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东编著的《大明劫》讲述了:1642年,大明崇祯15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全国笼罩瘟疫的恐怖阴影下。同时,明朝江山内忧外患,外有李自成攻打开封,内有全国瘟疫横行。崇祯皇帝(余少群饰)万不得已将关在死牢内的孙传庭(戴立忍饰)将军释放出来,带兵攻打李自成。可是全国瘟疫横行,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几天就不治身亡。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的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江湖游医吴又可临危受命,大胆提出对《伤寒论》的质疑,提出自创一套的祛病方法,创立《瘟疫论》。大明江山的腐朽已到了不可医治的程度,即使有再好的将领,再医术高明的医生也无法挽回大明朝的去势!大明劫,劫数难逃!
谢晓东编著的《大明劫》内容介绍:明崇祯15年(1642年)战乱不断、瘟疫横行,大明王朝岌岌可危。孙传庭临危受命,率仅存精锐抵御李自成百万大军。此时,游医吴又可溯病寻源,欲救百姓与水火。孙传庭几临绝境,吴又可艰难行医……同处末世,医道兵道,究竟如何抉择……
《大明劫》是一部电视剧本。
关于主题和人物
自古乱世出英雄。
吴又可和孙传庭,两个看似相距甚远的人物,一为良医,一为良相,皆胸怀济世之才却苦于无赏识之人,当终于临危受命之时,却大势已去,回天无力。孙传庭一腔报国之情却得不到朝庭的信任,被迫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与数倍于已的敌人决战,最后为国捐躯,悲壮一生。吴又可虽为良医却一直被人怀疑,直到遇见孙传庭方才得以施展才华。两个英雄在乱世惺惺相惜。
影片中的孙传庭颇似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亚历山大大帝带着军队远征到亚洲之时,那些背井离乡的将士无人能理解他那份雄心壮志,以至于他最亲密的战友都背叛了他。当他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之时,身边竟无一个人当得他的信任。剧中的悲剧英雄孙传庭,朝庭看似需要他,却从不信任他;他需要能够随他出生入死的将士,身边却净是贺人龙、任琦这样的败类;他需要物资上的支撑,却面对着一个早已被蛀虫般的贪官蠹空的仓库……随着被逼出战的死期临近,孙传庭倍感绝望。他的人性在强大的逆势中被扭曲,一步步沦入疯魔。屠乡绅,杀病患,连与他惺惺相惜的吴又可也不想放过。最后,在明知胜利无望的情况下出城与敌人决战,充满了悲壮的情怀。
作为一个“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吴又可从出场便不被人信任。尽管当时瘟疫流行,但却是庸医当道。若非遇到孙传庭鼎力相助,他也只能空怀绝世医术苟且于江湖。他是最早发现传染病的人,他不信教条,不盲目遵圣。在那弥漫着疯狂气息的末世,他是唯一保持理性和清醒的人。唯其如此,方能写出传世的经典医著《瘟疫论》。乱世中的抱负价值几何?真的被委以重任时又能否当得起这份生死之责?这种孤独,这种存在主义式的焦虑贯穿着这个人物的全部。
影片以大历史背景中的两个真实人物为线索,写男人之孤独,写抱负之沉重,写英雄之情怀。
本片也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撞。孙传庭明知大明已病入膏肓、气数已尽,却不惜以命殉国,与腐败的王朝共同毁灭。正如他在片中所说,“为臣者别无选择,唯有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方能报效国家。”而吴又可则以更大的历史维度来看待世代更替:“王朝兴衰,谁知是福是祸?”他以普世的价值观,更为犀利地看透权势的功利:“黄帝内经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历朝历代始兴终衰,皆因重驭世之术,而轻经世之道。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能够痊愈。”他救治众生,却不分闯军官军。他所主张的“医道长存”,最终超越了国家之争,甚至超越了时代。其著作在今天仍然发挥着治病救人的价值。
影片的叙事和戏剧张力
与一般好莱坞式“戏剧电影”的一个贯穿全片的中心事件,矛盾冲突较为集中不同,本片从文体上说更接近于“散文电影”。这类电影的结构呈开放式,更接近于生活本身的形态。早期如史诗片《教父》、《天国王朝》,近期如《亚历山大大帝》、《生命之树》等,均是此类影片经典。与简单、套路化的影片相比,本片似乎没有明显的戏剧;中突,甚至两个主人公也不是明显的对立关系,但其戏剧冲突却更加强烈和紧张。比如孙传庭这一线索,他的每一步都困难重重,阻力来自各个方面,到处暗藏着敌人;最后,看似权重一方的他却被环境逼得近乎疯狂。
再说吴又可这条线索。我们在人物设计中赋予他一个特殊的身份,即他原在京城太医院,因看不惯庸医弄权而辞官(太医是医官)。如此一来,此人一出场即带有一种不屑于附庸权贵的姿态,也为后面的作为和见识埋下伏笔。表面看来,瘟疫是他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却是无形的不信任。从一开始被病人家属押至公堂,甚至不被恩师认同,不被病患接受,最后为了不让李自成得到他的医术,险被孙传庭杀死。一个医者在乱世之中想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何其难哉。
影片开头即有诱杀贺人龙的悬念,到后来瘟疫造成的恐瞑,人心的疯魇,环环相扣。吴又可和孙传庭之间的关系从开头的不信任,到相互倚重,互相欣赏,再后来为了战争需要一方要挟另一方,逼得吴又可远遁他乡。这种非友即敌的关系在疯狂的末世彰显得如此淋漓尽致,整个影片充满着强烈的戏剧张力。P12-14
自从四年前着手准备剧本开始,有个问题不断地被问及。这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现在的电影观众平均年龄22岁,他们到电影院就是去谈恋爱放松去了,有谁会关心历史?”说实在的,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想说戏说的古装片算不算历史剧,我不想争辩欧美的观众平均年龄也不比我们大多少,为什么历史剧情片在他们那里有市场,我不想讨论谈恋爱的男女是不是都只看轻松的喜剧爱情片。对于我,只知道我们先人的汗水和泪水、挣扎与悲绝层层叠叠地渗透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他们的灵魂伴随着我们的脚步穿街走巷登堂入室,乃至漂洋过海,我们命中注定会成为这历史链环上的一个微小节点。述说先祖们的故事就是讲述我们自己,不管是热恋中的失恋中的年轻的年老的城里的农村的我想总会有爱看的。正是缘于这样的想法,才有了今天的电影《大明劫》。
另外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明朝,又为什么选择明末?”不同于世界上很多帝国,中华历代王朝版图的扩大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是对外用兵的征占,反而是中原文化以静制动、润物无声地同化侵略者的结果,这种同化的代价就是拖住了中原文化前进的脚步。明朝中后期的GDP占了当时世界三分之二以上。工商业的长足发展,造成了社会各个方面向世俗化演变,故而学界多认为明末已具备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1644年明亡于清,崇祯皇帝自缢,中原社会陷于停顿。以弗朗机炮为例,当时明朝工匠已经对这种原产于葡萄牙的火炮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火炮不但可以连续发射,射出的制式炮弹落地爆炸,而且具备大批量生产的能力。然而,满清政府害怕汉人掌握火器技术,以至这种制造技术失传,1852年鸦片战争时期,李鸿章等看见大英炮舰射出落地开花的炮弹,惊为奇技。看看世界当时的情境很有意思,日本的德川幕府于1639年颁布“锁国令”,英国于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4年新贵族克伦威尔败查理一世于马其顿荒原,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虽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如果,仅仅是如果,在1644年这个节点上明朝没有亡,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故事中的两个主角一个行医一个为官,行医的叫吴又可,做官的叫孙传庭。崇祯在位17年中全国大灾15年,瘟疫横行,因疫而亡者十之四五,传统医家束手无策,苏州中医吴又可朔疫北上历时十数年,大胆提出病毒传染学说,但却被时人讽为骗子。山西代县人孙传庭,进土出身,智勇善战果决独行。1642年陕西人李自成率众包围了开封城,崇祯派孙传庭进剿,孙传庭率部进驻潼关遇大疫,军中死者无算。绝境之下,孙传庭只能找来被世人称之为“江湖骗子’’的吴又可。然而,救社稷还是救苍生却是他们两个必须做出的选择。中医从巫来,巫者通灵知天道。历朝历代皇帝皆自称得道通天紫微星下凡,然无不落入始兴终衰的死循环。孙传庭忠于朝廷,精于计谋,手段绝辣,数十年辛勤维稳却深陷绝地,吴又可叹之日,驭世之术岂可混同经世之道,求术舍道,病入膏肓只是时日问题。
医生看病没有更多的动作性,想问题也都是心理活动,作为电影很难表现。更何况,中医看病又是个案施治,病情的发生发展又是需要数天的时间,期间很难有商业片需要的节奏感。而孙传庭的临危领命出潼关,带有极强的动作性及压迫式的张力,使得这一问题得以解决。与常见的古装剧剧本不同,本剧本着力讲述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态势下人的命运,并以此展示了明朝将亡的社会横截面。典型的剧情片要求有明确的对立双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剧本不是一个典型的剧情片风格,而是传记片和剧情片的混搭。
片名《大明劫》并不是我们取的第一个名字,之前还有过《疫杀1642》《疫杀》《明殇》等。《明殇》是一个贴切的名字,但是很多人认为太过于文艺,会影响票房,也就作罢。《大明劫》是我和王竞导演合作的第四部影片,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大制作。我们从一开始就定下尽量遵从史实的制作原则。拍摄前的准备期有4个月,美术、道具、服装做了海量的准备工作。明军主力火炮弗朗机炮是第一次在电影中复原,在拍摄结束后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我的年轻的编剧合作者周荣杨虽然是第一次写电影剧本,但展现出来的韧劲和探究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友刘云樵和方来英先生从最初的创意到影片拍摄资金的融资给了我不遗余力的支持,没有他们很难想象我是否能够坚持下来,在此表示真挚的感谢。电影频道、江苏泰州文化产业园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国药集团、中国北京同仁堂药业集团、星美影业及中视云投对剧本及我的团队和完成片的认可及投资,使得《大明劫》得以从文字走向银幕;所有的主创演职人员艰苦的付出,所有的欢乐、压力、争吵,所有的所有,我谨以此书深深地纪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