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是一位怎样的作家，早已有了种种较为普遍的公认。直面现实又特别深刻的中篇力作，证明他始终恪守着关注现实的文学主张……他被称为“平民作家 ”，被誉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在数量，他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创作中篇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中篇小说里，从知识分子到大学生、到工人农民、到武警和罪犯、到各个时期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林林总总的，组成了一幅梁晓声笔下的中国社会的文学式的“清明上河图”……

本书是作者的自选集，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俯瞰商业时代、我看“知青”、从前的中国女性、中国性爱启示录。集结了作者最为优秀的作品，是一个作家的社会断想录，饱含了一个赤子的忧国忧民之情。

从复旦到北影／1

龙年“1988”——一个作家的自白 ／153

’93断想——一个作家的杂感／208

俯瞰商业时代／232

红盖头，“新娘子”／232

历史，曾定商人声名狼藉．／237

在中国人心目中，商人是什么? ／244

我童年起的中国／251

商的机会何在／258

世界的丑陋／265

我看“知青”／271

知青与红卫兵／285

知青与知识／298

知青与知青文学／303

知青与“改革开放”／310

知青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313

知青与时尚／318

知青与消费／323

知青与儿女／324

知青与中国离婚率／327

从前的中国女性／330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331

五十年代的少女和“大姑娘”／346

六十年代女性／356

“文革”时代的中国女性／364

七八年至八八年的中国女性／372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389

《廊桥遗梦》：中国性爱启示录／405

一个老故事，一本畅销书／406

为中年男女讲的爱情故事／407

专讲给女人听的爱情故事／414

性的快感，爱的质量／421

性爱泛滥：但愿不要兑现的预言／427

大 鸟／429

又是中秋／460

1973年初，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们一师一团。我是到兵团总部去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我是团宣传股报道员，兵团业余文学创作员。

回到团部刚几天，政治部主任带我到木材加工厂“蹲点”，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木材加工厂是团后勤处直属连队，在团部附近，离团机关区只五六分钟的路。

木材加工厂有一个鹤岗知识青年，抬大木时摔断了腿，被送到师部医院住院。腿好后，他从医院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回鹤岗市探一次家。连队领导没批准。他私自回到了鹤岗。他的母亲给连队领导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质问的话：“我的儿子千里迢迢去到边疆，在劳动中摔断了腿，我自己也在生病，难道你们当连队领导的，竟没有批准我儿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吗?”可想而知，这封信使连队领导恼怒到什么程度。他一个星期后回到连队的当天，团支部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讨论对他的处分。“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处分已在他回到连队之前就确定了——开除团籍。

  我以团政治部工作组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基层连队的团组织特殊会议。会前我了解到，连队领导已找过一些团员骨干个别谈话，“指示”他们在讨论处分时起到“应起的作用”。团支部书记、副指导员——一位哈尔滨姑娘，对连长和指导员的“指示”当然心领神会，毫无异议，“坚决照办”的了。这种做法，本应被列为破坏团组织原则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小动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对每个团员意志施加的压力，更不利于一个基层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个鹤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复承认错误，做了检讨之后；在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在由团支部书记宣布给予他开除团籍的组织处分之后；在那几个连长指导员找他们个别谈过话的团员骨干同时举起手之后；在其他团员们十分犹豫的时候，我忍耐不住了，开口发言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在那一时刻保持沉默。而当我对什么事情不赞同的时候，我的言辞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无须赘述。总之，团支部书记兼副指导员显得非常尴尬和难堪，几乎是愤愤然地吩咐一个团员：“去把连长和指导员找来!”

连长来了。指导员也来了。两位连队领导的“坐阵”局面，使气氛格外严峻。这种严峻的气氛，将我推到了被迫“迎战”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这种地位，哪怕是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有时也会变得一反常态，激昂慷慨起来的。我天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我的气质中有种易于冲动、易于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冲动起来，岂止“激昂慷慨”而已，简直可以说“目中无人”，“气冲霄汉”!尤其当我深信正义是在我一方时，我是颇有点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当时又说了些什么，如今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连长没坐多一会儿，就一言未发，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导员比连长涵养好，默默地吸了两支烟，也站起身来了。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离开前狠狠踩灭烟蒂的动作，也够令人“触目惊心”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他当时绝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涵养。副指导员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对她说：“团组织会还没开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泪汪汪的，几乎快哭了。

多数团员知青，对于出现了这样一种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剑拔弩张”的局面，既感到震惊，也暗暗感到痛快。我无形中成了代表他们被压制的意见的人。他们主张继续表决。表决的结果——给那个鹤岗知青警告处分。这等于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

剖析起来，我的“仗义直言”，倒并非主要是受所谓“正义感”的驱使。还有更为主要的，当时连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在起强烈作用。这种心理，就是身为一个知识青年，经常受到种种抑制性的不正当的“管束”，人格被“领导意志”随心所欲地扭曲，情绪被外界力量无端地粗暴地施加骚扰，寻找机会想得以发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过在什么机会下，以什么事件为导火索，以什么方式发泄和反抗，因人而异罢了。这件事，我在我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为“清洁”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晓燕身上了。

我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发泄了。我的心理感到了一种发泄后的满足，感到了一种类乎“大获全胜”的痛快。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大获全胜”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过扮演了一次“唐·吉诃德”式的惨败者的角色而已。

我已说过，从木材加工厂到团部只需五六分钟。刚表决完，还没散会，我就被叫去接电话。政治部主任从团部打来的。

“放下电话，立刻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政治部主任在电话中用异常严厉的语调命令。

我没跑步，但走得很快。走进政治部主任办公室，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坐在办公室里，都幸灾乐祸地瞧着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气。

“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你不再是工作组成员了!你必须在木材加工厂团支部会议上做深刻检查!”主任对我拍桌子瞪眼睛。

“没什么可检查的!”我恼火透了。

“你太放肆了!”主任气得脸色紫红。

我顶撞道：“作为一个人，我有权放肆一次!”

主任腮帮子抽搐，说不出话。

“小梁，你何必发这么大火呢!有话好好讲嘛!”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虚伪地劝说我。

我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走出了主任办公室。

政治部主任对我没有半点好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更不怎么样。我从连队调到宣传股两个多月后，我们连的文书，--{24、巧玲珑的“安琪儿，，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调到了团部组织股。她报到的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她肩并肩向机关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罢了晚饭，迎着我们俩往回走。相距三十步远，我就发现他的五官往一块儿挤，在脸上挤出了一堆笑。尽管我不爱看他那种笑，但却认为他是在对我笑。自从我调到宣传股后，他只对我简短地说过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还从没对我笑过。

主任对我笑，而且是第一次，仅仅出于礼貌，我想我也应对主任笑。

我心里那么想，表情上也就相应地作出了一种笑模笑样。笑得不怎么自然，也不怎么由衷。

相距二十步远，主任脸上那堆笑更加可掬了。

相距十步远，我才看出，主任脸上那堆笑。并非为我，而是呈献给我身旁那位“安琪儿”般的她的。目光，是聚焦的。整整齐齐的两束，投射向一个。焦点——她的脸，连点儿余光也没赏赐给我。我那笑模笑祥，算是白作了。艨一个蹩脚的“二传手”，移传不到位。

我撇下她，识趣地独自走了。从那一天起，我就认定政治部主任不是个好东西。后来事实证明，我对人的看法还有准头。他终于因为道德败坏，被开除了军籍、党籍，撤消了一切干部职务，“发配”到我的老连队，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劳改”。

这个“不是好东西”的人，在当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被公认为“坏东西”，因此也就还完全操纵着我这个小小报道员的命运。

不久，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政治部所属干部、组织、宣传三个股精简的结果是二十二分之一。我是一。

宣传股长觉得有些对不住我，安慰我：“你到机械连吧，能学点技术。以后，找个机会，我再把你抽上来。”

我没到机械连去。

我那时年少气盛。一种对政治部主任、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的挑战情绪，促使我要求到木材加工厂去。

这样的要求当然不会遭到拒绝。

在木材加工厂的连部里，连长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你自愿来到木材加工厂，我当然很欢迎。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嘛!可我们这儿没轻活啊!”

他分明对我落到这种地步很高兴。

我问：“什么活最累?”

他说：“抬大木。”

我说：“我抬大木。”

他说：“好啊!”

他站起来，从办公柜里取出一双帆布手套、一副垫肩，放在桌子上，悠悠然走出去了……

我永远感激当年木材加工厂抬木班的知青伙伴们，他们对我的爱护之情，胜似兄弟。他们认为我是被“贬”到木材加工厂的。他们觉得有义务爱护我。最初三个月内，我的肩膀几乎没挨过“蘑菇头”——抬大木的杠棒。只是用卡钩搬搬木头。三个月后，在我的要求下，他们才开始轮流与我搭对抬木头。我的脚步起初总是踏不上号子，大原木前扭后晃，左右摇摆，“耍龙”不止。不止一两个人由于和我搭对子扭伤了腰，却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P2-5

乌尔沁和鄂力，是我的两个年轻的朋友。

小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小鄂是篆刻家。前者出版过数部书了，对我最有益的是他编写的上下两卷本的《中华民俗》；而后者所刻的文化印章，已在国内国外获过多次奖项了。我喜欢他们，珍视我和他们的友情。算来，我和他们相识已十余年矣。这也是我人生的一种缘分——他们都是幽默智慧的年轻人，能带给我快乐。小乌和小鄂有一个共同的夙愿，那就是——能由他们将我的某些文章编辑为一本书。他们这一虔诚愿望已被我拖得太久。

我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便由他们编选成了这一部书，所收皆我的社会断想类文字。而不少读者在来信中告诉我，他们也很希望我有这样的一部书出版。

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故社会言论性质的文章，一俟时过境迁，激躁片面便几乎在所难免。我的这类文章，更其如此。

但，我写时毕竟是想了些中国特色的问题的。

我自己也很愿意有这样一部集子，一总收入我当年的某些中国忧患，包括我的某些浅薄和激躁……

               2006年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