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是一部随笔集。傅月庵本名林皎宏，别号“蠹鱼头”，曾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总编辑，现任茉莉二手书店执行总监。著有《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天上大风》、《生涯一蠹鱼》等。傅月庵有关书与人的书话文字淳厚素朴，甘烈酣畅，有如丝丝凉风，沁人心脾。

《我书》是一部散文集子，共收22篇短文，其内容涉及回忆青春时光；谈论一些作家如安妮宝贝、毕飞宇、刘震云亦舒等；也有追忆与唐德刚的交往，当然还有书与书店的故事。总而言之是关于“书人书事”的一部集子。

最后那道青春之光

安妮的宝贝

猜想毕飞宇

二手书之恋

刘震云猜想

梦与书

三本书的回忆

伤逝

上海之夜

世缘

书皮的故事

送行者

未敢翻身已碰头

我不过是太白粉而已

我没事，我武功很好

我们回不去了

我们一起开的那家书店

也读亦舒

只有真实才能获得自由

终于悲哀的书

自从一见桃花后

后记

我会到政治大学历史系就读：纯属偶然。

一九八○年代初期，好不容易服完预官役，从军中退伍下来的我，始终担心学艺不精，万一出意外，代志就大条了，所以尽管有台北工专土木科的学历，还是不愿(或不敢)进入职场，造桥铺路盖房子。因为从小到大，对历史的兴趣始终不减，想了想，干脆转行，插班考入台大历史系。先是半工半读在夜间部过了一年，越读越好玩后，又考进日问部读了半学期，然后，就被退学了。

退学之事，早有心理准备，倒也没多少惊慌。接下来一面准备高考，一面在补习班当导师。累了，就读闲书，《当代》、《人间》，以及当时风起云涌的党外杂志，成了我的最爱。如此这般一年之后，却名落孙山，且很让人啼笑皆非的，竟是作文不及格，差了一点五分所致。

这下可好，学史不成，当吏也没份。到此，总算有点“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忧愁了。

某日，我从外返家，在楼梯问踢到一张报纸。从小习惯，路上有字纸，总会捡起来看看。那是一张《中央日报》，我平常不看的，心血来潮边走边翻了一下，却看到“政大招收转学生”的公告。在此之前，政大从来不招转学生。我一看，心下暗喜，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就随缘去政大好了。彼时报名即将截止，我急忙准备证件，在最后一刻报上了名，也顺利考取了，第三次重读大二。

我进入政大时，已是“高龄”二十八的老骨头。由于前此颇经历了一些世事沧桑，对于历史研究，非常有兴趣；对于起早上课，却没多少力气，能免则免。多半的时间，都是窝在租屋处乱读书。很多课，开学去一次，缴交选课单；考试了，去一次，应试作答；同学通风报信老师可能点名，再去一次，听唤举手应卯。真正从头到尾，每堂都到的，绝无仅有。想了半天，张哲郎老师的“明史”，大概是上得最勤快的一门课了。

政大的前身是“中央政治学校”，老校长就是蒋介石，党校色彩浓厚。照理说，校风应该很严饬。然而，在我的经验里，别的系我不敢说，至少历史系是自由到了极点，比起台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甚且，我对于政大的喜爱，还远超过台大。原因是，台大卧虎藏龙，台大人自视甚高，同学情感疏离，大家各忙各的，谁也不太理谁。我在台大日间部挂单半学期，从进到出，认识的同学不会超过五人。

反之，政大的同窗感情便亲密许多，不但同班有所谓“学伴”，同系里，学长(姊)学弟(妹)之间，也都组成“家族”，互相照应，相处得非常融洽。记忆里，在政大的日子，除了看书打球，一年四季吃火锅，大概是印象最深刻的了。政大靠山，气候凉爽，常时有雨，扣掉暑假真正称得上热的那几个月，其他时间里，天天适合吃火锅闲聊鬼扯淡。最常见的是，午饭过后便开始约人，有负责采买的，有提供场地的，几个人围着一只锅，七嘴八舌几双筷子，便可消磨掉一整个晚上了。我在政大吃过的火锅难计其数，最后都有些怕了。到了今天，许多朋友都知道，我一听到吃火锅便摇头，原因是：“这辈子的配额，早在政大用光啦。”

学生之间感情如此，师生之间也是这样。政大历史系另一个“优良系风”是老师超爱跟学生聚餐，有时老师大宴生徒，有时学生邀老师小酌。酒酣耳热之时，师徒笑谈学界掌故，门派招数，乃至月旦人物，讲讲八卦笑话，举座尽欢，天地一家春。末了，大家各拎一瓶啤酒，去到堤防，就着月色，续摊再喝再谈。老师醉了，平日不苟言笑的，开始用英语演讲；原来玩世不恭的，忽然语重心长。学生们看在眼里，听人心中，有时哈哈大笑，有时成了终身受用的话语。

彼时的政大，是个典型的大学城，没什么声色场所，撞球问、电动游乐场，开一间倒一间，仅有的录像带出租店，也是奄奄一息。入夜八点过后，人去街空，寒夜有雨时，显得格外萧索。这样的宁静小镇，非常适合闭门读书，或，打麻将。我记得同班男同学，有几位格外热衷方城之戏，由于宿舍无容战之处，趁着韩国室友返国省亲时，跑到我的住处，打了一夜麻将，越打精神越好，隔天大清早，还敲我房门，邀我一起上山，说是“指南宫吃早餐不用钱！”这件事，我谨记在心，老想去吃吃看，但因懒得爬山数阶梯，终此政大岁月，毕竟还是没吃过免费的指南宫早餐。

我在政大历史系念了三年书，课上得不多，乱七八糟的书却念了很多，这辈子大约不可能再有那样专心致志的岁月了。我向来不爱跟图书馆借书，中正图书馆却是我常时爱晃荡的场所。这地方，藏书够多，开架随你抽，冷气够强不怕热。夏日午后，我经常跑进去，随便抓本笔记小说，乱翻乱读，读着读着，倦了，就趴在桌上蒙头睡觉，等到手臂触冷，张眼猛然发觉流了一桌的口水都凉了，于是赶忙醒来，擦擦嘴擦擦桌子，翻书再读，读累又睡。两三回合过去，兴尽精神好，再不想读书了。于是走出图书馆，在号称“堕落的天堂”的那一片阶梯上找了个位置坐下。此时黄昏正向晚，“醉(生)梦(死)溪”水声潺潺，堤防远处落日余晖犹存，下课归巢的全校女生，燕瘦环肥，一个接一个从你眼前走过，阶梯上三两成堆的登徒子男生边看边品论，简直快乐极了，忽然有人发声赞叹：“靠，我们这些学妹，真是发育得越来越好了！”全场不禁一片哄然——这种单纯的穷快活，追想此生，大约也是难再有了。

一九八九年，我在政大的日子，逐渐接近尾声。为了准备研究所考试，每天终宵苦读，早上五点钟，准时去堤防散步，准时跟早起运动的顾立三老师鞠躬说早安。每个星期，准时帮党外杂志写稿一篇，赚取生活费，日子过得紧凑而充实，整体社会气氛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母亲经常打电话给我，总会再三叮咛：不准上街游行。四月的某一天，女友照例为我买来一份《自立晚报》，头版赫然就是双拳紧握，被烧得全身焦黑的郑南榕尸体。郑南榕自焚的消息，早些时候，我便已知道了。真正看到照片时，却让我彻底心碎，再也忍不住，抱着女友放声大哭：“他们真的做了！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到了六月，整个校园乱哄哄的，有发海报，有静坐，有演讲联署，还有号召上街游行的。我心事如潮涌，却无力到了极点，连着好几个月都无法读书，整天就是睡觉打球，什么正事也不想做，一直到了秋天过后，方才慢慢平静下来，有气无力地又准备起考试了。

九○年初夏，我如愿考上台大史研所，踌躇志满地要去“会一会台湾最好的史学人才！”八月中，陪同老兵爸爸返乡探亲的女友归来，她如常地绕走窄巷，来到我的居处。午后凉风习习，正在三楼阳台上晾衣的我，低头轻呼了一声，她抬头仰望，新烫的满头卷发向后飘散，随风摇荡，笑脸灿烂如花，我看得人呆了，最后竟有些张皇，感觉这一切都不真实，很快就会过去，青春无据，不过是转眼的一瞬……一年后，我搬离新光路住所，接着，亲如手足的韩国室友猝逝，女友分手离去，最后，连研究所也没读完，就离开了台大。浮生如歌，余音多悲。政大历史系的几年岁月，于是成了我生命中最后一道青春之光，照射出满溢的甜蜜与哀愁，却永远不曾后悔这样走过！

P1-8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