错，2013年，还荣幸入选“大夏书系·十年经典”；尤其是书后的60则哲思短语，颇受称道。于是，该书责编永通君约我再编一本《李泽厚话语》，话题不限教育，人生命运，历史哲学，从家国天下到日常生活，凡能给人以思想和智慧启迪的，无所不包。在和李泽厚先生沟通过程中，先生态度一如既往，明确反对。用他在上一本书序言的话说，就是“我从不认为我的文章有那么大的作用和影响。我想，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能一到老来便发狂。”他也曾说过，他常念叨孔老夫子的话，“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看到一些学术老人到晚年却有此病，更要自加警惕。这一次，先生更明确指出反对的原因：其一，我觉得我这人和那些话没有那么重的分量值得去摘，这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嘲笑和漫骂，包括可能伤害到你们；其二，摘录不能甚至反而可能漏失主要的东西，即断章取义。
我当然没有因李先生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而就此罢手。这些年来，我同老先生交往不少，他的性格态度我是有所领教的。从写他的诗歌释读，到做他的学术年谱，包括编选那本《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没一件事是他爽然答应的，总是先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这些东西没意义，不值得做；反对无效继之以劝阻，劝阻的理由是工作量太大、太繁琐，往往劳而无功；劝阻不成再拖，口头禅就是：等等再说，等等再说。我知道，李先生的这些话都是非常真诚的。和他的那些学术成就相比，我所做的这些对他个人来说，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名山事业，赫然已成；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最终总是能打动李先生，这几件事，也都一件一件地做出来了。没有任何秘诀，惟一的法宝就是：理由！只有要足够的理由说服先生，先生就会同意。犹记得，2010年编选那本“论教育”时，我曾给先生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您一生致力于国人的思想启蒙，其实，广大中小学教师是一个同样需要启蒙的群体，因为，只有他们的觉醒，才有学生的觉醒，才有民族的未来。譬如，对传统文化，对历史进程的二律背反，对精神家园，对教育于人性的重要，对人生与美，对读书与治学，一线教师都尤其需要补上这一课！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本书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绝不亚于学术著作。不知先生您以为然否？
正是在我寄出这封邮件之后，李先生才答应我编他的那个选本，而且之后还特地写了一篇序言，并将书名加了副标题——献给中小学教师。那么，这一次我又是如何打动李先生的呢？我的理由主要有三：(一)如前所述，“论教育”反响不错，哲思短语形式颇好，简明扼要，易懂易记；(二)可以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了解其思想体系，在社会转型加速、现代化困境日益凸显的今天尤为需要；(三)为确保质量，避免断章取义，力邀邓德隆先生和我共同擘画。这里，得说到本书的另一位编者邓德隆先生了。邓君乃商界精英，事业经营得红红火火，却于李氏思想研习精深，颇有心得。邓君也认为此书意义非同寻常，乐观其成，而且愿意共襄盛举。邓君的加盟，无疑增添了游说李先生的砝码。经不住我们两人的左说右劝，李先生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只是仍同上次一样：“拒绝看编写的内容，包括如何编选和编选什么，一概不闻不问；并且对此书不负责任，功过是非，是好是坏，全由编选者负责。”同时，责邓德隆君负审稿之责。
为此，我们潜心沉进文本，夜以继日，乐此不疲。我们商定，两人齐头并进，各自为战，摘出初选文字后，再相互交换，取长补短。于是，日理万机穿梭于世界各地的邓总，常常出差带着李著，见缝插针，聚沙成塔。为了方便，干脆直接在书上划出语句，然后将整本书快递过来。在收到邓总寄来的第三本书之后，我发现了彼此之间的问题，明显的区别是，邓君摘录的话语偏重学术，概念术语较多，而我则在学术之外兼顾通俗。在和邓先生作了一番沟通之后，我们认为：李先生的学术观点原创性很强，价值极大，应该尽量收录。于是，我调整了原先的尺度，在两人分头选摘基础上，整合出了本书的初稿，交邓先生审读。几天之后，接到邓总电话，他的阅读印象是：感觉太沉重，远不如那本“论教育”好读。再一次商量的结果是：必须舍弃一定的学术性，尽量少选太艰深的内容；在充分体现先生思想观点的前提下，尽量多选通俗易懂的语段。这才符合本书作为普及性读本的编选初衷；将来有可能，可以再编“话语”的学术版。共识既成，重启炉灶，我重新投入又一轮的涵泳浸润之中。
冬去春来，暑热秋凉，三十年阅读李泽厚的漫漫途程，在这一年多的日子里仿佛又重新走过一回。“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如闻謦欬，何其幸哉！
书稿付梓之际，由衷感谢李泽厚先生的信任和鞭策！感谢邓德隆君的提点和襄助！同时，也感谢永通兄为本书的精心策划和编辑的细心校核。
舛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杨斌
2014年3月
序一：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
读过杨斌先生《李泽厚学术年谱》的人，都会为其执著于传播李泽厚先生思想的精神而感动。这很不容易，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随后，杨先生又在李老师的著作中摘编出一本集子——《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此书首印后马上加印，受此鼓励，杨先生再接再厉，于是有了这本新集子《李泽厚话语》。
交待这个背景，是要说明本书编者署我之名已是不妥，放在前面更是不实。杨先生执意要出，李老师坚决不干，我居中调停之后，李老师才答应，条件是要署我名，而且必须放在前面。因此我要对读者负全责，与李老师全无干系。为了能达成杨先生意愿，我只得答应下来。但摘编过程中的大量而具体工作，我干得很少，杨先生才是主要的编者。
读李老师的书十多年来，常有一种奇妙的体验，李老师著作中散落许多“一句顶一万句”（刘再复先生语）的话语，让我读后掩卷深思，浮想联翩。仅举一例，“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我读到这句话就非常震撼。
先引我与安乐哲先生通信中的一段：
安先生，您一直以来立志要向西方传播中国哲学，我认为您的使命对世界（不只对中国）很重要。……学界谈儒家哲学或思想，学者们往往将之等同于古代。实则儒学一直处于消化吸纳外来思想后不断前行的动态之中。汉儒消化吸纳道法、阴阳家，宋明理学消化吸纳了佛家，李泽厚先生吸纳了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等外来思想后，开出了第四期儒学，从而使儒学在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再获新的生命力——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我看来，李泽厚先生对人类的贡献应是继康德之后的又一世界高峰。可惜学界像您这般有使命又识货的人太少，现在急需将李先生的著作译介出来。我相信“德不孤，必有邻”。
信中提到李老师消化吸纳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其实远未说全，比如基督教。这句“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就是消化吸纳了基督教两个世界的深邃传统，将之注入中国以追求平宁淡远为最高境界的文化之中，把中国文化原有的“生存不易”（未知生焉知死）及对天地宇宙的敬畏感通过转化性创造，大大强化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悲剧性、深刻度、形上品格。改变、丰富、扩展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中国文化在与基督教文化相遇时（这是儒学遇到的第四次挑战，也是最大的一次挑战），不但能将之包容进来，更在消化吸纳后，创造出另一种超越。并不需要神的拐杖，中国文化同样可以达至宗教高度，实现心境超越。又使中国文化不止于乐陶陶大团圆，而有更高更险的攀登，李老师说：“使中国人的体验不止于人间，而求更高的超越；使人在无限宇宙和广漠自然面前的卑屈，可以相当于基督徒的面向上帝。”这不但让中国文化在遭遇基督教挑战后重获新生，更是为人类创造了一个诗意的栖居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警告：如果上帝死了，人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脑科学发达到能解释，甚至复制宗教经验，从而打破“感性的神秘”之后，人类是否会如尼采一般发疯，或像后现代一般陷入虚无？或许第四期儒学设定的“理性的神秘”（物自体）将有望替代“感性的神秘”，成为人类新的心灵家园。“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即此谓也。
读了这句话，你再稍微留意一下生活的环境，的确处处被山水画所包围，无论居家、办公、酒店、公共场所、私人会所，莫不如此。山水画就如西方的十字架一般无处不在。其“功能”即是把你带回到大自然当中，脱离俗尘，回归天地，与天合一，实现超越。尽管大多数人处于无意识甚至只是附庸风雅的装饰而已，但为什么出奇一致地要用山水画而不是其他什么来装饰，来附庸，可见这恰恰是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外化，虽然是集体无意识的外化。在这里有对宇宙自然的敬畏，所以人在山水画中非常细小（有此敬畏，“诗意栖居”的情本体才更丰富，更完美）。但不需要入黑暗，受苦难才能得救，而是当下即得，瞬间永恒的奇妙感受。甚至连这奇妙感受也不是必需，只要你在山水画中体悟天地之永恒，人生之短暂，宇宙之无垠，世事之有限，再大事功，再多苦难无非转瞬间的过眼云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在这里并没有漠视生存的艰辛、生活的艰难，相反正因为生存不易，人世苦辛，才用山水画时时处处予以消解与慰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宋元以来，山水画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就有这个生活支持与“人生解脱”的功用，但从没有谁这么明确、深刻地将无意识上升到自觉意识，更没人为之注入两个世界的基督教传统，从而升华其悲剧性格与形上品格……。近代以来，由于军事上的不断落败，经济上的巨大落差，使中国文化遭遇“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几代知识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中国文化陷入深深的自卑和绝望。其中基督教挑战最大。从第一代知识人的康有为立孔教，到第六代的“国父论”闹剧，都是试图模仿西方两个世界的传统，来“拯救”中国文化的“竞争力”，殊不知这恰恰丢弃了中国传统的神髓。其基本假设与集体无意识仍是“己不如人”的文化自卑。不少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传播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我以为与这种文化上的自卑感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消化吸纳基督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能否走进世界、焕发新生、重获自信的时代课题。
“看试手，补天裂”，李老师自觉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气概与胆识，出色地开创了这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艰巨工作。以中国传统“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人类总体”解释、填补、替代柏拉图的“理式世界”，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当然还有基督教的“上帝天国”。以“物自体”为情本体的最高实现，来替代上帝的圣爱。通读李老师作品，这一“野心”（消化吸纳基督教）昭然若揭。再举几例。
“宇宙本身就是上帝，就是那神圣性自身，它似乎端居在人间岁月和现实悲欢之上，却又在其中。人是有限的，人有各种过失和罪恶，从而人在情感上总追求归依或超脱。这一归依、超脱就可以是那不可知的宇宙存在的物自体，这就是天，是主，是神。这个神既可以是存在性的对象，也可以是境界性的自由，既可以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美学享（感）受，也可以是两者的混杂或中和。”（《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人生艰难，又无外力（上帝）依靠，纯赖自身努力，以参造化，合天人，由靠自身来树立起乐观主义，来艰难奋斗，延续生存。现代学人常批评中国传统不及西方悲观主义之深刻，殊不知西方传统有全知全能之上帝作背景，人虽渺小，但有依靠。中国既无此背景，只好奋力向前，自我肯定，似乎极度夸张至‘与天地参’，实则因其一无依傍，悲苦艰辛，更大有过于有依靠者。中国思想应从此处着眼入手，才知‘乐感文化’之强颜欢笑，百倍悲情之深刻所在。”（《论语今读》）
人生艰难，空而责有，纯赖自身努力，而生存，而生活，而立命，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合“度”的实践中获得美感，发现美的本质，掌握形式力量，实现自然的人化，这构成了人类生存的起点。同时这美感又可以替代宗教，甚至超越宗教，不仅精神超越，还有肉身的至乐，理性融化在感性之中，通过“以美启真”实现人的自由直观，“以美储善”实现人的自由意志，“以美立命”实现人的自由享受。从而人就不是机器也不是动物，真正实现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康德本身的“人是目的”有将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巨大贡献，但仍止于启蒙与理性）成为人的最高实现与最终自由（人的自然化），可见美学既是人的起点，又是人的终点，这样美学就超越了伦理学而成了第一哲学。自康德以来伦理学替代认识论成为第一哲学，在伦理学的律令之下，人仍是知识权力话语下的“机器人”。仍是语言说人。人仍被置于必然王国之中，启蒙于现代之内。只有将美学设定为第一哲学，人才从语言、机器中解放出来，投身自由王国，从心所欲不逾矩，超越启蒙于现代。李老师说“美学是第一哲学，其终点是取代宗教，是以形式感对那不可知的‘物自体’的归依和敬畏”。将美学推至第一哲学，以情本体为人的最高实现，将中国传统的“立于礼”（伦理学）推向“成于乐”（美学）实现转化性创造，这不但是李老师对中国思想的巨大贡献（应对了基督教的挑战），更是对世界哲学的巨大贡献，在世界哲学史上，必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这就是我在致安乐哲先生信中所“预言”的“李泽厚先生对人类的贡献应是继康德之后的又一世界高峰”之意也。浮想至此，不觉文长，虽远未尽意，也只好开头就结尾，这句话蕴含的思想至少可以写一篇很有分量的博士论文。
类似的句子在李老师著作中俯拾即是：
对许多宗教来说，仰望上苍是超脱人世；对中国传统来说，仰望上苍，是缅怀人世。
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乃宗教；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乃佛家；生烦死畏，却顺事安人，深情感慨，此乃儒学……
昨日花开今日残，是在时间中的历史叙述，今日残花昨日开，是时间性的历史感伤，感伤的是对在时间中的历史审视，这就是对有限人生的审美超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老夫子这巨大的感伤就是对有限人生的审美超越，是时间性的巨大情本体，这本体给人以更大的生存力量。
佛知空而执空，道知空而戏空，儒知空却执有，一无所靠而奋力自强。深知人生的荒凉、虚幻、谬误却珍惜此生，投入世界，让情感本体使虚无消失，所以虽心空万物却执着顽强，洒脱空灵却进退有度。修身齐家，正心诚意，努力取得超越时间的心灵境界——这是否就是“孔颜乐处”？
字字珠玑，大有深意，也可大作文章，大加发挥，怎么不值得将之摘出，用以启悟有心之人呢？勉为序。
邓德隆
2014年3月5日凌晨于宣城敬亭山度假村
《李泽厚话语》系李泽厚先生授权邓德隆、杨斌编选之作。从李泽厚先生各类著作中精选了400余则话语，以哲学思考为主线，串起李先生在文化人类学、美学、教育、社会科学、历史学、现实考察等领域的思想呢喃，既有哲学的视野和文化的倒影，又有文学的神韵。《李泽厚话语》在充分体现李先生思想观点的前提下，所选语段通俗易懂，字字珠玑，大有深意。
李泽厚是一位哲学家，其哲学熔儒学、康德、马克思于一炉，承续中国传统，别具世界眼光，深刻关怀现代化背景下的人生、人性、人之命运；李泽厚是一位美学家，其美学曾风靡大学校园，令“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李泽厚是一位思想家，其思想密切跟踪改革进程，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有独到见解。
邓德隆、杨斌编选之作《李泽厚话语》是从李泽厚皇皇数百万言著作中选辑400余则哲思妙语，实乃其思想精华读本。隽永蕴藉，字字珠玑；一卷在手，尽得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