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科学解剖秦汉更替历史！

流氓怎样灭了旧贵族，变成新贵族？

完全解密汉朝崛起的铁血过程，揭示大汉盛世背后的阴谋与博弈！

大风起兮十面埋伏，千秋功过谁予评说？

读一本汉初历史的武林外传，听一首亦今亦古的慷慨悲歌！

长风，给我们带来了心理沉淀的回音，平等主义的立场，网络话语的快感，历史背后的温情。

第一本以科学手法解剖秦汉更替历史的通俗说史大书。作者笔下的历史比起小说更精彩！更传神！再现了旧贵族如何被流氓摧毁，流氓又如何向新贵族演化的戏剧性历程。

全景再现大汉崛起的磅礴史诗。始皇分封、沙丘之谋，楚汉相争、霸王别姬、流氓称帝、义士蹈海、兔死狗烹、萧规曹随、刘吕对决、七国风波……

化木乃伊般的史料为鲜活的情节段落，谁说历史不如相声？将知识、趣味、思想、情怀一锅烹烩，辨飘摇风雨人间百味，立天地正气浩然长风。

序 历史写作的收获

第一章 祖龙已死

 分权与集权哪个好

 集权就是好，就是好

 “沙丘之谋”

 赵高PK李斯

 李斯与他的“耗子哲学”

 从指鹿为马到帝国崩溃

 追访赵高

第二章 霸王别姬

 革命与理想

 革命从夺权开始

 巨鹿之战

 新安坑卒

 鸿门宴——战友过招

 入关大分封

 田荣：大哥请让路

 项羽：等我忙完再说

 刘邦：赶快去端大哥的老窝

 荥阳、成皋拉锯战

 四面楚歌，霸王别姬

第三章 流氓称帝

 流氓当皇帝，这不是传说

 家天下与坐天下

 招抚田横，清除潜在危胁

 宽赦季布，拉拢贤能之人

 残杀丁公，警告为臣不忠者

 征讨臧荼，扫除项羽势力

 刘氏天下，岂容异姓染指

 战友做得，同事做不得

 楚王韩信之死?偶遇漂母?胯下之辱

 韩王韩信之死?白登之围

 梁王彭越之死

 淮南王英布之死

 赵王张敖侥幸没死?贯高义举

 燕王卢绾之死

第四章 大风起兮

 一国两制，帝国特色

 定都长安，不学项羽

 论功行赏，大家分红

 制定朝仪，乐坏老刘

 帝国何德，稀里糊涂

 治国理念，无为而治

 问道老子，玄之又玄

 衣锦还乡，风起云扬

 祭祀孔子，改弦更张

 刘邦之死，死得自然

第五章 善与恶

 嗜权女人很毒很暴力

 刘盈同志一路走好

 萧何自辱，做丞相也不易

 学习曹参，喝酒就是工作

 当亲情遇到了权力

第六章 罪与罚

 谁拳头大听谁的

 肥水不流外人田

 美女大批发

 张良，你慢些走

 田生说得好，刘章唱得好

 陆贾导演“将相和”

 吕雉带着忧虑走了

 刘襄举兵，要做皇帝

 血溅京城

第七章 幸运与幸福

 谨慎登基，理性治国

 早立太子，以固国本

 确立皇后，以稳政局

 重用老臣，坐稳皇位

 打压功臣，强化皇权

 刑法改革，以求长治

第八章 良知与正义

 苍生与鬼神

 君臣闲侃鬼神到半夜

 张苍与公孙臣斗法

 专家新垣平玩大了

 漫谈秦汉鬼神观

 刘恒的检讨书

 忧患与渐进

 谈谈礼和法

 与人民为敌会死得很难看

 让国民幸福生活?让邓通富贵

 中央要集权?从复仇到流放

 华族与夷族

 来自北方的烦恼?汉奸始祖中行说

 来自南方的美好?赵佗开发岭南

 人格与尊严

 薄昭与朱建的不同死法

第九章 和解与对抗

 从相面到游戏，并非胡扯

 强势削藩，这样行吗？

 七国大联盟，中央算个鸟

 腰斩晁错，伴君如伴狼

 刀光剑影，中央地方大比武

 联军败北，为啥输得这么惨

第十章 生命与生活

 刘恒的生死观

 学习父亲好榜样

 皇后宝座争夺战

 打黑专家切忌太猖狂

 刘启的儿子都挺神

 梁园内外风景自不同

 地下也能造反

 这些个性官员们

 刘家天下合法吗？

 如何才会幸福

 反思风雨六十年

后记 心中的历史

附录一 人物速描与点评

附录二 历史年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参阅书目

分权与集权哪个好

公元前221年，这一年，在秦王赵政的领导下，秦国终于完成了几代秦人的目标——统一六国。纷乱的战国时代就此结束，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赵政自然要为统一的帝国制定一系列的统治政策。御前会议上，除了自封皇帝名号让赵政感到愉悦外，丞相（国务院总理）王绾等人的提议也引起了他的极度重视。

他们认为，六国刚刚被灭，燕地、齐地、楚地距离中央过于遥远，如果不置封国恐怕难以固守，建议始皇帝把这些地方分封给子弟功臣。秦始皇把提案下发，征询大家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提案有的放矢，极为精当，应该获得通过并予实施。那么王绾等人为何提此方案呢？这就涉及到分封制（也称封建制）了。

西周初年，为了实现对广袤领土的有效管理，周王“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也就是在广大疆域内围绕首都及其直辖地区以外分土建国，以实现对王室的层层保护。因为受封的绝大多数是姬姓亲戚，便形成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大家族；周王既是族群之长又是一国之君，如此，家就是国，国就是家。

按照与王室关系的亲疏远近，诸侯君主分别被授予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且爵位世袭。诸侯除对王室尽一定义务外，享有高度自治权。一旦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出现危机，诸侯要在第一时间赶到援助。我们比较熟悉的“烽火戏诸侯”就是如此，昏聩的周幽王为了博得美女褒姒一笑，竟然点燃骊山的烽火台。诸侯以为王室遭到武装进犯，马上率领军队前去救援，这是他们的职责与义务。只要秦始皇赵政生育继续进行，那么天下就永远姓姬。即使出现周王无嗣的现象，也能在亲戚中找到合适的继承人。当然如果实行“只生一个好”的政策的话，分封制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毕竟它是靠多得不能再多的亲戚来防卫。不管分封制那时如何，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周王朝糊里糊涂统治了七百九十年。

既然赵政希望赵氏能够统治帝国千万代，那么王绾的提案无疑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在王绾看来，有理想是好的，但没有好的制度保障是行不通的。你秦始皇也不能保证死后帝国会怎么样吧？如果有人要争夺皇权怎么办？回顾历史，有制度可循的统一大王朝就是周王朝，无疑分封制是大秦帝国最不坏的选择。

然而这份提案遭到廷尉（司法部长）李斯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周朝文王、武王所分封的子弟及其同姓诸侯是不少，但后来血缘关系疏远，互相进攻如仇敌。诸侯们接连不断地相互诛杀征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如今海内一统，国家赋税养起来的宗室与功臣也易控制，应力行郡县制度，此乃国家安定的根本制度。搞分封不利于治理国家。

郡县制始于春秋，流行于战国。它打破了贵族世袭权力的传统，而由中央依据才能委派官吏到地方进行管理，凭其政绩提升或罢免。与分封制相比，中央委派的官吏在郡县只拥有行政管理权，而分封下的诸侯拥有行政、司法、军事、财政权力。郡县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由法家提出并实施的，其实质是集权制；而被儒家推崇的分封制就实质而言是分权制。尽管两种制度建立的初衷都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但随着地缘政治取代血缘政治，郡县制越发被人看好。

李斯认为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实乃分封制造成的。这些诸侯你吃我、我吃你，也不顾及什么亲戚不亲戚；而周王因为权力衰微，也管不了这些不肖子孙。基于此，李斯认为至上的权力对于君主而言至关重要，只要中央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天下就不会有异议，那么国家就稳定和谐了。以此推之，秦帝国统治的时间自然会长久，而郡县制完全能满足这一要求。

对于双方的激辩，赵政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表示：天下战争之所以连续不断就是因为诸侯的存在。感谢祖宗保佑，我们平息了战争，社会得以安宁。倘若再建国封王无疑再造战乱，想要社会稳定岂不难哉！廷尉（司法部长）说得对。

赵政的一番陈述其实为分封制定了性。他与李斯都认为分封制造成了战乱，这样能不能造成战乱成了秦帝国最高层对分封制与郡县制评估的标准。既然皇帝已经表了态，作为臣子的也就不敢再提出异议。于是，郡县制推向全国，起初设置三十六个郡，以后增至四十个。有关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也暂时告一断落。集权就是好，就是好

公元前213年，也就是秦帝国建立的第八年，始皇帝于咸阳宫宴请帝国的高级官员。官员们沉浸在欢快喜悦中，溜须拍马之士也可大显身手，赞美一下帝国的开创者与总设计师。当时来了七十位博士（皇家顾问官）祝酒。博士仆射（主管博士的首长）周青臣颂扬道：“从前秦国方圆不过千里，仰赖陛下文治武功，平定海内，驱逐蛮夷。凡日月所照，无不顺服。废分封制改行郡县制，人人得以安居乐业，远离战争之祸难，其伟业可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之威德。”周青臣的祝酒辞说到赵政的心坎里，赵政心情相当爽。

而博士（皇家顾问官）淳于越的一番反驳顿时把宴会的气氛降至冰点。他说：“我听说商朝、周朝统治天下一千余载，靠的是分封子弟与功臣来辅佐王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一旦有像齐国的田常弑君和晋国六卿擅权的乱臣贼子，没有皇室宗族的辅助，拿什么挽救危局？凡事不师古制而能长久的，我还没听说过。如今周青臣又当面奉承而使陛下加重过失。他算不得国家忠臣。”

事隔八年，有关两制的辩论再次风起。按照常理，郡县制已在帝国强力推行了八年，而当年关于两制的讨论随着始皇帝的总结性发言，已经成为定论，没有再探讨的必要。但淳于越的旧事重提也不是没有依据，毕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郡县制再好，它被实践检验的时间显然不如分封制长久，郡县制是不是秦帝国最好的制度本身值得怀疑。即便当年的御前会议辩论也是说得模棱两可，谁也没有说服谁，只是靠大裁判赵政的一句话定输赢罢了。在过去的八年里，就发生过韩国的贵族张良训练大力士刺杀始皇帝的事件。帝国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宁。赵政可以到处在石碑刻字，凸显自己的伟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秦制度“就是好，就是好”。P2-4

四五年来，长风先生埋头于秦末汉初历史的研读中，在朋友中间多有人知。这几乎是历史研究领域最年轻一代人的劳作代表。他将如何演绎这一段历史？他有什么深刻、新鲜的高论？讲史如何启明我们当世人的明德？他自己将展示什么样的史观？……这些都值得我们期待。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长风先生的初稿终于交了出来。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后来，又经历了两年多的沉淀、封冻、打磨，一本20多万字的《流氓与贵族》才跟我们见面。越过最初章节的平淡叙述，在寻找史观、高论、轶闻、名言等等惯常的历史阅读期待失效后，我们惊奇地发现，长风先生构筑了他自己极具个性的历史写作平台，把演义式的历史叙述融进了现代国民的史论中；他的历史写作中有着传统治史少有的平民精神、人生正义和历史正义。

历史写作一直是我们近代以来没有完成现代性转换的领域之一．而这种历史写作的现代性又见仁见智。用原始档案来开一代治史风气的蒋延■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他在历史写作里率先跳开了我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以新方法、新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外交。由此研究出发，他不倾向于仇外排外。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

至于天才而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曾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材的《中国史纲》；其功力与学识举重若轻、取精用宏，引人入胜，乃归入中国史学名著而不愧，至今仍为中国人所必需。贺麟先生称之为“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选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家钱穆虽然在多方面回归传统，但他的国史研究仍念在兹于返本开新。抗战时期，他在《国史大纲》的卷首，首先对读者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这些历史写作的现代努力几乎被人为中断三四十年之久。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黄仁宇、陈寅恪、唐德刚等人的历史著述介绍出版，一时令人耳目一新。但这种不同时空借来的火种并没有点燃我们历史写作的热情，历史写作在我们这里被官学课题、断代工程、网络戏说、媒体专栏、市场商品、东方神秘主义一类的风格占据了。尽管有金观涛、吴思等人的贡献，我国历史今仍散乱地摆在国人的视野库房里，不入茫然，入库少有所得。可以说，史写作仍需要当代人的努力。

二

没有人否认我们社会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有一阵“历史热”，但可能少有人思虑历史写作的状态和本质。为什么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史学家的著作也不是观止之作？为什么那些因外交屈辱、应政府之请、由抗战热情而产生的历史写作成了我们当代的“史学名著”？为什么历史会热起来？为什么在意识形态之外，当代中国人少有对人生关注的历史底蕴？……  -

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要社会在发展，当代人就需要读到当代人对历史的解释、讲述、评点。而对历史之发现或重新解读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人生社会的底色。如果人们抛弃崇高一类的意识形态说教，却进入了猎奇、寻戏、找乐的油滑之中，对历史任意作践，人们的生活将仍是浅薄的。即使如此，一个以历史悠久著称的东方大国的国民仍会寻求历史的真相，也即人性的真相；寻求历史的厚重、真、善和美，也即人生的厚重、真、善和美。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每隔一段时间仍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原因，也是我们对历史写作本身仍有要求的原因。  更重要的，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有现代化史以来最为诡异的时期。当代人不仅想从中获得史观、从中获得教益，不仅想知道“那些事儿”，而且也希望看清自己在现实人生社会中的坐标。同样，人们对历史和讲史者本身也有着认同方面的现代性要求。

这种现代性首先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是目的”。这种人的目的性不假借一切外力，全由人自我示现。用我曾经说过的话，因为“人’’不是学者，“人”不是哲学家，“人”不是大师；“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极远的全称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这种现代性的成就在中国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可以交流沟通的中国人，一个如温家宝所说有幸福追求、有尊严的中国人。但显然，一个中国作家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历史学者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网络写手也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可能都能呈现出历史或现实的某种面相，但他们很少呈现历史与当下的一体，他们很少让当代成为历史写作里的历史。

蒋廷黻曾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扬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蒋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叹息国史研究的落伍，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有待后人超越的对象。他的历史写作结果是一个“中国学者”而非中国人的作品。

我在《中国劫》中曾偏激地说过这样的话：是以唐德刚、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仍不免于政治历史学家之讥，他们坚持“国家劫数”的长程合理性，实则为每一段国家政治做了辩护，即近代以来一切中国人的灾难、战争、生灵涂炭，无不服务于二百年左右、上下层分别整合的历史合理性。而不知中国人亦人类文明史之一员，不知中国人生命高出政党的使命、国家劫数或历史的合理性，中国人个体生命之一己光华，足以辉耀千古。职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员都会告知弟子：“20世纪中国无史学，一切皆政治学；20世纪中国无史书，一切皆政党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艮史之才，一如司马迁将漂母、陈涉、朱家、郭解、优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历史与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样，真正的历史叙事，当把笔墨倾倒给现代中国的国民。

四

长风先生的大著几乎就是我期待的历史叙事。他的作品里不仅有对秦末汉初历史中小人物的关注，也直接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历史，书中多有他少年时的记忆、大学时代的生活等等。这种把自己植入的做法在抒情文孛里多显矫气，在历史叙事中却是一种平实健康的信念。他跟读者、自己的同胞坐在一起，他不是讲课、不是说教、不是发布、不是训导，而是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借用一个说法儿，我们的历史写作绝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师将相帮闲之作，是或躲在书斋或上了电视的光鲜的学者大师之作，却少有一个现代精神、气魄、理性统一的中国人之作。在向自己的读者交流历史时，作者有必要把自己交待出来，有必要自己站出来。唐德刚曾经这样做过。唐德刚动辄在书中说自己如何如何，其实多有提示读者之用心；长风做得更好，因为他更有平民意识而少有专家学者意识。一在很大程度上，长风也用当代世界诠释了历史；这种诠释，并非一种讨巧方便，而是一种贯通古今的认识论。比如他介绍范增：“有个老头，名叫范增，七十岁了。按理大把岁数也不该凑这热闹，大概老人家身体太好，并没有感到年龄上的障碍，还想把余生奉献给革命事业。”比如他写项羽：“至此，我们的项羽大哥终于走完他的革命道路。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都对项羽鞭以同情……”比如他讲“带头大哥朱家”：“他救济别人，首先从贫贱的开始。但你可不要以为他的家资有多么阔。据说，他家无余财，衣服破得没有完整的花纹，伙食是每餐一菜，交通工具也只是牛车。他急人所急，远胜过自己的事情。这不是两千年后的人民公仆嘛！太廉洁了！太敬业了！”  任何熟读赵高政变故事的人可能都没想到作者如此神来之笔：“在赵高执著的攻势下，李斯竞然仰天长叹，泪流满面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老天呀！偏偏自己生逢乱世，既然不能以死明志，又向谁寄托呢？’乖乖！李斯一直标榜帝国是安定的，怎么此时成了乱世？既然明白自己的职责与操守，为何最终还往火坑里面跳？作为帝国多年培养的老干部，关键时候就掉链子。难道就没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李斯可能永远做总理吗？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偏偏要走下去，真不知道你这政法专业是怎么读的。”

毋须再多引述，我们已经能够理解长风先生的讲论风格。他几乎没有受“智识阶级”或研究专业的污染，而是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日常趣味为我们讲解了一段历史。他把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平时饭桌上、小圈子聚会里的自由自在的一点精神、个性历史化了，他为我们国民的历史态度做了一次淋漓的背书。用我们这些都受过污染而难清除的知识者话语，他把一种历史正义或表达历史的正义法权化了。宋元白话演义、评书、讲史的传统在此也有了新的进展，那种忠孝节义或莫谈国事一类的苟且说史，一变而为长风笔下的个人自由。他捍卫了现代性极为珍视的历史正义，他展-现了这种历史。

五

我算是了解长风写作状态的人了。我知道他这几年生活得不易，他有过情绪极度低沉的时期，也一度热切地关心时事，他甚至在自己的艰难生活中还写文章安慰有心无力者、安慰关心社会进步的人们。在这种状态下出手一部《流氓与贵族——秦汉风流八十年》一定有他的寄托在，有他的精神在。

我们从这部史论中看到了他的精神气度。既非红黑贵族，又非穷窘草根，他的信念有如汉人生活的踏实。他为那些被史学家、传统论者忽略的人们纪传，为戚夫人、刘盈、朱家、缇萦……浓墨重彩地做了铺陈：他无视封建政治制度、朝代转移、士农工商结构……而直接点明历史的真相，即使那是为我们的圣贤称道的文景之治：“刘启当然不会对每个官员都如此，如果这样的话，谁还给他刘家打工。”这是我们以前读过的历史书中未曾提撕的现代国民的识见，也是我们的历史学家或学者们对现代性途中的无数无名的同胞们欠奉的一个责任。长风先生的工作，多少在偿还这种应尽的责任。

他虽然也会谈论一以贯之的社会关系，比如，“七国盟军的失败，标志着黄老无为的治国精神已经开始遭到严重挑战，权力完全被中央掌控，关卡被重新设置起来，诸侯间的自由交往也被阻止。地方开始陷入死气沉沉的氛围，失去了以往的自由与独立。”但如他文中所说，他更在意、更着力于以独立不倚的态度讲论历史和现实，这也是现代国民的文明理性。

他的结论也许多卑之无甚高论，但他强调了个人之于历史社会的遭遇。用他的话说：我们虽然看到刘启下诏要求司法公正、以宽为主，也曾看到在农业歉收年代，不准以粮食喂马的规定。但从我们接触的个人案例来看，起码在中央内部根本无司法公正可言。对于那些无法被历史记载的千千77万人，他们的真实感受我们无法得知。

面对少有个人关怀的q-国／,5史，作者的结论也是平实的：“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越是开放的社会，国家越是强盛，文化越是发达，人们的精神状况越是好，国民的幸福指数越高。似乎凡是盛世都是刑罚异常宽松的时候，而开放意味着执政者非常自信，它不把民众当做假想的敌人。”

这是一本值得阅读、值得向作者致敬的书。据说读史使人明智，但当代人一再发历史热而戾气四溢，国民表态动辄拍胸脯、口水战，可见我们的历史写作的贫瘠。所谓的通俗说史，所谓的讲坛评书，多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举；那些东西用来消磨时间尚可，但用于当作经验并表达我们的人生社会，就罩上了太多瞒骗的帷幕。长风先生不在百家讲坛上，不在影视里，他是走到我们中间来的；他给我们拉开了历史和现实的帷幕，为我们做古今汇通，捍卫我们的正义。他给予了我们做人的常识、认同感和现代性。

是为序。  余世存

2010年2月于北京

2005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与余世存先生在一家小店畅谈。考虑到我的专业是历史学，先生建议我写些有关历史的通俗读物。这是我所知道的，当下的中国历史读物虽汗牛充栋，但大多乏善可陈、了无新意。的确，写通俗历史读物，正适合水平一瓶不满半瓶还晃荡的我。当然，并非世存先生一提议我就附和，而是我一直有此愿望，写本别开生面的历史书。一方面是对自己学识的检验，一方面也能获得薄名微利。只不过一直没有实现。

当时我们谈了几个选题，而我主要偏重在秦汉史方面，最后确定侧重写汉初的历史。至于为何要写这段历史，当初也没考虑那么多，那么细。直到真正动笔写后，才渐渐地梳理出目的。这便是书中提到的内容：

这个帝国创造了许多第一，这些第一两千来年深刻影响着中国。这是个由没有贵族血统的平民建立的帝国；这是一个从革命造反中走来的帝国；这是一个继承秦制而又有所发展的帝国；这是一个官僚制度趋于完善的帝国；这是一个善于总结秦亡原因的帝国；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向往的帝国。谈论这段历史，说些那时的人与事，探讨个体生存’的价值，探寻生命的意义……以往的史学观点基本人去楼空，嫁接在政治威权与意识形态上的一元观点，无非是把史学工作者当做御用学者。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写《史记》不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评职称，而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纪的中国，更需要人的觉醒，他享有尊严和自由表达的权利。

这些目的显得过于宏观，也只能算精神上的追求。但是我希望能够在阐述汉初历史的过程中对以上问题给予回应，进而勾画出我的历史观。写历史需要务实，需要做扎实的基础工作。虽然我在大学时也读过相关史料，但都是浅尝辄止。要写好汉初历史，不仅要读基本的史料，也要站在秦汉史研究的学术前沿。我的基本功课起初就是读，能记住多少算多少。《史记》先是通读了几遍，然后开始精读要写的部分。再读大量的论文、考古文献、史学理论等等。此工作用了一年时间吧。

一

2006年的国庆当天，我开始动笔了。不看材料，写到哪里算哪里，一气呵成，这一气就呵了一年多。当初我的想法是以“七国之乱”为切人点展开对汉初历史的解读，但在写作过程中渐渐偏离了当初的构想。

2007年底我写完初稿，其实已经不是一本通俗读物，而完全是一本史论作品。这显然与我当初构想的让中学生都读懂的初衷相左。

2008年的元月后，余世存先生、李元先生、隋丽娟先生都提了宝贵意见。余世存先生侧重在让我多加一些情节，李元先生侧重在让我避免学术硬伤，隋丽娟先生则侧重在让我写得吸引人。

怎样避免过于学术化又避免故事化呢？如果说只是一味地讲故事，显然不如让大家去读原版《史记》，毕竟太史公是讲故事的高手，更何况市面上充斥着大量白话史记、插图版史记，自己再重复建设简直是浪费生命。如果只是一味地论，那么没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读者又读不懂。

怎么样把两者融合呢？当初我本想学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那样，以一年为切人点进而由点到面地解读，但发现李亚平先生仿其写了《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也就作罢了。本想以专题事件写，可汉初历史搞专题并不明显，而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就是此形式，也只好作罢。看来只能考虑如何把叙事与史论融合了。一方面某些事件的阐述需要浓墨，一方面某些人物的刻画需要铺陈，一方面某些议论要大张大合。叙事上采取古今融通的方式，把历史放在当下，把当下融人历史，让我们切身感到历史就是过去在我们心理的积淀。

有了比较明朗的思路，但一直没有下笔改。2008年是“笑声、哭声、呐喊声，声声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这一年没有改稿子，只是在读书，心情不好放下笔读书也未尝不好。与突飞猛进的浮华时代相比，我毕竟是个落伍者。

与余世存先生通电话，他也会问书改得怎么样了，我也只是敷衍地回答；与李元先生通电话，他总会给我许多有益的点拨，但是后来他问书怎么样了，我就不好意思了，便不怎么给先生打电话。是的，这也不是写《史记》，也不是写《红楼梦》，怎么会如此拖拉，看来自己的积淀还是不够厚重。我本是个急性子，没想到于此事竟然全反了。某种意义说，此书是老师、朋友催促出来的。

2008年，有很多的话说，但这一年没写任何文章，也没有改稿子。大地之动让人心痛，而心痛却不能行动。读史之人，说史之人，遭遇此景，情何以堪！

2009年初，我开始重新读相关史料，为改书稿做准备。期间因为一些-事情终止了书稿的修改，但是读史料却在持续。从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是集中修改的时间，到了年底此书的第二稿终于出笼了。此书真正写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持续了四五年之久，也算是不大不小的奇迹吧。此书也较顺利地实现了我当初构想的体例。

写书过程中，总会想到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想到隋丽娟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历史地理》课，不仅课讲得生动，而且还会介绍不少人文书籍给我们；想到李元先生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及《社会学》课堂上，手无寸稿、口吐莲花，俯视天下、浩气风骨，至今仍觉得上他的课是种享受。而李元先生更是我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的导师，但我终究没有做他的研究生，用冯辉先生的话讲“你不是李元老师的磕头弟子”。我只是李元先生教过学生中的普通一位。但无论何时，我都知道李元先生与隋丽娟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们把我的学术视野从历史拉到了整个人文领域。李元先生告诉我“写文章要说自己的话”。这句话就是要求知识分子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也会想到徐立亭先生，他总是那样认真，告诉我们他为了学习如何的刻苦；也会想到冯辉先生，爱于助人，心地善良；也会想到董四礼先生在课堂上，从上课一直讲到下课，板书竖版从右一直写到左，真够辛苦；也会想到李朋先生，让我知道北京大学真正的自由精神所在；也会想到姜艳芳先生，带我们去参观考古遗址，给我们认真地讲解。这些都历历在目……

有时也会想到有趣的事情。我们在高中时并未学过世界古代史，所以上了大学普遍感觉难。到了考期，大家都希望段光达先生给划考试范围，但段先生不给划。当时正流行《最近比较烦》这首歌，于是大家总唱其中的两句歌词“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点点滴滴的“想到的”就是我曾经的历史。这段历史并不轰轰烈烈，但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让我的生命更为充实，也让我慢慢体会到生命的意义。

四

历史到底是什么？可能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康德说，一切历史都是道德史；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我看来，一切历史都是过去在我们心理的积淀。这个积淀以一代人传承一代人的方式进行。先人的历史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历史也曾在先人那里，不变的只是永恒的东西，而永恒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无论何时它都会打动人的心灵。这并不是说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变化，有些东西也需要改变，．否则人就会桎梏自己。要有尊严地幸福地生活，人的心灵必须自由地飞翔，但其实现则需要制度给予支撑，而在制度建立之前则需要文化的构建与相应的启蒙。

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人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则是生命的历史。书中我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生命史，虽然与那个时代的历史相隔甚远，但是古今之人对生命的感悟其实是一样的。我把个人的生命史融人其中，既可以消解过往历史的沉重，亦可以唤醒以往沉睡的历史。在我的个人体认中，时间已经不复存在，唯有生命的涌动常存。

当代人如何解读历史，也可谓见仁见智。太史公的《史记》之所以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在于他把视野放在人身上，让我们今人读来感觉每个人物都是鲜活的，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即便当代人解读历史也要着眼于此。没有人的世界毫无意义，历史也就毫无意义，秉笔直书只为“人”这个目的。

历史的解读从来都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其必然性。既然是人在解读历史，就必须有史家的情感思想融入其中，无非是多与少的问题。任何事件的发生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必然发生，须知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偶然性，人的历史就是在偶然性中进行的。我们所能把握的仅仅是做好当下。

解读历史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完全属于史家个人之事。讲述历史是否需要正襟危坐？是否需要言必及教育？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史家把自己置于何种状态。在我看来，历史最大的功效——如果有此功效的话——它只是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我们自身，以求做个自由的人。那么史家自然就该去追求这样的境界，而这样的境界其实就是回归常识，我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解读历史中回归常识。

五

本书虽然侧重写汉初六十年的历史，即从刘邦登基到汉景帝去世，但直到第三章才步入正题。何以如此？本书第一章讲秦帝国灭亡，其切人点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探讨，之所以这样安排，乃是因为郡县制实质为集权，封建制的实质是分权，而集权与分权之争贯彻到秦汉乃至以后中国的历史。而第二章的楚汉相争则侧重在刘邦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如此安排避免了后面章节过多交代背景的困惑，而且谈汉初不谈秦也是不可能的。这也引出了副标题“秦汉风流八十年”，盖自秦帝国建立的公元前221年到汉景帝逝世的公元前141年，恰满八十年也。

考察汉初六十年的历史会发现，虽然汉帝国实行专制制度，但也算是开明专制。君主敬畏天地鬼神，敬畏国民。其虽有至高的权力，往往受制于相权和以往的成宪，也受制于秦帝国短命带来的教训。其大风气象与无为精神，使得时人生活相对平静。我们虽然无法了解他们个体的真实感受，但是以作者本人对当代的评估，进而融入那段历史，或多或少觉得他们活得还算舒心，至于幸福与否则是个人感受了。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形成制度。尽管贾谊为此做了许多努力，但虚君共和并没实现，倒是集权被贯彻下去，乃至于七国联军兵败后，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到了武帝时，其实走上了秦始皇的道路。

六

本书能够面世特别感谢余世存先生，也要感谢何忠洲先生，还有亨通堂(VCI)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陆新之先生。

世间没有完美，但完美是我们追求的。所以本书也一样，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长风2010年3月6日 于不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