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翔实地记述了一代文学大师梁实秋80多年的生活经历与不平凡的心路历程。他享有高寿，阅历丰富，在八十多年的人生岁月中，他小心谨慎地奉行着一种看似平庸的生活哲学：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生活。全书客观生动地展现和诠释了传主的一生，是难得的传记佳作。

本图传传主梁实秋先生，生前一直备受争议：先是在清华文学社与闻一多、吴景超等人相过从，虽然才能服众，但因“为人太苛”而每每为人侧目；后在新月文人圈内部与徐志摩等人不甚相谐。当然最激烈的是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文艺家“痛打”“乏走狗”式的攻击与批判，这样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一直延续到国内学术文化舆论对他长期的挞伐；最后，他的黄昏恋又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在海峡两岸，像梁实秋这样终其一生始终成为如此显赫的争议对象的人物并不多见，更不多见的是，在他死后，在他长期遭到挞伐的中国内地，他的著作持续热销，他的散文备受追捧，他的历史“积案”也经常被提到重新评价的突出位置。以此，梁实秋成为现代中国最富色彩的传奇性文化人物之一。

壹 北平同年

贰 清华八年

叁 学在美国

肆 青春华彩

伍 颠沛中年

陆 岛居岁月

燕尔颠沛

“麦克莱总统号”冲破了海上的黎明，让人们看到了苏醒中的黄浦江，急切地等待着下船会见亲友的乘客们都涌到了甲板上，但因为要等着海潮的上涨，客轮只能在吴淞口外抛锚。梁实秋跟其他乘客一样，不，他比其他乘客更加急切地上得岸去，他要一刻不停地奔赴天津、北京，去见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程季淑。三年的分别，一千个日日夜夜，哪容得再有片刻的耽搁和阻滞?当他的一门心思全都飞向了季淑身边时，看着黄浦江水与东海水的交融便只觉得恍惚迷蒙，这是反倒钦佩郭沫若当年从日本初回国内，船进吴淞口会吟咏起“黄浦之江哟，我的父母之邦”，也诧异闻一多留洋数年一进国门边大叫“不，不，这不是我的中华”，他梁实秋既没有那样美曼的诗思，也没有如此“发现”的愤慨。

到了上海，先是给季淑发去快信，一方面报平安，另约她能否赶到天津，两人一起盘桓数日再同回北京。另一件急着做的事情就是立即乘车去南京，在美国梅光迪给他写了推荐信，让他去东南大学找胡先骗，为他在东南大学谋一教职。这可是事关饭碗，不能不慎重对待。幸好，到南京事情十分顺利，事实上胡先骗已经帮他争取到了东南大学聘用的机会，这次一去就拿到了聘书。这样梁实秋就成为国立东南大学的年轻教授，这时的他才23岁。拿到聘书后梁实秋不敢怠慢，当晚就过江到浦口，取道津浦线快速返回到北京。——程季淑没有答应他先在天津相会的要求，倒不是不想尽快见到他，而是觉得“名分未定，行为不可以不检点”。如此一说，梁实秋对未婚妻的稳重又多了一分敬重。

到了北京，梁实秋急切地去看望他日思夜想的恋人。三年的别离在两人的心中聚集了多少情感，其间又有多少个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日子，两人都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他(她)消得人憔悴。三年后的见面情景曾经无数次地在两人的脑海中预演，有多少次两人都在想象中让泪水决堤般地奔涌而出，让满载情感的语流泄入对方渴念的心田。而一旦幻境成了现实，两人却发现除了四目交接，紧紧抓住对方的手久久不能松开之外，几乎是说不成一句话，梁实秋曾经引用邓约翰(J0hn Donne)的一首《出神》来形容两人相见的情景：

我们的手牢牢的握着，

手心里冒出黏黏的汗，

我们的视线交缠，

拧成双股线穿入我们的眼；

两手交接是我们当时

唯一途径使我们融为一体，

眼中倩影是我们

所有的产生出来的成绩。

两个人共同走过了五年的情感历程，这里面除了恋爱的甜蜜之外，他们还共同面对困难，经历过漫长的别离的岁月，而如今这份经受过岁月考验的爱情也即将迎来它的收获季节。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两人谈论的第一件事就是商定婚期，他们希望能尽快为自己建起爱的小巢。考虑到梁实秋在八月底要到南京去授课，他们放弃了原定的马上结婚的计划，而把婚期定在了寒假。

处于激动中的程季淑兴奋地将自己将要在冬天结婚的实情告诉了她的闺中好友，她没想到有人闻知这样的消息就开始钻营她的饭碗，向她所供职的香山慈幼院院长说项：程季淑马上结婚了，下半年如果聘用她，她一定不会安心工作。果然，院长听信了这样的说法，便决定不再聘用程季淑。幸好，她的一位朋友担任公立第36小学的校长，答应聘用她半年，这才有了这半年的立身之所。炎热的夏天需要搬家，将行李从香山慈幼院搬到城里来，梁实秋一大早雇好一辆汽车，直奔西山而去。程季淑早已收拾停当，一只箱子，一个铺盖卷，装上车以后，便领着梁实秋游览香山，两个人在双清别墅发思古之幽情，在半山亭饱览香山浓丽的夏景，在西山饭店用过午餐，便顺道来到玉泉山游览，但见宫殿颓圮，御苑废弛，苍凉之间，倒似乎脱离了豪华的俗气，显示出颐和园所难得的高雅。两人说笑着登临玉峰塔，到达塔顶，凭高远望，满山一片肥绿，将北京城的喧闹阻隔得像是悠远的传说。他们在香山和玉泉山度过了一个十分快乐的夏日。

一张别致的请柬躺在家里书房的桌上，梁实秋拿起一看，是署名志摩和小曼发来的婚礼邀请函。徐志摩当然是熟悉的，当梁实秋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已经久慕诗人的大名，曾托梁思成去邀请他来校讲座，那次志摩操英语演讲，并不十分成功，但对他的风神潇洒的作派还是深有印象。梁实秋在美国时，还因向《晨报副刊》投稿事与徐志摩通过信。看来他已经与张氏原配离婚，只是这小曼不知谁何?婚期定在旧历的七月初七，西历8月1 4日，星期六。虽然这时候梁实秋与徐志摩还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但两人共同的朋友很多，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梁思成等皆是，这婚礼当然要参加。

徐志摩、陆小曼的婚礼选址在北海的董事会举行，那一天可谓衣香钗影，士女如云，厅堂、亭榭中到处是喧闹的人影。梁实秋在这里见到了许多久违了的先进和朋友，如杨振声、丁西林、任鸿隽、陈衡哲、陈西滢、唐有壬、邓以蛰、叶公超等等。婚礼还没有开始，熟悉的不熟悉的便在窃窃私语，有的赞美徐志摩、陆小曼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也有人讥讽他们互相舍弃原配，重新媾和，实为不德。间或有人问梁实秋的意见，梁坦然陈述：男女婚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别人很难参详。这样的表述，既藏而不露，又得体到位，听者无不默默颔首。

婚礼进行的高潮是证婚人梁启超先生讲话。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又是德高望重的名士，对徐志摩的停妻再娶本来十分反感，奈何徐志摩的父亲向徐志摩提出的结婚条件之一便是需梁启超做证婚人，梁启超才不得不在徐志摩的苦苦恳求下前来证婚。当司仪宣布梁启超先生讲话时，嘈杂的礼厅立刻沉寂下来。梁启超先生面对这样的沉寂感到很不适应，他知道大家都在等他说话，看他如何说话。这样的等待和静观使得老先生觉得有些尴尬，而正是他的爱徒让他走到了现在的尴尬境地，于是看着新娘新郎，竞突然生起气来，原想不冷不热地说几句祝福和勉励的话现在全换成了训斥：他指责徐志摩学问不能专一，因而缺乏专精，爱情不能专一，遂尔导致而今；同时告诫二人，此后凡事不可任性，不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一番训斥使得整个婚礼空气骤然紧张，作为当事人的徐志摩当然面红耳赤，只得趋前向老师服罪，请求老师顾全弟子一点脸面。梁启超见志摩如此，才怏怏然收住话题。这一天，梁实秋喝了很多酒，不过酒力发作也没有让他淡忘这个特别婚礼的有趣场景。

P79-83

本图传传主梁实秋先生，生前一直备受争议：先是在清华文学社与闻一多、吴景超等人相过从，虽然才能服众，但因“为人太苛”而每每为人侧目；后在新月文人圈内部与徐志摩等人不甚相谐。当然最激烈的是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文艺家“痛打”“乏走狗”式的攻击与批判，这样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一直延续到国内学术文化舆论对他长期的挞伐；最后，他的黄昏恋又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在海峡两岸，像梁实秋这样终其一生始终成为如此显赫的争议对象的人物并不多见，更不多见的是，在他死后，在他长期遭到挞伐的中国内地，他的著作持续热销，他的散文备受追捧，他的历史“积案”也经常被提到重新评价的突出位置。以此，梁实秋成为现代中国最富色彩的传奇性文化人物之一。

我不是梁实秋的拥趸，相反，我对梁实秋的为人为文曾持有尖锐的批评，特别是他“为人太苛”却标榜绅士般的宽容，到了20世纪80年代还将半个世纪以前的论敌鲁迅讽为“徼悻小人”(详见拙著《新月派的绅士风情》)。然而，梁实秋作为一个最富有色彩的现代文化名人，他的言论，他的作为，他的性格一直是能够激起我研究兴趣的对象。在前年召开的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幸得识来自曲阜师范大学的梁实秋研究者刘聪，她的精辟的见解和对与梁实秋研究的热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适逢广东教育出版社约我撰著《梁实秋图传》，我便邀刘聪加盟。我确定了编著思路，刘聪完成了大部分初稿，我撰写了梁实秋与创造社、新月派文人和左翼文学家的交往与交锋等内容，以及他留学美国的情形。然后全书由我统稿，并让我的博士生兼科研助手张志国协助收集图片，博士生王际兵协助处理编务。这本小书是我们几个人一年多来协同工作的成绩。

卢家明先生当初邀约我编撰《梁实秋图传》，我答应得非常干脆，原因是我早就存有写一写梁实秋之念。2001—2002年问，我有幸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半年，专题研究白壁德对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自然对梁实秋等师从白壁德、后来积极宣传白壁德主义的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的学习档案和生活遗迹颇为留意，我曾专门从哈佛的莱蒙特图书馆调得吴宓、梅光迪和林语堂的档案材料，但十分想阅读的梁实秋留学资料却无缘得见。档案目录上有“梁治华”的名字，由于是1925年以后的档案，则被归人另外一处图书馆，那座图书馆规定查阅这样的档案资料必须要本人或直系亲属的书面授权，我只能与梁实秋的这些档案失之交臂。同时，我还找到了梁实秋初来剑桥时几个人共同租住的小楼，遗憾的是拍摄的照片竟然在电脑中遗失了。但所有关于梁实秋资料搜集的努力并不全是徒劳的，至少我觉得对于梁实秋留学哈佛的事情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应该通过传记资料之类将之贡献出来。例如，梁实秋与白壁德的关系，就值得认真探讨。

欧文·白壁德(Irving Babbitt)是20世纪初美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不少中国作家和学者当年来到哈佛，投师于他的门下，遂而成为白壁德人文主义的中国传人，如梅光迪、吴宓等。其中，梅光迪对白壁德了解中国古典哲学颇有助益，这有白壁德在自己的论述如《浪漫主义与东方》中直接引述梅光迪对道家“无为”观的解释为证。吴宓则可称得上白壁德的人室弟子，他的哈佛大学学籍卡上有作为导师的白壁德的亲笔签字。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实秋与白壁德的关系其密切程度当不亚于前述两位。鲁迅一向将梁实秋称为“白壁德先生的门徒”，日本学者小岛久代在《梁实秋与人文主义》一文中也完全将梁实秋视为白壁德的门生，说是梁“师事白壁德后，深受其师影响”；更有肉麻的说法，一位将梁实秋尊为恩师的学者顺势就将白壁德尊为“太老师”：他在《白壁德的生平与志业》中说是在“民国51年”想研究白壁德，曾“向(梁实秋)老师问有关‘太老师’的问题”，俨然将白壁德奉为陈陈相因的一门师承的祖师爷。这位以白壁德“学孙”自居的学者同他的老师梁实秋一起，编撰过一本《关于白壁德大师》的专书，在台湾相当有影响。  梁实秋与白壁德这种亲密无问的师徒关系显然根源于梁氏自己的表述。梁实秋一方面在长时间的理论活动和文艺论争中乐于介绍白壁德学说，基本上以白壁德在中国的传人身份自居，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强调自己与白壁德之间的紧密关系，甚至在《我是怎么开始写文学评论的?》一文中，说到自己与白壁德的交往时，用了“从游”这一概念：“我只从游一年”。“从游”的概念绝对不是意味着一般课堂上听听老师的课，而更是指课前课后家内家外侍坐左右的师徒交往。 从种种材料分析，梁实秋在哈佛留学期间确曾听过白壁德的课，读过白壁德的书，与白壁德可能有过偶尔的个人交往，但其间的关系当不至于密切到像人们认定的以及他自己述说的那种程度；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超出一般留学生与任课教授通常具有的那种关系，梁实秋对于白壁德思想观念的接受更多地带有私淑的成分。

梁实秋原来非常同情欧洲的浪漫主义，崇尚卢梭和拜伦，1923年在科罗拉多留学时写过《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明确地表述了这方面的见解。但到哈佛大学选修了白壁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学批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像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但是否真的是白壁德的讲课导致了梁实秋思想的彻底转换，恐怕还值得推敲。梁实秋承认他当初是“抱着一种挑战者的心情去听讲的”，短短的几十个小时的教程，就能让一个异国“挑战者”一变而为信徒，这究竟是白壁德学说同化力特强，还是听讲者本来就是一个思想的侏儒，于观念方面无所持操?其实，梁实秋转向白壁德的人文主义，与其说是白壁德学说驯服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当时西方文明反思和批判思潮影响的结果。人们应该注意到，斯本格勒的《西方的衰弱》刚在德国发行，就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连梁启超这样沉稳的学者都深受这一时潮影响，大批西方科学文明，则梁实秋这类并无持操的青年转而投向白壁德人文主义旗下，实在并不需要多强大的理论吸引力起作用。

梁实秋多次表示对白壁德理论的服膺，可就是没有认真从事过对白壁德理论的译介工作，倒是在1929年翻译过摩尔的《资产与法律》，并且声称“穆尔是我所最佩服的批评家之一”。摩尔是白壁德坚定的支持者和理论伙伴，梁实秋乐于翻译摩尔的著作却懒于翻译白壁德的文章，这种现象委实耐人寻味。一个可靠的解释是，梁实秋其实并未像他自己所自述的那样通读了白壁德当时的五本主要著作，即《文学与美国大学》、《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近代文学批评大师》、《民主与领袖》，或者有所涉猎，但因“他的学院派的气味很浓，引经据典，脚注甚多，文笔虽然刚劲，读来却很吃力”，而真的是“未窥堂奥”，更谈不上翻译介绍了。这些未必是过谦之言，他确实认为白壁德的著作艰深难懂，以至判定“像鲁迅那样的人”“也绝对无法能读懂”白壁德。在“未窥堂奥’’的情形下对白壁德的理论以及对白壁德本人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兴趣，究竟能激起多少亲近的愿望，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实秋在哈佛期间与白壁德并没有建立起人们想象的那种近切紧密的关系。

这样的内容显然不适合在简短的图传中体现出来，让它出现在序言中，只是为了说明我对整理梁实秋资料，撰写梁实秋传记的兴趣之来源，同时也说明，这部图传很可能仅仅就是我对梁实秋研究的另一番开始。

朱寿桐

2006年9月8日于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