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散文精品集》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散文精品集，所选祝勇作品的在保证文章质量的同时，并竭力在艺术性与平衡性中找到绝佳的平衡点，内容丰富、题材各异、语言优美、文笔生动流畅，兼具艺术性与可读性，不仅可让读者在阅读中看到大历史的风云际会，更能感受到情感的温暖与人性的浸润，感受一种全方位、立体的阅读体验。

祝勇的散文与以往、与当下散文是非对称的，将严格意义的散文与思想随笔推衍到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新散文”空间，这称得上是一种散文精神。《祝勇散文精品集》精选了作者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可让读者在阅读中看到大历史的风云际会，更能感受到情感的温暖与人性的浸润，感受到全方位、立体的阅读体验。《祝勇散文精品集》包含了《长城记》《欲望与恐惧》《纸天堂》《甲午天堂》等作品。

前言

第一辑 建筑

 旧宫殿（节选》

 长城记《节选》

 碉楼记（节选》

 天堂下的布达拉

 雕版上的德格

第二辑 历史

 欲望与恐惧

 纸天堂

 甲午风云

 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

第三辑 思想

 饥饿

 疾病

祝勇的散文精神

旧宫殿(节选)

上篇

在中国的古迹中，没有一处像故宫这样拥有显赫的位置，如同一条无用的旧闻，却仍占据着头版头条，又像它所代表的皇权时代，迟迟不肯退休。

对于许多从没进去过的人来说，故宫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堂。在很长的时间中，只有很少数身份高贵的人才能走进它，才能目睹它的华丽与神圣。绝大多数普通人，只有蹲在皇城外的筒子河边，通过高于树梢的城堞，揣测它的细节。宫墙保守着宫廷的秘密。即使站在合适的角度上，他们也只能看到故宫上面的白云。

我看见一片白云停在午门的正上方。红色城墙以蓝天为背景，显得格外夺目。手里攥着一张门票，我迟迟不往里走。我望着午门发呆，想象着很多年前一介平民对于故宫的想象。

对一座皇宫的诞生进行描绘无疑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对营造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没有一个人能够见证建造它的所有细节。每个细节都有来头，都有另外的细节藏在背后，这些背后的细节会合谋新的细节，新的细节又彼此勾连，派生出更新的细节。当一座座雄伟的宫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计算，它究竟跨越了多少个细节，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站在它的面前，只能看到它正面的局部，而永远不可能看到它的背面一一包括空间的背面，和时间的背面。

我们看到高贵的金砖开始覆盖粗糙的土地，碾碎了旺盛的杂草一一左右磨砖对缝的“海墁”砖地都用澄浆新样砖以“五扒皮”的做法，绉砖精墁；汉白玉须弥座层层浮现，铁钎在阶石上飞舞，巨龙沉重肉感；我们看到红墙一道道地竖起，在斑驳黯淡之前如同火焰一样明亮耀眼。它把所有的声嚣都聚拢起来，包括人的呐喊与机械的喘息，昼夜不停地喧响，仿佛对一场战争的重演。在没有梦境的地方，天堂却难以置信地浮现。

我们看不到的部分却是：那些在宫殿里飞来飞去的奏折，与奏折相关的阴谋、千里之外的战争，功臣的封赏、死人的头颅，转瞬倾覆的王朝、惊恐万状的宫娥、密如雨林的箭矢……时间隐匿在空间背后，不被人察觉地干预着营造宫殿的进程。如果我们站在时间的维度上做逆向推算，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截宫墙的出现，都可能与先前的某一事件有关。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机遇最终决定了成千上万的砖石金玉最终将在哪个位置上出现。大片大片的金砖覆盖了原来的战场，土壤中的骨殖鲜美如肥料，梁柱斗拱在它们上面无所顾忌地疯长。

没人说得清宫殿是在哪一天建成的。几百年中，它们一直是建建拆拆，拆拆建建，像变幻的海市蜃楼，一阵风就能吹乱它坚硬的线条。遥远朝代的构件，在这个宫殿中不曾间断地连接，时间像偶尔清锐的磬音，或者含冰的凉露，显形，又融化。每一个皇帝都认为他是始建者。他要尽可能地毁灭前朝的细节，让自己成为万物之始。

 当然，这不可能。

 朱棣说：朕要迁都北平。

 皇帝的决定意味着，在战争停止之后，苦役又开始像瘟疫一样蔓延。它跨越省界，使二十三万人纳入它的控制。寻找珍贵木材的行动在四川、两湖、两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大面积展开，在宫殿最初的轮廓远未形成之前，就已经有许多人死在山野间，他们的生命如同被伐下的巨木，在悲惨的断裂声中戛然而止。他们被未来的柱檩压死，他们腹腔里喷涌的五色的肚肠为宫殿漆上最初的彩绘．。但他们仿佛从未存在过，华丽的殿堂在北方的土地上渐渐显形的时候，他们却在南方的湿泥里慢慢腐烂。穿梭的公文中的没有一个字与他们有关，因为他们无关紧要。

被热汗渍红脸额的男人们注视着炉膛里迅猛的火焰，窑里正在烧制宫殿里的金砖。他们无法想象它们在蓝天下大面积铺展的壮观景象，他们只关注金砖出窑时的成色。那不仅与这些艺人几辈子的名声有关，更与他们的性命有关。我曾在烧砖地一一苏州探访金砖的制作工艺，了解到此砖需用太湖湖底多年沉积的故土，经过二十六道工序精细加工而成。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说，制成此砖的时间长达二年，仅烧砖的时间就达一百三十天。砖制成后还要在桐油中浸泡一百天。苏州的水土与工艺，四海之内首屈一指，即使在烧成后需要漫长的运输，也在所不惜。作为一系列复杂而严谨的工序的结果，金砖有着无比坚硬的质地和打磨规整的外形，有“千年不毁”之说。我用手轻轻敲击，在听到金属之声的同时，看到金砖露出刀刃般锋利的棱角。据说，修造北京宫殿，总共用掉八千万块砖。八千万分之一，卷帙浩繁的古卷里一个无足轻重的零散词语，依旧经历着漫长的酝酿、选择、推敲过程，以使它与其他词语的连接平滑无隙，组合成庄严的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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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格局下，编选一套有规模有实力的当代文学选本，不能不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次编选的作品大多数来自作家自选的精品，或是经由资深文学编辑遴选成书，全套书在内容编选上突出强调名家的文化品格和所写时代的精神风貌。

此次选本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作为重点来考察研究，因为她呈现当下的状态，从中我们可以探索当代文学的不足以及其未来走向。这一文学时段，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后，商品意识自然融进社会的各个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调整。八十年代呈现的是文学狂欢的盛宴，九十年代作家在“共名”状态的一元格局被打破，文化的多元化应运而生。在文学创作上，作家开始从宏大的叙事题材转向个人的“一地鸡毛”，特别是对民间立场的觅见和认同，身份开始从坐班转向了流民；进入二十世纪末，文化环境出现产业化思潮，对作家创作带来严重困扰：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们不能维系以启蒙和精英为元素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同时由于时代的影响，他们本身也开始对自身的精神标签产生了疑虑和动摇。

“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意识“共名”状态，一种思想主题支配一个时代的文化，比如“五四”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抗战的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等。“共名”基本概括了一个时段的文化思潮，作家只要通过作品阐释或反映这一思潮，就会被这个时段认可，但是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的艺术独创性往往被掩盖，个性因素很难彰显出来，他不能与“共名”造成对立，否则就会出局，而作家的独立品格往往是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离开了独创性，只能是臃肿的文学。与“共名”对立的“无名”，也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它通常是指多种主题并存，无法达成“共名”的状态。在三十年代出现过短暂的“无名”状态，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导致地域交流阻塞。比如京派文学、南京的民族主义、上海左翼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对立的文学思潮共生的局面，其间有冲突和斗争，不管怎样融合都无法达成“共名”，这个就有点像无名的文化状态。九十年代的文学不难发现它所含有的“无名”特征与三十年代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从文学本身打破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线性发展，凸显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状态，多种文学走向并存发展，表现强劲的多元价值取向。比如主旋律文学由官方掏银子供养，消费文学以获得大众认购为目标，纯文学只要圈子内的人认可或一些小众读者，形成官方、知识阶层和草根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多层次的复合文化结构给出文学多种走向的自由，这样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转向，即使许多作家的写作视点非常接近，也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生发对所处时代的体念和看法，几乎每个作家笔下都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世界，渗透其个体生命最隐秘的部分。“共名”时代的消亡使得作家放手开拓个人心理空间的写作实验，转向贴近生活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新生代作家应时而生。

上世纪末包括现今都是一个文学碎片的世界，不同的作家立场不同，各自按自己的观念出牌，这样看起来很乱，有些文本令读者感到陌生，但是她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让文学在社会文化空间发出更多独立真实的声音。

文学是人类呼吸的器官，作为编辑出版人员，我们有义务传承一些健康洁净的文学作品，时下的网络文学泥沙俱下，无法从中遴选经典。我们只能选取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给本世纪提供一套具有恒久性的当代文学名家选本，是传承和研究当代文学的需要。

“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我认为自己遭遇了最糟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没有像布鲁姆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混乱时代”的种种文学征兆在作家的文学实践中也是很常见的。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界虽然浮出一些重要作家，诞生一批不可忽略的作品，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写作经验技巧都得到扩张，但是面对物质化的时代，面对利益阶层重新分配和伦理体系不断颠覆的人性场景，一些作家不断沉溺于某种焦虑和失落的精神状态，缺少慎思、缺少觅见、缺少悲伤。有些作品，要么屈服庸常，要么对公众聚焦的描红，要么对低俗趣味的宣泄等。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十分鲜见，其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俯拾即是。文学不一定要恢复崇高，但是我们要在真正意义上找回文学内在的精神品格，这是对自身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与使命必须要做出的回答。萨义德曾说：“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作家不是充当好大喜功的文学领袖，也不是迎合权力机制的工具。其内心深处始终对社会自然有一种与之呼吸同在的连体感觉，对大众从骨子里有一种体恤和亲密的挚情，对个体精神独立性的顽强坚守，对现实秩序敢于表达真理之音。高尔基曾说：“道出真理与实情，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艺术。”对阵这种巨大的挑战，我觉得作家们要有鲁迅那样的傲骨，用直面一切的勇气和力量道出民族精神内核的缺陷，披露历史暗藏的本质，还原大众生活的真相。只有穿透一切世俗的迷障，才能写出内涵深广的作品。

当下各种文学思潮一浪拍死一浪，文坛颓废和山头之风盛行，各种文学活动表面看起来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实际上成为一些商家敛财的外衣。回顾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有些作品展现人性或陷于人性中不能自拔，卑琐欲念、变态心理、性宣泄等充塞其中，虽然文学不一定要庄重，但是这些猥琐要能给我们警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寻求阅读刺激。针对文学创作的这些境况，我们有感于主编一套当代文学百家的必要性，一方面规整写作者的精神姿态，另一方面给青少年学生以健康洁净的引导。“对于刚刚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人类史中最有奇特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高尚的东西”。

中国当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2012年3月

祝勇的散文精神

蒋蓝

记得是1996年冬季的某个下午，我在成都盐市口街边的一个小书摊闲逛，见到祝勇的文化随笔集《文明的黄昏》，随手买下，这便是我读到的祝勇的第一本书。后来陆续买到他的《行走的祝勇》以及他主编的人文随笔集《声音的重量》等等、我开始留意这个身材高大、长相英武的北方汉子的文字。

2003年初夏，由于敬文东、周晓枫的引荐，我和祝勇有了通讯联系。后来他来成都，我们聚了几天，有关散文的很多观点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新散文。人文随笔。人文地理。批评。消解，细节。打开细节使之成为一个流动的、生长的、环绕的特质……那时，他正往返于故宫的宏大建筑与康区的残损碉楼之间，穿梭于湘西古城与蓝印花布之间，用他的话来说，自己近年“主要是行走”。这颇有些类似中世纪的行吟诗人，一路行走、一路向人们叙述沿路捡拾的黑耀石，放出那些吸纳的梦，但在某个拐弯处突然哑灭。

他不断寄来他的新作、新书，一些篇章我几乎是第一个读者。在我的印象里，祝勇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安静气质，文体回环陡转，绵绵无尽；而来自知识的深厚储备不断对阅历予以查漏补缺，这为他的大地思考提供了一个展翅的空阔地域。在我看来，大地的根性往往缺乏诗性，缺乏诗性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扑出去而忘记收回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出于某种安排。一百多年前，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是特指东方民族没有史诗情结，却道明了实质，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改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一面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成就了祝勇的散文。

很显然，一个没有多少经历的人，很难触及经验性写作；而气个无法对经历进行处理的人，其经验性根本就无从谈起。个体经验不可能绝对化。闭门造车的天才就不在此空域内，他们高起高打，不可言状。谈及经验写作，让我想起一些写家老是要纠缠语言、语感、语义之类的问题。一个作家如果连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好像隔着玻璃在研究鱼和水的关系。目前，在这个只能依靠经验性写作才能发力的写作领域，我倾向于谈论诗或散文，而不是语言或语感，隐喻或反讽。因而，在论述祝勇的散文过程中谈论题材、语言、审美、阅读史、生活史之类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严格地说，比起过往的写作人，我们的确难以再发现什么了，很多所谓的“洞见”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又闪烁在文学爱好者的低空。尽管它们均是经验的构成部分，但还不是文学的经验性。从个人化的生活史中彰显既符合历史语法又迥异于宏大叙事的言说，我们可以通过祝勇言说的指向，抵达那看不见的所在，以“说出即照亮”的命名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检验写作人实力的标尺。

非对称的翅膀

在大地上持续行走的祝勇，2002年转身扎进了故宫深处，拿出了一部构思多年的六万字长篇散文《旧宫殿》。时间凝结在空间之中，建筑、器物、设施、历史、人物、杀戮、纵欲、权力在时光的磨蚀下只能成为空间的组成部分。还原过去、彰显细节之余，祝勇不是一个“修旧如旧”的工匠，他翻开辉煌的瓦楞，让权力的屋檐露出了霉变的耻部。

史家们普遍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但黑暗并非毫无变异，它像鸦片一般连续制造着诡异的噩梦和厚黑盛宴。明成祖的名字总是与郑和、奴儿干都司、《永乐大典》联系在一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还知道，明成祖五征漠北，浚通大运河，并大规模营建北京。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在完善北京著名的对称建筑格局以后，同时也实现了对暴力、专制和力比多的绝对问鼎。这段历史是诸多史家和文学家关注的焦点，但以散文的言路予以重新的阐释，作家祝勇为二十一世纪的汉语写作提供了一个前无范例的“陌生化”文本。

如果说《旧宫殿》的主体框架是来自于故宫的建筑对称隐喻的话，那么作家显然是想揭开这层对称、平衡的面纱，解剖“存天理、灭人欲”的权力癖，将那只飞翔在宫殿上空谶语般的鸩鸟凸显出来一一黑暗的权力建筑在羽翼的倾斜下亮出了历史的性器。而中轴线的敞亮与历史的性器被阉割的事实，在散文中就得到了富有意味的重合，使消解的策略峰回路转，重构出历史的胆汁和情貌。因此，散文由表面的对称推延，经过刻意的中断。发展到非对称的飞翔，显示了作家异于常识性散文的建筑雄心。这就仿佛作家用谜面的平衡，来隐蔽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不断变异的谜底。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者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曾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即每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而还有一种互文，是着眼于学科的“互嵌”。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回溯历史，意义来自哪里，是史料，还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史料与文本之中，以及研究者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人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真正意义。

一方面是文本本身的修辞互文，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与文本的“对撞生成”，用此观点比对《旧宫殿》，可以发现祝勇的“默化”努力是相当高超的。祝勇没有绕开文学而厉声叫喊，他的散文根性是匿于事物当中的，不是那种风景主义的随笔，不是那种历史材料的堆砌，散文的根须将这一切纳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循环气场之中。建筑术语、历史档案、小说细节、思想随笔、戏剧场景等等，在高密度的隐喻转化中使这些话语获得了空前“自治”。但这种“自治”并不等于作家文笔的失控或纵情，而是统摄于宫殿空间语境当中的。我们就仿佛看见，各种文体在围绕王座而舞蹈，它们在一种慢速、诡异、陡转、冷意十足的节奏中，既制造了矜持的谜面，又翻出了血肉的谜底。

正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文字的本质就是“延异”，而《旧宫殿》的文体正是对终极历史意义达成的“拖延”，是一种在不断运动中发散的歧义文体。于是，在《旧宫殿》的意义已经完全由文体差异构成的程度上，文本变化中的每个精心设计的语言场景，都可以由另一语言场景的蛛丝马迹来予以标识，内在性受到外在性的影响，谜面受到另一个谜底的影响，建筑格局受到权力者指令和杀戮的影响，它们既彼此说明，又互设陷阱。因此，对《旧宫殿》的阅读，其实是在寻找历史为未来打开的一条通往无限变化的、不稳定的历险之路。

暴力一直是黑暗历史的动词，暴力与性、权力的结盟整合了黑暗历史的句法。在散文家祝勇不断为散文界带来新气象之余，我同样希望，他的这一令人惊喜的文体变化，同样是与以往、与当下散文非对称的。这就如同一些人迎着刀锋，忠臣可以分解为贰臣；在我与你与他、她、它之间，可以无风摇摆；但在御风、御女和御用之间，祝勇断然收回了翅膀，他从未丧失散文的立场与自由品质。

“反阅读”的阅读策略

2008年，在汉语写作领域有两部有关1960年代私人记忆的著作引人关注，一是朱大可的《记忆的红皮书》，另外就是祝勇的《反阅读一一革命时期的身体史》。我认为它们代表了近年写作界回眸1960年代私人生活的“高峰体验”。

祝勇认为，“反阅读”在本质上就是对规定性阅读的否定，是具有叛逆特质的阅读方式，它脱离文本而发生意义转型，向人们显示若干受到遮蔽的内涵。《反阅读》通过观看艺术来观看身体，进而打量附着于身体上的历史。以艺术为起点，历史为终点，由身体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将1960年代作为一个时代切片，对“革命中的身体”做一次深入的研究，来考察身体在历史中所处的生态环境，以及它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书中所探讨的身体，侧重于文化的身体，侧重于身体在历史中的状态、命运，侧重于身体在社会体系中的抉择、行动与对策，以身体及身体行为作为外在线索，昭示了中国人身体的文化处境。

《反阅读》的关键词是身体政治。法国思想家福柯指出，身体政治就是权力拥有者对辖区之内的所有身体实施的管理与规训；一些拒不服从者将受到权力的公开惩罚。可见，一个人的灵魂一旦被权力确诊为“病变”，其藏身的处所理应受到惩罚和洗脑，这是得到大家一致默认的惩罚逻辑。与外国的情形相比，中国人的“身体政治管理学”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政治、风俗、权力在宰制人民身体和生命诸领域方面，引起了不少学者极大的关注。但以作家之笔予以金钩铁划，也只有朱大可、许晖、祝勇、敬文东、南帆、周晓枫等寥寥几位。

在对《春苗》的“反阅读”中，祝勇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生是疾病的唯一克星……对于我们的病弱的身体，只有医生具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即使不考虑春苗所担负的阶级斗争重任，她的形象在广大贫下中农当中仍然是无比高大，只因为她是医生，即使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在偏方的要求下，我必须在每年冬至吃下一个不加任何佐料的烤白萝卜。那真是令人作呕的食物。它不如‘冷香丸’高贵，却可能关乎我的未来。我在母亲近乎乞求的目光下将它吞食下去。治疗过程加重了我的身体苦难，我们试图通过折磨身体的方式米解救身体。我们对医生的诺言深信不疑。”

他太懂得这触及灵魂的医术以及语法，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身体的无辜。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身体政治管理学”，难道不是现象一本质、存在一意识等等观念的形象反映吗?因而，所谓阅读之“反”，恰恰是一种回归到历史理性中的“正阅读”。祝勇读出的酸甜苦辣，无一不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荒悖规训。

我也出生于1960年代，我在《反阅读》篇章里，不时想到自己的童年和阅读。我不但读到了少年祝勇十分敏感的心迹，也仿佛看到了幼年的自己，在塞满标语、口号、臂章、拳头、红茶菌、甩手疗法、蜂窝煤、样板戏的弄堂里“茁壮成长”的身形。这就意味着，1960年代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双重性乃至多重性的，它既是狂欢和苦难的复合体，也是激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煮为一锅烂粥的混沌。一勺而知味，祝勇分析与描绘的文体交缠而逶迤，展示了祝勇自《旧宫殿》之后文体的变异。就是说，他将严格意义的散文与思想随笔推衍到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新散文”空间。

祝勇对《红灯记》的记忆连绵而丰满，文章让我联想到与此不同的持灯形象，是自由女神铜像。女神脚上残留着被挣断了的锁链，象征暴政统治已被推翻，花岗岩构筑的神像基座镌刻有美国女诗人爱玛．拉扎罗丝的一首诗：

送给我

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

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  一齐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在“持灯使者”的照映下，所有意识形态的灯光话语逐渐暗淡。在我看来，一个人一手持灯，一手护着火苗走人人群，当是人生最庄严的时刻。铭记施光者，就明白自己与自由之光的关系。这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而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焚膏继晷的光，必将成为顶起旷达黑暗的种子。

散文就是大地的原生形态

把散文写成生活流水账，或者把散文弄成意识形态的“火药包装纸”，这两者大概都不属于散文应该抵达之地。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固然有混乱的表象，但更有价值的底线存在。很多人希望在这种文学体裁里注入太多的元素，那可以成为论文，成为批评，成为考据，成为檄文，或者成为关注底层生活的考察记录，但这些不是严格意义的散文。一种人渴望推倒既往散文谱系而树自己或一己的散文观为圭臬，宣布不通过自己发明的“旱地渡船”并留下摆渡钱就无法抵达经典地带。呵呵，这让我联想起俄罗斯作家索洛乌欣在《掌上珠玑》里提到的一则掌故：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评价一个无才华的诗人时说：“他这个可怜的人，一生总是在旱地上拖着小船!”我们身边大树圭臬的人才华甚多，反而是那些人其彀中者，在旱地拼命拖着小船冲向“经典”地带。还有一种人，棒杀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新散文言路，至今还在做“资产阶级世界观”帽子的批发生意。这些行为，一者是“出名焦虑症”的周期性发作；二者是顾忌话语权力的旁落。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处于两级对垒，但基本上操持的都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非文学策略。

我基本认为，“新散文”的这一批散文家，在对生活辐照度、穿透力方面尚需开拓、审思，不必过于迷恋私人文体的威力，但他们基本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散文写作的“高峰时刻”。

2005年10月，我在“中国新散文批判研讨会”上，陈述过如下观点，“新散文”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新时期”以来、明显区别于杨朔式歌德散文、开掘个人心路和生命体验的散文的总称；二是指以祝勇、周晓枫、钟鸣、张锐锋、于坚、宁肯、苇岸、冯秋子、翟永明、庞培、王开林、格致等等为主的，以《布老虎散文》为根据地、相对松散的新锐散文家。与《七月》诗人不同的是，目前尚未形成“新散文”清晰的流派概念，他们只是逐渐形成了有关“新散文”在思想、美学、文体意识方面的趋同。当然，“新散文”展示得较为充分的是在文体的“破与立”方面。2002年，作为新散文的领军人物，祝勇写出了长篇论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对“新散文”进行了阶段陸总结。着眼于文体，他列出了长度、虚构、审美、语感四项指标，论证了“新散文”所不同于“正统散文”的特质。散文的叛逆者们不可避免地对所谓“正统散文”表现出不信任，从而寻求一种更接近内在真实的表述方法。“这些探索者们更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因为专注内心比轻视别人更能显示一个创造者的自信。”而在他即将出版的散文论著《散文叛徒》里，他已经远远不再满足于文体的叛逆了。

在为汉语散文文本祛魅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如果无视祝勇主编的数十期《布老虎散文》以及多卷《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散文卷》秉承独立、高扬自由、坚持创造的精神向度，歪曲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价值取向，甚至以生活在底层／上层的经济身份来质疑这批作家的社会处境和动机，不但游离了文学的前提，也无疑是对“新散文”的妖魔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凸显出祝勇之于汉语散文的现实意义。

针对自己横跨多个门类的数百万字作品，祝勇曾对我坦言，自己不是历史、地理学家，而是一个作家，更关注生命以及由生命联结而成的历史。那些“死”的材料，比如传统民居，无论是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湘西吊脚楼还是福建土楼，都是人伦情感的产物，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考量，它们都凝结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人对于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中体会他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建筑，而是他们对于理想的生存方式的追寻。“我愿意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反思他们，也愿意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反思今人。”

面对跌宕的各种压力，根植大地的散文性赋予了祝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猎猎大气。这不是一句口头禅。我不能把这句话作为描述语，而宁愿视之为拒绝被叫喊扩散为概念恐龙的密钥，它将奔突的才情压缩为一朵内敛之花，在匍匐已久的肢体里连接断路的纤维，在所有血脉的缝隙间达成默契和确认，在大脑的风暴当中矗立成灌顶的螺旋，并在与未来签订的契约上，让独立精神成为唯一的灯。而一个心智与艺术趋于成熟的散文家，都会通过他的经验话语来传递精神的吐纳。这是散文的使命，更是散文的地力，促使祝勇与大地有了一个密约。我想，这就是祝勇的散文精神。

2010年3月23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