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编著的《天朝1793-1901》内容介绍：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标志着封闭的天朝与西方世界的相交与碰撞。生于这种大变革、大融合、大冲突下的中国人，从龚自珍到林则徐，从严复到叶名琛，从张荫桓到王韬，从容闳到刘光第，从郭嵩焘到义和团，尽管身份地位各异，都成为东西方文明角力之际催生的杂种。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他们或拯救，或绝望，或逍遥，或愤怒，最终都无法阻止社会集体腐败的大清帝国滑向深渊的车轮。

聂作平先生本着“绝不戏说”的严谨态度，用最客观、最犀利、最独特、最深刻的观点和角度，将1793-1901年间的大清王朝剖析得丝丝入扣、纤毫毕现。本书发前人所未发，写前人所未写，创造了对大清研究的“三个第一”——第一部以剖析时代精英之恨分析大清之死的著作，第一次提出中国近代史开端是1793年而非1840年，第一回将中西文明交锋作为大清灭亡的根本原因。聂作平编著的《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所着重描述的马戛尔尼、张集馨、龚自珍、林则徐、叶名琛、李鸿章等人，无疑是这个“大变局”时代的所谓“乌合之众”的代表人物，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些无论是身为高层大员还是身为底层屁民的无奈与迷茫，更透过作者对这些人的描写，看到了大清灭亡的根本原因。《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确实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所谓“以史为镜，鉴古喻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第一章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眼里的天朝

第二章 来自高级官员张集馨的报告

第三章 从龚自珍的诗文看天朝没落

第四章 林则徐与严复：英雄的真相

第五章 叶名琛从总督到罪人的宿命

第六章 第一留学生容闳和他夭折的强国梦

第七章 留美幼童：祖国亲生的杂种

第八章 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孤独之旅

第九章 报界第一人王韬的生存方式

第十章 光绪重臣张荫桓之乱世功名

第十一章 公祭政治犯刘光第的幕后玄机

第十二章 “义民”义和团VS“汉奸”李鸿章

尽管我努力克制这种神奇而又令我沮丧——可能也令所有中国人沮丧——的联想，但思维总会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一千多年前那则著名的寓言：黔之驴。在这场现实版的驴与虎的博弈中，中国充当了那头愚蠢的庞然大物，而人口与历史均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英国，则充当了狡黠而又隐忍的老虎。在从“慭慭然，莫相知”到“大骇甚恐”，到“稍近益狎”，再到因断定“技止此耳”而“断其喉，尽其肉”的不断深入中，最初把驴子视为神的老虎，终于获得了饱餐的机会。

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接触，始于明清之际。西方对中国最早的了解，来自传教士、冒险家和商人们的转述。在这些夸张的东方传说中，西方最早的中国形象近似于哈哈镜中的反射：通过这面神奇的镜子，东方的没落与专制缩小了，光辉与仁厚放大了。这个盛产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广大国度，得天独厚地沐浴着圣人的教化。伏尔泰为此断言：从道德层面上，西方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学习。莱布尼茨则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伏尔泰和莱布尼茨都没见过的这个开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任皇帝：乾隆。但是，当东西方真正近距离接触后，雾里看花般的美好想象顿时被残酷的现实之手撕得粉碎。而东方中国的真相之幕，则由一个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绅士揭开。

1793年9月14日，当这个英国绅士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在位于北京一百多英里外的热河行宫，见到了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那是一个秋意深浓的早晨，这个英国孩子在一群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在黑暗中行走了四公里后，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行宫。这是一顶黄色的大帐篷，周围如众星拱月般拥挤着无数小帐篷。英国孩子进入帐篷时，看到一个精神矍烁，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的老人端坐在龙椅上。按照此前双方经过多次艰难磋商才达成的协议，一个英国绅士向乾隆单腿下跪行礼。礼毕，英国绅士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呈给了乾隆。之后，这个孩子随同他的父亲也跟着上前行礼。当乾隆听说这个满头卷发的小洋人居然会说汉语，兴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说几句。于是，小洋人就用一年来在前往中国途中学会的汉语向乾隆表达了祝福和感谢。这个小洋人，就是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礼的英国绅士，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

接见之后的日子，作为英王特使的马戛尔尼以为他的外交使命才刚刚开始。当他正准备就若干重要事务和天朝官员商讨时，天朝却一再暗示：你的朝贡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返回你们的国家了。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尽管聪慧过人，但想必不一定会对东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有很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后，当他长大成人，才会明白这场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的失败外交会对地球东西端的两个大国产生多么久远的影响。P2-3

2009年春天，为了给《中国国家地理》采写一篇关于福建港口的长文，我在福建沿海走马观花地跑了一圈。我发现，在中国，负山面海的福建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漫长的年代里，起伏的群山将它和中原隔绝，而浩瀚的海洋又让它的子民止步于汹涌澎湃的蔚蓝。但是，当历史翻到近代，它忽然又因那片海洋而成为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在福州，我寻找林则徐墓、严复墓，探访沈葆桢故居、马尾海战遗址。其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在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人在这突如其来的巨变面前的种种反应与作为，无论是盲目排外还是惧洋媚外，无论是关上大门还是敞开门户，直到今天，仍然能让我们从中读出无限感慨和启示。

对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来说，它的臣民们在巨变中的体验无疑是痛苦的、疑虑丛生的：他们对西方列国所知甚少，因为“天朝”从来都自命为世界的中心，理应四方来朝，万国入贺，他们却鲜有把目光投向外面的习惯。这种所知甚少导致了巨变前的傲慢自负和巨变中的彷徨无助。身处这巨变年代的有识者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客他们所遭逢的时代如此天翻地覆，而考察那些身份与地位殊异，仅因生存时空交汇而有着共同命运的大清子民——封疆大吏也好，平头百姓也罢，都被那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赋予一个寓意深长的符号：“杂种”——混合了东西方文明的“杂种”。

在这种思考中，我开始细心体味和把握我注意到的那些早已尸骨无存的人。他们何其不幸，生在那样一个变革动荡的时代，两种文明在他们的世界角力交锋。他们可能措手不及，可能被全新的观念和全新的技术打得昏头转向：诸如叶名琛，诸如张荫桓，诸如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他们又何其幸运，在两种文明最初的交锋中，有了比先人更多的道路可供选择，有了更为广阔的生存方式舒展性灵：诸如王韬，诸如严复。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教科书上确认的1840年，标志事件也不是鸦片战争，而是1793年，标志事件则是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意味着中国和西方的真正接触，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从此开始。原本封闭并享受这种封闭的天朝，终于不得不在一次次打击之下放低身段。以往，天朝以为世界上的国家虽然众多，但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天朝。另一个是其他国家；而现在，它不得不承认，天朝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天朝和其他国家，并不存在谁天然地比谁更优越更高贵。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不甘的，但必须经历这种痛苦和不甘，中国才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其实就是中国被迫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这个进程如此漫长而艰辛，几代人在丧权辱国的噩梦中苦苦挣扎。

这部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所涉及的时间，上为1793年，下为1901年。前者是马戛尔尼来华，西方世界主动向东方中国递出橄榄枝；后者为义和团运动，一次精英与草根合谋的大规模的排外与仇杀。后者同时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尽管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代人为了融入国际社会或者说为了追赶西方，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维新变法等史无前例的阵痛，但一百多年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多大的进展和改观。这说明，历史的发展常常不是笔直向前的，而是有着若干的迂回与后退。

我关心的其实不是那些历史事件，毕竟它们早已广为人知。我关心的是处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人，他们的悲欢，他们的得失，他们的顺从与抗争、阴暗或明媚。在阅读我所关注的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文字，并试图走近他们的心路历程时，我能感觉得到，当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在面前展开之时，他们的命运必将比其他时代的人更加丰富，也更加艰难。这种既丰富又艰难的命运，将使他们的人生充满意想不到的起承转合。换言之，生存于1793—1901这个漫长而艰辛时期的中国人，不论对浩荡的世界潮流采取何种态度与姿势，都将因时代的波诡云谲而有了足够精彩抑或足够黯淡的人生。

这一系列历史随笔的写作长达两年多。跨度长的写作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而思考越多，或许，越能让我准确地切中那个远去时代的脉搏。在写作此书之时，我也萌生了另一个念头：要写一部比砖头更厚的中国近代史。因为，我想用我的方式阐释历史，阐释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您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只是个开始。路还在远方，像历史一样漫长。

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和读者所了解的常识迥异。对此，我真诚地希望。如果它们是错误的甚至荒谬的，我愿意接受每一位读者理性的批评。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对我的观点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