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渡戈壁沙漠》，收入了斯文·赫定的《戈壁沙漠之路》与沃尔克·贝格曼的《考古探险笔记》。两作者，都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成员，区别只是，斯文·赫定是20世纪新疆探险史的领军人物，而沃尔克·贝格曼以自己的发现丰富了探险家的视野。两位作者，都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成员，区别只是，斯文·赫定是20世纪新疆探险史的领军人物，而沃尔克·贝格曼以自己的发现丰富了探险家的视野。

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编著的《横渡戈壁沙漠》内容介绍：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1935年）的成就，是现代历史引人注目的章节。考察团组建的初衷，为了开拓贯通东西方的现代化交通路线。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纽带，是衔接地球上最辽远的大陆的“大陆桥”。从1927年5月9日离开北京西行，前往内蒙古的重镇包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外团员就陆续进入了各自的研究位置。这个组建时间不长、目的明确的团队，始终行进在游牧与绿洲两种文明之间的空旷区域。直到穿越了黑戈壁，进入新疆。一路上艰苦备尝，与具体困难相比，其实一切准备都是不够充分的，同时正是坎坷多阻的行程。将这个有多国成员的“旅行大学”，磨合成一支拖不垮、拆不散的队伍。斯文·赫定的《戈壁沙漠之路》一书，作为考察团负责人记述的就是此行离开北京，抵达新疆乌鲁木齐，一路上所发生的故事。

《横渡戈壁沙漠》是一本中国通史类读物。

出版说明

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

戈壁沙漠横渡记(代序)

戈壁沙漠之路

 第一章 骆驼的畏途

 第二章 从“仙岛”到“黑城”

 第三章 富有田园风光的驻地

 第四章 一次国庆和一位信使

 第五章 额济纳河上的独木舟

 第六章 从索古淖尔到嘎顺淖尔

 第七章 中国西北第一个气象站

 第八章 沙漠旅程与飞沙暴风

 第九章 冬日渐严酷

 第十章 艰辛的日子

 第十一章 戈壁圣诞节

 第十二章 新疆不欢迎我们

 第十三章 终于到了哈密

 第十四章 经过辟展、吐鲁番到乌鲁木齐

考古探险笔记

 第一章 穿越蒙新——1927年

 第二章 1928年新疆之旅

 第三章 1929～1931年的探险考察

 第四章 1933～1934年的汽车考察

 结束语 中国西北考古探险八年

 附：罗布沙漠新发现的墓葬

编译说明

即便是在月亮的表面上，也不见能有这样比着我们所走过的这地方更荒凉的——瘠硗干枯，很少能见到有一个略有生意的荒丘。位于我们的第29号营地的泉流还有点水，但地面上的草就稀少极了。在这个营地，所有鞍垫都卸了下来，擦伤的骆驼脊梁用草药膏涂上。一峰骆驼病了，不能驮行李，而且用面粉和牛油喂养着。

9月5日那天，天气清朗平静，早上却有点风。行进在地势平坦的荒漠，我们的旅程是这样单调，我们正在惊讶居然有一个骑着驴的蒙古人迎面而来。却发现，这是我们的信使蒙古人苏宁吉斯，他站住了，下了驴，很快活地向我们问候，递给我一封拉尔生的信。我们的队长报告，他留下了11峰没驮行装的瘦弱骆驼，那是需要饲养的，以后可拨归到那林的分队；他的辎重队其他骆驼大体还好，壮健活泼。苏宁吉斯带了6峰骆驼逗留在此地，还有一峰已是断送了。这6峰中一峰病着，其余5峰交给一个中国人看守，在西进的一路上边走边休养着。

我们在阿加林乌苏的驻地，就安置在一处中国住户的近邻，这是一间土屋，一顶蒙古包和一处干草垛围成的院子。我们拜访了主人，他和另外7个人同住着，其人快愉，自足；麦粮堆在外面一间房里，靠屋顶的一根木棍上挂着两扇羊肉，寝室安设着一张火炕，冬天是烧热的，现在在一炉小火上却沸腾着一只茶壶。我们就坐在炉边，一面墙点缀着四幅风景画，我们最注目的是一幅水墨画的马，拚命地扭着它的头，两足矫健地直立着，上面题着，这是“一匹威严壮丽的马”，这房内的装饰显出就是一个简单无知的中国人也有着某种好美乐观的情绪。

徐炳昶问他这同乡，年复一年地在这种荒僻之地居住，生活是否感到艰苦困乏。

这人泰然微笑着，回答：“总得努力做点事，开辟一条生路啊。”从这里到王爷府——衙门，他说是有七日的路程，到外蒙古的边界则需四日。

天已很晚了，苏宁吉斯带着拉尔生四峰疲乏的骆驼回来了。我们次早前进时，他同哈士纶和巴图留在这里，巴图是我这队蒙古族驮夫中的组长。哈士纶领到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九峰留下的骆驼摆脱。它们不特是我们的累赘，就是那林手下已是困乏不堪的骆驼，也不当为它们所连累。

今天我们在群山中间向西北进行。病驼“茶花女”已是闲起来待治了。它别的都很好，只是硬蹄有点软弱，需得休养。我骑的新骆驼，步趋倒温和，但是很顽梗，要不是同它的旅伴一同走，它便要作怪起来了。

哈士纶和巴图又聚在我们在乌兰托洛盖（红头）的驻地了，他带着4峰优美的新骆驼，那是付了28。5元钱，外加我们那4峰无用的骆驼交换来的。拉尔生那五峰伤残骆驼还继续在苏宁吉斯和一个汉族人照管之下。  我们的驻地依附着泉流，四面环绕着血红的山丘。太阳像熔化的黄金一样地落下了，轻薄的云在光亮的花冠中照耀着。云彩飘过后，地面像是为烧红的草原所映照的一样，吐着红焰。骆驼便在这奇致的照耀中去饮水，像用烧泥制成的标本一样，红晃晃的。傍晚的暮色愈浓重，这绮丽的色彩也一点点地衰灭下去了。

距乌兰托洛盖驻地（第31号营地）不远，便与三辆运货汽车的车辙相交——这在沙漠里是非常罕见的。后来据拉尔生说，他和他的前锋是与这几辆汽车同时到达乌兰托洛盖。他在库伦（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时就认识其中一位司机。他们是从库伦来的，想到宁夏接回在冯玉祥军队里任职而现在准备回国的15个俄国教官。我们的人同俄国司机快愉地过了一夜，他们还请李伯冷带着他的摄影机同乘一截路。这样，李伯冷便坐了50里的汽车，却碰到机会摄了一张汽车陷入沙窝的照片，这车后来是用铁锹挖了出来。

9月7日，我们从一道直谷走过，这是峻峭的矮山间的一条泻水沟。随处都是茂盛的野榆树。道路正从这样一株榆树下通过，树梢的萧瑟声，可以作一瞬间的倾听，消受一会儿密叶下的浓荫。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呀：风在叶间的戏舞声，像远远地倾听着家乡的汹涌的瀑布一般，但这一切只在一瞬间便风驰般地过去了。更前便走在灼热的烈日之中。

路离开了山谷，转入左面一道旁沟，向上便是一个隘口。自这隘口有一条两边夹山的山谷，直达平地。那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的山谷，因为这里先后倒毙着10峰骆驼的骷髅。

一天天地西进，却总是走不出无际沙漠的中心点，几乎看不见一棵草，一点地表的水，一只活物；只有一次，一条蜥蜴窜着逃跑了。我们在撒拉霍鲁逊（黄色芦苇）泉旁边住下，要是那里没有一堆石块作标记，这小小的一孔清泉是不容易发觉的。石堆的尖顶上放着一个骆驼头颅，张着的喉咙里塞着几块石头。那样子极可怕：冷笑，饮恨，狰狞。它是一个象征，是特意警告到这地域中来的人物，因为到了这里，一切的希望都要消灭了。人是通过了，骆驼却成了牺牲品。

今天气温最高30。8度，昨天20。3度，前天24。8度。最后几夜最低在零上5。5度和9。5度。白天在强烈的阳光中更是炽热。一刻刻地盼望夜晚的到来，正如盼望救星和好友一样。假如我们早两个月动身，路经这里时将有怎样的温度呀。就在这里也有幸运之神帮助了我们。大体上我们得到许多意外的垂顾。P6－8

戈壁沙漠横渡记（代序）《横渡戈壁沙漠》一书，收入了两部西部探险的纪实之作：斯文·赫定的《戈壁沙漠之路》与沃尔克·贝格曼的《考古探险笔记》。两位作者，都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成员，区别只是，斯文·赫定是20世纪新疆探险史的领军人物，而沃尔克·贝格曼以自己的发现丰富了探险家的视野。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1935年）的成就，是现代历史引人注目的章节。考察团组建的初衷，为了开拓贯通东西方的现代化交通路线。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纽带，是衔接地球上最辽远的大陆的“大陆桥”。从1927年5月9日离开北京西行，前往内蒙古的重镇包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外团员就陆续进入了各自的研究位置。这个组建时间不长、目的明确的团队，始终行进在游牧与绿洲两种文明之间的空旷区域。直到穿越了黑戈壁，进入新疆。一路上艰苦备尝，与具体困难相比，其实一切准备都是不够充分的，同时正是坎坷多阻的行程。将这个有多国成员的“旅行大学”，磨合成一支拖不垮、拆不散的队伍。

斯文·赫定的《戈壁沙漠之路》一书，作为考察团负责人记述的就是此行离开北京，抵达新疆乌鲁木齐，一路上所发生的故事。

1927年5月9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上西行列车。目的地是当时西北铁路的终点——包头。

在包头营地，辎重给养堆积如山。从此，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借助原始的交通工具：骆驼、马匹、毛驴等，前往蒙古草地西端的额济纳。在他们面前，不但再没有铁路、公路等现代化的交通线可以依持，就连道路走向也需要由自己选择。5月20日。在292峰骆驼伴随下，考察团离开包头，踏上了横贯中国西北的旅程。下一阶段的归宿，将是为黑河（弱水）屏护的汉代居延边塞——额济纳。从包头到蒙新交界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行程万里，主要是无人定居的戈壁沙漠。到达了额济纳，进入新疆便指日可待了。

1927年9月28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终于抵达了那横拦在古道之前的苍莽大川额济纳河，将营地扎在河边的胡杨林密集处。

1927年秋天，额济纳旗处在蒙古旧土尔扈特部落的世袭王－爷治理之下。赫定和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抵达时，整个王爷辖区只有九十几户子民，还不如一个aY＇长有权威。额济纳，在中国典籍中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居延。居延是汉代西北塞防的重要枢纽，有最典型、最周密的要塞城障、防务系统。唐诗之中，居延几乎成了边塞的代名词：“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千年脍炙。在20世纪初，额济纳之所以受到关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喀喇浩特——黑城遗址的发现，现在的土尔扈特牧场与其整个生活空间，就是直接建立在历史遗存之上的。

额济纳是考察团的集结地。而可望而不可即的新疆绿洲哈密，则是进一步的目标。考察团的主要工作将在新疆天山南北展开，只有及时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才算是在西部大地站稳了脚跟。在额济纳河边的松杜尔，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建立了大本营，同时建立了中国西北第一个气象观测站，这个观测站一直坚持了8年之久。他们对额济纳河流域做了当时条件所允许的最精确的测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关地理学界在联合编绘中亚地图时，除美国资源卫星的资料，依靠的就是1927—1933年考察团的勘测数据了。尽管在额济纳考察团的日子过得相当舒心，尽管蒙古旧土尔扈特部落已经接纳了这些外来人，斯文·赫定和考察团知道，他们的真正的探险即将开始，此前的行程不过是一次演练，或者说是针对所有人的体能测试。

1927年11月8日，考察团大本营自额济纳河畔林地中的松杜尔拔营启程，前往黑戈壁另一侧的东天山。抵达新疆门户——哈密，见到了为天山融雪滋养的绿洲、牧场，离乌鲁木齐就不远了。

考察团的核心分队上路不久，一场11级（每秒30米）大风，迫使驼队停留了一天。赫定曾在飓风席卷下进出罗布荒原，但1927年11月12日至14日刮起的是他亲历过的最大的风暴。大家彻夜不眠，再精致兹密的帐篷也不能将风暴阻拦于室外。几天后，另一场暴风雪几乎将赫定的帐篷撕碎。与风暴相比，选择路线更艰难，只要离开古道，途中对水草的需求就有可能成为泡影，而且他们不是单纯的商队，也不是不受约束的行旅，他们不能仅只是赶往目的地，谁都知道，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为开通飞机的欧亚航线准备气象资料，是为即将到来的用汽车、火车重振丝绸之路雄风勘测交通线路，是为调查西北资源而组建。一路上，不但要做气象观测，要测绘地形、考察地质，还要进行考古调查，判断古今环境的变迁。

与冷落的古道重合时，他们竞意外和一支庞大的驼队相逢。驼队有1200峰骆驼，是从归化前往古城（新疆奇台），它驮载着足够中国极西的塔城、阿尔泰牧区一年间消耗的日用百货。这当然不是在丝绸古道上往返的规模最庞大的驮队，然而这却是考察团离开包头以来所见到的最壮观的商队。商队秩序井然，人畜状态良好。特别是那些每月还挣不到5块银元的驮工待人的友善、真诚，使包括赫定在内的考察团团员感受到了暖意，领略了古道人情的丰厚。然而行进在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上，只有零星客商才能够结伴同行，商队不但不宜同行，而且应该有意识地错开上路。那是因为在日渐荒凉的古道上，水泉、柴火、草料是如此珍贵，往往不能同时满足两支商队的需要。

1927年12月10日，考察团在布尔根布鲁克休整一天，这就是此行的第72号营地。经随团医生赫默尔大夫诊断，赫定身患严重的胆结石，必须卧床一个月。这一路上，只有蒙古牧民传说中的丰饶水泉谢别斯廷，才能够让赫定安心休养一个月。可是。有谁知道这个从来没有标注在任何一幅地图上的谢别斯廷泉究竟在哪儿呢？突然，有人闯入帐篷，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刚刚抵达的一支从外蒙古三音诺颜部返回的安西商队带来了考察团瑞典地质学家诺林的信。诺林和他的分队已经到达谢别斯廷，并找到了那个传说之中的泉水，在那儿不但水源丰沛，而且柴草足够。这个救命的水源地离开72号营地只有3天路程。

读过字迹潦草的信，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松了一口气，提出：明天一早立即拔营，前往谢别斯廷地方。考察团在谢别斯延补充了饮水后，马上动身循古道前往哈密。赫定则与几个助手留在谢别斯廷修整，等条件允许再随后启程。他们将在哈密会合。经过考虑，赫定同意了。

12月13日。夜幕降临。前方闪烁的营地篝火，将赫定一行迎至丝绸之路的水源地谢别斯廷。

当晚，赫定亲自在考察路线图中标注上了这个地点（即75号营地）的位置，并正式命名为“诺林一谢别斯廷泉”。诺林是它的经纬度的测定者，谢别斯廷是这里原有的地名。

12月14日夜晚，中外团员纷纷向赫定告别，赫定临时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为保证大队及时顺利赶到哈密，他将直接由自己支配的25峰状况良好的骆驼全数交给了大队。这样，随赫定滞留在谢别斯廷的，除诺林分队的八峰骆驼，此外就是四峰不能负重的病驼。而如果遇到意外，赫定必须启程，他就没有了移营所必需的运输条件。这样一来，赫定已经是破釜沉舟了。听赫定亲口说出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决定，连最强悍的蒙古族驮夫赛拉特也流下了眼泪。就是这个赛拉特后来被培养为汽车司机。全程参加了赫定1934～1935年勘测西部公路交通线的新考察，并获得了瑞典国王授予的勋章。

徐炳昶教授默默与赫定握手为别。他告诉赫定，他会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按照约定的计划，准时赶到哈密，并一俟条件允许，就会接走赫定。

12月15日凌晨5点1刻，赫定坐在担架上目送大队走进晨曦。

赫定与几个助手（包括诺林与贝格曼）在谢别斯廷苦守了近30天。在这个期间，曾一再与商队相逢。在这个期间，诺林对谢别斯廷地区做了综合的地形学测量与地质学考察。贝格曼则一直在整理额济纳的笔记。就是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考古学家在一两年后重返额济纳，并在当地汉代烽燧城障发掘出一万多枚汉简。

1928年1月4日，两个信使冲寒冒雪，来到冷落的探险营地谢别斯廷，带来了考察团的消息。

赫定下令，等暴风雪一停止，他们就立即上路。1928年1月8日，带领部属和驼队，向西南方的哈密进发了。  就这样，赫定和考察团经过黑戈壁，义无反顾地走向“天山第一城”哈密，打开了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壮观的新一页。从包头开始，经历长达八九个月的坎坷路途，损失了292峰骆驼中的半数——154峰之后，赫定乘马车抵达了由重兵把守的哈密汉城。

1928年2月28日，斯文·赫定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团部进入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结束了从北京开始的历时近10个月的横渡戈壁沙漠之旅。自北京西行，路经呼和浩特、包头、额济纳、黑戈壁、哈密，这是华夏文明史的资源带，考察团以自己的实践，为今天开发西部、认识西部，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赫定《戈壁沙漠之路》之中，最重要的是关于额济纳与哈密之间的被遗忘的丝绸之路的内容。这本记述1927～1928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历经千难万阻从内蒙古前往新疆的书，是欧洲出版界的特例：它问世时，赫定和考察团还在艰难跋涉之中。书稿是出版商据赫定陆续寄回的日记、书信编定的，它的出版，为这次考察作了及时的定位宣传。《戈壁沙漠之路》马上译成了四五种文字，其中包括中文。中文本由《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译者李述礼译出，并请杨震文、徐炳昶校订，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于1931年12月由考察团印行。书前有徐炳昶的序。中文本的书名，译作《长征记》。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超前的译名，本书在初版后从未修订再版。

我们据李述礼译本，将斯文·赫定的《戈壁沙漠之路》与贝格曼的《考古探险手记》编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为避免与近年其他译著重复，选取了《戈壁沙漠之路》的主体部分：从11章到25章，重点记述自包头走向新疆哈密的行程。同时，改正了个别错别字和误译，增加了注释，做了必要的整理工作。

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原来是中国读书界陌生的名字。随着他的代表作《新疆考古记》译成中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贝格曼其人其事开始受到读者瞩目。前一个时期，我多次接到咨询信函，要求进一步获知贝格曼的生平和成就。然而遗憾的是，我对贝格曼所知也相当有限。为此我请瑞典友人专门作了查询，答复出乎意料：瑞典常见的辞书、资料竟没有涉及考古探险家贝格曼其人。他们能够提供给我的除了《新疆考古记》，只有贝格曼另一部纪实之作《考古探险笔记》。看来，瑞典和中国情况差不多，考古学家贝格曼的知名度远不及那个同名的电影导演。

《考古探险笔记》也是据贝格曼在中国期间的日记整理成书，英文版绝版已有半世纪之久。然而读过这本书，不但使人对贝格曼在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人对这种状况很难感到满意。贝格曼无疑不应该被忘记。

1927年1月，年方24岁的贝格曼刚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进入了研究机构。可以说，那时他对中国一无所知。当时，他最大的奢望只是力图在12～13世纪北欧海盗碑铭研究方面略有所获。但一个意外，竞改变了他的命运。瑞典国家古物管理局的负责人柯曼博士通过电话，询问他愿不愿意放弃舒适轻松的生活，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到中国广袤、落后的西部做至少一年半的考古探险。那时，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正在筹备他一生最大的、历时最久的一次中亚探险，并与中国同行共同组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有关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历史，现在人们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考察团设置了一中一外两个考古学家。

瑞典青年贝格曼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和中国学者黄文弼一同成了考察团的成员，在中国西部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妙的青春岁月。时间不是一年半，而是8年，从24岁到32岁，贝格曼从始至终参与了中国西北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多国、多学科的科学考察，直到日本军国主义挑动了侵华战火，才不得不结束了在中国西北的工作。

1927年至1934年的八年间，作为考古学家，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国西北的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第一次是1927～1928年，第二次是1929—1931年，第三次是1933～1934年。行程数万里，其中三分之二的旅途要靠骑骆驼或步行，所到之处一半左右在当时是无人定居区。在此期间，他发现了300处古迹、遗址，并实地考察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仅就“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这两个成就，就该名垂史册！他的经历之所以不能忽略，是因为他的发现足以证实，目前广袤荒凉的中国西部，曾有过面貌迥异的历史时期。

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汉代著名的居延边塞）发现了总数达万枚以上的汉简，这在当时和今天，都是震惊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在此之前，汉简的出土顶多是成十上百，在此40余年后，在大致相同的区域，又有2万余枚汉简出土。当时有人曾将发现“居延汉简”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西北两大考古发现。而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库。从30年代起，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成果丰厚，影响颇大，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范例。出土大批汉简的同时，在额济纳还发现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初的纸，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笔的实物。

1934年夏天，贝格曼靠罗布人的帮助，在刚刚复苏的古河库姆河的支流“小河”流域，考察了一系列楼兰王国时期的墓地，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就是著名而神秘的“小河5号墓地”（“奥尔得克古墓群”）。这个“小河5号墓地”有上百具棺木，有王陵般的气势，其中出土的“楼兰公主”木乃伊后来成了楼兰王国的象征之一。而在“小河7号墓地”，无意中发现了一具栩栩如生的干尸，看到这3000“岁”的楼兰人，贝格曼就像中了魔咒。

可以说，保存如此完好的古尸，在新疆至今也就是仅此一见。当年贝格曼随意为这苏醒未久的无名河起了一个名字：“小河。”而如今，“小河”就是楼兰（罗布泊）古今环境变迁的标尺。

从1935年开始，贝格曼埋头于整理自己的考古发现。即便是在执中立立场的瑞典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时机。战后，贝格曼曾希望再赴中国，做新的考察，但1946年他就因病去世了。享年43岁！他留下了两本书，一本是学术专著《新疆考古记》，一本是通俗探险读物《考古探险笔记》。获悉如上基本情况，就明白了为什么瑞典读书界不记得这个敬业的学者了。那是因为，他不长的一生实际只做了一件事：在中国西北从事考古探险。

事实上，从20世纪以来，也许应该说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广袤、丰饶、荒凉、寂寞的西部，就是一些特定势力觊觎的目标，通过蚕食疆域、染指政教纷争、阻断与内地的联系，制造动乱，置人民于水深火热而不顾。而贝格曼和他服务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1927－1934年的这8年间，则是对西北做了前无古人的实地考察，丰富了对西北的认识，使中国西北受到举世瞩目，为加强、改善西北与内地的交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其加快了进入现代社会的步伐。尤其是1933－1934年，为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内地与新疆的联系，进而计划重开丝绸之路，贝格曼在赫定麾下和中国同行们贸然前往战火正炽的新疆（发现“小河古墓”不过是此行的副产品）。而他们为促进西北交通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在今后开发西部的过程中有着里程碑般的地位。

贝格曼这个异国青年对关心中国西部、随时准备投身于西部开发的人来说，绝对不应该被遗忘！三1930年4月27日，无意中贝格曼在额济纳的汉代遗址波罗桑齐捡拾到了第一枚木简。从此，他就成了“汉简迷”。在遍及额济纳的汉代烽燧，每到一处贝格曼就匍匐在地面，凝视着每一个沟坎，寻找这种写了字的木板。在当地人叫做“穆德布林’’的遗址，他竟一气获得了4000枚汉简，仅这个数字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数十年间在罗布泊、尼雅、疏勒河流域所得的总合！他不但着眼于汉简的出土，而且还力图弄清楚额济纳（居延）地区汉代防御系统的原貌，探讨其实效，并试着寻找汉代重要边防枢纽（居延城的所在地），进而他就居延的历史发展作了概括。他的注意力从汉代边塞过渡到额济纳河流域人类的活动与河流改道的关系，古居延海的位置，黑水（额济纳河）三角洲的来龙去脉，黑城（喀拉浩特）的兴衰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而他就是用这一个接一个的思考、求索，寻找、推测、实践，将一次单纯的考古探险，成功地拓展为沟通历史与未来的精神漫游。通过《考古探险笔记》一书的生动描写，我们不但了解了作者在额济纳的惊人发现，也同时接受了作者的邀请，与他分享着发现的喜悦、探索的成就感，与他并肩巡视在沙丘、古戍之间……对真正的考古学家来说，枯燥的、日复一日的奔波、挖掘，将由发现来补偿。对真正的考古学家来说，只有超越了出土文物本身，才能使自己的发现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年轻的考古学家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兴奋点限定、拘泥在发掘的考古作业上。他实际上是想通过不懈的努力，体现考古工作者的特殊价值。

“小河古墓”和额济纳汉代烽燧的惊人发现，作者只是略做点睛之笔，他相信真正的成就绝不会被埋没！而在这本考古探险纪实之作当中，随处可见的是每日跋涉的甘苦，日复一日的启程、宿营，缺粮断水的危难……他独具慧眼的地方在于，能够随时着意点染出人们往往会忽略的一些细节，并通过这些细节使自己的追求得以升华成一种精神境界。

在波罗桑齐汉代烽燧遗址做了重要发掘之后，贝格曼这样写道：考察队大部分人马继续向额济纳河走去，我、陈宗器和两个挖掘工留下来。我们挖出的几块木简上标有纪年，但暂时无法确定根据西方的算法是哪个年代的。然而可以肯定，这些是汉朝纪年。从一个老鼠洞里发现的碎纸片，我猜测这是公元前2世纪的遗存，纸上没写什么，这个判断是据木简或丝绸做出的。

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块拖回洞里，成了一个小小“图书馆”。而洞旁边，总有一小堆变黑的小米。

要知道，贝格曼是发现了成吨文物的考古学家，居延烽燧、城障挖掘的木简数量之多，以前也许只有“汲冢遗书”可以比肩，但他却没有放过一个已经繁衍了几十代老鼠的小小洞穴！汉代戍卒在居延海的边防烽燧上燃起第一堆烽火时，这个洞穴就有老鼠出没了，直到汉代要塞成了弃置千年的废墟，老鼠洞又构成了使今人能返回往昔岁月的时间隧道，两千年的光阴在人间逝去，绿洲变成荒漠，要塞改名叫做遗址，有谁能想到这个不起眼的老鼠洞竞成为储存历史线索的博物馆。

可以说，贝格曼在中国西部的考古探险主要是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的，一部分是在内蒙古西北，在甘肃、新疆交界处的考古探险，这以居延汉简的发现为核心；另一部分是作者在新疆塔里木东端和阿尔金山、昆仑山的考古探险，这以发现“小河古墓”为高潮。在新疆的内容和在内蒙古的一样，《考古探险笔记》中并没有着意于记录考古的具体过程和收获，那是《新疆考古记》的组成部分，而是写出了自己在刚刚经历了水系置换这沧桑之变的塔里木河尾闾的所见所感。读其中许多感人至深的段落，就如同在观看一部成功的电视专题片，读者不但领略了贝格曼所见的风光物态，而且也随着他的喜怒哀乐，在激动，在失望，在回忆，在思考。

我反复阅读了《考古探险笔记》中“兴地婚礼”（第二章第三节）这个段落。老实说，读过贝格曼的记述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婚礼的来宾了。兴地是深藏在库鲁克塔格皱褶中的山村。这村子之所以知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阿布都热依木家族世居于此。19世纪后期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来罗布荒原探险时，猎人阿布都热依木及其父亲帕万就已是科兹洛夫的向导。

1900年，又是阿布都热依木和兄弟阿布都热合曼将斯文·赫定引导到考察罗布荒原的关键位置阿提米西布拉克。20世纪前期，阿布都热依木曾数次为斯坦因带路，并且带领黄文弼发现了土垠遗址。贝格曼《考古探险笔记》中，阿布都热依木兄弟居住的兴地“一家村”是固守旧俗的世外桃源。

在这儿他不但受到了古朴的罗布猎人家族的款待，还亲身参加了一个隆重的婚礼。婚礼上，阿布都热依木的哥哥的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了他弟弟的两个儿子，而他哥哥的另两个儿子，则同时娶了他弟弟的另外两个女儿。这四对堂兄妹的婚礼，使寂寞的山村像节日般热闹……一边读着贝格曼如同抒情歌谣般的描写，我一边在脑海中寻找、印证着自己对罗布人生活的悬想。这时我才不得不承认，其实我的想象并不怎么丰富。

《考古探险笔记》的第二章“1928年的新疆之旅”，是全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段落。在这一章中，贝格曼根本没有正面描写考古发掘。他写的只是一个考古学家对罗布荒原古老文明和复杂现实的感想。从车尔臣（且末）前往库尔勒的一路，就是贝格曼与罗布荒原和罗布人的相互自我介绍的过程。1928年，正处在罗布荒原水系发生根本改变的关键时期，这个历史性的巨变，使异域青年得以亲历了沧海桑田。他路经的一个有七八十户的大村落，在1915年斯坦因路经时，还只是个地名，而别的什么也不是。仅仅十几年，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置换。他闯入的一个居民刚刚迁走的废墟，在1915年时，竟是这一带的繁荣居民点。在中亚荒漠，水系的迁移，就决定了人类生存环境的迁转。在罗布荒原，这种迁转含义深远。

《考古探险笔记》篇幅并不大，但对于认识瑞典青年考古学家贝格曼，认识新疆与西部探险发现的过程，不可或缺。

将《戈壁沙漠之路》与《考古探险笔记》衔接起来阅读，就可以看出无论从探险实践还是从探险记写作，斯文·赫定都是贝格曼的名副其实的导师。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西部探险家有一个惯例：每次回到家乡，都要以刚刚完成的探险为题写上两本书，一本是通俗的探险读物，另一本是有关地理、历史、考古等学科的考察报告。斯文·赫定就是惯例的典型体现者与首倡者。他的《穿越亚洲》、《游移的湖》、《我在中亚的狗》等属于前者；《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1906～1908年藏南科学考察报告》等则属于后者。当然，《戈壁沙漠之路》（《长征记》）也在前者之列。就今天的阅读习惯而言，前者是纪实文学范畴的，后者是学术专著。而《考古探险笔记》与《新疆考古记》，都是这一惯例的体现。一般来说这两种书籍写的虽然是一同件事，但内容并不重复。这个特点也是从赫定开始的。赫定的文笔在探险家中当然无人能及，但贝格曼却以一个青年的热情和一个探索者的执著，将其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大的考古探险生涯结构成一部生动曲折的作品，而他自己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部书的主人公。实际上，从斯文·赫定开始，成功的通俗探险读物不但拥有更广泛的读者，而且也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这类读物的通俗，更容易使不同层位的读者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