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讲诉了中国女孩银娜因为战争背井离乡，历经不同的文化差异和认同缺失，艰辛却坚强成长的故事。

书中的小主人翁因为战争，被迫和亲人分离，但爱和接纳会给予一种超越政治的力量，也为这一段残酷的历史平添了脉脉温情。

1937年，日军逼近上海，7岁女孩陈银娜的父亲想把女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想到了1900年时，自己的叔公和一个德国军官之间的友谊。于是银娜被送到德国小城勃兰登堡，住在军官的儿媳、孀居的冯·施泰尼茨太太家中，并在当地上学。在冯·施泰尼茨太太悉心的照顾下，银娜很快学会了德语也适应了当地生活，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德国朋友。可不久之后，德国也爆发了战争。当银娜和冯·施泰尼茨太太为了躲避空袭一次次躲进地下室、各种生活必需品也日趋紧张的时候，银娜体会到了战争对曾通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第一部分 上海——青岛——意大利热那亚——德国勃兰登堡

1955年 台北 回忆

1937年5月 上海 家中

1937年夏 青岛 儿童院

1937年9月 从青岛到热那亚途中 公海上的中秋节

1937年10月 到达德国

第二部分 德国勃兰登堡

1937年10月 勃兰登堡 新家

1938年4月到5月 勃兰登堡 学校

1938年夏天 高温假和星期天问题

1938年11月 碎碎不安

1939年 勃兰登堡 一场新的战争

1940年 勃兰登堡 活人死人都要用钱

1941年 勃兰登堡 又要收拾行李了

1942年 勃兰登堡 噩梦

1943年 勃兰登堡 轰炸柏林

1944年 勃兰登堡 我们拿伊娜怎么办？

第三部分 德国勃兰登堡——瑞士——中国台湾

1945年 勃兰登堡 离别

1945年4月 前路未卜

1955年 台北 伊娜的回想

年表

后记

1937年5月 上海 家中

“糟糕！又落雨了！”用不着往窗外看，银娜就知道，外头垂下了一道细密密、灰蒙蒙的雨帘。重重的雨点打在房檐上，没等刘妈在门口“乒乒乓乓”，就把她给弄醒了。这样，银娜还能在床上赖一会儿，想想心事。

这个季节老是这样。上海的初夏就是闷热多雨。不过，下场雨也有好处。碰上这种天气，银娜就获准坐黄包车去上学，不用走路去公共租界了。其实，欧洲修女们在教区总部一幢裙楼里开的算不上小学，而是一种给中外儿童办的学前班。孩子们在那里唱歌、玩耍、画画，也学着打算盘，课前做集体操。

今天下雨正合银娜的心意。她想带新书包去给同学们看。书包是堂姐从德国带来的。堂姐在德国上的学，通过了高级中学毕业考试，要是硬翻就叫“熟考”，听起来挺滑稽，银娜想象着逛菜场的保姆和主妇们挑剔地在芒果上摁来摁去，挑最好最熟的。现在德文名字叫“玛塔”的堂姐美华暂时住在上海叔叔家，到她在德国上大学奖学金的事定了再走。

想到书包，银娜躺不住了。不等刘妈叫，她就自己起床穿好衣服。衣物刘妈昨晚就给她放好了。小孩子们还没规定要穿校服，银娜飞快地穿好无袖连衣裙，梳梳短发，就奔下楼进了厨房。

这是刘妈的天地，刘妈带着女儿宝宝在陈家做保姆。具体说来，她做饭，带孩子，也有点儿代替母亲的意思，就像“刘妈”这个称呼一样。银娜的亲娘生下独生女后不久就去世了。

“刘妈，你叫好车夫了吗？”她招呼也不打就问，“今天我没法走路去学校。我的新书包会淋湿的。我要拿去给人家看。没人有像我这样的包！”

“慢点，慢点。你今天这是怎么啦？你早上一向起不来的。全是为了这个怪里怪气的袋子？先吃饭。车子过一刻钟到。”

刘妈长着一张宽宽的圆脸，慈眉善目，大嘴里头一口蛀牙，菩萨似的大耳朵。刘妈说，耳垂长有福。银娜猜，可耳垂也可能是被刘妈老戴着的沉重的玉耳环拉长的。刘妈把黑发在颈边盘成一个髻，为了不显小，还编进去几束假发。刘妈常年穿着宽大的黑布裤子和合身的大襟衫，上面有对大口袋。她是上海北边一个村里的人，说一口怪异的土话，银娜有时候忍不住要笑，不过只敢偷笑，刘妈可笑话不得，她在这个没娘的家里的地位太重要了。她的两条浓眉在塌鼻子上方连成一道。要是她有什么看不惯的，那儿就会皱出一道深纹来。

现在，她正站在灶旁给银娜装带到学校去吃的盒饭，她在一层白饭上头细心地放上烤菜和炒鸡块。早餐已经摆在桌上了：地瓜粥配糖醋腌菜和盐水花生。

刘妈盖上铝饭盒，扣好两个搭扣，用橡皮筋绑上一双筷子，问道：“我给你放到这东西里头去吧？”

“这不是怪里怪气的袋子，也不是什么东西。这是我的德国新书包。”她给刘妈上着课，当仁不让地亲自动手。她没拿平时用的布挎包，而是庄重地解开深蓝色皮书包两条亮闪闪的皮带，把算盘、纸和彩笔装进去。她骄傲地背上两根背带，神气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刘妈把点好的车钱交到她手里，挥手告别。

“再见，阿肥，当心点！”虽说银娜早就没了婴儿肥，刘妈还是老叫她“阿肥”。

没有妈妈朝自己挥手，银娜有时候真不好受。再说在一家外国大银行上班的爸爸老是没空。幸好有个善良可靠、咋咋呼呼的刘妈随叫随到。银娜很快回头看她一眼，然后跑过花园，书包在背上一蹦一跳。

银娜家住在法租界一幢宽敞的洋房里。刘妈和宝宝住在厨房旁边通往院子的一座裙房里。刘妈有时候也在院子里洗衣服。前面临街有个小花园，石板路两边栽着一丛丛香喷喷的桂花树。

车子已经等在花园门口了。银娜把钱交给车夫，钻进油布车篷底下，车夫马上抄起车把跑了起来。

穿过几条小路，上了法租界的交通要道西藏路。上海分三个区。十九世纪中叶起，各国的“高鼻子”们住在这里造起了居住区和商业区，各有各的法律和警察，连电压都不一样。房子看着像各自国家的建筑风格。法租界的路旁种着梧桐树，英租界和美租界合起来组成公共租界，那里有个跑马场，还有一条叫做“外滩”的黄浦江畔大道，道旁矗立着摩登的银行大楼和宾馆，还有船坞。银娜的父亲就在其中一幢银行大楼上班。

第三个是华人区，有城隍庙和一大堆小弄堂。不过，说到底，整个上海是一座华人的城市。到处都有小吃摊，出售各种美食，道路两旁商店的招牌都是竖写的，得从上往下念。

银娜还念不了，毕竟，她才刚满七岁，学前班里还没学汉字，还在练构成这些复杂的方块字的笔画，而且是用手指在空中比划。要是一上手就用笔墨的话，准会涂得到处都是。

银娜穿过西藏路和爱德华七世大道的交叉路口，走进公共租界。一个包头巾的黑皮肤男人在那儿指挥交通，车夫只好停住脚步。从一条横马路里传出剌耳的管乐，啊，出殡。送葬的队伍正在穿马路。P4-6

跟伊娜一样，当我第一次走进台湾大学堡垒似的校门时，林阴道旁雄伟的棕榈树也吸引住了我。那是1989年的秋天。天气又闷又热，我也不停地擦汗。当时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派我到台大外语系担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讲师。校园中央有几幢红底白花的砖楼，外语系就在其中一幢楼里。

虽说我在德国的大学学过汉学，对异国文化有所准备，头几周却依然困难重重。中文不是拼音文字，从文字上看不出读音，外国人学汉学往往只能看懂、听懂，甚至能够进行学术研究，但却说不出口。第一次去汉语环境的外国人，就算学习汉语多年，一开头仍然听不太懂、也说不好，上学时学的单词很不实用。典型的“实践休克”。我刚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有点哑口无言的感觉，幸好别人对我期望不高，只要我能说上两句，他们就格外高兴。

学校分了一套很美的房子给我，就在校园里，我和丈夫在那儿住了五年。入住时碰到了一系列问题：台湾的电压是140伏，得买个转换器才能把我们带去的电器用起来，去哪里买？哪儿能买到类似于我们的黑面包的东西？龋齿的填料掉出来一块，哪儿有牙医？怎么对付猖狂的老鼠？问题层出不穷，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同事一一帮我解决。她能说一口地道的德语，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通常只有从小就学一门语言、在母语环境中长大，才能达到这个程度。而她是中国人。

她见我汗流浃背、手足无措地迎接新生活，马上表示愿意帮忙。“我知道这种感觉，”她说，“您若是需要什么建议，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她把电话号码给了我。我没有立即追问“我知道这种感觉”这句话的含义，不过很乐意接受帮助，后来也真的多次请她帮忙。

我到台北没过几周，她的电话就来了，请我去家里喝咖啡、吃蛋糕，很“不中国”。我带着一束花——也“不中国”——到了她家门口。她住在一幢绿竹环绕的老房子里。狗吠声中，门开了。狗把我引进客厅，桌布已经铺好了，女主人在桌旁等我。房子是用一种深色的热带木材造的，饰有木雕和窗格，显然已经年久失修，屋里的陈设都能进博物馆了。“当心，别朝那个角落走，那儿的地板让白蚁给吃掉了。”她警告我。

这也是请我来的原因：下周房子就要拆了，白蚁和坏天气把它弄垮了。这座隐身在高墙和斑竹之后、铺着灰瓦的美丽的小楼将被一座现代化的公寓楼取代。夫妇俩和四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暂时搬到过渡房去住，等新房子造好再搬回来。家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打包了。“我想请你来，”我的同事说，“在房子拆掉前看上一眼。”

我们无拘无束地聊起天来，最后我鼓起勇气，提了一个一直想提的问题：“您这口完美的德语是在哪儿学的？”

她告诉我，她七岁就到了德国，在德国长大，她拿出一个饼干罐子，给我看在沙恩霍斯特号邮轮上和在勃兰登堡上学时拍的照片。正给我倒咖啡的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士刹那间变成了照片上的小姑娘。其中有张照片特别打动我。她在一艘大船上无畏地远眺一无所知的未来。屋里的白蚁没有放过这张照片，不过它还是存活了下来，就是本书封面上这张。

后来我们常常聚会聊天，在共事过程中渐渐交上了朋友。她全家都对我和我丈夫很友好，陪伴我们在岛上过了五年，充实了我们的生活。1994年，我们回国前夕，她在家里为我们饯行，这时他们已经住进了新房子，幸好那些竹子还在。当晚预报有台风，可我们不管不顾地应邀前往。聚会结束后，我和丈夫坐出租车回家，一路上险象环生，好不容易回到家，已经断电了，树木和电线杆子横七竖八地躺在街上，水不停地往上涨。我们彻夜不眠，忙着把打包好的行李搬到干的地方。最后暴风雨把厨房的山墙掀掉了。幸福安乐地过了五年，结果却是如此狼狈。

回到德国，我再次经历了返乡者必经的“文化休克”。等到从“休克”中醒来、慢慢消化了五年间在国外积累的丰富的精神财产，我才意识到该把那位台北同事(当然她不姓陈也不叫伊娜)的故事写下来。在他乡做异客的切身感受让我睁开了眼睛，明白了那个小姑娘成长为后来的年轻女子是多么不容易；我体会到，在异国文化中安顿下来是何等艰难，战争年代尤其如此；我体会到，思想开放的人对外来人士施以援手是何等重要，在有人相助的情况下，在异乡的生活经历是何等宝贵。

我写信告诉她，我准备写一本关于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书，她同意了。我在德国教了几年书之后再次去台北。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长长的下午。她给我讲了很多事情。我书中的其他内容，尤其是关于德国这段灾难岁月的政治状况，是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查到的。至于战争年代的日常生活，我听我母亲讲了一些。总之，最后成形的并非我同事的故事，我只是取其轮廓。小伊娜的故事，是我根据当时的情况渐渐想象出来的。我衷心感谢伊娜的原型跟我分享她的经历和经验，我把本书献给所有友好接纳外来人士者，她就是其中的一个。

洪素珊

2009年5月于德国施利尔湖

她童年的记忆装在那个随她四处漂泊的旅行箱里，从上海到青岛，辗转德国、瑞士，最后回到中国台湾。

她告诉我，她七岁就到了德国，在德国长大。她拿出一个饼干罐头，给我看在沙恩霍斯特号邮轮上和在勃兰登堡上学时拍的照片。其中有张照片特别打动我。她在一艘大船上无畏地远眺一无所知的未来。

——作者 洪素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