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姊妹》讲述的是江南小城年轻的机械工程师徐江平的爱情故事。“文革”初期，徐江平因参加一机厂总工程师钟汉笙和电子仪器厂总工程师罗文弈以及其他有识之士发起的“振兴小城科技读书会”，被当时掌权的厂革委会打成“钟罗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戴上一项“三反分子”的帽子，被强迫劳动近两年之久。后来，经厂革委会副主任于树坤的推荐，参加一机厂重点项目“J-5”型高速机床的设计工作，算是从强劳中解放出来。那是一个春意颇浓的仲春季节，徐江平一方面全力以赴投入“J-5”型高速机床的设计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设计任务，一方面却坠入同厂里描图员胡雯华(阿华)的爱河之中。作者颜斐把发生在“钱资荡”畔的不正常年代里的这个正常的爱情故事写得淋漓尽致，热烈美好。

《十姊妹》是一幕爱情的悲剧。《十姊妹》讲述了年轻的机械工程师徐江平，在设计“J-5”型高速机床的过程中，结识了本厂年轻的描图员阿华，并赢得少女阿华纯真的爱情，但由于动乱年月现实生活的逼迫以及冤假错案，徐江平最终被迫离开家乡小城，背弃了与阿华在十姊妹花下立的山盟海誓，漂泊流浪去了异地他乡，阿华心碎，殉情自杀；八年以后，平反和落实了政策的徐江平在得知真情之后，他便毅然决然地结束漂泊流浪的生涯，留在阿华的墓冢前，并投入家乡小城的经济建设……

作者颜斐把发生在不正常年代里的正常的爱情故事写得淋漓尽致，热烈美好。有江南小城春天的美景作陪衬，有关于“十姊妹”的凄美的传说和田园风光般的景色作为爱情过程的插，有一对心心相印的年轻人的迸发的爱情尽情挥洒，以景写情，抒情写景，物我两忘，犹如是一部篇幅较大的田园牧歌式的散文。

十姊妹

文学与思考——写在后面的话

眼前的这一个小岛，面积大概有个一百来平米吧。岛上栽着几畦开着嫩黄色小花的油菜以及一些紫花的结荚蚕豆和豌豆之类的农家植物，岛边沿上还有着七八棵杨柳、榔榆、刺槐和一棵野杏树。估计这个小岛原先是一户人家的宅子地，可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又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这块宅子地，被住户给荒弃不用了。小岛的东南角落上，还长着一大丛十姊妹花。这个十姊妹，属于是蔷薇科植物，花形和叶形，均都类似于月月红和蔷薇花，只不过，十姊妹多是开着十朵一簇，八朵一团的小花，且色素比较单调，并多为月白色，或者月白之中又夹着一点儿的淡青色，仲春的时分开花，花期又多为一季，其中尤其是以这月白色的十姊妹花，气味最为香浓了。因此以前，这个小城的老百姓，往往会在自己住家的周边和庭院里，栽种上一两棵十姊妹花，以便点缀和美化住家周边的环境。然而，眼前这时候又适逢是清明节前后，岛上的这一大丛十姊妹正繁茂地开着十朵一簇，八朵一团的，足足有几百上千朵的小白花，在这四月初上午的阳光下，使这个荒废了的宅子地的小岛，笼罩在一片有着生命的活力和浓郁的芳香之中。

徐江平的外貌，有一点儿像那个经常在银幕上出现的影星达式常，一头黑发，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腿脚，鼻梁高挑，面孔端庄，灰白色的眼睛里面，神色有一点儿茫然，有时候又有着一点儿深邃的意味。这会儿他默默地步上了这个小岛，他对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在八年以前，他可是经常到这里来的啊！

“哎呀！这个小岛上，怎么多出了一座薄薄的坟墩呢？”徐江平的心里面，似乎有一点儿诧异的感觉。“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想，“这一个小岛上，可并没有什么荒坟和野墓的啊！”

小岛的东南角，也就是在那一大丛开着几百上千朵白花的十姊妹前面，有着一垄青草蔓生的薄土堆，一米多长，半米来宽，没有墓碑，朝西的坟头上，立着一块倒圆锥形的“坟帽”。在那一块“坟帽”下面的斜垄上，似乎有人刚扔下了一把风信子，以及一个用嫩柳芽条编织而成并且间杂着十数朵白色十姊妹花的小花圈。

徐江平见了以后，心里面不禁涌起了一股悲凉的感觉：“偏僻的小岛，孤魂野鬼的坟墓；可怜的世人，死了以后，也还是这般的孤独和寂寞！不过能够躺在这里，倒也是得天和独厚；不必去挤在阴森、可怕、悲怆和俗滥的坟墓中间，只消一垄薄薄的黄土，就可以单独地享受起眼前这辽阔的天空，这拍岸的波浪，这一片黛绿色的乌龙山和乌龙宝塔的倒影，这‘山青青、水悠悠，湖光山色一望收’的景色，以及还可以被一些像我这样的陌生的路人去凭吊。”

徐江平可不是什么哲学家，也不是什么诗人(虽然他偶尔兴奋起来的时候，也会信手去写一些不太入流的诗句)，他只是一名机械工程师，所以呢，他不便对这个已经离开尘世的坟中人去作什么评论，也不便过多去抒发自己的心境，他只是在那一大丛十姊妹花前作了短暂的停留，便迈步走下了小岛东南角落处的堤岸斜坡。原来在那一大丛开着白花的十姊妹的斜坡处，有一处因“钱资荡”几百年的波浪冲刷所形成了的“凹口”。他在这个“凹口”处择地而坐，并从随身携带着的黑色人造革的手提包里面，掏出了一本精装本的《机械设计与美学》的．英文原版专业技术书籍，消磨时光地阅读了起来。

过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吧。当他读完了《机械的流线运动与美学》这一章节以后，他便停了下来。这会儿他抬起头来，仰望着天空。他眼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上，那飘浮着的一朵一朵棉絮一般的白云。在这个四月初的星期天里，在这个终于将要获得平反，政治上将完全可以直起腰杆的日子当中，他渴望着，满满地渴望着——可是渴望一些什么呢？他恐怕连自己也说不上来。  此时此刻，他身体的机体——精神和肉体的——虽然轻松了许多，压在心灵上的政治包袱，虽然已经被他甩了下来，并被扔到了脑袋的后面，但是，似乎总有一股失落，一番奢望，一种虚度年华，以及一种不甘心似的感觉，在他的身体里面挣扎和翻涌，使得他有一点魂不守舍，不能自持。一年之中的春天，一个崭新时代最初的开端，不可能不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热切渴望着新的传奇新的乐趣，新的冒险新的追求。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的心灵——尽管这颗心灵曾经奄奄一息了八九年——现在似乎已经受到了某种欲望的折磨，没有办法去摆脱，就像一盆老梅树桩的盆景，浅浅的椭圆的大彩釉盆里，一截黑褐色的老树根桩，看上去毫无生命可言，但却从贴近水边的小缝隙中，又绽出了几枝细细的嫩芽和几个小骨朵儿，鹅黄与淡绿相混合的颜色，向着上端伸张，在这一截黑褐的根桩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纯净，格外的稚气，格外的娇美，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一般。

一个追求文明的人，是痛恨那一种令人精神上抑郁，心灵上荒芜的年代的生活的：一个具有美感的人，但又不可能想去要什么乐园，就会有什么样的乐园，不可能找到人世间的天堂，或者快活一世的避难所，也无法去追求艺术作品之中的美。因为，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美是永恒的；让你看了，读了，想了，仿佛永远都有着那么一种崇高，那么一种静谧，那么一种难以忘怀，那么一种如醉如痴的感觉。不过，在一个人的人生之中，无疑也会有着这样一些美妙的时刻，叫你意想不到的消魂的时刻，但不幸的是，它们好比是这太阳上面掠过的一柞宽的白云，或者是此刻头顶上方那一大丛十姊妹花所散发出来的一阵一阵的清香；你不可能将它们永远地留在身边，也比不得艺术之美那样经久不变，它们仿佛在一眨眼之间就会消失，就好像是在灵魂之中见到的一点闪闪的发光，或者是一点稍纵即逝的幻象一样。

P8-10

我的案首摆着颜斐的两部即将付梓的“小长篇”：一是《十姊妹》，一是《苦鸭》。这两部作品均写于本世纪之初，但作品均以三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写的都是凄美的爱情悲剧，都相当感人。

《十姊妹》讲述的是江南小城年轻的机械工程师徐江平的爱情故事。“文革”初期，徐江平因参加一机厂总工程师钟汉笙和电子仪器厂总工程师罗文弈以及其他有识之士发起的“振兴小城科技读书会”，被当时掌权的厂革委会打成“钟罗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戴上一项“三反分子”的帽子，被强迫劳动近两年之久。后来，经厂革委会副主任于树坤的推荐，参加一机厂重点项目“J-5”型高速机床的设计工作，算是从强劳中解放出来。那是一个春意颇浓的仲春季节，徐江平一方面全力以赴投入“J-5”型高速机床的设计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设计任务，一方面却坠入同厂里描图员胡雯华(阿华)的爱河之中。作者把发生在“钱资荡”畔的不正常年代里的这个正常的爱情故事写得淋漓尽致，热烈美好。有江南小城春天的美景作陪衬，有关于“十姊妹”的凄美的传说和田园风光般的美景作为爱情过程的穿插，有一对心心相印的年轻人的进发的爱情尽情挥洒，以景写情，抒情写景，物我两忘，犹如是篇幅较大的田园牧歌式的散文，真是美极了！在这一对年轻人发生于不正常年代的正常爱情的描写中，诸如“钱资荡”畔月夜相拥，“十姊妹”花前的山盟海誓，徐江平陋室中的情感燃烧与理智控制等爱情场面的描写，尤其动人心魄。当然，徐江平与胡雯华的这种再正常不过的爱情，是不容于那个不正常的年代的。由于小城一机厂革委会主任朱兴强的同类，流氓成性的技术科长姚长青也看上了胡雯华，于是凭借他们的强权，便演出了一场夺爱的爱情悲剧：徐江平被除名遣送回乡，被迫远走皖南山区达八年之久才“落实政策”返回小城；阿华(胡雯华)则殉情自杀，长眠于当年她与徐江平定情的“钱资荡”畔的小岛上的凹口处。

《苦鸭》比起《十姊妹》来，少了点浪漫的色彩，而多了点悲剧的氛围。小说讲述的是小城城北乡青年农民“苦鸭”的爱情故事。“苦鸭”原名顾岳，其父原为小城银行的主任会计，“反右”中无辜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迫自杀，母亲一急之下双眼失明，于是母子被遣送到城北乡，在黄土岗的张角墩子下结庐居住，母子相依为命，宁与鬼魂为伴，不与人群混居，真有点离群索居的样子。尤其是他参加当年高考中考得全省第一全国第三的成绩而不被录取之后，就安心在城北乡当农民，兼学点木工油漆等手艺，侍奉双眼失明的老母艰难度日，日子虽苦，倒也还平静。只是到了“文革”岁月，坏人当道，他们母子的日子就不平静了。尤其是“苦鸭”在丹金河的支流沙城河里救起了被城北乡革委会主任人称“骚屎甲猪”的邵家柱调戏侮辱后跳河自杀的上海女知青于秋霞之后，两个青年男女一方面由于相敬相怜，相知而相爱，结成连理，过上一段美好平静的生活，一方面摧毁他们平静而幸福的爱情生活的悲剧一天天逼近，以至遭到灭顶之灾。那个被叫做“骚屎甲猪”的邵家柱发现没有就范的上海女知青成了“苦鸭”的妻子之后，便同秘书胡利平密谋一计，利用城北大队“开秧门”的日子，陷害“苦鸭”，企图霸占于秋霞，遂造成“苦鸭”瞎母被推落入河中死亡，于秋霞被迫死于屋中的骇人听闻的结果，“苦鸭”也被迫与恶棍邵家柱同归于尽。这部作品把美展示得更加充分把恶也揭示得更加深入，故事与结构也安排得更加紧凑，读来似乎更吸引人，也更耐人寻味。

《十姊妹》与《苦鸭》两部作品对美好爱情的描写与歌颂，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而两部作品中对制造悲剧的恶人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所做的揭露与鞭挞，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仅此两点，这两部作品就值得读者诸君一读，并于读后有所感悟了。

作为一位小说作者，颜斐对江南水乡风情与景物的描摹，对两对青年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的描写，对两桩爱情悲剧的思考，都有其鲜明的特色与一定的深度。这表明他对生活的发现与开掘已具有一个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眼力与技巧；而叙述技巧的相当娴熟，又表明他在小说创作上可以走得更远。但从这两部作品来看，对两组反面人物的描写略嫌简单化与漫画化，在小说的叙述与描写中具有较强的主观化的倾向，作者总是急于要向读者说明一些所谓“哲理”，这多少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反面人物的形象愈复杂愈立体，对他们的揭露与批判也就更加有力，更加深刻。这是一些不可违背的艺术规律。

颜斐上个世纪末曾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听过我讲的课，算是我的学生。读了他的这两部品后，为他在小说写作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也预祝他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加可观的成绩，以圆他的文学梦。

是为序。

2007年7月8日

草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文学与思考

——写在后面的话

中国自秦代以来，专制色彩过于浓重的意识形态，堵塞了人们的感情的宣泄，这一种民族缺陷，使中国文学创作深受其害。

尽管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尽管我们的国人对文学的理解很为透彻，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也不缺少一定的能力和水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缺陷，往往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家们对文学创作噤若寒蝉，一些思想深沉，生活凝重以及稍有棱角的创作作品，令人望而却步，退避三舍。

眼下我们在一百个国人当中，可以说很难找得到三四个能够真正为文学所陶醉，或者是从文学里面唤起个人早先生活片断的联想、爱情的遐思、浪漫的情怀、已经逝去的青春的追忆以及理想一般的诗情意境的知音者。至于要想遇到能够对文学作出思考并具有一定深度的人，那就更是难乎其难了。

当今的时代，人们心灵疑惑，头脑繁杂，都以世俗的喧嚣的，肉身凡胎的物质生活为目标，追求金钱，追求权力，追求时尚，追求物欲的快感，让自己淹没在良心与违心的空档之间。

也许中国根本就不应该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以致让现在的子孙后代们永远觉得多余的就是这文学和诗；也许中国需要的根本就不是文学和诗，而是眩目的权杖，闪光的金钱和物欲的快感；也许专制的思想和文化的枷锁，已经使得文学快要蜕变成为病态的生拉硬扯的，矫揉造作的，类似于人妖和太监式的，或者是向金钱卖笑，向“权杖”张开两条大腿的娼妓式的货色；也许自秦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之间(因为在秦代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然而却是真正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我们的文学家之所以不再被人们所接受，富有思想富于创造才能的文人之所以完全被忽视，这些，大概就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在作祟的缘故吧？

事实上，一个有思想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记得当年，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曾提出一个问题：是汉武帝伟大，还是司马迁伟大？最后的结论是司马迁伟大。汉武帝折腾了一辈子，不可一世，可他死了以后却什么都没有，然而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以及他那悲惨的人生故事，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因此，帝王统治人民，不过是一朝一代而已，而文学家的影响力，却能够绵延多少年，多少代，甚至是多少个世纪。屈原、司马迁、吴承恩、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他们就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创造了文学，创造出了许多千年不朽万世传颂的文学作品，使民族精神和人们的物质生活获得了全新的结合。

思想就好比是宝藏；而有思想的文学作品，就更是稀有的宝藏，就像那些散落在地球上的稀有的红宝石、蓝钻石和祖母绿一样。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作为思想成就来说，它的影响力，其实并不比一个改朝换代的大政治家的业绩低下，甚至比其更要深远和巨大。因为一切智力上的表现，应该是不分什么高下的。如果让大政治家去从事文学创作的话，那么毛泽东也许就和屈原一样伟大，而周恩来写出小说就像曹雪芹那样……我这里说的是如果，是指智力表现上的一种假设而已。

然而在我们中国，文学家却远没有别人那么幸运。他们大多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他们之所以穷困潦倒，正是由于他们毫无节制地运用他们自身那种出神入化的想象力，孜孜不倦地为追求他们内心的最高目标而在静思和默想。他们听任自己的躯体去接受世事变幻的摆布，但是心灵却始终翱翔在高高的蓝天上。为了追求语言和思想的完美表达，他们既要在精神世界里面绞尽脑汁地耕耘，又要在日常生活之中苦苦地挣扎。为此，他们耗尽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有时候他们就像是一只长期发着高烧的病鸟一样，一会儿消失在蓝天和白云之间，一会儿又在漫漫的尘埃和泥泞的街沟之中拖曳着一双受伤的翅膀。文学使他们厌恶尘埃和街沟，可是日常生活却又剥夺了他们振翅高飞的力量。

政治家鄙视他们，商人看不起他们，平常人嘲笑他们，就连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责难着他们。在世俗人的眼睛中，他们是一群懒汉，一帮势利之徒。然而在实际上他们既不像商人那样，满脑袋装得都是贪得无厌的金钱与财富；也不像政治家那样，整个心灵皆是卑鄙肮脏的权力欲望；更不像混日子的平常人那样，碌碌无为地打发着宝贵的时光。因此，文学家们的内在生活和他们的外部环境，便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面对这一种矛盾与斗争，于是也就产生了他们的思想。

常人的生活，只是局限在外在的物质世界，而文学却是文学家们的思想的结晶。所以我们又可以说，思想是一种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东西。我们在欣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有谁会想到这一位文学家为我们的欣赏，所付出了多少的辛劳和苦闷呢？如果有谁存心想要理解文学家的话，那么，文学家们所遭遇的困难，以及他们的窘境，还有他们生活当中所产生的反常的现象，我们就不应该去忽视这么一点：就是在文学当中，存在着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而这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的本身，实质就是一种抗力。

比如就拿风马牛这些不相干的事物来说，他们却能够寻找出风马牛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能够从两三件最平凡的事情的对比之中，去引出最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有时候大家看成是红色的东西，他们却能够看得出隐在红色之中的绿色或者灰色，就如常人眼睛中的黄澄澄的阳光，而在特定的条件下却能够展现出赤、橙、黄、绿、青、蓝、紫这种七色光一样。他们深知事物内在的原因和变化，这就使得他们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诅咒美景而为厄运欢呼，赞扬缺点而为罪行辩护的令常人不可思议的举动。而凡是违反常情的一切举动，又都会引起常人的迷惑、厌恶和反感。所以，最优美的文学作品，往往又是最不能够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和接受。因此这也就是他们的可悲之处。

因此在我们中国，那些为国家和民族文学争得荣誉的人，一般都要等到他们死了以后才会被人所敬仰。虽然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多少年多少代，甚至于多少个世纪的影响力，可是他们自己的一生，却往往是在痛苦和不幸的处境之中度过。他们经常不为人们所理解，生活穷困潦倒，遭人鄙视和嘲笑，身体憔悴不堪，形影孤单寂寞。他们自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巨大的矛盾，他们既是上苍，又是造物；既是神灵，又是囚徒；既是贵族，又是乞丐，这就使得他们不能够为社会所包容。一个经历了短促的人生旅途，并且对于人、对于事、对于传统和对于陈腐的思想都有着冒犯的人，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他都不会受到他人的欣赏和欢迎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和分析，就不难看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一生势必就是不幸，比如流放之中的屈原，遭受到了“腐刑”的司马迁，被人追杀的施耐庵，饥寒交迫而死去的曹雪芹……所有这些“寒蝉之鸣”的文学大家，最初都不为人们所理解，非要等到他们死了以后，才被人们所崇敬。甚至就连那个创立了“学而优则仕”的圣人孔夫子，当他用充满智慧的大脑，为文人们指明了方向的时候，但他本人却带领着众多的弟子，就像丧家犬似的流落于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这个被后人崇拜和敬仰了将近两千年的一代大儒的满腹经纶和治国之道，却未受曾到当时的各国诸侯们最起码的尊重。

在中国的文明历史当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凡是对人类的文明和命运有着最为深刻影响的新发现——真理和法则，都被遭到了痛恶和整肃。许多身在高位的糊涂虫却往往会宣布说，有些真理是大毒草，在毒害着人民。比如就拿那个最早提出要对人口实行控制增长的人文科学家马寅初来说吧，他的真知灼见，却被宣布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而遭到了整治和批斗，以致弄成今天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

由此可见，具有独创性的文人和文学家们，之所以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内在的与世俗常人所不同的信念。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是真理的宣扬者和传播者，而不是让自己的思想和良知，去泯灭在低三下四和卑躬屈膝的歌功颂德之中，并以此作为筹码，去换得平步青云的乌纱帽。因为，一个文学家的个性对于本民族而言是其内涵和核心；犹如一个民族的个性对于世界而言是其内涵和核心一样。

如果一个文学家连自己都没有信念，那么，他就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的耻辱。如果他缺乏了自信，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力量者。因此，我们只要翻开中国的历史，此类的例子就比比皆是：文人只要一踏进了政客的圈子(例如李斯和秦桧之流)，其所固有的纯真的光环，就会陡然地消失；当他一旦沾染上政客熏心的权欲，就再也写不出闪光的文字来。因为文学是心的体验，是心灵的倾诉，可是当这一颗心灵开始发霉或者发黑了的时候，他的文学之路或许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文学家的自尊和自信，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他们的痛恨和他们的思考，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的美德。

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思想肤浅而又卑鄙、狡猾、爱嘲笑和妒嫉思想深沉的创造者的人(例如李斯之辈)，那一些狗苟钻营的，专门以损人为乐的无能之辈们，往往就是抓住了文人的一点儿小过失，并以此来当作把柄，甚至于没有过失，也会捏造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去干出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类似于“焚书坑儒”的事件来……

对于那些一心贯注于权力欲望的，不择手段掌权的，在政治舞台上淫威施虐的人，你无法让他们相信这种种不同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通过文学家们各自不同的努力，从而才能够达到文学所要求的目的的。他们只喜爱别人的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而不喜欢针砭和抨击。他们总希望有一条人人都能遵循的法则，就像“文革”时代人人都穿同一种服装，讲话是同一副腔调，信奉同一种思想，上上下下做人同一个模样，音乐全是进行曲，舞蹈全是军事操，英雄必须“高大全”一样。在这些人的眼睛中，社会就必须是一个大兵营。假如从哪个角落冒出一个不知名的文学天才，从他的笔下创作出卓越的文学作品，打破了世俗世界所规定的框框和条条，那么就准保谁也不会去理睬和注意他。如果他还是在执著固守他的文学女神的话，那么可想而知，他的结局如若不是被群起而攻之地倒下和死去，就必然是被某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我们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度里，古老的文明必然会对新思想产生一种反动。只要哪里放射出光芒，哪里立刻就会有人将它扑灭。因为那些主宰意识形态的人们，会把它看成是一场火灾。于是文学家们不可能不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创作，不可能不慢慢地蜕变成专制的点缀，统治者的摆设，时尚的笑料。

然而，文学应该是一面镜子，一面时代的镜子。这一面镜子应该真实地映照出文学家们所处时代的真相，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真实地反映和表达出来。我这里所说的真实，不仅是指生活细节之中的真实，还有历史上的真实，不仅是指一个时代的美的一面，而应该是包含着这一个时代的全部的美和丑。因为任何回避现实社会真实的闪烁其辞，都将会失去现实的价值和历史的价值。因此就不难想象，一个文学家离开了中国社会多灾多难的大变迁，大转型的背景去进行写作，能够写出什么像模像样的东西来。

我记得三十多年前有一个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我们这些文学家们应该经常去默诵这一句宝贵的格言。因为新闻会过时，纸张会陈旧，油墨会模糊、，信任会消弭，甚至再伟大的政治家和英雄也会化作为尘土，然而只有真实的记载，以及只有有思想的能够反映时代真实的文学作品，才能够超越时空，才能够把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人们的心灵，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对凡是有着天赋的或是靠着勤奋而获得创作才能的文学家们来说，真理(或者是说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从事文学就是为文学服务，文学家只能够去向文学要求文学所能给予的乐趣，除了文学在孤独和寂寞之中所赐于的宝藏——思考——以外，不能够去向文学要求其他的宝藏。另外还有着_一点，那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就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而言一文学只是这偌大的财富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并且这一种趋势还将继续在持续，这是谁也阻拦不住的。因此，文学家们必须要头脑清醒而又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不然的话就会陷入误区，就会在不必要的痛苦和自怨自艾的泥淖之中而深陷不拔。

一个想要去有所建树的文学家，他就应该勇敢地直面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并且对自己所直面的时代和所生活的社会，以及自己的人生和所喜爱的文学，去做出严肃的认真的、多角度的以及深层次的思考。

以上是我在二○○二年六月写下的一篇文章。当时我的初衷是想把它写成一篇文学与思考的理论性文章的，可是在动笔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内心是激情有余，条理、逻辑和论点的论据不够充足，写到后来却成了一篇“文学与思考”的散文了。现在，在出版我的小说《十姊妹》之际，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让这一篇“文学与思考”的散文，暂且就充作我这一部小说《十姊妹》的后面的话吧！

2011年4月28日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作者的人生写照，是作者有感而发，并且融入了作者的思想灵魂和道德理想，同时也写出了时代的巨大真实，其精神视点具有相当的高度。

——理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