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美国最初的印象青少年时期对美国的认识
从青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太平洋彼岸的另一个大国——美国，并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独立战争的英雄华盛顿和解放黑奴的领袖林肯曾一度成为他仰慕的偶像。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开始注意到西方国家，大约是在1907年至1908年间。这时的毛泽东才十四五岁，停学在家务农。
在此期间，他向表兄文运昌借了一些书看，其中有一本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讲到社会要改良，主张设议院，办商务，讲农学，兴学校，使上下同心，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郑观应在书中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向西方学习的原则，并系统介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长处。郑观应在描述美国的议院时称其“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并认为“美利坚之政”，“其制尤善，可为万国之通法者也”。郑观应还称赞美国工业发达，感叹其“心思日辟，智巧日增”。
这本书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几十年后毛泽东对这本书仍然记忆犹新。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正是通过这本书，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引起了他的兴趣。
《盛世危言》还激发了毛泽东上学读书的热情。1909年秋，毛泽东在韶山复学，1910年秋，毛泽东又考人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在这里，毛泽东开始关注中国以外的事情，他学习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从一篇讲述美国革命的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清晰地认识了美国。26年后他仍能记得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
毛泽东从同学萧植蕃(萧三)借来的一本《世界英杰传》中，读到了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感触颇深。他对同学萧植蕃(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他还认为：“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可见，美国革命及其代表人物的经验在当时给了青年毛泽东深深的启迪。
在这之后，毛泽东关于美国的知识迅速增长。1916年7月25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第一次发表了对美国对外战略和中美关系的看法。
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认为，美国在当时不应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洲打仗，而应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与中国联手，共同抗击日本。他在信中写道：“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等待千载之大业已。”
毛泽东的上述评论反映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不仅受到美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而且还曾希望中美两国携起手来，共同推进民主共和事业。
三十多年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谈道，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讲述的中国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认识变化过程，也正是他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然而，毛泽东对美国人民所抱有的良好愿望，以及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估计，却在毛泽东的对美政策思想中深深扎下了根。投身革命后对美国的批判
虽然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曾经对美国寄予厚望，但当时美国作为西方列强之一对中国却并不友善。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青年毛泽东对美国的好感很快就被美国的侵略政策所抵消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美国与其他列强一道对中国实行出卖政策，对毛泽东刺激很大，使他对美国奉行强权政治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
1919年7月，已在空前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毛泽东，开始在《湘江评论》上陆续发表批评美国等西方列强推行强权政治的文章。
毛泽东坚决反对某些人附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论调，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说成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
毛泽东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美国等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争夺，他讥讽地写道：“威尔逊在巴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好?四周包满了克勒满沙，路易乔治，牧野伸显，欧兰杜一类的强盗。”⑨
毛泽东敏锐地指出，这场列强之间的厮杀改变了世界格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这一见解显示了青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判断的深刻洞察力。他还极有见地地预言，美国等西方列强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将会愈演愈烈。
毛泽东在对美国威尔逊政府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严格地把美国人民同美国政府区分开来。他注意到当时美国电信员工的罢工风潮，并且指出，这种罢工的“目的在于停止威尔逊总统每日在巴黎的往来电报，使他注意国民不赞成他在和会的主张”。毛泽东对美国人民寄予深深的期望，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他对美国人民从未失去过信心。
1919年末至1920年夏，毛泽东完成了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广泛接触，并大量阅读革命书籍，由此在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P1-3
本书是在《毛泽东与美国》的基础上，做了大量修改、补充而成的。笔者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详尽地考察了新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奠基人——毛泽东处理中关关系的原则立场、思想发展脉络，以及作出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本书在探讨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历史发展轨迹的同时，还论及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关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何处理同关、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对外战略思考中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在建国后始终关注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动态，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
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同美国的对华包围、封锁和孤立政策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僵硬的对华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战略决策，同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一道打开了封闭已久的中关关系大门。这是20世纪最富于戏剧性的外交突破之一。
中关都是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对美政策思想和实践，探讨中关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利于中关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长期健康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和极为有益的。
本书的出版得到红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万方正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原总编辑陈平陵同志曾提出过不少有益的修改意见，特别是对本书第十九章第四节的内容做了补充。我在此衷心感谢上述同志为提高本书质量付出的辛勤劳动。
研究毛泽东对关外交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有些问题还有待于在进一步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我期待着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972年2月21日，因林彪事件遭受沉重打击的毛泽东，为了要和第一次来到中国首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谈谈“哲学问题”①抱病早早起床，并不断让身边工作人员汇报尼克松专机的抵达时间和接待情况，然后又出人意料地改变了周恩来的预定安排，在尼克松一行到达后仅仅三个多小时就提前会见了他们。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挥洒自如的谈吐为中美历史性的对话定下了基调，从而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发展相互间的关系，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是毛泽东多年的夙愿，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历经艰难曲折，最终促成尼克松访华，打开尘封已久的中美关系大门，也成为毛泽东晚年岁月中最为精彩的一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试图称霸世界，并且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和敌视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对美国的方针和政策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进行战略思考的重点之一。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战后毛泽东的对美外交政策思想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前后到60年代末，毛泽东为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同美国的对华孤立、封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使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并且逐步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扶蒋反共”政策，直至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然而这不仅没有挡住中国革命胜利的潮流，反而在客观上促使新中国与苏联结盟。在当时世界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局面下，毛泽东经过缜密慎重的思考，形成了联苏制美的战略思想，并在建国前夕毅然决然地宣布，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且是一种明智的决策。
不出毛泽东所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不仅不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还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封锁、包围新中国，由此造成了中美两国长达二十余年的对抗与隔绝。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举出兵，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在黑云压城的危急时刻，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展开生死较量。最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不可一世的美军赶过“三八线”以南。朝鲜战争不仅造成中美两国数百万士兵的伤亡，而且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并由此发展成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
美国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不能不使毛泽东认为，美国政府是蓄意制造台湾同中国大陆永久分离，并使之成为既成事实逼迫中国接受。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因而，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毛泽东突出强调了解放台湾的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于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在此期间，毛泽东针对美国企图逼蒋放弃金门、马祖，制造“台湾独立”、“一中一台”的阴谋，形成了把解放金门、马祖同解放台湾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的策略思想，不让美国从金、马脱身，不使台湾和大陆完全隔离。毛泽东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大胆运用以战制战的政策，并且灵活使用各种策略和外交技巧对付美国。
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除了从朝鲜和台湾这两个战略方向向中国进逼之外，还在中国周围拼凑起包括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国在内的军事联盟体系，并对中国的近邻越南进行干涉，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直接派出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南方。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的这些军事行动，使毛泽东在同苏联论战的同时，继续把美国视为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加以对待。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在对美方针上，坚持“一揽子”解决方案，即在不解决台湾问题之前，拒绝一切发展双边关系的建议。毛泽东还拒绝了王稼祥关于适当缓和对外关系，以集中精力克服国内困难的建议，坚持以不妥协的姿态反对“帝、修、反”。
尽管中美之间的敌对和猜疑持续了二十余年，但两国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切断，至少这两个大国在对抗中也曾表现出某种节制和政策上的灵活性。例如：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持续进行；在炮击金门和越南战争中，中美两国尽其所能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冷眼相看的年代里，中美两国逐渐了解和认清了对方，从而减少了由于错误估计而产生的许多盲目性。这些又为后来毛泽东在国内外局势的剧烈变动中重新审视中美关系，抓住时机促使美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中国改善关系提供了可能。
第二阶段：从60年代末到1976年，毛泽东根据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局势，审时度势，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作出了超出常规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决策，并且由此确定了中美关系的新的发展方向。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元气大伤，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却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及时把握住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历史机遇，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对美国同中国缓和关系的姿态作出回应，并亲手导演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大球，促使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从而形成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并由此扭转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
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历史性的会见。毛泽东寓意深刻地指出：“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②尼克松也表示：把中美两国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美国方面还认识到，“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③
中美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终于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即著名的《上海公报》，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虽然中美两国因在台湾问题和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当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毕竟一道恢复了两国间的历史性的联系，并且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新的方向。
1973年5月，中美双方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使双方能够在较高的级别上保持直接的联系和接触。这对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相互了解，并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之后，毛泽东继续为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进行努力，并且制定出“一条线”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欧洲)，不仅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巩固了中国对美外交的基础，而且有力地遏制了苏联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势头，为避免世界战争的爆发和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
1978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经过多次艰苦谈判，终于在美国接受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基础上，双方决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从而使毛泽东生前的愿望化作了现实。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根本利益的。
虽然毛泽东生前没有看到中美正式建交的那一天，但他所确立的对美政策思想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毛泽东这位高瞻远瞩的外交战略家，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魄力、远见和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也将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本书阐述的重点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美外交的思想与实践，同时兼及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与外交行为。总结这些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好当今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但也是最为复杂的国际关系。美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一举一动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世界格局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对中国实行包围，孤立和封锁的政策，经过二十多年的对抗、接触与试探，毛泽东和尼克松终于在1972年打开了封闭已久的中美关系大门，期间经过了太多波澜与曲折：从建国初期的敌对与猜疑到三年抗美援朝；从两次炮击金门到中国援越抗美；从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到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开辟“巴黎秘密渠道”，直至尼克松顺利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签订，中美关系掀开新的一页……毛泽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厥功至伟。
《毛泽东与中美外交风云》作者凭借几十年研究中美关系的深厚功力，以确凿的史实、严密的逻辑、生动的语言重现了中美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曲折复杂历程，梳理了对美政策主要奠基人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思想发展脉络，以及做出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是迄今为止研究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最为详尽、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这对于汲取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处理好当今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建设长期健康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非常必要和十分有益的。
《毛泽东与中美外交风云》由宫力编著。
宫力编著的《毛泽东与中美外交风云》阐述的重点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美外交的思想与实践，同时兼及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与外交行为。总结这些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好当今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