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间，美国“各教派教会对华救济委员会”派出的记者乔伊·荷马在安德鲁·T·罗伊和罗伯特·布朗的陪同下，到山西和陕西的广大地区考察，采访了大量八路军将士，并且经过艰苦跋涉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根据这次延安之行的亲身体验，她于1941年出版了《在中国看到曙光》一书，向世界介绍了八路军坚持抗战的情况。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才是中国最后战胜日本的希望。由美国乔伊·霍默所著，韩瑞国、韩阳和刘玥共同翻译的《在中国看到曙光》一书至今无中译本出版。

由美国乔伊·霍默所著，韩瑞国、韩阳和刘玥共同翻译的《在中国看到曙光》一书讲述了：1938年秋，乔伊·霍默作为美国各教派教会对华救济委员会记者}皮派往中国。在接来下的14个月里，她涉足除三个省以外的所有省份，使用了超过20种运输工具，从卡车、飞机到舢板、驴子，还徒步旅行过。她在窑洞、寺庙和干草堆里过过夜。她成为机关枪和步枪的目标，开着医疗补给卡车风尘仆仆1200英里到西北，在前线战壕中观察战斗，与游击小组一起到敌后，在十几座中国城市经历空袭。她会说汉语，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中国领导人。最后，她回到美国，成为中国战争的权威。她的书自成一家：有着战争冒险故事、感人的人物描绘——或激动人心，或滑稽可笑，或令人愤怒或兴高采烈。她讲述了从西部历史性崛起的中国。她诠释并分析了新的工业合作社体系，规模巨大的重建计划，雨后春笋般增加的学校、公路和医院，一种新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带着温和而幽默的中国人的现代理想主义的新的国家。

第1章 穿过封锁，进人中国

第2章 战火纷飞的南方

第3章 重庆繁荣的日子

第4章 顺长江而下

第5章 大学西迁

第6章 北上之路

第7章 陇海线上

第8章 合作社

第9章 游击队的客人

第10章 共产主义者

第11章 炸弹、新生和猩红热

第12章 重庆大轰炸

第13章 日占区

第14章 洪灾！

第15章 特殊使命

第1章 穿过封锁，进入中国

我身旁的孙先生喃喃地说：“你肯定看到了那些漆黑的物体，离海边很近。咚、咚、咚……就在左边。很遗憾，那是水雷。”

我从船舷向外张望，是水雷，我也深感遗憾。

“上周就有三条船报销了。”孙先生高兴地说。

我们一时无言，看着我们的船艏缓缓驶向雷区。宽阔而平静的瓯江口，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美丽。这里的平静颇有讽刺意味。江口以外的陆上是什么样子，我一时无法猜想，因为光秃秃的褐色山峰，静静的江水，看不出前头有任何恐怖或美丽的迹象。我们后边，一队有着高高船艉的平底渔船忽隐忽现，驶入内陆航道的风中。我们的右边，一座村落紧贴在肉桂色的山崖上，村里的嘹望塔立在山头上。沿着江口逆流而上几英里，有一座有着灰色城墙的小城，那是中国沿海港口之一的温州。清代以前，人们把这座城叫作“鹿城”，因为一只白鹿曾来到这里的城门，嘴里噙着花朵。

这是我进入未沦陷区的第一站。

三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我终于迎来了这一时刻。三年来，我私下里一直刻苦用功，学习中国历史与背景知识，我知道，我一定会去那里。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例如，中国就需要金钱，需要新闻。

中国一直是我的最爱。过去三年里，从远东回来的旅行者给我带来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逐渐得到巩固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始于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最深厚的根基一时被连根拔起，国家的精神生活陷入混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剧变，还有文化上的颠覆：随之而来的是青年一代对这个国家过于世故圆滑的文化的反叛。留学生们从现在非常时兴的“外国”大学回到国内，满脑子都是易卜生、马克思与托尔斯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不加区别地推翻了自己神圣的教育体制：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社会家庭传统被付之一炬，以中国古代保守文化为根基建构的官僚体制也随之而逝。在惊恐万状的老者面前，学生们炫耀着西化的服饰和婚姻制度。

渐渐地，陌生的西方模式被转变为更具建设性的渠道。在蒋介石委员长及其夫人的领导下，我们对民主治理与社会改革怀有的最广泛的理想开始在东方得到具体的表现。首先是纠正以往的错误，逐渐取缔压榨与贿赂行为，逐渐淘汰腐败的官员，吸食鸦片者立刻被送进诊所，鸦片贩子则被交给刽子手。旧中国已经腐烂的核心不可能在一天甚至十年之内得到彻底根除，但清扫行动却在进行之中。

其次，更具建设性的计划也付诸实施。新的学校与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兴起，其中许多为教会创办。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提供贷款成立农民信用社。对工人阶层提供大众教育已经成为规定而不是例外。现代医学计划打响了针对迷信和古老中医传统的战斗。在蒋夫人宋美龄的倡导下，“新生活运动”开始把西方的卫生及健康方式教给民众，对农业与畜牧业、接种、教育进行改进，在富人中推广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急需的，而且非常不愿意接受的。首都南京成为改革与复兴的滥觞。这块土地上涌现的新精神让全国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他们愿意做出任何牺牲。

所有这些事情，都隐藏在不起眼的文章和传教士的报告里，隐藏在我的朋友们所讲的故事里。报纸上当然会报道蒋介石遭到绑架及其被迫与共产党合作的消息，报道人民对日本入侵与日俱增的愤怒情绪。抗日战争爆发后，报刊相应的专栏充满了关于伟大的上海保卫战的报道。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新闻都是军事报道，越来越血腥，也越来越琐碎。

几个月过去了，现在，连不起眼的文章也不再描写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任何人都不了解。

显然，中国仍然还在大后方苦苦地拼搏着。但如何拼搏？那些跟政府去了西部的学生怎么样了？是否仍然存在“新生活运动”这样的事情？新的医学标准是什么？民众大规模的西迁对尚处于落后阶段的中国西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战争是否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他们现在对日态度是否到了无法控制的敌对地步？他们刚刚找到的强化自我与强化国家的决心是不是成了战争的首要牺牲品？

答案全然不知，而找到这些答案似乎只有一种办法。

我去了中国。

最终启程毕竟没有曾经预计的那样容易。在纽约停留的最后三周里，一位名叫比尔的先生（现在碰巧做了我的丈夫）突然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给我带来快乐。然而，我已经接受了去中国的工作，旅程票已经买好，工作必须完成。于是，1938年10月，就在我乘船驶入温州港的前两个月，美国各教派教会对华救济委员会派我作为新闻记者前往远东，获取准确的新闻，然后在美国发表系列文章、故事以及照片，以这种形式筹集救济款。（P1-3）

乔伊·霍默被派往中国时只有23岁，但在新闻界并非初出茅庐之人。1936年春季和夏季，她在爱尔兰一边游历一边写作。她曾在纽约的多家出版社工作，因为编辑工作需要在伦敦度过了五个月时间，还在欧洲大陆从事一些临时工作。她做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在为她将来在中国的任务做准备。

关于战争的纪实文学，很少有哪本书可以像本书这样生动，这样精准，这样令人毛骨悚然。它通过活生生的例子，将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细致地描绘了出来。这一巨变由战争导致，将在未来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影响。——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941