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20世纪五大传记图文典藏版)》由国学大师梁启超倾力创作！李鸿章是晚清第一权臣，近代史最具争议的人物，李鸿章的局限仍是今日国人的局限！看他如何突破内政、外交的困局，建功立业者总有其独特的人生沉浮进退、得失成败之道，《李鸿章传(20世纪五大传记图文典藏版)》是为官从政、为人处世必读传记经典。

梁启超编著的《李鸿章传(20世纪五大传记图文典藏版)》讲述了：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重视和铭记。

《李鸿章传(20世纪五大传记图文典藏版)》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迅速由盛而衰，最后只能周旋于列强的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悲壮一生。

甲午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人感到“以一人而敌一国”的无望与悲恸，梁启超也由此发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

梁启超把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指出李鸿章是怀着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的，只不过他缺少长远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为后世立百年大计。

李鸿章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重读《李鸿章》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　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序　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想要对李鸿章这个人做出评价，就要对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两方面进行深刻的理解。

一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他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已经成熟，其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他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利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评论家动不动便说：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权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拿李鸿章和两汉的霍光、曹操以及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那么他的权力与他们迥然不同。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那些权臣，他们都是独揽大权、控制皇帝、天下惧怕而能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一直兢兢业业，没有野心，可以说是个纯粹的大臣。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近代各国的权臣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治、遂心应手、不理会责难和猜忌的人物，而李鸿章却是个萎靡不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个平庸的大臣。即使这样，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环境本来和那些人有不同的地方，在这里试着和读者一起研究，上下古今，一一分析。

中国是个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它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今天形成完备、极致的局面，所以权臣手中的权力到今天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了。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孟孙、叔孙、季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中的魁首。那个时候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对于国家来说，大臣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那么就像大树一样，树枝太粗了必定会伤到树干，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到了两汉，天下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已经出现，但根基未固，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外戚掌权的祸乱很严重。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接踵而起，权势炙手可热，王莽借着这个机会夺取了汉朝江山。这时候的政治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如果没有显贵的家世或资历，绝不敢妄想独掌大权。像范哗在《后汉书》中所说的张奂、皇甫规等人，虽然他们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声望相当之高，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可以当皇帝，却仍然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汉朝皇帝的脚下，丝毫没有后悔之心，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效果。但在这时候贵族独掌大权的风气还是没有衰绝，不是贵族出身的人不敢有非分的想法。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等到董卓出现之后，天下的实力派纷纷起来造反，曹操趁机登上高位，为有功的武人成为权臣开了头。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按照曹操的方法行事的。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又比如秦朝的商鞅、西汉的霍光、东汉的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依靠，只靠着自己的才能学问赢得皇帝的信任，担任重要职务，实行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全国上下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权倾一时，几乎有些近代立宪国家首相的意思。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权臣里的败类则是些只会巧言令色、讨好皇帝、窃取大权、祸害百姓的人，比如秦代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佗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强盗与斗筲之徒，不值得充数。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以上四种类型把中国几千年来称得上权臣的人都包括进去了。

简而言之，时代越远，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权臣的数量和实权的消长是和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的，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孑L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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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中学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部传记。是年二十八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一八六。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也称自己的这部著作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道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鸿章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他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也指出，通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生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造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 “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且不得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局。在新一轮的历史大螺旋中。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也仍未建成一个理想完善的公民社会，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章立凡

李鸿章其实不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不知道国家与政府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其实是不知道的，以为我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赶不上的不过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我们就学这些，洋务运动就完成了。这就是现在举国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他们三十年前的前辈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只不过让他们的丑陋更加暴露出来，终究不会成功是必然的。

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