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那么多飞越尘间的想法，那么多软和和的爱念，那么多的美妙触摸，那么多的风趣叙述，那么多的诗和哲学的句子，那么多的你不会想忘记的情形、模样，那么多的无法数尽的光芒笑容和浪漫，那么多那么多的……童年！

埃里希·凯斯特纳编著的《两个小洛特》讲述了一个十分有趣而引人深思的故事。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姑娘，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到了一起……

《两个小洛特》由埃里希·凯斯特纳编著。

在《两个小洛特》这本书里，作家讲述了一个十分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故事。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姑娘，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来到了一起。她们不但长得一样，而且连生日、出生地也一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她们是一对双胞胎，由于父母离婚，她们被拆散了。破碎的家庭，给她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她们多么渴望一家人能够重新团聚啊！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她们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冒险计划：姐姐代替妹妹，妹妹代替姐姐，各自回到离异的父母身边，由此发生了一连串奇特、有趣的故事。经过种种曲折和磨难，她们终于成功地消除了父母之间的误会，使他们破镜重圆，一家人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第一章

波尔湖畔的塞波尔—像蜂房似的夏令营营房—汽车送来

了二十个新伙伴—鬈发和辫子—一个孩子可以咬掉另一

个孩子的鼻子吗？—和英国国王长得一模一样的裁缝—

要有一张笑脸也真难

第二章

停战与和平之间的区别—在洗脸间梳辫子—两个小洛

特—特璐德挨了一记耳光—摄影师艾佩道尔和森林管理

员的妻子—我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连乌丽克小姐也有

点猜到了

第三章

发现了新大陆—一个又一个谜—名字一分为二—一张表

情严肃的照片和一封语言风趣的信—施蒂菲的父母要离

婚了—父母可以把孩子们分开吗

第四章

夹馅蛋卷，多讨厌—记满秘密的小本子—上学的路和晚

安亲吻—一件事在悄悄策划—欢送会上的“彩排”—告

别了波尔湖畔的塞波尔

第五章

一个坐在箱子上的孩子—帝国饭店里的孤独的叔叔们—

小狗佩佩尔和可靠的动物本能—“路易丝”问，她是否

可以在演出时挥手示意—家庭日常开支的账有问题—不

准秀兰·邓波儿看她自己拍的电影—乐队指挥帕尔菲先

生复杂的内心世界

第六章

瓦根哈勒太太的食品店在哪儿—可是，做饭是不会忘了

的—洛特在歌剧院里挥手示意—下了一场巧克力雨—在

慕尼黑的第一夜以及在维也纳的第一夜—奇怪的梦，梦

中的格尔拉赫小姐是个女妖—父母任何事都可以干—慕

尼黑18，勿忘我！

第七章

几星期过去了—佩佩尔也听其自然了—蛋卷是没有骨头

的—一切都变了，尤其是蕾西—乐队指挥帕尔菲有时间

作曲了—科尔纳太太暗暗责备自己—安妮·哈贝塞泽尔

挨了耳光—一个美好的周末，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好的

了

第八章

加伯勒先生工作室的窗户太小—在指环街用咖啡招待客人—有外交

手腕的谈话—做父亲的必须要严厉一点—一首C小调悲怆曲—结婚

意图—科本茨大街43号—格尔拉赫小姐洗耳恭听—施特罗布尔大夫

很担忧—乐队指挥抚摩一个布娃娃

第九章

艾佩道尔先生寄来的照片引起了困惑—这个孩子究竟是不是洛特

呢—琳娜科格尔小姐说出了心里话—烧焦的猪排和摔碎的餐具—路

易丝把事情都如实说了—为什么洛特不来信了

第十章

从慕尼黑来的长途电话一打破僵局的话—蕾西也摸不着头脑了—两

张去维也纳的飞机票—佩佩尔像被响雷惊呆了似的—在门外偷听的

人，头上撞了个大疙瘩—乐队指挥先生睡在工作室，来了一位不速

之客

第十一章

两个孪生小姑娘的生日和她们的生日愿望—爸爸妈妈到隔壁房间去

商量—祝愿事情成功一眼睛贴在钥匙孔上看—消除误会和同意复婚

的吻

第十二章

格拉温德先生感到很惊异—校长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路易丝和小

洛特长大后的结婚计划—《慕尼黑画报》的封面照—旧门上的新牌

子—“但愿我们做个好邻居，乐队指挥先生！”—失去的幸福还能

补回来—孩子的笑声和儿童歌曲—“而且全要双胞胎！”

波尔湖畔的塞波尔一像蜂房似的夏令营营房一汽车送来了二十个新伙伴一鬈发和辫子一一个孩子可以咬掉另一个孩子的鼻子吗？一和英国国王长得一模一样的裁缝一要有一张笑脸也真难

你们知道塞波尔吗？知道塞波尔是个山村吗？知道塞波尔在波尔湖畔吗？怎么？不知道？真奇怪，我问到的人竟没有一个知道塞波尔！难道只有那些我没问到的人才知道波尔湖畔的塞波尔是个村庄吗？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感到奇怪的，因为这种事是常有的。

当然，如果你们不知道波尔湖畔的塞波尔，那么也就不会知道在波尔湖畔的塞波尔村里有个儿童夏令营了，那可是个有名的小女孩夏令营。真遗憾。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些夏令营的营房样子都差不多，就像一块块面包或是一丛丛野紫罗兰。你只要认得了其中的一个，其他的也就认得了。打这儿经过的人，也许会以为那是个巨大的蜂房。里面闹闹嚷嚷的，可以听到笑声、叫声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这样的夏令营是充满幸福与欢乐的儿童之家。尽管办了那么多夏令营，可还是嫌不够。

每到晚上，孩子们就想家了，好像有个叫“想家”的灰色小精灵，悄悄地溜进了卧室，坐在床边，从口袋里掏出了灰色的本子和铅笔，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统计着孩子们的眼泪，包括已经掉下来的和快要掉下来的。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那个灰色的小精灵溜掉了，难道你没看见？孩子们又兴高采烈了！她们把牛奶杯弄得丁当响，小嘴巴喋喋不休地唠着天气。吃完早饭，她们又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奔到清凉碧绿的湖水里去了。她们在水里嬉戏打闹，尖声欢叫，叽叽喳喳，有的在游泳，有的至少装出在游泳的样子。

在波尔湖畔的塞波尔也是这样。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就打这儿开始。这故事有点儿复杂。你们听的时候，对有些地方可得用心听，这样才能确切而透彻地理解整个故事。当然，开始时隋节还很简单，到了后面几章才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又曲折又紧张。

这会儿所有的女孩子都在湖里游泳。像往常一样，闹得最凶的是一个9岁的小姑娘，她披着一头鬈发，鬼主意最多，她叫路易丝·帕尔菲，是从维也纳来的。

突然，营房那边传来了一下锣声，接着响了第二下，第三下。正在游泳的孩子们和辅导员立即爬上岸来。

“锣声是召唤大伙儿的！”辅导员乌丽克小姐喊道，“也包括路易丝！”

“我不是来了嘛！”路易丝尖声叫道，“一个老头子可不是特快列车！”说完她果真跑来了。

乌丽克小姐把这群叽叽喳喳的小羊羔赶进了羊圈，一个也不差。噢，不是羊圈，是营房。12点，准时开午饭了。饭后，所有的孩子都急切地盼着下午的到来。为什么呢？

因为下午她们要迎接二十个新伙伴。她们是从德国南部来的。她们中，有几个是爱打扮的？有几个是爱聊天的？会不会有十三四岁的“老大姐”呢？她们会不会带来有趣的玩具昵？但愿玩具里有个大皮球！特璐德的皮球已经没有气了。布丽吉特又不肯把她的球拿出来，她把球锁在橱子里，锁得牢牢的，没人能拿到。居然会有这样的事！

下午，路易丝、特璐德、布丽吉特以及其他的孩子们，兴奋地站在敞开的铁门旁，焦急地等着到火车站去接新伙伴的汽车回来。如果火车正点到达的话，她们也该到了。

突然，汽车的喇叭响了。“她们来了！”汽车沿着公路开了过来，小心地拐进大门停住了。司机下了车，起劲儿地把小姑娘一个一个地抱下车，同时还把她们的箱子、提包、布娃娃、篮子、纸袋、玩具狗、小踏板车、小轱辘车、小伞、热水瓶、雨衣、背包、羊毛毯、小人书、植物标本箱和捕蝶网拿下了车。这么多东西，真够开个杂货铺了。

最后，第二十个小姑娘带着她的东西，出现在车门口。她看上去是个挺稳重的小家伙。司机热心地伸出了双手，准备抱她下车。

小姑娘使劲儿摇了摇头，两条辫子也甩动起来。“谢谢，不用了！”她很有礼貌、口气又很坚决地说，然后她从从容容稳步走下车来。她含着微笑，有点难为情地朝欢迎的队伍望了过去。突然，她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盯着路易丝。这时，路易丝也睁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这位新伙伴的脸。

P1-5

[德]汉斯-海诺·埃韦斯著

蔡鸿君译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知道德国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柏林是德国旧的首都和新的首都。有些孩子也许还知道柏林维尔梅斯多夫区的一伙有名的少年，他们的首领是“教授”和”带着喇叭的古斯塔夫”。他们也许记得这伙少年帮助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名叫埃米尔·蒂施拜的男孩抓住一个小偷的经过。在火车上，这个小偷偷走了他准备交给住在柏林的外婆的一笔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它并非真人真事，这一点可以查对核实。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29年，也就是整整70年前出版的一部儿童小说里。几乎每个德国孩子都知道《埃米尔擒贼记》，不是读过小说，就是听过广播剧或者看过戏剧和电影。1999年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假如这部大概可以称为20世纪最出名的德国儿童小说的作者仍然活着的话，1999年2月23日，他将庆祝他的100周岁的生日。对于埃里希·凯斯特纳的百年诞辰，还会有比同时将他的8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更好的礼物吗？ 1999年，德国出版了难以计数的关于凯斯特纳的书籍，举办了许多展览、纪念会、讲座和学术讨论会。人们理应如此，因为每个人毕竟只有一次100周岁！然而，同时将8本新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送到中国孩子（和那些已经不再是孩子的人）的手里，这恐怕是所有纪念凯斯特纳的活动中最美好和最重要的。因此，非常感谢明天出版社慷慨赠送的这份生日礼物。

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astner）是小说家、剧作家、电影脚本和广播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他于1899年2月23日出生在德累斯顿这座当年萨克森王国的首府。他出生于普通人家，父亲是皮革工匠，当年他不得不关闭自己的作坊，去工厂做工赚钱。母亲做一些家庭手工产品，以此增加家庭收入，后来她又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很小的理发店。埃里希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母亲自然把儿子变成自己唯一的生活内容：她可以为了儿子做任何事情，因为儿子应该生活得更好，儿子应该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埃里希·凯斯特纳一生与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或寄明信片。凯斯特纳上的是8年制公立学校，然后又上了一个教师培训班，1917年应征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凯斯特纳放弃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高级文理中学，从而于1919年开始在莱比锡上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戏剧史。192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在高级文理中学读书时起，凯斯特纳就开始写作并且发表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在大学里，他积极为报刊写稿，这有助于他在1925年谋得了《新莱比锡报》的一个职位。1927年，他作为剧评家来到德国首都柏林，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成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最初是作为抒情诗人引起人们注意的。他的诗集有《腰上的心》（1928）、《镜子里的喧闹》（1929）、《一个男人给予答复》（1930）、《椅子之间的歌唱》（1932），此外他还写了长篇小说《法比安》（1931）。当然，在此期间，他仍然继续为报刊撰稿，尤其是写作戏剧和电影评论。

1929年，他的第一本儿童书在柏林的威廉出版社出版，这部名为《埃米尔擒贼记》（Emil und die DetektiVe）、由瓦尔特·特里尔画插图的儿童小说立刻轰动世界，遂使凯斯特纳一举成为名扬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后来多次说过，他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纯属偶然：有一天，威廉出版社的女出版人问凯斯特纳是否愿意为她写一本儿童书，他当时以年轻人特有的轻率态度慨然允诺。这件轶事并不完全准确。凯斯特纳在莱比锡时曾经为许多报纸撰写过文章，自1926年起，他也为家庭杂志《拜尔大众》撰稿。这个杂志有一个独立的副刊《克劳斯和克拉拉的儿童报》，而它的唯一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埃里希·凯斯特纳！他当时已经积累了三年为孩子们写作的经验，并且以写儿童诗和儿童故事而小有名气，甚至还收到了许多儿童读者的来信。因此，任何大师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使事后有很多人过于喜欢这么宣称。

凯斯特纳的第一部儿童小说立刻就被搬上了舞台并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对当时没有让作者本人足够地参与此事感到非常恼火，因此他自己准备更多地投入剧本和电影脚本的写作。在拍摄电影《埃米尔擒贼记》时，担任导演的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比尔·维尔德。人们也许可以说，凯斯特纳在德国儿童文学史、德国儿童戏剧史及德国电影史上均占据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凯斯特纳很快又开始写他的第二部儿童小说《小不点和安东》 （Punktchen und Anton）。鉴于世界经济危机，这部小说比他的第一部小说具有更强的社会批判效果。该书1931年出版，当年年底就由马克斯·莱因哈特的儿子戈特弗里德·莱因哈特搬上了舞台。翌年，一半幻想、一半超现实的滑稽童话小说《5月35日》（Der 35，Mai）出版。1933年，在纳粹党上台的前夕，《飞翔的教室》（Das fliegende Klassenzimmer）得以出版。此后，凯斯特纳在德国被禁止发表作品。他的书——只有《埃米尔擒贼记》例外——被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撤了下来，烧成灰烬。人们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刚刚34岁、正处于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的作家意味着什么。凯斯特纳没有流亡国外，而是继续留在柏林，并且试图从事剧本和电影脚本创作（均以陌生的笔名），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的作品继续在国外出版，比如在”中立”的瑞士，其中有1935年出版的儿童小说《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Emil und die drei Zwillinge）。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此后，凯斯特纳经历了他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他曾在慕尼黑《新报》文艺版当主编。1946年至1949年，他主编出版了一份名为《企鹅》的儿童杂志。此外，他还积极为好几家小型歌舞剧场撰写剧本，如《流动舞台》和《小自由剧场》等。在儿童文学方面，1949年是他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凯斯特纳出版了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动物会议》和《两个小洛特》。《动物会议》（Die Konferenz der Tiere）是一个政治童话，各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是这个童话传达的信息。儿童小说《两个小洛特》（Das doppelte Lottchen）是一个家庭故事。同时也是一出张冠李戴的喜剧，它敦促成年人遏制自己的利己主义思想，从而保证孩子们拥有幸福的童年。《两个小洛特》在出版后的第二年就被拍成了电影。1954年，《飞翔的教室》也被拍成了电影。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曾经在西德拥有广泛的读者，根据他的儿童小说改编的剧本和电影在儿童剧场和儿童电影院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创作方面，凯斯特纳这时开始进入他的晚期创作——他的晚期创作远远不如早期创作那么有名，那么成功。这一时期他为孩子们改编了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和“民间传说”，如《蒂尔·欧伊伦斯皮格》、《席尔德市民》等。1957年，他出版了童年自传《在我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Als ich ein kleiner Junge wsr）。60年代他还出版了两部儿童小说：《袖珍男孩儿》（Der kleiner Mann，1963）和《袖珍男孩儿和袖珍小姐》（Der kleine Mann und die kleirle Miss，1967）。凯斯特纳是西德战后的儿童文学之父，他有几个杰出的学生，比如詹姆斯·克吕斯，还有无数并不那么重要、或多或少对他进行盲目模仿的仿效者。凯斯特纳早已成为一位文学名人。自1951年起，他担任德国（西部）笔会主席，1957年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1960年，他被授予国际安徒生奖，这是授予儿童文学作家的最高国际奖。为庆祝他的65岁生日，歌德学院举办了凯斯特纳生平和创作展览。1974年7月29日，埃里希·凯斯特纳在慕尼黑去世。

在世界各地，提到德国儿童文学，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名字总是与格林兄弟的名字相提并论，后者出版了著名的《格林童话》（第一版出版于1812年至1815年，第二版出版于1819年）。迄今为止，除凯斯特纳外，没有任何一位20世纪的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能够赢得这样的国际声誉。在德国文化圈内部亦是如此：西德的儿童文学、西德的儿童戏剧和西德的儿童电影，至少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完完全全置身于他的魔力之中。为摆脱这种魔力，人们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凯斯特纳也遇到了每一座伟大的文学纪念碑所遇到的情况：人们有时试图轰轰烈烈地将他从基座上推倒。但是，对于一部分60年代末以来的”新”儿童文学，他仍然还是一位教父：他的儿童小说在1970年前后被看做是社会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而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却被人们故意视而不见，但是，人们也正需要以此为起点。失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只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者，正像他的批评者们在3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他知道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比如勇气、友谊、成功。这些梦想可以轻松地变成使人产生疑问的东西，对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凯斯特纳本人则由于他对人的理智和道德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然而，唯理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凯斯特纳也陷入了一种惹起怀疑的处境，因为在他宣传的这些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次要的道德”，诸如秩序、勤奋、正确等等。它们在人类自由的、现代的、解放的观点的影响下显得异常陈旧。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有许多评论家试图把这位儿童文学作家的纪念碑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这种过激行动往往是一种巨大失望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是由凯斯特纳的儿童书籍伴随着长大的。

纪念碑有的时候也必须推倒毁掉，这似乎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不容改变的法则之一。因此也只有一个新的时代才有可能为自己建造一座新的塑像。也许，当我们在德国纪念这位作家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儿童文学终于进入了～种更无忧虑、更为有利的境况。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我们德国来说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面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让我们等着它向我们揭示新的迄今未被认识的东西吧。这也适合德国的儿童读者，对于他们，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始终还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读物。电影导演们极其引人注目地在最近拍摄的几部电影里自由地处理了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例如《两个小洛特》和《小不点和安东》。他们以大胆的、失敬的方式把小说移植到我们当代社会，为它们重新注入了活力。

我们可能毕竟不能像中国的凯斯特纳儿童书籍的读者（儿童和成年人）那么自由，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没有过一座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纪念碑，而只有一种异国文化的见证：陌生，但却充满了魅力。愿中国的读者——无论年长年幼——教会我们这些德国读者再一次用全新的目光看一看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都可以用新的完全不同的目光来看待凯斯特纳，这一点已经为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这也正是这位德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伟大的一个标志。

1999年写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