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编著的《愧对鲁迅》是一部研究鲁迅的专著，但没有一般学术著作的枯涩和虚玄，而是把学术、思想、抒情、议论结合在一起，通篇用“你你我我”的方式与鲁迅面对面交流。在这种第二人称的叙述和议论中，无论“我”“你”还是读者，彼此的距离都被拉得很近，达到一种互动的状态。这种形式有助于作者思想感情的抒发，同时也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

张扬个性坚守现代独立人格直面现实执著独立自由话语小资、公知、精英、学者、文青都在看！李新宇编著的《愧对鲁迅》是一部研究鲁迅的专著，也是一部与鲁迅的对话。

《愧对鲁迅》以“你你我我”的表达方式，跨越时空，追溯到五四的大背景下，与鲁迅就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的选择，“立人”的使命，关于启蒙主义，在权威与大众面前的姿态，人的现代性，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话语权的获得与坚守，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创建等进行对话和思考，对文化现代性进行寻踪，对传统与反传统、民族化与世界化、大众化与精英化、人本主义、如何理解并继承五四精神、如何实现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人格和思想的现代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等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探索，激情四射，掷地有声，令人折服。

作者把学术、思想、抒情、议论结合在一起，追根溯源，旁征博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生动叙述和逻辑论证有机结合，使文本话语流畅，极具亲和力和认同感。

小引 

第一章 选择：传统与现代之间

第二章 选择：本土与世界之间

第三章 “立人”：沉重的使命

第四章 关于启蒙主义

第五章 权威面前的姿态

第六章 大众面前的姿态

第七章 独行者的彷徨与坚守

第八章 自己的家园及其可能性

后记

7

回顾“五四”以来各个时期有关新文化运动及其精神的评价，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确认很不顺利，你们的文化努力一直面对着各种怀疑和批判的目光。

仔细考察那些怀疑和批判的目光，不管是激烈的否定还是吞吞吐吐的保留态度，也不管这种否定和保留在方式上有多么大的差别，其起点却只有一个，就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和估价。如何对待“五四”，是“五四”发生以来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矛盾冲突之一。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个抽象的名词，新文化运动是闪光的；作为其精神，却常常要被遮蔽。

传统与反传统、民族化与世界化、大众化与精英化……面对今日中国，“五四”的捍卫者不得不再次确认自己的抉择，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此申述自己的理由。

这种理由的申述，也就是对你和胡适、陈独秀们理由的再理解。

“五四”是不断被重写的，你是不断被重写的。然而，无论怎样重写，都无法抹去你们已经写在历史上的文化态度。“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的每一次真正的论争都迫使“五四”的传人对这种文化态度作意义上的追寻。

今天，我又不得不重新思考“五四”，思考你和你的同道的努力。

在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文化变革都不能不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其对某种文化传统的告别或眷恋。同时，每一次文化变革都要以某种文化传统的衰落及其相应文化信念的变化作为最先的收获。从旧文化的衰落到新文明的长成，这个过程也许很长。历史的负担越重，民族的惰性越强，这个过程就拉得越长。

这是一个令人焦急的过程，但是，也有足够的理由让人充满希望。

8

我把你们的努力理解为走出中世纪的努力，理解为现代化的追求。

在走出中世纪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的衰落与瓦解以及新兴文化的世俗化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它都是现代文明诞生的最浅显的标志。

然而，中国和西方走出中世纪和走向现代化的背景却极不相同。

在西方，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如果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算起，到法国大革命为止，经历了近四个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旧封建贵族的衰败使许多世代长期遗留和精心培育出来的那些旧日美德黯然失色。高雅恭谦的谈吐和举止、绅士的风度和淑女的娴雅尽随‘豪绅’阶级的经济衰退和政治败落而消逝。‘节操’、‘快乐’、‘忠实’、‘多情’、‘贤明’、‘守秘’、‘慷慨’、‘勇敢’、‘顽强’、‘大胆’、‘侠义’等词汇表示的古老的高贵品质已失去其意义。因为曾经珍重这些品质的那个阶级已经消失，这些品质的价值也就消失了。这些词中的每一个词都具体地表明已经逝去的世俗美德的一个方面。到了此时，它们不是被废弃不用，就是以一种退化的意义流行于世。‘勇敢’甚至已不再是一个古词；‘节操’的概念已发生了极力变化；昔日‘决乐’的含义与近代的含义差别悬殊；‘侠义’也仅是一个浪漫色彩的词汇；至于‘多情’一词，现代人认为毫无可信之处。”这可以看做是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晚期西方社会世俗化的一般特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是这种社会的世俗化过程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准备了土壤。在这种土壤中，一方面诞生了欧洲未来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新兴的市民阶级，一方面孕育了近代欧洲走出“中世纪”所必需的自由精神。

而这两方面的准备最终又可以导致商业城市的兴起和教会统治力的衰落。

与中世纪晚期社会世俗化潮流相对应，可以看到迅速发展的市场。它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孕育了新的思想。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推动着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瓦解，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现实的依据。因为众所周知，只有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上，人格才是真正平等的，而且有选择的自由。商业，健康的市场，社会的世俗化，这很重要。

在中国呢？先生，你对中国的研究无人可以比拟。我今天的表述所使用的概念已不完全是你们那个时代的概念，但是，我所谈论的问题你已深察。

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长旅从150年前开始。它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背景？社会的世俗化是早就出现了，明末文化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景象。然而，这一景象很快被落后文明的入侵所终止。对于历史上一再被不同族类统治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区），外族入侵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外族统治也未必比本族统治更可怕。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侵者带来的是什么。最可怕的结果是进步的文明被落后的文明所取代，进化的生机为腐朽的力量所吞没。中国，却一再上演这样的悲剧：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进化被退化所取代，文明的萌芽被野蛮所扼杀。

从“盛唐时代”所显示之盛到鸦片战争所显示之衰，中国所走过的是一段“下行”的路线。这个下行的过程却同时又是一个专制制度“法典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文化的衰落和新文化的萌生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形，这在国家“法典”与世俗化的民间“习惯法”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一方面，清代习惯法的相对发达是对国家法典的某种分离和疏通，清代思想、学术方面的有限活力及其对外来文化的某种接纳都直接间接地与此相关；另一方面，清代习惯法的发达是统一在固有制度的法典化过程之中的，它最终要服从国家法典，并且不断受到国家法典的干预。明清两代以言治罪，大兴“文字狱”，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准备走出“中世纪”的长旅启程之时，对自由思想的钳制不是放松而是加强了。世俗化是存在的，但它只表现为对理想、精神和操守的告别，表现为社会的腐败或腐烂，而不表现为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一方面是似乎放宽了，对腐败官吏的宽大处理充满“人情味”，另一方面是“治人”的残酷方式不仅继续，而且进一步发展完善着。

因此，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进程便异常缓慢。

相比之下，西方的自由思想是在相对宽松的状态下生长起来的，而中国自由思想的萌芽在其生长的每一步都面对着严格的限制。

越是感到生存的危机，在不得不打开大门“拿来”金钱和技术的时候，越是要把屋子里的人牢牢地捆绑起来。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如此愚蠢而又如此精明？

西方现代文化在思想上的发展并没有表现出其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截然对立，相反，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以对希腊文化传统的回归与复活为前提的，即使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更为激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最终也并没有完全消灭传统的宗教信仰，而是在铲除了封建教会制度之后，很快就恢复了对宗教的传统信仰和仪式。然而，中国现代文化在思想上的发展却必然表现出对传统的否定态度。原因就在于中国走出“中世纪”所必需的新思想和新思维不可能由古代文化传统自身产生出来，有限的新思想萌芽也因为传统力量的强大而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因此，要走出“中世纪”，就不能不首先打破传统的“铁屋”。

先生，你别无选择。P11－13

20世纪是个精彩纷呈的世纪，也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动荡不安的世纪。

这一百年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出现过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出现过俄国的“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消亡，“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在中国，从清王朝下台到民国建立，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从国共合作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从1949年革命成功到“改革开放”……这世界变化真快！

20世纪史有人写了，如理查德·W·布利特等合著的《二十世纪史》，如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但无论中外，都因为距离太近，难免都有“灯台下的阴影”，本该看清的无法看清，本该说清的也说不清。看来，要写出真正不愧于20世纪的历史，尚需时间的沉淀。托克维尔的史学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也是在法国大革命60年后才写成的吗？

“世纪书坊”不是历史，它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或人物命运史，或大历史的“边角料”，或野史笔记；虽零散而杂乱，但积累起来也许就蔚为大观了。举凡20世纪的人和事，都可写。不求权威，只求多角度，多侧面，尽可能客观地再现这个大时代。我们没有现成的条条框框，只要有一点儿意思，还有一点趣味，就可做。无论回忆录、传记、日记、书信，或史事爬梳、专题论集等等，都可纳入。当然，史料和见识是不可或缺的，力拒人云亦云，力求说自己的话。行文有个性，不猎奇，而又见性情。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其实这“笑”，并非全部是透悟，也带有几分无法名状的无奈，就如“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一样。过去的，无法追回，惟有追念和怀想。

我们拒绝遗忘——我们也深知自己力量之绵薄，有如唐．吉诃德的长矛对风车，但我们坚持着，努力着。

向继东

2013年7月于长沙

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考虑它能否出版。

那是1990年的冬天，古老的曲阜小城天气很冷。我在曲阜师范大学寓所小小的书房里，一天天枯坐着。为了寻找一种平静的心境，我开始重读“五四”先驱们的书。一边读，一边随手写下一些感想，读得断断续续，写得也断断续续。在读与写的过程中，我已经知道，自己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是在倾听先驱的声音；与其说是在写学术笔记，不如说是在倾诉。所以，最初的总标题就叫“倾听与倾诉”。

1992年底到1993年初，我把它输入刚刚使用的电脑。结果使我吃了一惊：片片断断，已有60万字。半数是关于鲁迅的，另一半是关于胡适和陈独秀的（已定名为《走近胡适》与《叩问陈独秀》）。1995年，我把这些散乱的笔记整理了一遍，分为现在的篇章，并且补写了一些内容，但仍然没有考虑拿出来出版。因为我不知道它应该算什么东西，既不是散文，又不是论文，书信不是书信，日记不是日记，与鲁迅、胡适、陈独秀这些早已逝去的人“你你我我”地交谈，这算什么？而且，情绪化的东西也太多了。但是，我非常珍爱它，甚至胜过我已出版的任何著作。

感谢我的朋友夏中义，是他最先发现了这些东西，读过之后给予热情的肯定，鼓励我尽快拿出来出版，并且为它的出版而努力奔走。或许是巧合吧，当我以“你你我我”的方式与鲁迅、胡适、陈独秀对话的时候，中义兄正在给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先贤写信，其形式也是“你你我我”。朋友们同时向着没有回声的彼岸倾诉，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冥冥之中牵制着我们，使我们在形式上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从动笔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从成稿到现在，也已将近十年。本书终于出版，都是朋友们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要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鼓励和帮助的朋友们，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无法一一列出，谨在此遥寄我诚挚的感谢和祝福！

李新宇2003年12月

中国缺少选定了一个梦就一直做下去的人，缺少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可是，应该明白，有梦想的人是死不了的，而没有梦想的人却会很怏死去。

判断一个人是否活着，火概不应该只是看其是否呼吸，还应该看他的心脏是否跳动，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还有梦想。——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新字

从骨子里来说，李新宇教授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性学者，他孤独而又坚强地行进在鲁迅先生曾经走过的道路上。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先生不孤单。而在李新宇先生身旁身后，正有许许多多的同道和后来者紧跟着，所以，他也不会孤单。——《中华读书报》叶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