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正，儒瓦尼奥挎着背包，圆筒制帽扣在耳朵上，脚边跟着那对西班牙长毛狗，穿过镇上的广场和学校的院子，走进空荡荡的教室，高声喊道：
“埃纳贝尔先生！”
小学教员立刻走出来领取他的信件，顺便把镇公所的邮件也收下。他不愿让儒瓦尼奥跑进厨房去，他那一家子正在里面吃早餐呢。埃纳贝尔先生从没给邮递员递过一支烟，也从没给长毛狗扔过一块肉骨头。儒瓦尼奥不喜欢他。说不出他有什么地方不好，也说不出他的想法有什么不对；可他总是个索然无昧的东方入。
儒瓦尼奥走了，小学教员回厨房去。炉灶上烘着婴儿的衣裤。窄小的屋子里弥漫着煮滚的牛奶、洗好的衣裳和排水沟的气味。三个孩子挤在桌子的一头，像等着喂食的雏鸡似的叽叽喳喳叫着。埃纳贝尔太太穿着农妇的短上衣，又是笑又是骂，往她面前的盆子里分木薯羹。她长着油光光的棕色头发，体态丰满，肤色发亮。接连养了几个孩子，她的体形变粗了。但这没关系：一次次分娩，就像一个个魔鬼，把她气质中所有粗俗的天性都解放出来了。
埃纳贝尔先生走过来，一声不响地坐在老位置上；摊开报纸，放在他妹妹和他的碗碟中间。
埃纳贝尔先生和他妹妹长得很像。两个人都很瘦小，苍白的脸膛，金黄色的头发。同样明澈而显出近视的目光。同样白斑狗鱼似的抄下巴，同样牙关很紧地说话的模样。同样的讥讽和哂笑，甚至那带点儿鄙夷不屑意味的笑声，也同样是抿紧嘴巴，鼻子里轻哼一声才发出来。
碰巧莫佩鲁小学的女教师是埃纳贝尔先生的妹妹。碰巧她没结婚，跟哥哥嫂嫂一起开伙。又碰巧她还把一大半薪金、可供晾衣服的厨房和大侄女现下睡的那间顶楼都让给了嫂子。要不然，埃纳贝尔夫妇和三个孩子都得挤在政府配给的那套私房里(一个正间，一个小问和一
埃纳贝尔先生和他妹妹低着头读他们那派的报纸，两个人怀着同样的希望，同样的愤慨，同样的怨恨，一起看一个在他俩看来不仅充满罪恶、而且安排得极其荒谬的世界上有些什么新闻。读着读着，有时候两人会不约而同地耸耸瘦削的肩膀，哼出一声带鼻音的冷笑。
“妈妈！”大女儿喊道。
埃纳贝尔太太一把抱起最小的孩子，推开通小巷子的门，蹲在门槛上，叉开孩子的两腿悬空在阶上。撩起裤脚的婴儿在阳光下直蹬脚。
“我都没短裤给他换了。”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不过，假使阿那尔东先生能当选，说不定一切都会变样的……”
妻子说这话的用意，埃纳贝尔先生心里是有数的。她希望丈夫能有个晋身之阶，脱离这个薪俸菲薄的职位。她每天要唠叨上二十次，责怪他什么门路也不肯去走。可是小学教员心里很清楚，要能碰巧找到这么一个镇，让他妹妹跟他同时有个职位，真是谈何容易；跟埃纳贝尔小姐朝夕相见，更使他坚定了不为自己考虑的信念：他俩的默契，他俩的感情，他俩的共同信仰，使他的婚姻、事业以及社会生活如此缓慢的变革所带给他的日复一日的失望，稍稍得到了一些补偿。
八点半，埃纳贝尔先生和埃纳贝尔小姐准时在各自的学校里拭净污黑的讲台，开始上课。不过，直到九点钟，教室里始终是一片木鞋的踢踏声和学生们此起彼落的哄闹声。刚开始，每个迟到的学生都要受罚。结果家长造反了。镇长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的抗议，——虽然每次在学校授奖仪式上，他必定要在这些家长的掌声中大谈其共和国赋予每个公民的子女的义务，以及民主国家怎样有责任让人人受教育。埃纳贝尔先生只得让步。可是这位教员和他的妹妹依旧恪守原则，他俩不用任何人的准许，就可以尽给学生坏分数。除了这两位教员，谁也不会把少上半小时课当回事；在这镇上，真把世俗的义务教育一本正经当回事的，唯有他俩吧。P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