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和、肖淑芬、徐亚杰主编的《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上下）》是“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外国卷”系列书之一。主要通过讲述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家、文学作品的故事，再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全貌。包括书局老板惊醒左拉诗人之梦、从打包工人到职业作家、充满贪婪与疯狂的“金钱”世界、莫泊桑慈父般的朋友福楼拜等内容。

王福和、肖淑芬、徐亚杰主编的《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上下）》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常见的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也不是一部专论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进程、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文体风格或文学技巧的著述；而是一部另辟蹊径，叙述数千年来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史事，展现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进程中所涉及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及作家生涯、作家创作历程和艺术世界的著作，书中特别汇集了那些少为人知而富于文学意味、生动感人、给人以启迪和思考的重要史料、故事、逸闻和佳话等，当中的每篇史话均在三五千字之间，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力求轻松活泼其外，深邃智秀于内。

《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上下）》犹如一条由许许多多美丽珍珠镶成的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之链；一部由无数色彩缤纷的特写镜头连缀而成的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系列片；也是一部别开生面，异彩纷呈，具有独特视角的西方19世纪后期文学史。

总序

序言

1.书局老板惊醒左拉诗人之梦

2.从打包工人到职业作家

3.左拉的精神之父

4.《戴爱丝·拉甘》：自然主义的代表作

5.《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诞生

6.《小酒店》：讲述工人自己的故事

7.“整个社会都向女人身上扑去

8.工人阶级的第一部伟大小说《萌芽》

9.为法国农民而作的《土地》

10.充满贪婪与疯狂的“金钱”世界

11.《崩溃》对《战争与和平》的模仿

12.左拉的忠实伴侣

13.左拉的情人

14.左拉与龚古尔兄弟

15.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中

16.左拉的流亡生涯

17.左拉之死

18.莫泊桑笔下的父亲

19.布耶——莫泊桑的导师

20.莫泊桑慈父般的朋友福楼拜

21.莫泊桑笔下的普法战争

22.莫泊桑短篇中的社会风景图

23.莫泊桑的“私生子”题材小说

24.梅塘之夜

25.《羊脂球》台前幕后

26.献给屠格涅夫的《泰利埃公馆》

27.《一生》：作家母亲的生活写照

28.作家自我的生活素描－－《漂亮朋友》

29.莫泊桑错失克蕾芒丝

30.莫泊桑与俄罗斯女郎的书信大战

31.自然主义的反叛

32.不染流俗的波德莱尔

33.波德莱尔的忧郁和理想

34.《恶之花》：使法国文坛颤栗的

文学诉讼

35.马拉美与德彪西

36.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37.《企鹅岛》：德雷福斯案件的艺术再现

38.《最后一课》的余音

39.哈代的亡妻之恋

40.苔丝：被命运摧残的纯洁女人

41.诗坛知音，不朽情侣

42.勃朗宁的家教

43.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敌人罗斯金

44.美丽面庞后的丑陋：《道林·格雷的画像》

45.《城市姑娘》：艺术家的勇气和伟人的目光

46.“马克思把我变成一条汉子”

47.音乐评论家萧伯纳

48.萧伯纳式的幽默

49.“体面”背后的肮脏：《华伦夫人的职业》

50.高尔斯华绥的“三部曲”小说

51.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人吉卜林

52.以上帝创造的角度描写

53.《牛虻》前后

54.“福尔摩斯”身后的谜案

55.破案艺术的典范：《血字的研究》

56.令作者缺乏自信的长篇杰作

57.多重的乱伦故事——《优选者》

58.托马斯·曼性冲动的双重指向

59.持续八年的兄弟论战

60.走上军事法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61.冬日刑场

62.《穷人》发表的时候

6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

64.《罪与罚》：对前妻的祭奠

65.速记员改变了作家的生活

66.妻子眼中的奥瑟罗

67.作家十年狂赌的自画像－－《赌徒》

68.卡拉玛佐夫：写给父亲的“挽词”

69.《卡拉玛佐夫兄弟》的创作

70.“生活的森林”之写作

71.《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

72.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73.《忏悔录》：世界观的转变

74.从科尼的故事走向《复活》

75.《复活》的生命是真实

76.《复活》文稿变化录

77.托尔斯泰的人民戏剧

78.临终绝笔追回的友谊

79.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80.医生作家契诃夫

81.与小刊物打交道的“契洪杰”

82.万卡和瓦尔卡：童年记忆的采集

83.格里果罗维奇的忠告

84.库页岛之行与《第六病室》

85.《跳来跳去的女人》的风波

86.杰出的剧作家契诃夫

87.契诃夫的“六个条件”

88.契诃夫的浪漫姻缘

89.契诃夫和克尼碧尔

90.别里科夫“套”中正寝

91.《苏尔豪格的宴会》戏里戏外的故事

92.从玩偶到主人：“玩偶之家”的风波

93.娜拉的原型

94.“文明”家庭的魑魅鬼影：《群鬼》

95.第一个参加诺贝尔庆典的获奖者

96.“惧怕童话”的童话作家

97.念给上帝听的心灵诗章

98.富恩人安徒生

99.最先教安徒生领悟大自然的人

【4.《戴爱丝·拉甘>：自然主义的代表作】

两具尸体仍然伸展着四肢躺在餐厅的地板上，昏黄的灯光彻夜照着他们。差不多连续十二个钟头，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拉甘夫人呆滞、无声地注视着那男人的双脚，仿佛要用她那凝重的目光将它们压碎。

这是左拉在他的长篇小说《戴爱丝·拉甘》中所留下的令人恐怖又振聋发聩的结尾，这是左拉为实践他的自然主义理论所讲述的一个内容新奇的悲剧故事。

戴爱丝·拉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被拉甘太太收养过来的私生女。由于从小就同拉甘太太的儿子卡米尔一道生活，所以长大后自然就成了夫妻。全家搬到巴黎后，拉甘太太重操旧业，继续经营起小杂货店的生意，而头脑简单的拉甘则到铁路公司去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似乎十分平静。但是，自打卡米尔把他的好朋友洛朗带到家中之日起，平静的水面便掀起了层层涟漪。洛朗既是一个身材魁梧、十分强壮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心怀鬼胎、贪图声色的小人。戴爱丝既是一个体魄健壮、粗犷豪放的女性，也是一个有着炽热的内心、情感世界又得不到满足的女人。虽然在表面上，她不动声色，但在心灵深处却对发育不全的丈夫十分不满。就在这时，洛朗闯进了她的生活。这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很快就骗取了拉甘一家的信任而成为这个家庭的常客。当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朋友年轻貌美的妻子戴爱丝。而正处于感情的饥渴之中的戴爱丝也为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而怦然心动。于是，他们很快就陷入了疯狂的肉欲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戴爱丝渴求的是性欲，而洛朗则贪婪地要把朋友的妻子永远据为己有。一个试图谋害朋友的计划就这样产生了，戴爱丝无疑也成了这个阴谋的帮凶。在一次预先策划好的外出郊游中，洛朗将自己的好朋友卡米尔推到河里淹死了。事后，他不但制造假象逃脱了法律的追究，而且名正言顺地同戴爱丝结成了伴侣。目的达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永远失去了安宁。恐惧、不安以及死去的卡米尔的阴魂自新婚之夜起就一直陪伴着他们的生活。于是，从前对肉欲的疯狂追求就变成了互相的争吵和打斗。从前的如胶似漆也变成了互相的厌烦和憎恨。这一切都被拉甘太太看在眼里。这个不幸的老太太已无法说话，是失掉儿子的痛苦和打击使她患上了脑中风而成为一个废人。但是，她的耳朵还没有残疾，从这对新婚夫妇的争吵中，她了解到了罪恶的一切。从此，她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坚强地活着，每天都用仇恨的眼睛注视着戴爱丝和洛朗的一举一动，诅咒着他们的恶德败行。沉重的负罪感压得戴爱丝无法解脱，她只好外出与其他的男人鬼混，以麻醉自己的灵魂。而洛朗则用拉甘家的钱财寻花问柳，纵情放荡。但是，这也无法使他们有片刻的轻松。于是，他们便开始互相怀疑，并企图将对方除掉以灭口。当他们准备好了杀掉对方的凶器并准备动手时，又互相抱头大哭起来。最后，他们在拉甘太太这个无声的复仇女神的眼前，喝下毒药而死，从而完成了痛苦而罪恶的一生。

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为《爱的结合》，后来，左拉接受了读者的建议，将其改名为《戴爱丝·拉甘》。1867年，左拉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对这部新作品十分满意，我相信，这是我至今写得最好的作品。”小说于1867年8月起在《艺术家》杂志上连载，1867年底正式由出版社出版。

在《戴爱丝·拉甘》第二版的序言中，左拉写道：“在这部作品里，我所要研究的是人的气质，而不是人的性格。……我选择的人物完全受其神经质和血缘的支配，没有自由意志，他们一生中的每一行为都命里注定要受其血肉之躯的制约。……于是，我试着对气质不同的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奇怪结合进行了解释，并指出了一个血气方刚的人同一个神经质的人接触时所具有的深刻混乱。只要细心读一下这部小说，就会看到每一章都是对生理学上一种奇特病例的研究。一句话，我只有一个愿望：既然眼前是一个强壮的男人和一个欲壑难填的女人，那么就找出他们身上的兽行，甚至只对他们的兽行进行观察，并把他们抛到一场惨剧之中，一丝不苟地记下他们的感觉和行为。我只不过是在两个活人身上做了外科医生在死人尸体上所做的分析工作。”

正如左拉所言，他将社会的人写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将男女间的爱情演变成肉欲的附属品。在作品中，戴爱丝·拉甘和洛朗就是这种纯生物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可以说，在左拉的全部创作中，《戴爱丝·拉甘》是最充分地体现了自然主义特征的作品，是自然主义理论的最忠实的实践。它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部自然主义的真正代表作。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戴爱丝·拉甘》的确表现出了更为冷静、更为客观的特色。受缪塞的影响，他的《克洛德的忏悔》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感伤主义的情调。而受龚古尔兄弟作品的启发和泰纳的影响，《戴爱丝·拉甘》则体现出一种较为典型的自然主义风格。在这位文学上的外科手术医生面前，人物命运的社会属性逐渐地被淡化，而他们的自然属性则被大大地强化起来。浪漫主义的情调消逝了，现实主义的典型化追求也被抛到了一边，自然主义的绝对“客观”、绝对“真实”和不动声色占据了上风。年轻的左拉“非常骄傲地确认。在他的身上，学者已经杀死了诗人。”对于左拉来讲，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比这更确切的评语了。

《戴爱丝·拉甘》发表后，社会各界反响不一。由于在“思想、原则以及对现代艺术、真实和生活的表现上”体现出基本的一致，因此，首先站出来为之叫好的当然就是自然主义的主将龚古尔兄弟。他们认为《戴爱丝·拉甘》“每页都表现了令人战栗的温情，书中表现的是新的神经病似的恐怖，这是一本出色的带有悔恨情感的自我解剖”。

相比之下，文艺理论家泰纳和文艺评论家圣·勃夫的评价就显得老道、成熟而客观。在给左拉的信中，泰纳称赞左拉的这部“作品完全是建立在正确的观念上的。该书前后连贯、结构很好，此书表明作者是真正的艺术家、严肃认真的观察家，他寻找的是真理，而不是追求娱乐消遣。”同时，泰纳又对作品背景的狭窄和单一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批评。他建议左拉：“应当做一个职业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这样就不会因您的这本书搞得神经紧张。当人们堵塞所有孔洞，关起窗户，把读者关起来讲这么一个与魔鬼、疯子或病人密谈的故事，那读者会害怕……如果我有什么意见要讲的话，那就是应该扩大作品的背景，并使效果得到均衡。”  圣·勃夫除了称赞《戴爱丝·拉甘》是“一部现代小说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外，也对作品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看法。他对左拉说：“从该书的头几页开始，您就描绘了新桥过道；我和别人一样熟悉这个地方…但是“您把它描绘成巴尔扎克笔下的索利街一样，这是不真实的，您太夸张了。这个过道是平淡的，冷落的，丑陋的，更是狭窄的，但是，它并不那么阴暗；这些色彩是您从杭勃朗地特那里借来的。这里也同样存在不忠实的地方”。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左拉说：“您是敢干的，也是冒风险的，读者中也有这种批评；对有人感到愤怒不必大惊小怪，战斗已经在进行，您的名字也已经签上了；这种战斗会结束的…

此时此刻，反对的声浪也不绝于耳。有人在《费加罗报》发表文章指出，《戴爱丝·拉甘》一书“是最近出版物中最肮脏、最低级趣味的……描写的尽是些淫秽不堪、厚颜无耻的东西……这种只沉浸于下流格调的作品是最坏的东西。如果要拿这本书作为比方的话，就像是一个人被安放在太平间的陈尸床上的水管下，一直读到最后一页，他会感到那水管流出和滴下的水是用来冲洗尸体的”。

这篇批评文章的发表招致了左拉的坚决反驳，也由此而引发了文坛上的一场论战。一时间，新闻媒体也跟着喝倒彩，对左拉的攻击文章连篇累牍，甚至把左拉说成是淫书的作者和下流文学的信徒。而读者的逆反心理也加速了小说的销售速度，加大了小说的发行量。尽管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也挨了不少的骂，二十七岁的左拉却因此而成为这场论争中最大的赢家。他不但一举成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名声大振，而且由此而酝酿起一个更为庞大的文学创作计划。《戴爱丝·拉甘》的发表“构成了二十七岁的法国小说家埃米尔·左拉一生之中的重要一幕。”正是从这部作品起，左拉以更加坚实的步伐迈向未来。

P13-16

1870年，普法战争的炮声打碎了人们的梦想，同时也宣告了外表华丽无比，内部腐烂透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礼炮声和欢呼声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同时也伴随着反动势力血腥镇压的枪声而揭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的一页。

19世纪后期的欧洲历史迎来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发展时期。

这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反抗，充满了复杂局面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火种随着传播的脚步东移到了俄国，列宁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最终确立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心的地位。帝国主义国家为扩大势力范围，争夺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垄断地位，导致一系列矛盾，引发了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饱经风霜的欧洲人民为反对战争，反对奴役，反对压迫，争取自由，呼唤和平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这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根基，也直接唤起了俄国人民的觉醒，并于1917年打响了十月革命的第一枪，从而将人类的历史推向了充满竞争、充满魅力的20世纪。

这是一个多种主义共同滋生，多种哲学思潮同生共存，并且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引起不同阶层人们的广泛关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乃至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作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不同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观点去观察生活，反映生活，进而使19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学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19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学迎来了一个极具色彩的转折时期。

这是一个多种文艺思潮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时期。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一种思潮一枝独秀、占据欧洲文坛主流地位，进而一统天下的局面即将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等与现实主义一道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情调、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色彩装点着五颜六色的文学殿堂，书写着色彩缤纷的文学天地。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欧洲文学一元化的时代就要成为历史，而文学的多元化时代在此已初露端倪。

这是一个作家辈出、群星荟萃的繁荣时期。都德、鲍狄埃、莫泊桑、左拉、法朗士、波德莱尔等用自己的艰苦劳作续写着法兰西文学的神话。哈代、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柯南道尔、勃朗宁夫妇等用自己的如椽巨笔书写着英国的画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谢德林等用自己的辛勤汗水耕耘着俄罗斯文学的肥田沃土。马克·吐温等则用自己的独特视角洞察着美国的日新月异。而斯特林堡、安徒生、易卜生、比昂逊等则正在用自己的艺术天赋开拓着北欧的新天地。

这是一个巨著纷呈、硕果累累的收获时期。左拉的《卢贡一马卡尔家族》勾画出第二帝国的丑恶历史；莫泊桑的名篇佳作展示着“短篇小说之王”的天才造诣；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倾诉着苦难的兄弟姐妹的悲惨遭遇；萧伯纳的杰出戏剧“将真理和玩笑混为一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显露着这个“恶魔天才”的迷人风采；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犹如一面镜子将俄罗斯的社会场景尽收眼底；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尽显简洁洗练的平淡风格；马克·吐温的讽刺与幽默在美国文坛上独树一帜；易卜生的剧本创造了欧洲现代戏剧的新奇迹。就在这色彩斑斓、纷繁复杂的文学天地里，自然主义首先脱颖而出，对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进行了坚决的反叛，在欧洲文坛引起剧烈反响。自然主义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当时风靡一时的实证主义哲学、遗传学说和决定论的深刻影响。自然主义的文学渊源则来自于福楼拜在19世纪50年代所提倡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主张。60年代，龚古尔兄弟联手推出了《夏尔·德马依》（1860）、《费洛曼娜修女》（1861）、《勒内·莫普兰》（1864）、《热尔米妮·拉赛德》（1865）、《玛奈特·莎洛蒙》（1867）和《谢凡赛夫人》（1869）等作品，将科学的精神与科学的方法引进到文学创作之中，并且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中，从而最早在文学创作中显示出自然主义的特色，打响了向现实主义反叛的第一枪，被认为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真正先驱。尤其是兄弟二人合著的《热尔米妮·拉赛德》，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80年代，左拉异军突起，以其《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戏剧》和《自然主义小说家》等论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进而成为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人物。在《戴爱丝·拉甘》（1867）和《玛德莱娜·费拉》（1868）等最能代表自然主义原则的作品中，他从病理学分析入手，把遗传因素引入文学作品，对自然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中，他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混淆，以自然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实践相矛盾的独特魅力，建构了19世纪法国文坛的又一座文学大厦。

就在自然主义走出法国，波及欧美，在世界各地掀起阵阵波澜的时候，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又在法兰西的文学大地上破土而出。唯美主义的哲学基础源于康德的“无目的之合目的性”的美感学说。唯美主义的艺术原则来自于法国诗人戈蒂耶（1811—1872）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主张。他在小说《莫班小姐》（1836）和诗集《珐琅与宝石》（1852）中，充分体现了唯美主义的艺术风格，开创了唯美主义的一代新风。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是唯美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对话录《谎言的衰朽》中，他将唯美主义的主张推向了极至。他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诗剧《莎乐美》（1893）和童话集《快乐王子集》集中体现了他唯美主义的艺术原则，均为唯美主义的上乘之作。

象征主义发端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的先驱，他的不朽诗篇《恶之花》在19世纪的法国文坛引起了巨大的震颤。他在诗集中开创的诗风和倡导的理论也为一批年轻的诗人所师承。在他的影响下，象征主义于80年代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文艺思潮，并以魏尔伦（1844—1896）、马拉美（1842—1898）和兰波（1851—1891）组成的象征主义“三剑客”而名扬四海。魏尔伦的《无言的情歌》 （1874）、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1876）和兰波的《醉舟》以奇异的想象、迷人的色调、新颖的手法将象征主义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比利时的剧作家梅特林克（1860—1949）则以其带有梦幻色彩的剧作，给象征主义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坛，无产阶级文学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主要标志就是在鲜血和炮火中诞生的巴黎公社文学。虽然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仅仅存在了七十二天，但公社前后近二十年间的文学创作却构成了巴黎公社文学最精彩的篇章。在这不朽的篇章中，既有巴黎公社文学的最杰出代表欧仁·鲍狄埃，也有公社的女英雄、诗人米歇尔（1830—1905）；既有著名的公社诗人克莱芒（1836—1903），也有著名的小说家瓦莱斯（1832—1885）。他们就像一座群雕，构成了巴黎公社文学最闪光的亮点。

19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坛，依然是现实主义大丰收的时代。虽然没有了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身影，但法国现实主义雄风犹在。左拉、莫泊桑、都德、法朗士依旧孜孜不倦地为其添砖加瓦。尽管缺少了狄更斯、萨克雷和勃朗特姐妹的存在，但哈代、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仍以高昂的斗志支撑着英国现实主义的局面。经历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等人的精心开拓，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全面走向了成熟，走向了高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将19世纪后期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装点得绚丽多姿。曼氏兄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造就了德国文坛的佳话。易卜生、安徒生的创作使北欧文坛大放异彩。马克·吐温的小说使美国文学引起了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现实主义在走向深化，现实主义在走向成熟，现实主义在迎接一场新的革命，新的挑战。

19世纪后期是欧洲历史的转折时期。

19世纪后期是欧洲文学的转折时期。

19世纪后期是欧洲文学开始走向分化的时期。

19世纪后期是欧洲文学结束一元化局面的时期。

告别了难忘的19世纪，世界文坛即刻“天下大乱”，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学多元化的时代就此像一个躁动不安的早产儿匆匆忙忙地来到人世间，新的时代开始了！

参加本卷撰稿工作的还有那其灼、赵淼、邓玲玲等，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福和  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